“什么主意?”

    “躲到老娄那里去。”小何的眉梢一扬说。

    “哎呀，这主意真好!”

    看来，许小伟也被小何一句话点醒了。二话没说甩手就走。

    有个女生推了小何一把：“怕路上出意外，你陪他去。”

    小何跟着小伟不声不响钻进了夜幕中。

    高坪寨上，各家各户的狗还在狂吠，一二百个来报复的人，把寨上的地皮踏得阵阵喧响，火把和电筒的光吸引了满寨的男女老幼，一刹那间，山旮旯里一个小小的寨子上，人声鼎沸，喧声如潮，真有股要把天地翻转来的气势。

    许小伟像条夹着尾巴的狗一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避开了这股恶浪。

    此时此刻，他绝没料到，这是他因祸得福的开端。

    追溯起来，高坪寨插队落户的知青们在下乡头一天，就注意到了那个山洞和用水泥砌起的厚实的洞门。

    高坪高坪，顾名思义，地势较高。站在山寨的随便哪个位置，只要没有房屋和树木遮眼，一眼望出去，那峰峦叠翠，峰峰挺秀的山的海洋，那海上浪涛般推拥的缭绕的雾岚，那群山环抱之下的美丽肥沃的洒溪坝子，那穿过宽阔的坝子中央的清澈见底的洒溪河，那满山满坡的树林、草地和一块块的田土，全都收在眼底。山、水、林子、草坡、田土乃至连接这一切的条条羊肠小路，不论在阳光下，在雨天里，看去都是那样和谐，那样浑然一体。

    可只要稍一留神，就会发现这幅画面已有了缺陷。好似一幅价值连城的名画，在某一点溅上了石粉石灰之类的污迹，处理又不得当，留下了痕迹一般。

    离高坪寨不远的一座山，像被人用巨斧剪去了半片似的，裸露出一大块灰白，细一端详，那大块的灰白原来是钢筋水泥封死的洞壁。洞壁右下角留有一扇一人多高的洞门。

    这会是个啥所在呢?山中仓库，保密工厂，还是……

    老乡们告诉初来乍到充满好奇心的知青，这个洞子是备战电台。省里面的广播电台，一到战时，极有可能毁于战火。一到那种紧急关头，洞子里的电台就能起作用了，就能担负起向全省人民广播的使命了。别看洞壁不算很高，洞门很小，那洞子里头可大哩，站得下几千上万人。没在里头安装设备，没把洞门封起来之前，周围团转四乡八寨的老百姓，都进洞子里去耍过。那洞里除了好些奇妙无比的石钟、石乳、石笋、石幔、石帘和洁白奶雪、石玉之外，还有一股长流不息的阴河水，夏天里掬起喝一口，凉甜宜人，直透肺腑。据说，决定在这里安装备战电台，洞中有水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这个备战电台，建于六十年代初，从封门动工到洞中初具规模，设备基本安装完毕，一直是风平浪静、无声无息地顺利进行的。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却惹出了一场风波。惊动了远近大小寨子的老乡。

    省城里一帮子造反派和红卫兵，不知从哪儿听信了谣言，说几天里找不到的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一帮走资派，通通躲进了备战电台，于是乎，呼啦啦从省城开来了头二十辆卡车，把备战电台的洞门团团围了起来。卡车上跳下来几百个头戴藤帽、手持梭镖的造反派，和一些身穿军装、腰缠铜头皮带、手里拿只电喇叭的红卫兵，声嘶力竭地嚷嚷着，要把猫在洞子里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揪回省城去。如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他们不主动走出来，革命小将和大无畏的造反派战士，就要向着山洞发动全面进攻，用两卡车炸药炸开洞门。

    日夜守着这个山洞的，只有四十来岁的老工人娄国荣一个人。

    幸好省委早有预料，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浪掀起来的初期，就由省军区调来一个营的守洞部队，严禁任何组织与个人，以任何借口冲击备战电台。这一个营的解放军，把帐篷和简易工棚扎在稀疏的桦林里，而随营部调来的炮连，全部驻扎在高坪寨后的青桐林子里。稍离得远些，谁都不会想到这样寂静的山套里，会有几百人的部队在驻防。

    守洞部队当然晓得“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形势，他们也接到了要正确对待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的指示。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备战电台。平时，全营指战员看老娄提着一串钥匙，打开那足有一尺多厚的洞门走进去走出来，没一个人向老娄打听过洞子里面的情形，没一个人知道洞子的秘密。就是营长和教导员，也只随老娄进过那扇门一次，但是到第二道门跟前，老娄还是婉言将他俩拉住了。爆眼睛的小个子营长发牢骚，满以为进了门，总能对洞中情形略知一二，哪晓得都没看到，又被第二道门挡住了。听见他发牢骚的人这才晓得，洞子里不止有一道门，而是有两道门，说不定有三道门、四道门哩，因为营长只是看见第二道门啊!

