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暮中，景藩老汉带着几分酒兴，跨进自家门楼，就瞧见儿子无精打采地坐在已经昏暗的前院里的槐树下。他对儿子摆出的这种愁肠苦相的架势十分反感。

    老汉没有招理儿子，推车径直走进去，放下车子，走进里屋，伺老伴：“你跟他说来没？”

    “说来。”老伴回答，“娃说他愿意去开车。”

    “愿意个屁！”老汉斜眼瞅一眼老伴，表示不信任，“你看他难受的那个架势！”

    “晌午我再三问，娃都说愿意嘛！”老伴对于老头一进门来的这种气势不满意，“你甭疑神疑鬼的。”

    “要是真心愿意去，他会蹦蹦跳跳的，你记不记得，那年刚一接到参军通知书，他跑前跑后，嘴里唱唱嗬嗬的，啥架势？”老汉观察到了儿子行为中的漏洞，“你看他现时那个架势，愁眉苦脸，象是要上杀场，哪象是要去参加工作！”

    老伴不能不信服老汉的眼睛是厉害的。她又何尝丝毫没有察觉呢？她明明白白可以看出，儿子想去开汽车，又撂不下自己一手经办起来的砖场和牛场，正象老汉自己当年撂不下刚刚兴办起来的农业社一样。她主张耐心劝导，劝得儿子一两天后到县上去报了到，坐进驾驶室，啥事也就没有了。她很担心老汉动不动就想发火的神气，有可能把事情弄僵。她要劝儿子，又要劝老汉，使这个农家小院里保持平静和安宁。老汉今日一回到家，她就发觉老汉说话腔调很高，脖颈红红的，口鼻里喷出一股烧酒味，就问：“你在谁家喝酒来？”

    “在永槐家。”景藩老汉掼下毛巾，掏出一支卷烟，夹在指缝问，挺着腰站在屋子中央，声高气壮地说，“今日喝得痛快，谈得痛快！”

    景藩老汉从公社出来，觉察出王书记似乎把他当成累赘而急于换掉的用意，感到有点寒心；在路上遇见牛娃的时候，自然就没有顺气，以致态度有失检点；在路过何家营村的时候，被党支部书记何永槐拉到屋里去了。

    两位在土改中结识的农村基层干部，现在坐在方桌对面，对饮起来了。老了，何永槐也老了，土改中冒出的那一茬干部，现在都跟景藩老汉一样，霜染鬓发了。景藩老汉呷着酒，感叹着。几十年的经历，两个都差不多，不过永槐是蔬菜专业队何家营的党支书，家庭经济状况比他好；而个人经历，简直如出一辙。在河西公社里，他俩曾经是粮棉和蔬菜两类作物生产的先进人物，常常代表河西公社到县上和地区出席各种会议。“四清”和“文革”中，两个都被整惨了。他俩作为河西公社大队一级的“走资派”代表，被造反派们押在一辆汽车上，游遍了公社的所有村寨……有幸和不幸，使两人结下了友谊。

    何永槐端出一盘猪头肉，提出一瓶“雁塔大曲”，招待老朋友。

    “地分了？”何永槐明知故问，“牛也分了？”

    “全都分光分净了。”景藩老汉说，“你们蔬菜队不分吧？”

    “喝！”何永槐端起酒，招待景藩老汉，“原先说蔬菜队不分，现时也保不住。”

    “蔬菜队分了地，社员保准不给国家蔬菜公司交菜，差价太大嘛！”景藩老汉问，“工人和干部，都得上自由市场买菜了……”

    “爱上哪儿买上哪儿买去！”何永槐不屑一顾地说，“我盼着分地哪！都他娘的分了，省得我劳神了。”

    景藩老汉呷着酒，瞧着何永槐烦恼的神气，心里说，甭看他嘴里说得那么不在乎，其实他比自己更想不通，不过是赌气话罢了。

    “分了地，分了耕畜，还要咱们这号干部做啥？”景藩老汉说，“各家各户种庄稼，干部没事干了。”

