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新加坡住进了果园大街的曼达林旅馆后，我就给朋友在当地的熟人打了电话。在山打根的时候木全、国木替我想得很周到，我只要按他们说的去做就可以了。在新加坡我没有熟人，若没有向导的话是很难开展访问活动的。我的朋友告诉我他有熟人在新加坡开了一个小旅行社，让我跟他联系，所以，一到新加坡我就打电话跟他的熟人联系了。

    庆幸的是打电话时，旅行社的主人——我朋友的熟人太田良一还在办公室，我说了朋友的名字，告诉他我此行的目的。过了几个小时，他便特意到旅馆来见我了。太田约摸五十五、六岁，黄皮肤，日语说得很流畅，给人以舒畅的感觉。但我觉得他的相貌和表情不像是一个纯粹的日本人。

    我告诉太田我想在新加坡看的地方不是一般观光客蜂拥而至的地方——比如斯坦佛德-莱佛尔斯广场，柔佛遗迹等等；

    为写《山打根八号娼馆》在天草采访时，我自始至终隐瞒了我研究者的身份，但对太田这个知识分子，我还是说了实话。我告诉他我是搞女性史研究的，这次旅行是寻访海外日本妓女踪迹的。最后我说：“所以您如果知道过去日本妓女花街的旧址，就请您带我去吧！那地方当地人管它叫‘斯大列次’，听说全都变样了，可是几年前访问新加坡的人讲只有一处还留着点旧模样，不知是大门还是窗口还留着妓院时代的栏杆，至少看一眼那栏杆也好啊！”

    太田说：“你那么年轻，还知道‘斯天列次’的说法？还真挺内行呀！”接着他说：“谁对你说日本妓女花街的旧址全变了？旧址保存得好好的呢！——当然，如今的新加坡日本人、中国人、马来人大都是战后来的，没有多少人知道哪儿是过去日本人花街的旧址罗！”在东京时我得知的信息是日本人花街旧址已不存在了，听了他这一番话，我大吃一惊，不由得问了他一句：“那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呢？”

    太田从口袋里掏出烟，点燃一支回答说：“你这问题问得在理——约摸大正中期这里的日本妓院就取缔了。”他吐了一口烟，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别人不知道日本人花街旧址，我知道。说实话，我是在它附近长大的。”

    归纳一下太田的话，他是大正六年生在新加坡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采买矿石的中国批发商。东南亚华侨都愿意居住在同一个区域内，新加坡老早就有华人居住的区域。太田小时候也住在中国城，而中国城与日本人花街相邻，为此，他知道日本人花街旧址。附带说一句，现在距大正废娼已五十五年，日本战败也经过二十八年了。华侨居民区不断膨胀，过去的日本人花街已经完全归人中国城了。

    听了太田的话，我庆幸刚到新加坡就找到了合适的向导，感谢命运的安排。他的话里还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在谈到他小时候在中国城的生活时，他说他很喜欢音乐，而且是受他外祖母的影响。他的外祖母生于长崎县南松浦郡，长期在长崎市丸山叮的某个饭店干活儿，特别擅长弹三弦。他从未与中国父亲一起居住过，也就是说他平时与母亲、外祖母一起生活。只不过有时被请到生父家做客，与他们一家人聚餐。就这样度过少年时代。

    听太田边抽烟边主动叙说的生平，我心中不禁产生了疑问，他的母亲及祖母会不会是妓女呢？

    长崎县与包括天草岛在内的熊本县是出妓女最多的县，长崎县的丸山是江户时代妓业最发达的地方，连欧洲都知其名。他外祖母生于长崎，在丸山的红灯区呆过，晚年到新加坡与女儿住在一起。他母亲怎么认识他父亲这一点虽然不清楚，但是与新加坡华侨商人生下了他，并受到华侨经济上的赡养住在中国城，这么一来，不光是我，谁都会推测她们是属于“南洋姐”一类的凄楚而美丽的日本女人。

    我这么去推测他的外祖母与母亲，太田先生可能会斥责我的无礼，然而，我在追寻海外日本妓女的踪迹的旅行中遇到了“南洋姐”的直系亲属（而且是母女两代的南洋姐），由他带领我去造访她们血与泪的旧迹，简直是太神了。我不是神秘主义者，但我内心感应到以太田外祖母、母亲为首的无数“南洋姐”的魂在向我招手。

    第二天早上，我在太田的催促下离开了旅馆，他驾着一辆他夫人经营的饭店的车来接我，我乘上以后，车驶向市内。来到新加坡河附近的时候，我说想看看街道，于是他就停了车。我们徒步向中国城走去，一路走他还介绍说：“那就是新加坡国会大厦，那附近有伊利莎白女王大道。”

