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当我们又鼓起劲头的时候，肚里却饿了。许久以来，我已经没有吃过馍馍了，晚饭通常是一锅绿乎乎的野菜，点缀着几粒黄灿灿的包谷糁子。现在回到家里，自然无法找到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他家的状况和我家不相上下，也不会有什么可以指望填充肚皮的东西。于是，他去扒拉柴禾，我就悄悄溜进早熟的包谷地里去摸几穗嫩棒子。没有办法，未来的两位文豪，现在不得不屈身丧德去……

    火苗在柴枝上跳跃，从这一枝上又蹿到那一技上，呼呼呼烧燃起来，高高的堤坝挡住了火光，蹿起的柴烟与朦朦胧胧的夜空搅和在一起，不大分辨得出来，河滩里的守田人不会发现我们的踪迹的。

    我和惠畅坐在火边，再没有劲头谈论其它什么事，肚子太饿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绿皮的嫩包谷棒子，在火焰烘烤中逐渐变成白色，继而变成黄色，接着就烧成黑色了，发出吱吱吱的细微的响声，随之有一股奇异的香味飘散开来，刺激人的鼻膜，撩拨人的食欲，肚子里受到这样美味的食物的诱惑，翻江倒海似的蠕动起来，发出咕咕咕的叫声，嘴里也溢满了口水。我简直忍耐不住，等待不及了。

    “听说巴尔扎克一度也很穷……”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一声很重的咳嗽，从堤坝顶上传下来，震得自命为受大任于天地的我俩，同时惊恐地扬起头来，就看见了堤坝了兀然站着一个人，半截铁塔似的，右手里攥着一柄梭镖。我一眼看出，这是看守庄稼的马罗。

    惠畅有点慌，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将受大任的伟人，怯生生地悄声问：“这是谁？怎么办？”

    我与马罗已经有过一次交往，半月前，他曾经邀请我到他在河滩看守庄稼的庵棚里，亲自给我犒赏过一顿烧烤包谷棒子。被他抓住严惩不贷的，是那些用麻袋偷下棒子到城里去卖钱的真正的贼；对我好像比较客气，不过是烧几个充饥罢了，他不会过分计较的。

    他依然站在那里，瞅着我们问：“谁？”

    “马罗大叔，阿克西尼亚今晚没来吗？”

    他嘿嘿一笑，把直竖着的梭镖放倒了，“是你个崽娃子，我当是贼伙哩！”河堤是用水泥和河石浆砌的直面，又光又滑，他下不来，绕那边的小路去了。

    惠畅嘘出一口气，释然了，坐下来。

    我给他介绍，这是我们村一个老光棍，终年四季，给生产队看守庄稼，夏收看守麦子；秋天守护包谷和棉花；冬春两季，吆撵拔食麦苗的大雁。他在河那边的村子里有个情人，常常在夜静时涉过小河来，在他的小庵棚里幽会，那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我称她为阿克西尼亚。马罗虽然没读过《静静的顿河》，却知道我说的是谁，指的是哪一档子事。

    马罗已经走到火堆跟前，扔下梭镖，准备找一块地方坐下来。

    “葛利高里大叔，欢迎你。”惠畅抓住马罗的胳膊，“你真是个浪漫的人儿哩！”

    “你可甭听他胡糟践我！”马罗哈哈一笑，佯装斥禁的口气，对我说，“你尽给我造谎！”

    “咋能是我造谎呢？”我故意逗他，“马罗叔，你对月亮发誓，有没有一个阿克西尼亚？”

    马罗从火堆里捏起一粒火星，按到烟锅上，喉咙里发出咯咯咯的憨笑，得意地仰起头，淡淡地说：“那是牛年马年的陈事了。而今那个可怜人，日月恓惶哩！我可怜她，周济她一升半斗……人家娃儿大了，咱还不自觉行吗？”

    “马罗叔哎！”惠畅亲热地叫。他对马罗十分感兴趣，眼里闪出生动的光芒，说，“你一年四季给队里守护庄稼，很辛苦了。”

    “不苦。”马罗头一摆。

    “真不容易哩！秋天下阴雨，冬天下雪……”

    “人家队长给咱工分哩！”

    马罗吐不出一句更崇高的话，惠畅有点失望地闭了嘴。他大约想听听马罗说出诸如“为集体咱不怕冷”之类的话，然而他只能失望。

    “你们俩说你们俩的话吧！”马罗自动拨着火，翻捣着已经烧得黑乎乎的包谷棒子，义务为我们服务，“有文化的人说话，中听！乡村人尽说粗话。”