    “抓计划生育嘛……哈哈哈！”何永槐嘲笑似地说，“只剩下这一项工作了……”

    景藩老汉也笑了。

    “你听没听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社员有了钱，干部丢特权’。”何永槐念着他听到的顺口溜，悻悻地说，“当初为办农业社，咱把心操尽了；而今倒好，分地分牛……”他说着，又灌下一杯酒，手在桌上一拍，“广播上说干部不愿意分地，是怕劳动，尽说的屁话！我要是分得几亩地，让他看看，看我种得出何家营的头一份好菜……”

    酒逢知己，话更投机。景藩老汉觉得心里畅快——何永槐把他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了，他虽然这样想，但嘴里不敢说。公社王书记在传达县委关于搞好责任制的文件精神时，批评过永槐刚才念的那几句流传在乡村里的顺口溜，再三解释责任制和单干的本质区别。老汉服从纪律，把自己的“不一致”的看法藏在心里，决不在公开场合乱说乱道。如今何永槐毫无顾忌地说着对实行责任制的“不一致性儿”的话，景藩老汉听得痛快。

    两个“老土改”喝着，对正在贯彻的责任制的农业政策发牢骚……一瓶“雁塔大曲”揭底了。

    这个时候——一九八一年初夏时节，渭河平原的农村里，“责任制”这个新名词，正如当年的“农业社”这个名词一样，在庄稼人的嘴里热烈而新奇地叫响了。大队和小队的干部，纯粹靠土地生活的社员，还有儿子或丈夫在国家机关、工厂工作的农村家属……都在讨论会上，地头场间，街巷屋院，热烈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满意的和不大满意的，高兴的和担忧的，喝彩的和叫骂的，种种听来都似乎理直气壮的意见，汇成一股喧闹的声浪，在乡村里涌流……

    冯家滩党支部书记冯景藩和蔬菜专业队何家营党支书何永槐，两人在摆着烧酒和猪头肉盘子的大方桌上的谈话，还在继续着。景藩老汉听到了合心合拍的话，憋在胸膛里的优烦顿然宽舒了。何永槐又提出一瓶“灞陵”酒来，说他们以后也许见面的机会不会象以往那样频繁，难得痛饮一场。景藩老汉也不执意要走，给儿子马驹要办的手续业已办妥，心地踏实了。

    “叫娃快走！”听完景藩老汉的描述，何永槐大声说，“开汽车挣工资，跟谁不犯一句唠叨，多好的事嘛！何必要当那个队长呢？”

    “人家还想在三队成一番气候哩！”景藩老汉嘴一撇，嘲笑说，“那小子不知深浅……”

    “哈哈哈……”何永槐大笑，“你把你三十年喝的酸辣汤，让他尝一尝，他就灵醒了！”

    景藩老汉和老朋友何永槐，大声嘲笑着儿子的愚蠢行动，现在还想在农村大干一番事业，真是太不识时务了……老汉喝得尽兴，谈得畅快，苍茫暮色里，告辞回家来了。

    和老朋友何永槐一席畅谈，景藩老汉愈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必须尽快地跳出冯家滩这个泥沼。进门来一眼瞅见马驹愁眉苦脸的样子，就难以相信老伴的话。现在，公社的章子盖到合同上了，老汉给德宽和牛娃分别打过招呼了，一切可能成为障碍的因素全都排除掉了，只等儿子明天带上介绍信到县饮食公司去报到了。但他看出了儿子的心病。为了彻底打消儿子还想在三队干什么事业的愚蠢想法，他从里屋走到前院，站在儿子对面，直截了当地说：“马驹，手续办完了，你明天就去找你安国叔。”

    马驹一扬头，还没来得及开口，母亲就提醒父亲，儿子脚上负了伤，他还拿不定主意哩！

    “迟去一天半天问题不大，只要你主意拿定。”景藩问过儿子的伤情，直逼着问，“你实说，你的主意定下没有？”

    “定下了。”马驹说，“昨晚跟你说过了……”

