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头晕目眩的太阳，从早到晚热辣辣地照着甲板，浩波万顷的碧海无休止地涌现在我面前。这天早晨，我醒来后在水平线的远方看见了淡淡浮现的岛影。船长告诉我，那就是我的目的地北婆罗洲。我的心情竟像澎湃的大海不能平静了——啊，远方那重叠的岛影就是过去几年多少次想去的，时时在睡梦中见到的婆罗洲吗？我想如果真是婆罗洲的话，应该望得见基纳巴卢山呀。于是，我不顾强烈的海风吹乱我的头发，站在前甲板瞪圆眼睛望那远远的岛影。

    许多人曾对我谈起基纳巴卢山，使我已经产生了亲近感。基那巴卢山在马来西亚婆罗洲岛的北部，是东南亚最高的山，海拔四千一百零一米，比富士山高一点儿。然而，它的形状和给人的印象与富士山正好相反。富士山只有一个山峰，左右对称，山顶终年积雪，而基纳巴卢山有七个山峰，连起来像锯齿，由角闪花岗岩构成，不生长树木，看上去像是史前的爬虫类。基纳巴卢的名字在马来语中是中国寡妇的意思。之所以给它这样不吉祥的命名，恐怕与它那魁伟的风貌不无关系。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在水平线的那边微微浮现的岛影里还不能识别基纳巴卢山。直到昨晚，我对船的速度并不怎么上心，然而，现在我开始嫌船走得太慢了，不知不觉地在心里念叨着：“船呀！你快点走。”

    虽然我很着急，但船依旧慢速行驶。过了几个小时，太阳照在头顶的时候，在海平面那端重选的岛影的中央地方已可分辨出那耸立的巨大的山巅的影子。黑色山脉之中格外醒目的巨峰像恐龙的后背一样，给我的感觉像是鬼城一般。但那座山的确是基纳巴卢山啊！我终于如愿来到婆罗洲啦！我觉得周身有一阵电灼般的感觉，心在摇荡，血在沸腾。

    什么原因使我对赤道下的婆罗洲岛，对奇形怪状的基纳巴卢山的出现那么激动呢？

    对有志研究日本女性史、亚洲女性交流史的我来说，高耸着基纳巴卢山的婆罗洲岛，包括婆罗洲岛在内的东南亚各国都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我还是稍加些解释为好。去年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书，书名是《山打根八号娼馆》。这奇怪的书名的副题是“底层女性史序章”。该书主要反映了幕末到大正年间从日本全国渡海去东南亚的海外日本妓女即“南洋姐”们的生活。其主要人物是至今还在九州天草岛生活的阿崎婆，是一本纪实的史录。

    我之所以把“南洋姐”作为底层女性史的序章来写，是因为它集中地反映了日本女性在阶级与性两重枷锁下长期受压迫的历史事实，换句话说，我相信她们的遭遇反映了日本社会中女性的实际地位。这本书以阿崎婆的个人历史为主导，是因为她可以说是海外日本妓女的典型。她九岁被卖，十三岁开始接客。她的青年时代和壮年时期的大半向异国男子卖身的地方，不是别处，正是这耸立着基纳巴卢山的北婆罗洲的山打根。

    我与阿崎婆同吃同住的三周时间里，不知道她有多少次提到这山打根和基纳巴卢山。在把她的一生写成一本书的辛劳写作的过程中，对研究底层妇女史的我来说，基纳巴卢山和婆罗洲岛成了我十分向往的地方。

    但仅只这一点不足以使我实地访问海外日本妓女洒泪的婆罗洲。在《山打根八号娼馆》出版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事，使我非去一趟婆罗洲的山打根看看不可了——

    那是阴历七月十五，盂兰盆节的当晚发生的事。盂兰盆节又称祭祖节，日本人相信那一天祖先的灵魂都要回到其子孙家，那天所有儿女都要回老家，祭祖父母灵魂。那天，由于酷热难当，我终于躺下歇息小睡一会儿。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我拿起听筒，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告诉我一个消息：“是山崎女士吗？木下邦的墓找到了。”对我来讲，这个消息很突然。