    看到一帮家伙开来近二十辆卡车，跳下那么多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和红卫兵，还对着备战电台指指画画，哇哇大叫，公开叫嚣要对山洞发起进攻。对备战电台持有一种神圣感的指战员们早来火了，尤其是小个子营长，一气喝下半瓶劲大味醇的董酒，两只爆眼睛充了血，把啥子正确对待造反派和小将的指示全都置之脑后，他下达了命令，全营做好战斗准备，炮连的炮全给我升起来。

    一切安排就绪，脸红气粗的小个子营长冲到包围山洞的造反派和红卫兵面前宣布，必须在十二小时之内，通通撤离备战电台洞前，有哪个敢冲击电台，破坏备战设施，立即下令大炮开火。

    青桐林里高高升起的炮筒，好像在证实暴跳如雷的营长说出的话，周围山坡上全副武装巡逻的战士们，更使狂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们感到自己已陷入重围。不到十二小时，这帮省城里流窜下来的造反派和红卫兵，乖乖地爬上卡车，狼狈地溜回省城去了。

    顿时，这一事件轰动了僻静的山乡，经过老乡们绘声绘色的叙述，小个子营长简直成了一个传奇式的英雄。

    是老娄主动找上门来的。

    他扛着一把锄头，找到了高坪寨生产队长，和生产队谈条件，只要是高坪寨人，不论男女老幼，在他守着的洞子周围，栽活一棵树，给五块钱，不论栽啥树种都可以，只要树活。条件是，在高坪寨插队落户的男女知青们，一定要参加栽树活动，让他们也有点儿收入。

    生产队长理解他同情知识青年的心理，却又实事求是告诉他，这帮子上海来的娃娃，莫说是栽树，就是划给他们种蔬菜的自留地，他们都种不好。连棵菜都种不活还能种好树吗。

    “可以喊他们学。”老娄并不反驳生产队长的话，只是淡淡地这么说。

    开春前泡谷种那天开群众大会，队长如实地将情况给全体社员汇报了。上海知青们一片欢腾，他们同老娄还不认识，感情上先就有了好感。喊出了“老娄万岁!”

    “莫吵吵嚷嚷，想得票子，没那么容易!”队长训斥着知青们，严厉地对大家进行着再教育，“春上种树，要到秋后验证栽活了，票子才能到手。像你们这样子，连棵老白菜也种不活，哼!”

    说是这么说，真去栽树时，队长把易活易长的好树种，最先分给了知青们。

    随着寨邻乡亲们到洞子周围种树那几天，老娄仍然扛着把锄头，也同知青们一道来种树了。这人清瘦，个头高高的，有一双大而忧郁的眼睛，话不多。姑娘们喊累时，他邀知青们去屋头坐，喝茶嗑瓜子儿。

    约摸离洞门两三百步远的桦林旁边，盖起了一溜平行的四间砖瓦房，房前包墙圈起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坝，是水泥地坪。院坝里有自来水龙头，还配有水兜、刷衣服的小平台，水管从围墙外不远处的一眼泉水里引来，知青们一面打开龙头洗手一面欢叫着。没想到在这遥远落后的山旮旯里，竟然会有如此方便的城市文明。

    从头一天开始交往，老娄就主动给众人打招呼，欢迎大家得空来玩，不习惯在堰塘边、沟渠里洗衣裳，欢迎大家到这里来洗，吃顿便饭、摆个龙门阵都可以，唯有一条，请大家不要向他打听洞子里的情况，问了他不说，双方都难堪。

    这就算同他交朋友的条件了。

    回到知青点上，知青们议论起来，都觉得老娄这人忠厚、实在、关心人，大家都愿意继续同他来往。

    先是女知青相邀去他那里洗衣裳；跟着是男知青们下雨天去他那儿打牌、抽烟、摆龙门阵。日子久了，相互熟悉起来，不但老娄逐渐了解了每个知青的性格，大伙儿也都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