    我边走边看新加坡的街道，正如在日本时所听说的这里是人种博物馆：有走得飞快的英美血统的高大白人，也有裹着纱丽的印度妇女，她们面孔端正，皮肤呈褐色。也有与我肤色相同、语言不通的人，看起来是华裔。我看到这里的建筑物既有西欧十九世纪式的、给人稳定感觉的大厦，也有回教寺院甚至还有佛寺和中国式的祖庙。我拿它们与日本文化做了比较，日本文化总把外来文化融人自己的文化之中，而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顽固地保持自己独自的宗教与生活习惯。这个事实使我惊奇。

    新加坡一九六五年宣布退出马来西亚联邦独立。而在此之前作为大英帝国在亚洲殖民统治的根据地存在了一百五十年。现在斯坦佛德-莱佛尔斯的铜像耸立在莱佛尔斯广场，就是他一眼看中了位于连接印度洋与南中国海之间扼住进路的新加坡岛。一八一九年二月六日他以三万西班牙元从柔佛王那里买下这个岛，作为入侵的第一步。其后英国把这个岛作为直辖的海峡殖民地，作为经济上、军事上侵略亚洲的最重要的据点。这里的土著居民原先只不过是几百人，随着欧洲人侵入亚洲大陆并对东南亚进行殖民统治，这个小岛繁荣了起来。而其他在本国受不了殖民统治的亚洲人、非洲人作为打工者来到这里，便形成了作为人种博物馆的新加坡。

    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华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在欧美各国争相入侵的过程中产生了激烈的阶层分化。许多流民不得不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他们大多到离大陆近的岛屿住下来，这就使新加坡的华侨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太田对我说：“哎，山崎女士，马上就要到你想看的旧日本人花街了。”我清醒过来，眨了眨眼，这里和刚刚走过的摩登大道完全不同，已经进人中华街了，街道并不宽，两旁挤满了两三层的古旧建筑物，一层都是商店。太四领着我快步地转过几个街角，我正被街道上鲜明浓烈的各种颜色的招牌吸引的时候，太田指着一个街角说这就是从前的“斯天列次”，而我一眼看过去，觉得这里好像从前就应是中华街的一部分。

    我眼前是一个十字街，隔街望去，对面建筑物的墙上有细长的街道名称标志，一条路的名称叫马来街，另一条叫哈依拉姆街。我的心不禁咚咚跳了起来。

    过去我找到的关于“南洋姐”的书籍中曾提到在东南亚，新加坡是日本的南洋姐的最大市场，日本妓院多集中于马来街和哈依拉姆街，还有马拉巴街。在从日本出发时我曾买过新加坡地图，查找过这三条街，可是在最新的地图上找不到这三条街的名称。我想新加坡有可能改变了这些街道的名称。正像新独立国家常常变更殖民时代路名一样，事实上新加坡也是变更了路名。可是实地到现场一看，这里与过去相比并无太大的变化，马来街、哈依拉姆街、马拉巴街的名字还实在地存活着。

    我在这些街上走着，不由得发出感慨。这些街道看上去是贫民窟一般。街道两旁连续地排列着三层楼的建筑物，一层临街的地方大多是商店，挂汉字招牌的商店，什么“大华洋行”、“远大恤衫”“玲珑电发”，从汉字我也大体知道是什么商店，其中也有我不能读懂的如“款式特髦”“源发公司”字样。二楼三楼全是出租的房屋。也许是因为临街的一面才有唯一的一扇窗，所以洗好的衣服全挂在从窗内直角伸出的竹竿上，形成了晒衣的队列风景。晒衣竿上的衣物多为原色的衬衫与裤子。由于都是些六、七十年前的建筑物了，房间内的墙壁剥落，露出些砖头来。为了掩盖这些，每户人家都以不同的颜色把墙壁和百叶窗涂抹得花花绿绿，却更使人加深了它是贫民窟的印象。

    因为没有引线的中国人，我们不能进到曾经是日本人妓院的房间去观看。根据在这里长大的太田的话说，二楼三楼的房间一律是六个铺席大小，厕所和厨房都是共用的。这就说明这里本不是给居民住宿用的，而是做皮肉生意用的。现在这里的月租金为三十美元，出租给华人房客，他们的职业多为船员、店员、工人、司机等体力劳动者，也有不少服务业女性房客。

    在这条破烂但又奇妙地充满活力的街上走来走去，我不禁陷入沉思。现在住在这里的年轻的新加坡人自然不会知道，五十年前这里的每间每间屋里都住着从远方渡海而来的悲惨的日本少女，她们每日以泪洗面。我透过现在的房主按个人爱好涂成绿色和浅蓝色的百叶窗，看到一部分墙壁，在那些墙上是否洒有那些命运悲惨的姑娘们的泪水呢！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这里再多呆些时候，可是我们只在街头站了三、四十分钟，就不得不离开了。太田与我来来回回走了几遭，又往商店内部窥视并对着二楼、三楼的窗户反复查看，引来了人们的怀疑。各处窗口都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一些面孔盯住我们。