    一瞬之间，我还反应不上来，好半天没说话。但我意识到他是在告诉我《山打根八号娼馆》里提到的老板娘木下邦的墓在山打根市找见了。于是，我对打来电话的人问道：“拍了照片了吗？”他告诉了我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消息，他尖声说：“我马上把照片拿给您看。”

    读过《山打根八号娼馆》的读者已经知道木下邦的事情了。她在魔鬼一样的妓院老板之中算是唯一有人情味的、被苦命的妓女视为亲妈一样的人物。当时日本人到东南亚游历所写的游记中没有一本不提到她的。我写的海外日本妓女的典型——衰老的阿崎婆就在木下邦的妓院送走了漫长的岁月，与阿邦仿佛是母女一般。我听阿崎婆说过木下邦生前就决定在山打根长眠，在能看见海的小山丘上建造了自己的墓地。建墓的石材还是从日本运来的。不，不仅如此，她还把自己墓地周围的土地用做海外日本妓女的墓。因她们没有亲人来上坟，所以每年阴历七月十五，盂兰盆节时，她总是叫来和尚在墓地上点燃几十只灯笼祭祀她们的亡灵。

    我从采访阿崎婆开始到《山打根八号娼馆》完成、出版的四年之内，有好几次托去北婆罗洲出差的人寻找山打根海外妓女的墓地。阿崎婆给她仰慕的木下邦扫过墓，我也想到木下邦的坟墓前烧上一炷香，给本下邦墓地周围的几十座海外日本妓女的坟献上一只只花圈。

    可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使得她们的坟墓无处可寻了。我所托过的人没有一个给我带来好消息的。他们只给过我现在的山打根的市区图。每当我看这些图时，知道山打根已变成现代化的城市，推测可能她们的墓地已经不复存在，土地被扩建的市区所征用了，我只能在心里暗暗悲伤。在这种情形下，忽然有人告诉我本下邦的墓找见了，我是多么高兴啊。

    那天给我打电话的人当晚就来访了。他是一位中年男子，叫木全德三，在U贸易公司工作。他在马来西亚采购婆罗双树和其它木材，在山打根住了七年半了。他从订阅的日本报纸书评栏中得知我写的那本书，山打根这一地名引起他的好奇心，于是他通过新加坡的书店邮购了我写的书，一口气就读完了。由于被日本妓女墓地的那段描写打动了，此后每到休息日他就去寻找她们的墓地。

    山打根市区的后边有华侨的专用墓地，也有日军战死者的墓地。在那里没发现木下邦的墓、于是木全先生就仔细读《山打根八号娼馆》中阿崎婆的口述和我附在书里的各种游记中关于山打根日本人墓的记录，按照书中说的，到市区背后的半山腰寻找。

    可是热带的婆罗洲各种植物长得势头很猛，除经常走的路之外，其它路很快会被草木覆盖。市街背后半山腰的小路早已被茂密的草木埋上了。木全买了一把大砍刀，叫上同事菊岛先生一齐去找。看见有小路的痕迹就挥舞大砍刀开路，一心想得知小路的终点是否有木下邦她们的坟墓。在赤道太阳直射之下挥舞大刀在半山腰找路无疑像呆在地狱一样，热得受不了。他们干了两天还无任何结果，第三天，他们来到华侨墓地的附近，找到一条过去曾是小路的地方，遇见了常来收拾华侨墓地的华人——一位老人。木全说：“这附近应该有一座日本人的墓。如果您知道的话，请您告诉我。”老人告诉他：“我没见过日本人的墓地，这座山的上边有一个水泥造的像箱子一样的东西。”