    “你的主意没拿定。”景藩老汉仍然盯着儿子的眼睛，把潜藏在心里的危险索性揭破，“我能看出来，你三心二意。”

    “我……没有。”马驹口里支吾说。

    “你心里有啥为难事，尽管说。”景藩看着儿子支支吾吾的神色，料定自己把儿子的病根抓准了。他坐下来，点燃烟锅，把儿子心里正在思量着的事，全盘端出来，“你怕德宽和牛娃说你不守信用，你们仨击过掌；你撂不下三队的工作，几件大事刚刚拉开摊子；你想着自己是个党员，又是复员军人，想为众人干些好事……我说得对不对？”

    父亲这种坦率令人吃惊，马驹抬起头，瞧一眼父亲，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父亲把他心里的矛盾，全都看穿了，端出来摆在当面了。他忽然想，既然如此，认真地谈一谈，也是好的，他诚恳地笑笑，表示默认。

    “按说你这些想法，都没错。”景藩老汉看着儿子静默不语，料定自己说准了。他很理智地对儿子说：“共产党员嘛！总应该知道自己姓‘共’，不姓‘私’。”

    “对，你说得对。”马驹说。

    “我在冯家滩讲了几十年大道理，这点子事还翻不清里外吗？嘿呀！岂止是道理，老子一生为公众的事，连自家性命都赔上了……”景藩老汉借着酒兴，痛说起自己的革命历史来，“老子当初办农业社，啥时间睡过一个透觉？农业社办得好不好，你问问村里的老社员就知道了。刚把农业社办得巩固了，上级号召大跃进，逼着我放‘卫星’。一个‘卫星’没放得上天，跌下来把冯家滩农业社的家底砸烂包了。咋办？农业社是咱办下的，‘卫星’也是咱放的，共产党员能跌倒也能再爬起来，我豁出来了——”

    这是冯家滩历史上悲壮激昂的一幕。冯景藩急于挽救自己“放卫星”给冯家滩造成的损失，高中毕业生冯志强立志改变家乡的困难局面，两人提出一项改造河滩的大胆计划：修一道大堤，可以从沙滩上夺回三百亩稻地。社员们通过了。开工那开，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冯家滩男女站在村子当中的戏楼前面，听完新任大队长冯志强的讲话，大伙一致拍手欢迎老支书讲讲。冯家滩的庄稼人，对刚刚回到村里的高中毕业生还没有建立起信任。这一仗能不能打胜，沙滩能不能变成稻田，能不能收获黄灿灿的稻谷，以取代大伙肚子里塞得太多的糠皮和野菜，大伙想听听冯景藩的活。

    四十岁的中年汉子冯景藩，走到台前，手里没有拿讲稿，却抱着一摞奖牌和奖旗，那是从大队办公室的墙上卸下来的。他没有大声疾呼要求社员三九寒冬到沙滩上去卖命，却以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震慑了冯家滩。

    “啪嚓！”玻璃装面的“卫星”奖牌摔破了。

    “刺啦！”绣着金字的紫红色平绒奖旗撕破了。

    冯志强站在景藩旁边，挡住他的手：“大叔，这太可惜了，上等丝绒哪……”

    “那……谁要谁拿吧！”冯景藩停住手，“做块尿布，还有用……”

    没有人笑，会场里那些面呈菜色的男女，默不作声地瞧着党支书的举动。

    冯景藩突然扬起手，打了自己一巴掌，颤抖着声音说：“入社时，大伙把土地牲畜交给我，现在弄得人没粮食、牛缺料，我对不住冯家滩父老兄弟……”

    新任冯家滩大队年轻的大队长冯志强，经受不住这样强烈的刺激，抱头趴在讲桌上，眼泪从指缝里流出来。整个会场，唏唏嘘嘘，哭哭溜溜，悲壮激越，感天动地。

    冯景藩热泪纵横，大声说：“这次修河堤，天冷，肚子饿，我不强迫大家。谁相信我冯景藩，谁跟我下河滩……”