    太田催我说：“走吧，从那边就可以上大街了。”我们拐过了写着“马拉巴街”的街角，在那里我又稍稍地伫足停留了一会儿。别人会想参观这么一条小街一个小时还不够吗？不知何故我对此地依依不舍，至少想站在最后一个街角再回头看一眼。不这样做我的心会不安。

    太田可能也看出我的心情，便站在旁边开始抽烟。这时我看着花街的遗址默默地向我同性的日本人告别，从内心发出这样的呼唤——我的同胞们，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你们的一生只能作为海外妓女度过，如果真有灵魂存在的话，你们的灵魂可能还徘徊在这南国的旧花街的上空吧！请你们接受我的问候吧。这样在反复叨念之中，我的眼眶里涌出热泪，眼前的风景逐渐模糊，模糊之中我眼前浮现了这条街半个世纪前的样子——作为日本人妓院街时候的样子与“南洋姐”的哀史。这个样子最初是朦胧的，其后逐步加深了颜色，形成明晰的图像。特别奇怪的是当我下定决心离开这旧日本人花街的时候，这段历史就更加鲜明起来。

    根据我从书本和访谈得来的知识，新加坡的日本妓女的第一人是明治初年的一个日本寡妇，她的英国丈夫在新加坡死去了。也有人说是一个在横滨出生的叫阿丰的女子，她是明治四年到新加坡的。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说法，如有人说第一个到新加坡的日本“南洋姐”是叫做安子的女人，她剪断了乌黑的头发女扮男装来到这里。还有人说是一个叫“传多婆”的人，她是随日本杂技团来到新加坡的，来了之后就再也没回去。无论哪个说法都可以，总之从明治初年起日本就向海外送出“南洋姐”了。在西乡隆盛死于鹿儿岛的明治十年，在马来街就有两家日本妓院，其后数年日本妓院数目逐年增加，到明治二十年南洋姐人数为百人，到明治三十五年妓院增至八十三所，“南洋姐”六百一十人，日俄战争爆发的明治三十七年有妓院一百一十所，南洋姐九百零二人。

    拥有众多“南洋姐”极度繁荣的日本妓院集中在马来街、哈依拉姆街和马拉巴街是众所周知的。为什么日本人花街要建在这里呢？这一带现在已成为市中心，而十九世纪中叶这里不过是郊外。作为文明的耻辱的妓院要放在不显眼又距海港近的地方是不言而喻的。顺便提一句，日本人管这些街道叫“斯天列次”，这既不是马来语也不是汉语，恐怕是天草和岛原出身的姑娘们把英语的street念走了样而形成的洋径浜英语。

    这些日本人妓院街的风俗与日本内地的花街风俗很相近，但是与新开拓的外国日本人花街的形象相符，总有一种异国情调。坪谷水哉游记写道：“从驶有电车的大街进人小胡同，左右两边几条小街都是日本人开的商店。楼房有两层的也有三层的，门牌号有叫二十号的，也有叫三十号的。楼门口挂着磨砂灯泡的电灯。白天这些电灯泡不亮，整个街道像是沉睡一般，一旦夜晚到来，这里热闹非凡，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家家妓院的门口大抵在中央放一张桌子，靠墙放一排椅子，在桌旁也放两三把椅子。这是为南洋姐等候客人和谈价钱的方便放置的。妓女有的像杂技演员，有的像魔术师的女弟子，有的像纺织女工，多着洋装。其中有人穿鲜艳的针织衣服系一根细带，还有人穿单和服故意露出系在里边的红色腰带。她们的肤色像冬瓜瓤一样白，在电灯光下脸色更加苍白。她们对中国苦力和印度的黑色皮肤的下等人不加选择地打招呼。这就是普通的接客的形式。其中也有不设铺面的高档一点儿的妓院，它们等客人上门。这种技院门口不放椅子，从店头直接上二楼，楼梯上铺着地毯。”

    这些日本女性不是自愿卖身的，她们是被人贩子强迫的。人贩子躲过警察的监视偷偷地回到日本，花言巧语地在九州和其它地方诱拐少女卖到新加坡。人贩子往往与妓院老板等有势力者结成头目与党羽的关系。有关明治时期新加坡的日本文献上记载的有势力的涩谷银治、二本多贺次郎、多田龟吉等人，就是人贩子的头目。进入大正期，据长期在新加坡开理发馆的恩田富次郎（八十岁）说，有势力的人家有岛原出身的草野明次郎兄弟，谏早出身的岛田一家，福冈出身的仲家，长崎出身的宫崎家。

