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有一次，張愛玲和我說：「我是個自私的人」，言下又是歉然，又是倔強。停了一停，又思索著說：「我在小處是不自私的，但在大處是非常的自私。」

    她甚至懷疑自己的感倩，貧乏到沒有責任心。但她又說：「譬如寫文章上頭，我可是極負責任的。」究竟是什麼回事呢？當時也說不上來。但也隨即得到了啟發。是幾天之後，我和一個由小黨員做到大官的人閒談，他正經地並且看來是很好意地規勸我：應當積極，應當愛國，應當革命。我倦怠地答道：「愛國全給人家愛去了，革命也全給人家革去了，所以我只好不愛國了，不革命了。」

    正如魯迅說的：正義都在他們那一邊。他們的正義和我們有什麼相干？而這麼說說，也有人會怒目而視，因為群眾是他們的，同志也是他們的、我又有什麼「們」？好，就說是和我不相干吧。於是我成了個人主義者。

    再遇見張愛玲的時候，我說：「你也不過是個人主義者罷了。」這名稱是不大好的，╳╳╳╳╳╳╳╳╳╳╳╳╳╳╳╳╳╳╳╳╳╳╳╳╳╳╳╳╳╳╳╳╳╳╳╳╳╳╳╳╳╳╳╳╳╳╳╳╳╳╳╳╳╳╳╳╳╳╳╳╳╳但也沒有法子，就馬馬虎虎承受這個名稱吧。（編註：原文如此，想是經檢查之故。）

    說到「沒有法子」和「馬馬虎虎」，想起一次和清水、池田兩位談天，他們很驚奇這兩句中國特有的流行語。我說這兩句話是民國以來纔有的。幾十年來，英雄們來來去去，一個個摩拳擦掌，在那裏救國救民。而人民，卻只是趕著看熱鬧，你問他遊行他也去，你叫他喊口號他也喊。回來問他怎麼樣？他說是「馬馬虎虎」。但凡英雄們，無論是土著的，外來的，總是異口同聲的嘆氣，對於這樣的人民「沒有法子」。也幸虧這「馬馬虎虎」，人民纔不至於被騙光，使得英雄們作惡「沒有法子」作得澈底。

    還是各人照管照管自己吧。同時也不妨聽聽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當作餘興。「到底是上海人」裏讚揚上海人的這種聰明，與幾乎具有魅惑性的幽默，但不是俏皮。

    這樣的個人主義是一種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走向新生，或者破滅，卻是不會走向腐敗。如今人總是把個人主義看做十五世紀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專有的東西，殊不知歷史上無論那個新舊交替的時代都是這樣的。奴隸社會也好，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也好，當它沒落之際，都是個人被團體淹死，而人類被物質淹死。有如一家破落的大戶，奴隸厭倦主人，主人也厭倦奴隸，生活的一角更沉緬於奢侈，而生活的全面則是物的貧乏，使人心因為吝薔而收縮。一切成為不可忍受，如「論寫作」裏說的有一種「壅塞的憂傷」，人也「霧數」，物也「霧數」，沒有一樁順眼的。要活下去，是只好出走，如「走，走到樓上去！」裏說的「去接近日月山川」，並且把物從陰暗的角隅裏拖出來，拆散，一件件洗乾淨了，也得個爽心悅目。蘇格拉底與盧騷就是這麼的要袪除氤氳於「霧數」的東西上頭的神秘，而訴之於理性。他們都是個人主義者。盧騷還挑戰地說：「我即使不比別人更好，至少我是和別人不同的。」

    講到出走，她的一張照片，刊在「雜誌」上的，是坐在池塘邊，眼睛裏有一種驚惶，看著前面，又怕後頭有什麼東西追來似的。她笑說：「我看看都可憐相，好像是挨了一棒。」她有個朋友說：「像是個奴隸，世代為奴隸。」我說：「題名就叫逃走的女奴，倒是好。」過後想想，果然是她的很好說明。逃走的女奴，是生命的開始，世界於她是新鮮的，她自個兒有一種叛逆的喜悅。

