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桂系不攻自乱，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他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何必去兴师动众。

    基于这些，蒋介石遂命令毛人凤，停止实施暗杀李宗仁的任务。

    上穷碧落下黄泉。李宗仁虽然阴差阳错地躲过了蒋介石的谋杀，但最终却被逼得流亡美国。由堂堂的“代总统”到“贫居闹市无人问，门前冷落车马稀”，他在美国过得很是落魄。时常是身穿一件舒适的旧羊毛衫，足登一双皮拖鞋，坐在安乐椅里看书报，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一摞当地或香港出版的报刊杂志，旁边有一杯茶。这种生活对于习惯了政治、军事生活的李宗仁来说，自然感到百无聊赖和难耐的孤独与寂寞。

    后来，蒋介石多次敦促他离美返台，但都为李宗仁坚拒。于是风声越来越紧，有好心人传言给李宗仁，台湾的越洋杀手随时对他虎视眈眈。1965年，在共产党的多方争取下李宗仁由美国归来。他在答记者问中，对蒋介石以及有关暗杀他的传言作了这样回答：“一个朋友提出关于台湾与蒋先生的问题，他提出问题时说‘蒋介石’，我觉得我很尊重蒋先生，应该加‘先生’两个字。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对于台湾问题如何解决，中国早已宣布中外。我觉得目前蒋先生的处境很难过，我深望蒋先生同台湾的国民党同志好自为之。”

    时逢特赦后的沈醉也出席了这天的记者招待会，他听完李宗仁的这番话很为感动。他以悔过自新的口吻向李宗仁谈及当年暗杀他的惊心动魄的那一幕，李宗仁大吃一惊。若非沈醉解密，他自始至终尚蒙在鼓里。垂垂老矣的李宗仁，直面已被雨打风吹去的半世风流，苍然叹道：“蒋先生喜欢打打杀杀，总爱用些江湖手段。”

    1968年，李宗仁在北京谢世，得以善终。

    军统广州站站长郭旭大喜，如此天气，真是上天安排。皇冠酒店沿途的巡警、保安还不早就龟缩进了家门？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对于李宗仁，蒋介石虽将他视为头号暗杀目标，但由于种种原因的制约，最后被迫放弃。可在心中，他对新桂系集团却恨之入骨。恰在这时，从香港传来了令他更加沮丧和愤怒的消息。

    2月初的溪口，雾游剡溪，云绕丰镐房。这天，心绪烦闷的蒋介石扶杖晨游归来，却见挟了公文包的毛人凤正笨拙地立在门口，张望着，满脸焦急。

    蒋介石的心陡地一沉，虽说连日来的不利消息，他已经了如指掌，但毕竟对于这位主宰华夏大地22年的统治者而言，他一直坚信自己能扶挽国民党这座将倾的大厦，重塑他东方大国领袖的形象。现在，见了毛人凤那副神情，他知道必定又有什么坏消息。于是，他用满口的家乡土话对身旁的蒋经国道：“看来又有啥事体了。不然，以毛人凤的性格，他不会一大早就来报告。”

    说着，他加快步伐，漆风黑脸地迅速闪进了丰镐房。

    毛人凤亦步亦趋，跟入内室，待蒋介石坐定后，便战战兢兢地从公文包中一面取出一纸军统台北本部发来的电文，一面硬着头皮检讨道：“报告总裁，学生无能，辜负了总裁和党国的信任。今天早上，我刚接到台北的报告，叛变投敌分子李济深已被共党接往北平，我们的同志没有完成制裁任务。”

    “什么？李济深跑了？”蒋介石将手中的拐杖猛地摔在了地上，一巴掌拍在桌上，“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名单上早就有了这个人，为什么不行动？”

    “总裁，”毛人凤眼巴巴地唤过一声，唏嘘道：“我们已经派了广州和香港两地得力的同志去了，可共产党还是抢在了前面。而且，我们已经引起了香港当局的注意，有两位同志还被抓了进去。”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毛人凤毛局长曾经信誓旦旦地给我保证过，决不会让李济深这些捣蛋分子溜出香港，可现在的情况呢？我的好学生都死光啦。倘使雨农在，事情不会办得如此糟糕。”

    “我辜负了总裁的厚望，愿意接受任何处分。”毛人凤已是泪眼迷离。

    “知廉耻，重气节。你毛人凤还是称职的。只不过，我们稍微的懈怠，就会给党国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总裁，”毛人凤掏出手绢拭了拭雾气弥漫的双眼，赶紧表白道，“李济深他们走的是第一批，人数不多。除了李济深之外，没什么重要人物。根据可靠情报，共产党还准备布置转运大批滞留香港的异己分子。因此，我们正全力以赴，按照那份名单，坚决制裁。”

    蒋介石瞟一眼毛人凤，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木已成舟，也只好如此了。我们之所以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对那些危害党国的异己分子太手软。”

    蒋介石说完，愤愤地挥了挥手。毛人凤如临大赦一般，抱头鼠窜而去。

    那么，蒋介石缘何如此痛恨李济深呢？这与李济深一贯的政治立场有关。

    李济深，字任潮，桂系著名将领。广西苍梧人氏，早年毕业于北洋陆军大学，后留学日本。回国投身军界后，成为国民党元老。历任粤军第11师参谋长、师长、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1926年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参谋总长、黄埔军校副校长。

    综观李济深的历史，他曾多次策划反对蒋介石的数起兵变，与之分庭抗礼。特别是自1937年以后，李济深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反对蒋介石政府的反共、独裁政策。1948年，他和大批国民党元老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并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