    那些人贩子大多是贫苦人家的次子和三子，在日本无谋生手段，梦想一下子发大财，来到海外干起人贩子的营生，在这个意义上我对他们也很同情。但是，由于他们的行为，“南洋姐”们蒙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啊！在日本内地的诱拐和将诱拐的姑娘装上轮船底舱或运煤舱偷渡出境的故事不再重复了，单说一下将她们运到新加坡拍卖的故事吧！

    恩田富次郎很年轻的时候有几次目睹过人贩子将姑娘们卖到妓院的场景。拍卖场一般设在码头仓库。人贩子将姑娘们从船底叫出来，换上新衣服在仓库前站成一排。妓院老板来到后就开始拍卖，姿色好的卖到一千至两千日元，姿色差的只卖四、五百日元，姑娘们顺从地被出卖了，这是因为她们真正相信了人贩子的谎言，以为自己今后会在旅馆工作呢！

    一旦到妓院老板的手里，她们便完全变成了囚犯。她们反抗，她们力争，每当她们说到新加坡来不是为当妓女来的，老板立即说：“那么你们就还钱吧，为买你我们花了一千元呢！”她们要见日本领事，妓院老板便带她们去一座建筑物见人贩子化装成的领事。假领事会对她们说：“你们的身世和遭遇是很悲惨，可是妓院老板已经花了千元买你们，你们赶紧跟老家的父母说拿钱来赎你们吧！如付不起赎金那就只好听老板的话啦。”由于没路可逃这些女孩子只好卖身，而人贩子们则靠她们挣钱，用暴力来掠夺搜刮，监视她们不让她们逃跑。

    这样，成为“南洋姐”的姑娘们每日接客人数从几个人到三十个人不等。她们的债——妓院老板从人贩子那儿买她们的钱和为给老家贫穷的父母寄回生活费而借的债总也还不完。她们从客人手里拿到的钱半数要上交老板。债务如此巨大，其利息也在不断增加，所以欠的债是不易还清的。于是她们往老家寄钱也容易突然中断。

    松原久太郎在大正时代曾在新加坡做过学徒，他做学徒的那家小山衣料杂货店距日本人花街很近，“南洋姐”们常请他代笔写家信。她们往往瞅准杂货店客人不多时来找他。信的内容多为“老板老板娘硬要卖给我高价的衣服，为此还不起债啦，这月只能寄这么多了。”或是“生意清淡，对不起，本月只能不寄钱了。”这些信信封上的地址多为长崎县南高来郡、西彼柞郡，熊本县天草郡。只要打开九州的地图便可明白长崎县南高来郡属于岛原半岛，熊本县天草郡就是天草诸岛，这些地方是送出“南洋姐”的地方。

    为了还老板的债和往老家寄钱，“南洋姐”们往往把身体搞坏了。她们最后的出路是什么呢？

    她们最大的奢望是找一个正经的日本男人结婚，建立一个平凡的家庭，但这个希望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她们的第二善策是做华侨和马来人的妻子，许多“南洋姐”和当地人结了婚，可是她们的生活未必幸福。这是因为华侨大多数都有正室，她们只不过是做妾。马来人、印度人虽不是一夫多妻制，但由于是殖民地的国民，生活极端贫困。

    即便如此，能与华侨、马来人结婚的还算幸运的人，而得不到这种机会的“南洋姐”的命运更加悲惨。她们患地方性疾病，或从嫖客那里传染梅毒、淋病，那个时代这些病是不治之症，又加上妓院老板吝啬不许她们治病，许许多多的“南洋姐”死去了，其数目大得惊人。当然也有少数幸运者生存着，但她们四、五十岁还在继续接客，到了实在接不了客的时候，被老板欺凌只好自杀。没能嫁人的“南洋姐”其结果也只能客死异乡。

    离开曾是日本人花街的马来衡、哈依拉姆街、马拉巴街，我回想了上述历史事实，明治初年至大正中期有关新加坡的“南洋姐”们这段日本女性的历史结论是什么呢？在欧美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东南亚的土地上，这些日本女性身不由己地流浪到异国，不加反抗地虚度了一生。或者可以说她们的痛苦毫无意义，也没起到推动历史的作用。

    新加坡“南洋姐”的历史是她们被资本控制和失去法律保护的一段历史，若说她们所受之苦对于历史毫无意义，也许也能成立。可是在新加坡众多“南洋姐”之中，也有逆历史潮流而动争取自己做人权利的人，下章介绍的平田雪女就是其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