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桌子顶头，给我念他刚刚写完的一篇小说。

    他每写完一篇小说，都要念给我听，从来不让我亲自去看，说是草稿字迹零乱，不大看得清楚。我却相信我能看得清楚，因为我有时看见他念的作品，实际是已经抄写得很整洁的修改稿了，然而又不好意思执意要过来看。我要是写出一篇习作，要征询他的意见，刚从桌斗或口袋里拿出来，他就伸过手来，说：“让我看看。”于是，他就用指尖在嘴唇上抹上一点口水，翻揭着纸页看起来。我多少觉得我们之间有点不平等。

    我坐在炕边上，胳膊时搭在炕头搁放油灯的土台上，用手撑着下巴。静心屏息地听他朗读那万余字的短篇小说。有时坐得累了，有时听得烦了，我就打量一下这间熟悉的小屋。一间窄小的老式厦屋，土炕占去了大半空间。靠墙放着一张同样是老式的带抽屉的条桌，条桌的拉把儿是一只黄铜铸成的树叶，闪闪发亮。门和桌子之间的空档恰尺等寸可以安置一把椅子，他就坐在这把直背老式椅子上，就着门口照到桌面上的亮光，读书或者写稿。靠着后墙的那一步之宽的空间，放着一个大红色的条形板柜；柜子上方，架着两只同样是大红色的木箱，那是他的新媳妇的陪嫁品。他的新媳妇坐在炕的那一头，低头捉着剪刀，在一张褙纸上比划着、裁剪着鞋底儿。

    每当我思想抛锚，神志不专的时候，他的朗读声就提高半度，而且侧过头看我一眼。我立即抖擞精神，做出专心致志听着的神态。他的声音又舒畅地继续下去。

    每当读到有趣的情节或细节，他的声调里就泛出一种得意的色彩，惹得我和他同时笑起来。他的新媳妇也低头抿嘴在笑，却不出声。我特别注意她的反应，凡是她有明显的反应的地方，我就觉得大抵是他写得最成功的段落。

    一篇稿子读完，他放下稿纸，笑着侧过头，爽快地说：“感觉如何？随便说。”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一个旧罐头盒子里捏起一撮旱烟未儿，撒在一络用废弃稿纸裁成的纸条上，在手心三拧两转，就制造出一根喇叭形状的纸烟了，我也如法炮制，两人就对抽起来。我们没有固定工资，生产队要等农历年底才决分，通常是见不到什么钱的；我们谁也没有发表过一个字，自然没有稿费，谁也买不起一盒最廉价的纸烟，却又不习惯使用老庄稼汉们那种笨拙而又难看的黄铜或白铁铸成的旱烟锅子。

    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厦屋里，有两支又粗又长的烟卷在冒烟，他的新媳妇轻轻咳嗽起来，呛得眯起眼睛。我们俩毫不理会，早在烟雾升腾里，为他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一个情节或细节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争吵得一塌糊涂了。

    他所极力维护着的某一得意之笔，我却毫不客气他说那一段应该彻底干净地删除掉，于是，争论就不可避免了。对于他看过的我的习作，类似的争议似乎更为激烈。我和他尚未养成高雅的涵养，譬如说，应该谦逊地听取对方的意见，不应该当面眼对眼牙对牙地驳斥；应该斟酌给对方谈意见的方式方法，尤应以鼓励为主，先谈优点，再说不足，然后再提出修改补救的措施，使对方于心理和感情上易于接受。没有。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好像就没有这种文质彬彬的习惯，一当讨论起来，就争就吵。开始时，他的新媳妇曾经劝过我们，不要失了和气，后来习以为常了，就只顾剪她的鞋底或者纳扎鞋帮，一任我们去吵。如果是在冬天的夜晚，吵得夜深了，她会从锅里端来一盘刚刚蒸熟的红苕，送到条桌上，那是十分惬意的夜餐了……

    看着他的新媳妇又一次捂着嘴打着呵欠，悄悄抹着困倦的泪水，我就起身告辞。他送我到村外，兴犹未尽，于是就站在小沟的水渠旁继续高谈阔论，丝毫也不担心谁听了去。

    这个时候，刚刚进入60年代的乡村里，正经历着解放十多年来最普遍、最严重的第一次饥懂的时月。我和他——惠畅，两个一前一后从县城一中毕业的高中毕业生，都在疯狂地追求着同一个目标，我们都需要这种推心置腹的毫不隐讳的直率的争吵。我们将在这种争吵声中，走向生活，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中国文坛，争吵声中也许会诞生并不亚于《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史诗……