    “我们说话有啥好听的？”惠畅问。

    “好听。一样的话，你们文化人一说出口，味儿不一样罗！”马罗笑说，“比方我跟那个可怜人儿的事，我其实也不怕谁说。你们说成‘阿’啥子‘亚’，我就知道说的那个可怜人儿。乡村那些粗庄稼哥们，一开口就是，‘马罗伙计，这几天跟野婆娘弄了几回？’你说难听不难听？”

    我和惠畅已经忍不住，哈哈大笑。惠畅猛然扑到马罗的背上，抱住他的脖子，用自己的脸颊在马罗的脑袋上磨搓，亲昵地喊着：“马罗大叔，我的真正的葛利高里……”

    马罗从火堆里捡出一个黑炭棒子，甩到惠畅的怀里，接着又甩给我一个，那熟悉的动作，使人感到豪爽而又亲切。我撕开一层烧焦灼外皮，就露出冒着热气的内皮来，一层层撕开，就咬着了软乎乎甜腻腻的包谷粒儿。惠畅动作更麻利，已经啃得满嘴响起咔嚓的声音。

    “你俩谁有戏本呢？”马罗问。

    “你要啥戏本？”惠畅口齿不清地问。

    “《铡美案》、《五典坡》都行。”马罗说，“《周仁回府》也祐哇！啥戏本我都爱看。”

    “你识得字吗？”惠畅好奇地问。

    “识得几个。”马罗说“我一边认，一边前后揣摸，也就碰出意思来了。”

    “你上过学吗？”惠畅似乎才找到话头了。

    “上学上了四年哪！”马罗沉吟着，自己也有趣地笑着，“那时候的学堂，先生爱打娃娃。怪得很哪！我在下边背书背得溜溜熟，一叫到先生跟前，瞧见那根二尺长的竹板子，背熟的书全忘光了，先生就捞起竹板子，抽得我的手心连碗也端不住了……”

    “你要是不伸出手呢？”

    “不行啊！那时候念书就兴打板子。”马罗莫可奈何地说，“有一回，先生的板子刚抽下来，我的手往回一缩，糟了，先生抽在自个的膝盖上，这下了得！先生左手掐住我的指头，咬着牙，在手心打。我闭上眼睛，手心疼到后来，倒是不知道疼了，也不知他打谁的手哩！”

    “噢哟！马罗大叔，你认得的几个字，代价不低呀！”惠畅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为了你好不容易认得的那些字不致忘记，我无论如何也要给你搞来两本戏本子！”

    我心里知底，马罗大叔的嗓门是很不错的，有铁嗓子的美誉。在夏天傍晚的余辉里，晚霞给郁郁葱葱的青纱帐涂一片赤红，从河渠边的杨柳林带里，常常传出马罗粗壮而雄浑的声音。白雪蒙地的冬夜，在广漠的河滩上，他吆雁吆得烦了，就放开喉咙吼唱。他爱唱戏，更爱看戏，每逢县剧团下乡，他常常追到一二十里远的岱峪口去看戏，要是五里镇有戏，他是一晚也不会空缺的。看得多了，那些最流行的秦腔剧，他不仅能背唱大板大板的唱词，连人物的对白也能大段大段地道出来，他唱起“乱弹”来，嗓门难免跑调，词句也很难让别人听清，但人一听都能猜出是某一本剧里某某人的唱词，而味道则是纯粹不过的秦腔的戏味。关键是品尝那种不易说清的味道，而戏文和唱词不清倒在其次了。

    “马罗大叔，唱一板‘乱弹’吧？”我怂恿他，“拣你最拿手的来一段。”

    “要唱‘乱弹’，还数《牧羊》里苏武那一板唱腔好。”马罗一经触及，戏瘾就来了，他盯盯我，又瞅瞅惠畅，“你俩谁会唱不会？苏武和李陵，两人对唱才崭劲！”

    十分遗憾，我对我们的秦腔听来虽也顺耳，却从来没能学会唱控。惠畅是个文娱活动的活跃分子，在学校里上过台，演过戏，可惜在他演过的几折小戏里，总是扮演着小生的角色，大都是和姑娘、小姐对唱，苏武在《牧羊》中的唱词他一句也唱不下来。马罗也不勉强我们，已经干咳几声，清理嗓子，猛然扬起头来，就暴发出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声音：“汉苏武在北海……”

    他的脸在火光中更显得红了，脖颈上的筋络暴突起来，慷慨激昂的剧情和戏词，大约正适宜他的嗓门。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听人唱戏，此时才觉得体味到了真正的秦腔。他一人身兼苏武和李陵两角，放开嗓门吼出苏武威武凛然的戏词，接着压细嗓子唱出李陵哀婉曲屈的心声，在紧密激烈的对唱中，把苏武以死报效祖国和李陵变节屈膝的两种气质活活地表白出来了。