    男人女人，婆娘女子，扛着铁锨，挑着担笼，一哇声跟冯景藩下到白雪皑皑的沙滩里……

    “稻地整好了，大堤修成了。白米吃到嘴里了。冯家滩男女的脸上放光了，菜色褪净了。我跟冯志强可成了罪人！”景藩老汉磕掉烟灰，痛心疾首地唉叹，“冯家滩刚刚还过阳气儿来，‘四清运动’开火了；‘四清’还没收完场，‘文化大革命’又闹上了。这下好，冯志强娃娃赔了一条命，我活剥了几层皮，冯家滩乱成一滩泥沼了……”

    “爸，你为冯家滩出了力，受了苦，社员还是记着你的好处的。”马驹安慰父亲说，“现时党的农村政策，就是纠正前多年的瞎折腾……”

    “有人把我叫‘维持会长’，我知道；有人还说我是‘湿湿木柴，只冒烟不冒火’，我也知道。”景藩老汉苦笑着说，“我不管，谁爱说啥由谁说去。我的火嘛，早给‘四人帮’浇灭了，冒不出火罗！”

    马驹听着父亲的话，深深同情父亲那一辈“老上改”干部的不幸遭遇，如果没有那些挫伤他们积极性的“左”的失误，而是给他们以党性和政策的教育，给他们以科学和文化的武装，他们自己以及他们领导下的农村就绝不会是那样要死不活的局面。他庆幸自己正当年轻有为的时候，遇到了现在全面恢复农村经济的好时机，便安慰父亲说：“现在，振兴农村的时候到了，所以我想放开手大干一场。”

    “土地耕畜下户了，跟单干没啥两样。你干啥呀？”景藩老汉说，“政策一天三变，你能保住日后是咋回事吗？”

    “现在政策是在变，是往完善的地步变哩。”马驹不能同意父亲的意见，“不是过去那样搞‘大呼隆’了……”

    “十年二十年以后呢？”景藩老仅严厉地提出一个问题，“你能保证日后再没有害人的运动了？”

    “我相信不会再发生那号事了。”马驹说。

    “发生不发生，谁也难料。”景藩老汉只相信自己的亲身经历，根本不把儿子的话当一回事，只是用藐视的口吻说，“冯家滩这一摊子，谁也弄不好。”

    “难弄肯定是难弄，现在是人穷地薄，社员没信心，干部不管事，确实难弄。”马驹说，“再难总得有人弄。我想试火一下……”

    “你甭试火，不行。你那点本事我看得见，你不行。”景藩老汉说，“我没本事，把冯家滩没有搞好。冯志强呢？高中毕业，本领比你强多了，也没搞好嘛！何家营的何永槐呢？老模范，现时也要撂挑子，觉得没法干了！你娃娃有多大本事？你想试火啥？我试火了一辈子，也不成！”

    马驹闭了口，说不出话来，父亲故意这样灭他的志气，他还能再说什么呢？

    “我今日见了永槐，他也说你应该快走，不敢再把脚伸进泥滩里。”景藩说，“我知道你二心不定，今黑把话扯明，只怕你再走老子的那一步错路；后悔来不及了……”

    马驹仍然不开口。父亲今晚的谈话，表明老人的态度更强硬了。父亲对他去县饮食公司的态度，不放心。他不能再和他争辩。父亲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自己中午不也想到过十年二十年中间会不会遇到无法干下去的境况吗？他需要再好好考虑一番，也许能定下一条好主意来。

    “话说得不少了，能说的话，我都说给你了。听我的话，由你；不听，也由你。我今黑有话说在你当面——”景藩老汉站起来，攥着烟袋的手背握在身后，“你愿意去，明天早晨起来，高高兴兴到县上找你安国叔去报到；你不愿意去的话——”

    老汉突然顿住了。

    马驹盯了父亲一眼，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咱们父子一刀两断！”

    景藩老汉说罢，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进院子里头去了。

    马驹低下头来。他相信父亲的话不是吓唬他。怎么办？明天早晨不去县饮食公司，这个家里就有好戏看了。去不去？今晚必须作出抉择，不管他心里怎么左右为难，时间却仅仅只有一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