    他们赶紧请他带他们去看。的确，山的半腰可以俯视山打根湾，在繁茂的竹子与羊齿类植物之间有一个地方比别的地方矮一截，有一个仿佛是水池子的水泥制品放在那儿，大约有半张铺席大小。一看见这个，他们就突然想起来了——在《山打根八号娼馆》一书中阿崎婆说过木下邦在墓区建了一个小屋，造了一个水泥池子，从山上引水来。今后无论谁到这里来扫墓也不至于因缺水而苦恼。这不正是那水池子吗？这样的话，海外日本妓女的墓一定在这周围了。

    两个人站在约一米高的水池子上往四周仔细瞧，除了枝叶繁茂、郁郁葱葱的树木与竹林之外，什么也没有。树丛稍低的地方只有一处有闪闪白色的硬质的东西，两个人十分兴奋，慌忙感谢了那老人，使尽全身力气挥舞那厚刃刀，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已经站在木下邦及其他六个日本人墓的前头了。

    从木全先生那里听了上述的话之后，我便迫不及待了。就好像是佛教因缘里所说的那么巧，在盂兰盆节的时候。读者将发现了木下邦等人的坟墓的消息通知了我。而我在这之前几乎完全断了念，认为她们的墓这辈子永远找不到了。我当然要去扫墓，要虔诚地前去奉上香火。

    一年之后，我得到机会去婆罗洲的山打根，而现在我已经见到婆罗洲的象征基纳巴卢山。这下你明白为什么我见到基纳巴卢山会那么激动了吧！

    那天下午，我乘的船驶人山打根港。山打根港码头的规模与日本地方上的小码头一样，只是在码头的各处长满了茂密的树木，给人强烈的南国的印象。

    下了船的我，到处找木全德三先生。因上次见面后他每次归国我都约见他，他为我安排好去山打根的行程，而且他还告诉我，他会来码头接我的。

    只是无论我怎么找，也找不见他的身影，我正在为难，忽然一位体格健壮的二十二、三岁的日本青年走了过来，微笑地对我说：“您是山崎女士吗？我接您来了。”那青年叫国本正男，他告诉我本全先生因急事回国了，他将带我去扫墓。还说给我订了一个安静的饭店，让我坐上他开来的小汽车。

    机灵的国本把车开得很慢，我在车内可以欣赏到山打根市内的样子。市中心的街道很宽阔，不仅主要街道，连分支道路也很宽。在道路的中央隔离带和两边人行道上都种着花草树木，而道路两边并排而建的建筑物真是多姿多彩。既有英国式古典风格的，也有相当现代的，既有壁面没做任何修饰的居民楼，而在海边还见得到老式的地板架高的水上房舍。

    英国式漂亮的楼房是过去英国贸易公司的办公楼，在招牌上我还见到了有名的哈里森公司。商店大半都是华侨经营的。从大米、谷类到肉、鱼、佐料，商品种类繁多，它们堆满店头，甚至都占据了人行道。照相馆的橱窗里陈列着给人二、三十年代感觉的俊男靓女的照片。有好几家挂着“电烫理发”“空调冷气开放”的汉字招牌的美容院。小汽车也很多，数量虽然还赶不上日本，但商店和居民住宅前一般都停着好几辆车，丰田车的数量占优势。

    留意一下路旁行人，肤色与我们相同的男男女女很多，据国本说那些人是华侨。此岛大多数为褐色人种，是东南亚原居民马来人、菲律宾人、印尼人，几乎见不到白人。人们在那里逛街购物，仿佛丝毫不感到天气的炎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被人叫做客家的华侨女性，她们戴着黑边的大帽子，不顾炎炎赤日在运砂石，连汗都顾不得擦。我作为她们的同性，与其说同情，不如说是对她们的干练感到惊异。

    这都是坐在小轿车从窗口瞥见的，当然不会了解更深层次的东西。山打根的街道给人的印象总体而言是稳定之中有一种活力。十九世纪末婆罗洲沦为英国殖民地，其后半个世纪一直受英国的殖民统治。一九六三年马来西亚乘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东风独立了，婆罗洲加入了马来西亚联邦。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清除了英殖民影响，努力建设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种国家主义民族情绪鼓舞了山打根人，连我这样的旅行者也直接感受到了。