    天傍晚，惠畅到我家来，约我去看电影。

    对河的五里镇上，大约一月里演出一场电影。这一晚，是五里镇方圆十余里几十个村庄青年们的节日。尽管是已经被城里人看腻了的过时的旧片子，无论好坏优劣，我们都有耐心看到最后，甚至觉得听一听电影音乐，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村子里没有通电，收音机见不到一台，精神生活的贫乏和物质生活的贫乏一样使人感到饥肠辘辘。每当五里镇一月一次的“电影节”到来的时候，我们俩必定不能或缺。

    月色柔媚，知了和纺织娘在河岸边的杨柳林带里叫成一片。从各个村庄通五里镇的好多条河川土路上，手电的光柱忽闪明灭，抽烟的火光瞬息即逝，男孩子们的唿哨，女娃娃的尖利响亮的笑声，此呼彼应的欢愉的嗓门，轻狂放浪的哄闹嬉笑的声浪，充塞了往日里静谧的河川的夜空。

    我们涉过浅浅的河水，急急赶到五里镇。小学校的门口，人头攒动，灰尘在明亮的电灯光里浮动，广播在大树杈上播出诱惑力极强的乐曲。我们俩不约而同地翻起裤兜，掏出零碎的天蓝色和黄色的贰分、一分的纸币，数起来，两人的钱，合在一起，真是万幸，竟有二毛多了，买过两张票，花去贰毛整，竟然还有五六分宽余，我们就盘算该怎样挥霍享受这一笔余款了。

    “买糖还是买烟？”我征徇他的意见。

    “买烟。”他总是比我更有主见。

    我真想吃糖。我大约有一年多没有尝过糖的那种美好的滋味了。站在露天的电影场上，瞅着银幕上的惊险的反特故事片的画面，手插在裤兜里，嘴里含一颗水果糖，那该是一种多么舒心的享受哇！不过，买烟的主意也不错，我们平时用纸条儿卷旱烟未儿的手艺，在黑暗的电影场上就有诸多不便之处了。好！我立即表示赞同，我们俩走到一个卖烟的小摊前了。

    “买哪种烟呢？”我间。

    “‘航运’。”他说，一点也不犹豫。

    白纸盒上印着一艘造形简陋而又画技拙劣的轮船，此烟牌号叫“航运”，售价一角二分钱一包，我递上六分钱去，巧极了，正好可以买到半包。我们每人装下五支，转过身去了。

    在一根火柴上，我们点着了两支烟。多么奇妙的香味啊！我真舍不得将那令人沉醉的香味喷吐出来，实在比老旱烟未儿又辣又苦的味道好过千万倍了。嘴里咂着一支雪白的纸烟卷，昂首从小学校的门道里走进操场，真是自觉神气而又排场，比在嘴里含一颗糖有声有色得多了。

    看过电影，就不那么急着回家了。我们散涣地走着，品评着刚刚看过的电影，悠哉游哉走回到小河边上来，那些大帮大伙的男女青年放浪的声息，此时已经远远地流动到村庄里去了，河川里已经恢复了夏夜素有的静寂。

    我们俩脱光衣服，在清凉的河水里躺下来，头枕着一块光滑的河石，把全身都浸泡在河水里。蚊虫无法下口，团团飞旋蜇磨在头顶，我们一人抓一把臭蒿子，悠悠拂打着蚊子。河水从胸膛上流过去，身子下边的沙子被掏空了，我就挪一挪位置。星星在蓝天上眨着眼睛，深邃无垠的天际神秘莫测，一缕缕轻纱蝉翼似的云丝在月亮的脸上飘过去，河滩又明亮起来。

    “胡万春起初是个半文盲，现在是第一流作家了，真厉害。”我说。

    “我们比他基础好多了，正牌高中毕业。”惠畅说，“自学起来更快。”

