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面的这个案例中，患者不过是象征性地做了一个性猥亵动作，结果便使得心理医生落荒而逃。如果患者真的做出性猥亵动作，那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在一次课堂讨论中，一位女性实习生琼讲了她的一个有趣的案例。

    我让他在诊室里手淫

    “彼德是一个同性恋者，总是宣称他对女性没有兴趣，可最近我发现他每次所坐的位置都比上一次更靠近我一点。”琼讲出她的疑虑。于是，班上的其他学生各自发表观点。

    “这说明他对你有好感啊。好感是心理治疗的基础。”

    “你必须设定一个界限，以防止他得寸进尺。”

    “你有没有向他指出他在向你靠近，并探究靠近的心理意义？”

    “向一位女性逐步靠近，说明他的固执的性别角色定位出现了松动。”

    琼说她也多少意识到大家刚才所说的，但实际上，她一直坚持人本主义学派的“患者中心论”，即对患者的要求给予无条件的正向肯定。

    “那你就容许他得寸进尺？”

    “对啊！在面对患者的无理要求和对患者的无条件尊重之间，我的确感受到严重的冲突。事实上，我对患者的纵容已达到了我的最后底线。”琼非常坦诚地谈了她的困惑。

    “那么什么是你的最后底线呢？”大家似乎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他有一天向我提出要求，他想在我的诊疗室里手淫。”

    “你满足了他的要求？”

    “当时，他的这个要求真的令我很尴尬，但我还是坚守我的患者中心主义，我离开片刻，让他做那事。”

    琼的这个案例非常有意思。在常规意义上，琼的做法太过纵容，失去了心理医生应有的立场。但从对患者完全尊重的意义上来讲，这样的做法的确给患者创造了一个极其宽松的自我重塑空间。对一个极度自卑的患者而言，当他最荒唐的要求都适当地得到满足时，他的自信的萌芽便开始了第一步勇敢的成长。

    琼的这个案例可谓是在剃刀边缘。非常小心地控制进行的力度和时机，对某些脆弱敏感的患者来说，有了探究其心理病态的基本安全感。但如果对剃刀的掌控不能完美，那么这把剃刀就会伤及患者和心理医生本人。

    在精神分析学家的眼里，琼的这种做法不能简单地用道德标准去衡量，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你必须时刻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保持清醒的头脑。

    琼的做法背后有很多层面的意义，诸如：

    我面对患者的侵略性要求不敢拒绝，我在潜意识中，有没有害怕因拒绝他人的要求而被他人抛弃的焦虑呢？甚至，在我的潜意识里有没有喜欢接受患者的侵略性要求的受虐狂倾向呢？

    我面对患者的侵略性要求不想拒绝，因为患者的侵略性要求在我内心产生一种隐隐的快感，我在潜意识中有没有同样的想在他人办公室手淫的欲望呢？

    我面对患者的侵略性要求不忍拒绝，因为这个可怜的孩子在我内心激发起我的一种母性的关怀，我在潜意识中有没有同样的对母性关怀的渴求呢？

    从上面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到，心理医生对患者关于性的举动，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利昂在诊疗室里向他的心理医生做出象征性的性猥亵动作，结果这个动作把他的心理医生吓跑了。而彼德在提出他那显然过分的手淫要求后，居然获得了他的心理医生的同意。于是，好奇的读者便要问，有没有可能患者在诊疗室里脱下裤子的事呢？

    通常来讲，患者在诊疗室里脱下裤子的事是绝不容许发生的，这是心理治疗存在的伦理基础。如果这个底线都不能守住，心理治疗就没有在我们这个伦理社会存在的合法性。但若问那样的事情是否真的在极稀有的场合发生过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尴尬事。

    哇！张源侠这个色鬼居然让他的患者在诊疗室里脱裤子。如此恶名一旦传遍四海，坏了我本人的名节事小，坏了心理治疗整个行业的名声，我可担当不起。因此，诸位读者，在读到下面这一段故事之前，希望不要断章取义。

    我曾听一位女性说过这么一句富有哲理的话：“一个女人可以在两个男人面前袒露她的全部。”这句话若就此打住，那位可怜的丈夫必定怒火中烧，寝食难安：“我知道其中的一位男人是我，那么另一位是谁？你不告诉我，我和你没完。”

    那位哲理女性莞尔一笑道：“那便是我的医生了。”

    毫无疑问，女性可以在男性妇科医生那里袒露全部，虽然心底可能不愿意，但通常都是别无选择。心理医生虽然也挂了一个医生的名号，但却丝毫没有权力让患者在诊疗室里脱下裤子。若那种情况发生，通常都是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对自我失去理性控制后所发生的非理性现象。

    有一天，我在芝加哥的一所医院的精神病住院区，就碰到了那种非理性现象。我被轮值到“社会康复团体治疗”，这个团体治疗主要为严重精神病患者而设。每天早上9点，当其他的团体治疗已经开始时，我还正忙于到各个病房去请我的患者大爷们来接受我的团体治疗。最常见的现象是，在床上找不到的人可以在床下找到，而洗手间也通常是他们逃避团体治疗的乐土。我没法到洗手间去请他们，也只有悄悄地候在门口等我的患者出来，然后逮个正着。

    我的团体治疗生意通常都不好，最兴旺时也只有五六个人，有时连一个都逮不到。当某天一个患者都没有时，我便独自坐在患者活动厅里，两眼发直，活像一个精神病患者。

    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只有一个患者的那一天。我好不容易软硬兼施把我的那位患者宝贝从角落里请起来，他穿着一件长长的棕红色睡袍，坐在我面前，两只白晃晃的眼睛似看非看地对着我。我突然觉得我的现实感出现一点恍惚，这是面对严重精神病患者时偶尔会发生的心理感受，但我还是试图开始只有一个患者的团体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