    我乘坐的小轿车不久抵达了旅馆大门。这座旅馆地处市区东郊，在山脚下用砖瓦盖成。它是殖民时代英国建造的，华侨将它买下继续经营。

    我在那旅馆休息了几个小时，待灼热的太阳落山天凉快一点之后，国本先生带我去日本妓女的墓地。汽车又一次经过山打根中心繁华街道，然后向右拐进了山路，驶过一个丘陵之后又向右拐，爬上了弯曲的坡路。右边的小山丘上建有一座座的朴素漂亮的小型住宅，现为马来西亚政府高官的住宅，国本说这里过去是从英国来在殖民公司工作的英国人的住宅。

    听阿崎婆说，旧殖民时代兼做政府官员的英国贸易公司的英国人一般不带妻子来此地，为了排解寂寞，他们大多都请日本妓女做他们的临时夫人和妾。阿崎婆也是在妓院干了十年之后，成了霍姆先生的临时夫人的，那个英国人的全名她都不清楚。这附近肯定有一些英国人的旧居，虽说推测阿崎婆在这丘陵上生活过显得太轻率，但是我终于忍不住猜测阿崎婆曾住在哪一座漂亮的住宅，并不停地审视起那些房子来了。

    不久，来到山路的分岔处，国本选择向右拐，不久山路变窄了，汽车已经进不去了。我们从车上下来开始步行。左边山坡上有几百个白色石碑的公墓，树木被砍伐得干干净净。我以为那就是日本妓女的墓呢，国本告诉我那是华侨墓地。忽然他回头看我提醒我说：“要从这里走上去，请注意脚底下。”

    国本从华侨墓地的右手进入了草丛，过去这里的确是小路，但现在已不成其为路了，山坡十分陡，脚下又磕磕绊绊的，我只好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登，脚底下不停地被草根、灌木枝绊住，有时因为换脚几乎掉下坡去。但我想到上边就是墓地了便一鼓作气地登了上去。国本年轻的声音忽然响了起来：“山崎女士，这里就是墓。”我控制住激动的心情往四下里看。刚才爬坡的时候根本没有顾上看风景，现在向山下看，夕阳下的山打根海湾发出一种浓藏青色。在我脚下林立着大小的墓碑——啊，是这里吗？是这里吗？是我从阿崎婆那里听到的山打根的墓！海外日本妓女流落到南海的尽头，向异国男人卖身，终于客死异乡，死于非命，这就是她们的命运。

    花些时间细心地走一走，发现这个墓比我在日本听到的规模更大些。据国本的话说，去年夏天木全先生与菊岛先生发现的仅仅是墓地的五分之二，其后靠当地的日本人会成员把树木伐掉时，就发现原先的墓园是整理出来的一倍以上。

    山坡上的墓地整体分为五段，过去可能有过自下而上的通路，如今全然找不到了。现在只有从最上边开始探访。大正五年访问过这里的水哉-坪谷善四郎在《最近的南国》中写道，“最上边建有一栋礼拜堂，里边安放着在日本定做的佛龛。”现今已经消失，只剩下那水池子——本全他们就凭这水池子找到这墓地的。而整个墓园之中有墓碑文的只是水池子下边的一段和最最下边的一段。

    最下段的墓石约有十个，除了两个记有明治四十年代纪年的墓碑外，全是昭和年间逝世的男女老幼的墓，石碑完好的仅有两个。有的石碑横倒着埋在土里，有些又细又长的石碑折成两段，只有下段保存在那里，有的被南国生长极快的阔草树根环抱着遮盖住，我使尽浑身力量也没能把树根从碑上移走。在一个角落里被羊齿类植物遮住的一个小孩的坟墓引起了我的注意。碑的正面有地藏佛的浮雕，碑的后面刻着“木下辉彦行年三岁，大正元年十二月七日殁”，我觉得这个墓很美。