    他是个技术工人，孤零零守着备战电台，不仅仅是起一个门房的作用，每天他都要花点时间，打开密码保险的洞门，进洞子去测试一下各种设备的性能，保证设备性能的完好和灵敏度。他有两支枪，一支手枪，一支步枪，还有子弹，那是单位上配备给他守洞子用的。他没有对知青说自己孤独、寂寞，但知青们看得出来，他一个人住在这里，清寂了。他说过，山洞建成须派技术工人来守洞管理时，单位上谁都不愿意来，喊到哪个人那个人就装病、骂街、大吵大闹。领导上点到他，他来了，他不吵不闹，心甘情愿地来了，他是党员，不是为了表现自己进步和思想好来的，他有自己的苦衷和自己的盘算。一九五八年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号召城里人下乡时，他动员在省城没工作的婆娘和儿子女儿回平塘县乡下去了。他当真相信农村成立了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乡间的老百姓生活会比城里人的更好，他计划好退休之后，也要回乡下去，农村空气好，山野里清静，好喂鸡鸭。他没有想到后来的事竟是那样不尽如人意，更没想到乡间放过一阵又一阵高产卫星之后还会饿饭。他的婆娘儿女有他的接济和那几文工资，虽然没遭厄运，但是自那以后，农村里的情形一直不曾好起来，他省吃俭用，勤扒苦挣存下的—点钱，全部都补贴到了农村里的婆娘娃儿身上。为此他深感对不起吃尽苦头的婆娘，对不起本来可以在省城里过太平生活的一双儿女。他下来守山洞，条件是必须将他中学毕业的儿子招进省城，哪怕儿子到广播事业管理局大楼里倒痰盂、扫地，哪怕儿子去看大门，都行。领导上签名了。且已把他的儿子招进省城，送到广播学校去深造。近年来老娄正在实行他的第二步计划，把婆娘和女儿的户口迁到备战电台附近的村寨上来，农村户口迁往农村，须打通的关节是不多的。高坪生产队、洒溪大队和公社同他的关系都不错，三级革委会都已答应接受他的家属，听说手续早在办理之中了。

    尽管老娄对自己的境遇甚为不满，说起来充满了抱怨之情，时不时还有些牢骚怪话。但在插队知青们的眼里，他那种无拘无束、悠闲自在的生活简直胜过神仙了。他有固定工资和补贴，他有每月的定粮，他每天无须日晒雨淋地到田土里去刨泥巴挣工分，他的工作轻闲得令人眼红，况且他还有几乎同城市没啥差别的生活条件，电灯、电话、自来水、收音机。他企求啥呢，真把婆娘女儿调来了，他就是全世界上最逍遥自在的人!

    仅仅同他只有半里路之遥的高坪寨上海知青们，过的是啥日子啊，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初初下乡时的诗情画意和对高原山水的迷醉，已退尽了它那浪漫的色彩。生活，对知识青年们来说，完全是由机械乏味、繁重累人的劳动组成，挑着粪担子在羊肠小道上爬坡，光着脚杆踩进水田犁耙，早春时节双脚浸在刺骨的泡冬田里铲护田埂，盛夏酷暑顶着烈日钻在包谷林里薅土，钻进潮湿低矮幽长骇人的煤洞里拖煤，在一次只能烧出一万砖的土窑子上当小工，背灰、栽秧、挞谷、收草，凡是山乡里农民们干的各种活，知青们全都要干。

    近乎原始的耕作方式付出的代价，同实际的价值之间，那差距实在令人不敢往深处去细想。

    人在这样的环境里，理想和信念自然而然地被磨蚀殆尽，而内心的欲望和追求，自会变得越来越实际。知青们早在如此严酷的现实面前接受了全面的再教育，梦里也祈祷着早日抽调，早日离开农村，早早地得到一个归宿。

    而恰在这时，由于“文化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经济战线显示出危机迹象，在一阵旋风似的突击招工之后，国家刚刚宣布，国营工矿企业冻结招工三年。换句话说，知青们在这三年时间里，别指望什么厂矿来把他们招走了。

    斜穿过寨子后头的青桐林，就能直插老娄屋旁的桦树林。林子不密，但在黑夜里，悄悄钻过去，不会有啥动静。

    在小何陪同下，许小伟找到了老娄。三言两语把话一讲，老娄一声不吭，把许小伟带到院坝外的一小幢泥墙茅屋跟前，掏出钥匙来开锁。

    “老娄，你啥时候又盖了这间茅棚?”小何问，“一个人住四间平房，还嫌少啊?”

    “我婆娘和女儿来啦……”

    “关系都办来了?”

    “办来了。户口就落在高坪寨。”

    “恭喜啊，老娄。”小何和许小伟忙说贺喜的话。

    “恭喜啥呀，她母女俩还是农村户口，同你们知青一样。”老娄嘴里是这么说，语调里却透出掩饰不住的欣慰。

    小何一迭连声地附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