    但她和蘇格拉底、盧騷他們都不同。紀元前四世紀的希臘只是在解體中，後面並沒有新的時代，蘇格拉底的理性沒有現實的東西可以依附，隨後是被吸收到基督教裏去了。尼羅時代的羅馬也是有沒落而無新生，如顯克微支的「往何處去」裏所寫的，人們倦怠於生活，盛行了諷刺，但終因時代沒有前景，所以諷刺也漸漸稀薄，成為無害的警句，過後是無結果地消失了。一時代的沒落之後倘使隨來的是空虛，是開不出文學的花來的。

    盧騷的時代卻是有著資本主義革命的前景的，所以盧騷對於舊時代是譴責，不再用諷刺。他有「民約論」，有「愛彌兒」，替時代開了藥方。

    如今的情形可又是另一種。文學上從諷刺發展到譴責，再發展到對於新事物的尋求，往往是經過一串長的程序的，而現在卻是壓縮在一起。例如魯迅，在他同時寫的作品裏就有諷刺，有譴責，有尋求，並且有開方。這是因為幾十年來中國一直在連續的革命與連續的反動之故。但魯迅在開方上頭是錯了，他的參加左翼文學是一個無比的損失。他是過早地放棄了他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是舊時代的抗議者，新時代的立法者，它可以在新時代的和諧中融解，卻不是什麼紀律或克制自己所能消滅的。

    魯迅的遭遇比果戈理好，果戈理的諷刺沒有下梢，他竭力和空虛掙扎，想歸結到有所尋求，但終於自己燒掉了死魂靈的後半部。他的晚年是可哀的。魯迅的諷刺卻是有尋求，所以能不受空虛的襲擊，而走向如火如荼。但魯迅的收場也並不比托爾斯泰或果戈理更好。托爾斯泰是偉大的尋求者，但一開方，就變個枯竭的香客了。魯迅開的方是史太林一味，也等於宗教。而在過早地放棄個人主義上頭，則魯迅和果戈理在晚年同樣的被什麼紀律所犧牲了。

    魯迅之後有她。她是個偉大的尋求者。和魯迅不同的地方是，魯迅經過幾十年來的幾次革命，和反動，他的尋求是戰場上受傷的鬥士的淒厲的呼喚，張愛玲則是一枝新生的苗，尋求著陽光與空氣，看來似乎是稚弱的，但因為沒受過摧殘，所以沒一點病態，在長長的嚴冬之後，春天的消息在萌動，這新鮮的苗帶給了人間以健康與明朗的、不可摧毀的生命力。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失敗，使得許多年青作家的創作力毀滅了，現代雜誌社的那些人，有的是從明麗的南歐留學回來的，帶來一些鮮潔的空氣，如同沾著露水的花朵，剛剛使人眼目一亮，很快就枯萎了。時代的陰暗給予文學的摧折真是可驚的。沒有摧折的是魯迅，但也是靠的尼采式的超人的憤怒纔支持了他自己。

    到得近幾年來，一派兵荒馬亂，日子是更難過了，但時代的陰暗也正在漸漸袪除。兵荒馬亂，是終有一天要過去的，而傳統的嚇人的生活方式也到底被打碎了，不能再恢復。這之際，人們有著過了危驗期的病後那種平靜的喜悅，雖然還是軟綿綿的沒有氣力，卻想要重新看看自己，看看周圍了。而她正是代表這時代的新生的。

    魯迅是尖銳地面對著政治的，所以諷刺、譴責。張愛玲不這樣，到了她手上，文學從政治走回人間，因而也成為更親切的。時代在解體，她尋求的是自由，真實而安穩的人生。

    統治這世界的是怎樣一種生活呢？「封鎖」裏的翠遠，像教會派的少奶奶，她知道自己生活得沒有錯，然而不快樂。她沒有結婚，在電車上膽怯怯的接受了一個男人的調情，原來在她的靈魂裏也有愛，然而即刻成了穢褻，她吃驚，並且混亂了。那男人，生活得也不好，是個銀行的職員，像烏殼蟲似的整天爬來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時間。和那女人，不過是很偶然的戲劇化的一幕，但他從自己的一生中記憶起了一些什麼，使他煩惱，不滿於他自己了。