    第四段残留着六个墓石，其中最显眼的是刻有“无缘法界之灵”的白色石塔，约有两米高，与其它墓碑比更庄重。走到它的后边去，可以见到“熊本县天草郡二江村木下邦建之”的文字，侧面有明治四十一年七月字样。这就是被誉为山打根的女老板的木下邦为死在异乡身世不明的女人们建的供养塔。

    塔的左侧在一块长碑上刻有“释妙秀信女俗名桧田松、释良心信女俗名工岛英”名字。它像是妓女的墓。再向左方看可以见到的墓碑上刻有“法名释最胜信女-俗名木下邦”。在无缘佛供养塔的右方有原先日本人会会长的墓。他曾开过一个杂货店，把和服、梳子等卖给妓女们，他还拥有过两条轮船——门教丸、云南丸。最令我感慨的是在墓列的最深处有一灰白色的墓碑，上面写着“释喜法信士、俗名安谷喜代治，昭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殁，行年六十一岁”。

    在《山打根八号娼馆》里已详细记述过，安谷喜代治出生于岛原半岛，在此地经营椰子园，是南洋的成功者。他与阿崎婆的密友富美是恋人关系。他和富美除有松男这个儿子外还有一个女儿。

    我自从到天草岛访问过松男之后，一有机会就打听安谷是否还活着，但总也杳无音信，原来这个安谷也长眠在木下邦墓的一侧。

    令我奇怪的是，整个五段的墓区有石碑的竟只有十五、六个，我从以前人们写的书籍中得知，木下邦自费修建的这块墓地里埋着一百多个死于非命的日本妓女，而今这些人的坟在什么地方呢？数月前清理过的公墓，现在萱草和羊齿类植物又长得齐腰高了。我和国本两个人一边走一边把草拨开，到处找她们的墓标。

    在第三段草丛中寻找的国本忽然高声叫起来：“来看看这儿，山崎女士！”手指着像是蕨类的羊齿类植物下边的土堆。仔细一看，那里是长约一米半的椭圆形土丘，如果这就是坟的话，到处看看同样的土丘有好多好多。

    我与国本面面相觑，根本说不出话来。这似有似无的隆起的小土堆——如不加注意谁也不会理会它，正是我们寻找的妓女们的墓呀！过去它们可能是一个高高的馒头状的坟，墓前立有白木的墓标。经过半个世纪的岁月，木标腐朽了，土堆也风化了。在那些连影子也找不到的墓标上曾标明的死去女人的出生地一定多是天草、岛原吧！享年也多为十八岁、二十岁。她们死亡的直接原因有水土不服，热带地方病，还有其它种种。而其根本原因是她们被迫接受的妓女生活。黄昏临近了，这个时辰常被称为逢魔或大凶。长长的萱草和羊齿类植物随风摇曳，将叶子吹得翻来倒去的，在我看来像是妓女们对妓女生涯和强迫卖淫的压迫者的无声的控诉。

    我特意从日本带来一筒水，是为扫墓用的。我把木制的小勺放入筒内，将水一小滴一小滴地撒在已风化的密密麻麻的坟堆上，阿崎婆的姐妹们、苦命的女人们的灵魂啊，在这异国荒凉的风物之中，连给你们献花圈的人都没有，你们该多想回到日本去啊！——我在心里跟她们讲着话。我向她们的灵魂悄语着：“这是从日本带来的水哟！用它来解望乡之渴吧！”

    可是，给她们的墓洒过水后再一次登上最高的一段，想给众妓女纪念塔和木下邦的墓洒水时，上述的天真的想法被无情的事实击碎了。我发现以无名妓女纪念塔为首，一切坟墓都朝向山打根湾，背对着日本，从这个事实中我领悟到她们的真实的想法。