    我已经多次听过马罗大叔的嗓门，不足为奇，惠畅听完，已经激动得满脸喜悦，热烈地说：“马罗叔，我下回把板胡拿来，我拉你唱，咱们搞个自乐班。”

    马罗却笑笑说：“我跟弦唢唱不到一块。”

    惠畅甩掉一根啃完了的包谷棒子，又从火堆里拣起一个来，撕开了，玩笑似地说：“马罗大叔，我将来要是当了县长，首先接你去享福。吃烤包谷听‘乱弹’，皇帝怕也享不到这样的福分！”

    “那也说不定。”马罗笑着，“兴许你还当省长哩！”

    他挺认真地举出实例来，说他家在山里的一个远门亲戚，在山坡上看守庄稼，山里狗熊特多，夜里出来啃包谷。有天半夜，他的表哥刚轰走狗熊回来，窝棚里滚进一个人来。他的表哥打着火镰引着火，一看，那人腿上淌着血，就把那人救了。伤好了，那人夜里又走了，他的表哥也没敢问人家是啥人，倒忘了。解放了，乡上来了三个人，要接他表哥出山，不由分说，就用抬杆轿把他表哥抬到乡政府去了。爷！乡政府门口停着一辆卧车，那个伤员从车里走出来，抱住他的表哥……人家是北京一个部长！

    “马罗大叔，等着吧！”惠畅笑着，煞有介事地说，“我将来用直升飞机接你！”

    马罗哈哈笑着：“我可害怕坐飞机。你说，那东西要是在天上正飞着，像马一样惊了咋办？”

    惠畅给马罗大叔开下空头支票，马罗大叔也畅快地吼喊了一阵“乱弹”，主要是我俩的肚里都装满了真正的粮食，在月亮已经溜下西姬的黑下来的夜色里，三个人沿着三条路，各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后晌，惠畅兴冲冲跑到我屋里，喜不自胜地说：“昨黑我回到屋，写下一篇小说，用马罗作模特。你坐下，听我给你念……”

    县文化馆的浦老师给我们俩寄来两张蓝色的门票卡片，市里的文化馆为文学爱好者举办一次文学讲座，特邀省报文艺副刊的一位肖编辑主讲，讲题是《散文散谈》。接到信时，已是昨天傍晚，我们昨黑就约定了，今天后晌动身，晚上宿在城边，明天一早赶进城去，正好跟得上听讲，母亲特意破费给我用包谷面烙了五个小烧饼，没有给里头掺进豆渣或者菜叶，那是真正的纯粹的粮食烙制的烧饼了。我焦急地等待着，却不见惠畅来。我忍耐不住，又赶到他家去，想不到，他正跟新媳妇拌嘴吵架。

    新媳妇秀花，鼻子和嘴巴全都因为生气鼓劲而挪位；那秀气的鼻子，因为脸腮变色而显得又小又扁；那荡漾着温情的眼睛笼罩着污气浊水，显得难看了；嘴唇撅着，更使得脸型愈加不协调。我看见她的这副模样，暗暗一惊。她也有点不好意思，立时扭转身，坐在炕边上，把微微颤抖着的背脊朝向门口。

    “你咋这样狭隘！”惠畅气呼呼地说，“真是莫名其妙！”

    我看看惠畅气憋憋的脸色，劝他冷静一下。好在那秀花见有人来，也不再开口，我就拉着惠畅出门，回避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上路以后，惠畅的情绪逐渐恢复正常，我不好问两口子因为什么发生口角，只是劝他不要和她一般计较，那毕竟是一位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乡村女子，长这样大只进过两次西安，都是和他订婚、结婚时，由他引着她去买衣服，去照相，去登临大雁塔的。

    “嗨！为什么正经事来呢？”惠畅丧气地说，“全是小心眼！看来……农村女子的心眼更狭隘！我总以为乡下姑娘朴实敦厚……”

    “天下的女人，无论白种或黄种，都有一个不可克服的先天性的通病——”我记不清在哪本书上看见过这样的话，统统搬出来，故作高深地说，似乎我对女人有专门研究似的，“这就是疑神疑鬼，对丈夫尤其如此。”

    “为了一封信，跟我憋了三天气。”惠畅说，“我的一个女同学给我来了一封信，问候了我几句，有几个赞美我的词儿。她读得半懂不懂，居然说那个女同学是我的‘野婆娘’。我今日后晌正准备走，她可有话了，说我要去寻‘野婆娘’，所以才急的愁的……你看看，遇见这号女人，我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