    高等的如「傾城之戀」裏柳原與流蘇的調情，人生成了警句，但不是一篇作品。柳原說的不錯：「死生契闊──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詩，世界是荒涼的，並且太沉重了，他的機智與風趣只是螢火蟲的微藍的光，在黑暗中照亮自己。

    還有更低等的如「連環套」裏霓喜過的那種日子。霓喜一個又一個的和男人姘居，有如饑餓的人貪饞地沒有選擇地大嚼榨過油的豆餅，雖然也有滋養，不免傷了腸胃，精緻的東西不一定是偉大，但人吃畜生的飼料到底是悲愴的。

    柳原的光輝久後是要黯淡的。這光輝一消失，使成了「沉香屑」第一爐香裏的梁太太。梁太太一直過的高等調情的生活，越來越變成現實的淺薄的享樂，靈感褪了色，只好加上膩與刺激，以濃濃的味使自己上癮，並且欺騙自己，當作這裏邊有著滋養。

    這種靠不住的靈感的褪色是可哀的。「金鎖記」裏姜公館的客廳是陰沉沉的，姜公館的男女一個個如同年深月久貼在屏風上繡出的鳥，沒有歌唱，連抖動一下翅膀的意思都永遠沒有了。即使加上膩與刺激也沒有用，人後成了麻痺，如同「年青的時候」裏的油炸花生下酒的父親，聽紹興戲的母親，庸俗的姊姊，過的日子正如紹興戲的唱腔寬平面無表情，熱鬧的，眩暈的，不真實的。如同「花凋」裏的鄭先生家，外面好看，裏頭姊妹們為了一件衣裳一雙襪子費盡心機，幾乎是返到原始的生存競爭，並不比拾荒的孩子們的爭吵更文明些。

    是什麼鞭子把人打成這樣子可憐相的呢？是「年青的時候」裏教科書的愴然告誡自己：「無論什麼事，都不可以大意。無論什麼事，都不能稱自己的心願的。」連驚嘆號都沒有，只是冷冷的逗點與句點。是「金鎖記」裏那沉重的黃金的枷鎖。總之是這世界上有著牽牽纏纏使人不愉快的，不成款式的人生的倫理。她譴責這些，而撫慰那被損害、被侮辱的。她以眼淚，不是悲愴的而是柔和的眼淚洗淨了人間。在「公寓生活紀趣」與「道路以目」裏，她把事事物物養在水盂裏，如同雨花台的小石子。精緻的，明朗而親切的。她拆卸了戲劇化的裝飾，把人類的感情揩拭乾淨，告訴他們衣著的美，吃食的美，告訴他們怎樣聽幼稚的弟弟講故事：「他還沒說完，我已經大笑起來，在他的腮上吻了一下，把他當作小玩意。」

    但這些都是個人的。倘或集團相處又怎樣呢？「到底是上海人」裏她讚美上海人的聰明，那種把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也當作一個小玩意的風趣。不過事實本身並沒有她的這說明那樣好。她另有她所尋求的。「論寫作」裏她神往於申曲：「五更三點望曉星，文武百官上朝廷，東華龍門文官走，西華龍門武將行，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官上馬定乾坤」那種時代，如南星的散文裏有一句：「午後庭院裏的陽光是安穩的」，真是思之令人淚落。但她不能開方，她是止於偉大的尋求。

    她是個人主義的，蘇格拉底的個人主義是無依靠的，盧騷的個人主義是跋扈的，魯迅的個人主義是悽厲的，而她的個人主義則是柔和，明淨。至此忽然記起了郭沫若的女神裏的「不周山」，黃帝與共工大殺一遍之後，戰場上變得靜寂了，這時來了一群女神，以她們的撫愛使宇宙重新柔和，她就是這樣，是人的發現與物的發現者。

    （本文原發表於「雜誌」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期?民國三十三年五、六月出刊〔上海〕。現收於胡著《中國文學史話》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