    一般常识认为，客死在异乡的日本妓女们的灵魂（如果真有灵魂的话）一定是想回日本去的。可是对她们而言，祖国又是什么呢？

    她们离开日本的直接原因是人贩子的拐卖，实际上是因贫穷的家境和被压迫的性别因素她们被社会不容才来到异国。虽然出于对故乡亲人的一丝温情，她们不断地将卖身钱寄回故里，可对她们而言，她们的故乡、亲人的家已不是她们能安居的地方了。《山打根八号娼馆》中举出阿霜一例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日本对她们来说是幼小时生活过的地方，从心情上讲是怀念的，但从本质上日本又是她们憎恨的对象。所以能安慰她们的不是故国日本，而是异乡的山打根。木下邦不想回国，生前建造的坟墓方向是与日本相背的。其他妓女的坟可能就也按同一方向修建了。

    我感到背对日本面临山打根湾而立的无数无依无靠的日本妓女的孤魂，对祖国日本是采取了一种拒绝的态度。于是我感到无限凄凉——恨不得抱住高高的无名妓女纪念碑大哭一场。夜幕已经降临，苍穹里明亮的群星在闪烁，而我却久久不能离去。

    第二天，国本带领我到山打根市内观光。这是一个港口城市，沿着主要街道从这头走到那头也不过三十分钟。重点景点观光一个上午就够了。

    我最想参观的是山打根八号娼馆旧址，那是木下邦经营的，也是我尊为人生阅历高手的阿崎婆生活过的地方。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原本不敢奢望找到八号馆的建筑物，只不过想找到过去挤满日本妓女的街道，至少在八号馆的旧址前站一会儿，缅怀一下阿崎婆她们不幸的青春吧！

    因国本四方奔走打听，终于知道了过去。的所谓花街在离码头旁市场不远的三号街上。可是八号馆在哪儿却没搞清，我们访问的三号街有一列列四层楼房，一层全是商店的门面，二层以上为居民住户，阿崎婆讲的那种两层木楼，红铁皮顶砖墙的房子根本找不到。进了几家商店去问，他们都是二战后移居来的新住户，我终于没能问到八号馆的所在。

    找不到八号馆遗址的我们，那天下午就乘小船到山打根湾附近的丹戎阿尔岛参观。我在山打根应该访问的地方有妓女们的墓地和八号馆旧址，现在目的基本达到了，顺便想再参观一下安谷喜代治的椰子园的旧地。

    丹戎阿尔岛是一个椰树覆盖的美丽的岛，一进入江就可以看见简陋的水上房屋。屋子附近，裸体的孩子们正在操纵玩具般的小舟。我一瞬间感到自己好像返口到原始时代一样。

    到了小码头，我们询问是否还有安谷椰子园，因问的都是后搬到岛上的人，无人知道。我们就沿着椰子林荫路向村子走去，草地上还倒着一些树干。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在村庄人口的第一家遇到了一对老夫妻，这种老人恐怕再难遇见了。这位马来系的老人正在地板架高的干净的房屋前摆弄木头。我问他：“从前有一个叫安谷的日本人，他的椰子园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那位老人答道：“当然知道啦，我在安谷那儿干过活儿。”

    我告诉他我是日本人、与安谷有点关系。那位老人——丹戎阿尔岛的村长帕满，连忙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并叫卢彬迹夫人给我们倒茶。

    帕满告诉我，安谷喜代治是这岛上经营椰子园最重要的人物，经营了四百英亩的椰子园。而帕满老人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一年一直担任安谷椰子园的监工。安谷在太平洋战争前夕不幸病逝，安谷夫人把椰子园卖给了华侨系的马来西亚的财主，但日本战败之前，他夫人一直住在此地。

    我对帕满老人的话非常感兴趣，使我更加吃惊的是，他认识木下邦，也知道八号馆的确切地址。

    他既了解那么多，我又进一步追问：“安谷有一个相好的妓女在山打根，你听说过吗？”帕满老人说：“你这么一提，想起来了，他有一个相好的，名字叫什么倒忘记了，常去看她。现在船上装有发动机了，从本岛到山打根眨眼工夫就到了。从前坐帆船去差不多要用一天时间呐。不过，安谷是常来常往的。”然后他又像刚想起来似地说：“实际上，我们夫妻上这岛之前，是在安谷常去的花柳街上经营咖啡店的。”