    “胡万春投过二百次稿，才发表了百把字的一篇通讯。”我深感钦佩，对于我们俩都已知晓的这件轶事，总是兴趣不衰，“啊呀！我真是缺乏这样的恒心和耐心。”

    “我相信，我们发表第一篇作品，绝对不需要用二百篇作铺垫。”他十分自信，用蒿草在水里狠狠抽打一下，扬起来，“我要是写过50万字还不能发表一篇作品，那我就自杀！”

    我缺乏他那样的自信，也就没有他那样的狠心，我说：“搞不了创作，当不成作家，也不必自杀呀！”

    “玩笑一个。”惠畅不在乎地说，轻轻笑了，笑毕，却深富感情地说，“我他妈的不知怎么从小就迷上文学创作了！说真的，如果真的搞不出一点名堂，我不知道这辈子该怎么活着好！”

    “咱们就拿出胡万春那股傻劲干吧！”我说，“埋下头，干它十年再说。”

    这样的内容的扯谈，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了。上海的工人作家胡万春正活跃于当时的中国文坛，《家庭问题》那篇小说使我们十分钦佩，从思想到艺术，甚至情节的铺展和细节的选择，都不厌其烦地讨论过三五次了。这种讨论，到后来往往就离开作品本身，延伸到作家的成长道路上来了。何止一个胡万春，中国的或外国的，当代的或古代的，所有能搜寻到手的作家文人们的传记和轶事，无疑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交谈的话题。

    蝉鸣已经止歇，偶尔有零星的青蛙叫声从河岸边的稻田里传出。夏夜里虽然静寂，却使我们感到了潜伏着的生命的跃动，无边的包谷林里，传来飒飒飒的绿叶摆动的响声，小叶白杨在夜风中欢乐地歌唱。我们躺在南源和北岭之间的小河川道里，热烈地又是忧伤地谈着文学，谈着追求；谈到胡万春，我们就信心十足；可是一谈到神童刘绍棠，就黯然神伤了。

    这个神秘的神童带给我们的，不是鼓舞而是悲哀。他怎么会在戴着红领巾的年龄就能发表小说呢？我们俩戴红领巾念完小的时光，只是对娃娃书兴趣十足，连小说这个名词压根都没听说过，刘绍棠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出了名的作家了；我们已经高中毕业，至今还躺在黄土山中的这一道小河里胡拉乱扯，一个字也没上过报纸或杂志哩！我们猜测他的宗室一定是文墨瀚海，祖荫厚极，自幼熏陶。然而，从一些零星的资料透露出的事实却是，他和我们完全相似，出之乡野，世代农耕。我很丧气，惠畅也不大乐观。从刘绍棠看来，文学创作需要天才，我们都暗自怀疑，自己是否具备这份天资？我们对批叛“右派”刘绍棠的文章无暇一顾，却对那个神童的“神”字感到神秘莫测。

    “唉！没劲了。”我不由得叹气，“说起这个人，我就冒气了。”

    “甭忘了，中国虽然有‘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古训，也有‘大器晚成’的成语，可见什么都不尽然。”惠畅是很富于思辨的，“少年时代能成起事的，到底是个别人，多数人是青年和中年时候才露头。”

    “我们若是‘大器’，迟成早成关系不大。”我仍然心里不踏实，“我们要是‘小器’呢？或者根本就不会成器呢？”

    “契诃夫说，‘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给他的嗓门叫好了。’”惠畅反而气更壮了，他忽然从水里翻起身来，站在水中，大声说着，像是和谁吵架，亦像是对河川和源坡宣言似的，慷慨激昂起来，“我不是天才。我不是大狗。我是小狗。不，连小狗也不是！我是蛐蛐。不，连蛐蛐也不够格！我是醋蛛儿，上帝只给了我一个破尿罐的嗓门，我要叫！多一个人的叫声，世界就多一份声音！醋蛛儿的叫声虽然难听，它还是拼命地叫着！它没有因为有百灵子而抿嘴不响！如果只有百灵子而没有醋蛛儿，世界也就单调了……”

    惠畅赤裸全身，慷慨激越的思辨，使我大受鼓舞。我为自己的怯弱而难堪，忽然也从水里蹦起来，和他站在一起，狠声说：“我也权当自己是一只醋蛛儿……”

    “咱们往后谁也不许再说泄气话。”惠畅说，“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