    我惊异地问这问那，原来帕满夫妻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左右就在山打根的妓院街开店，而且在木下邦的八号妓院附近经营咖啡店。起初我不过以为老人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在胡吹呢！可他说：“木下邦是苗条的人，年近六十岁了。脸上有颗痣，痣上还长着毛。”如果不是真实见过，他不可能知道得这样清楚。

    老夫妻接着告诉我，本下邦是有名的老板，对任何人都亲切，为人很好。她的娼馆有七、八个日本妓女，还有做饭、扫除的女佣。如果客人来了，说想吃马来饭，她就带他们到帕满这里吃饭。店里的妓女们也常来喝咖啡，不过名字都记不住了。帕满夫妻有两个孩子，木下邦对他们很好，像疼爱自己的孙子一样，孩子们每天都到八号馆去玩。

    我请老夫妻把八号馆的地址告诉我，他们说；“啊！战后完全变样儿了，知道那确切地址的也只剩下我们啦。”一边给我们画了一个草图。站在妓院街却找不见八号馆的旧址的我，却在看起来有原始风情的丹戎阿尔岛上得到了答案，真不能相信它是偶然发生的。

    访问丹戎阿尔岛得到宝贵信息后，我们在附近转了转，这里也曾是安谷椰子园的一部分。稍作休息之后又乘上来时的小船回到山打根。我又一次来到三号街，依照帕满老人所画的略图，寻找了客家会馆所在的位置，这座建筑物现在是华侨马来西亚人商会，找到它，技院旧址就好找了。

    要找的建筑物立刻找到了，这座白色的建筑今天早上我与国本在它前面不知往返了多少次。临街的一层并排有四个商店：电器商店、服装店、书店、酒店，二层以上为住户。帕满画的略图告诉我们从这客家会馆向左边数第四家就是药房，这药房所在地就是八号馆的旧址。

    药房的招牌是白地红字，很大，上边写着婆罗洲药房，它给人一种很清洁的感觉。店内既有现代的西药也有古老的中药，还有治疗室的标志，看来也能对病人进行简单的诊断什么的。据帕满的回忆，八号馆的外观是红屋顶，奶油色的墙壁，二层楼房，绿色的窗框，大门朝大路、从大门径直上楼便可以到二楼妓女们的卧房。但我眼前的现代药房，无论如何让我想象不到这里曾是妓院所在地。

    可是，当我站在这药房门外时。我的眼中出现了另外一幢建筑物与药房重迭起来、那是一幢两层楼，有着稍许肮脏的奶黄色的墙，窗框的绿色有些褪色。我甚至在稍许开着的二楼的窗户里窥见了穿和服的年轻女人白色的面庞，从窗户中看见的活动着的年轻女人的侧影中，我仿佛看见了阿崎婆年轻的影子，还有照片中见到过的富美和八重。

    我感到极度的悲痛和愤怒。当然，我现在不会把阿婆崎带到这里，告诉她这里就是八号馆的旧址，但是这一带确实是践踏阿崎婆宝贵青春的地方，在那美丽的南国星空之夜，这一带是将阿崎婆作为牺牲品奉献给无数陌生异国男性的祭坛。想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泪水不断地滴在街道上。

    我只在山打根停留了一天，翌日就离开了那里。在我憧憬多年好容易才来访问的山打根，只逗留了两天半就离开了，并不是因为我厌恶这个北婆罗洲的港口城市，恰恰相反，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山打根，我想尽快地离开它赴新加坡。

    北婆罗洲的港口城市对我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这里有过海外日本妓女，而风俗业最发达的无疑是新加坡，如果去了新加坡一定会了解到有关妓女问题尚不知道的侧面。这样有助于加深我对阿崎婆、阿邦洒泪的地方——山打根的认识。所以，我仅在山打根逗留数日。

    国本送我上了飞机，机场在山打根北郊，设备简陋只应个空名罢了。天空万里无云，白日当空，飞机起飞了。来时从海面上看到的高高耸起的基纳巴卢的巨峰现在就在我眼下。飞机在空中向西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