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当年坐船顺水而下长江,她是逆长江而上,她们都来到良县。母亲说过,那时江水生有青苔,碧绿透澈,水里漂浮着通体透明的桃花鱼。
柳璀知道那种特殊的水母已经不可能生存,长江的水质现在已经远远恶化,到夏天黄水翻滚,半江泥沙,哪里去找什么桃花鱼。可是当年的专员公署或许还能找到的――母亲叫她“顺便”看一看。
她一步步问当地人,在旧城里转悠了一个圈。看来连这都是奢想了。当初的围廊平房早就被改成机关的水泥楼大院,良县政府机关又率先搬进堂皇漂亮的新政府大楼,号称“千里三峡第一迁”,看来良县领导对拆房子特别积极。其实离2009年全蓄水还早着呢,只是借这名义大兴土木而已。良县政府的水泥房子都已经部分拆毁,余下部分,现在用作“灭鼠办公室”,县府后院堆了从船上一箱箱运来的新超效的灭鼠药,正院里挤满了领药的人:按住址个人和单位分发,只收点象征性手续费。
柳璀在闹哄哄领药的人丛中,想象当年的专员公署的格局,那些回廊,那些庭院的精致雕木结构,院子里花树盆景,早有雨露,日有阳光,一年四季鲜花不断。
柳璀想象母亲怀着她,挺着大肚子的样子,母亲的脸非常温柔,不像现在的母亲,光有优雅雍容,缺少女性,更少点母性。
那个剪着短发的女子,从重庆一人乘船到良县,老远就看到山坡上一片灰黑,船靠近,才看到黑瓦、发霉的石墙和木头板房,那冒出平瓦房顶的法国教堂尖顶,只有抬头看,才可越过那些房屋,看到远处起伏的群山峰巅。
专员公署非常气派,有点像她娘家的格局,院里有葡萄藤架,到处是花草,牡丹尤其开得艳丽。良县比她想的条件要好得多,而且历史悠久,清朝时这儿就有小火轮穿越附近两三个县镇,没过多久就有邮政代办所和电报局,后来有了长途电话,有四所学校,还有天主教女校,这使她非常高兴。
母亲有一次无意走进一条街。那儿有一道城墙,很旧了但没有坍塌,街道全是石块砌成的,不过很少见人走动。太阳落入西山,街上人点起油灯。人多起来,穿得红红绿绿,老太婆也穿自己织的裙子,头发上盘了好多布。有家院子热闹异常,几个青年男子头上盖着头巾,正在跳丧,他们走的是女人的步子,手舞起来时是兰花指,那拖得悠长的唱调,唢呐手吹得满头大汗,边上看的人又哭又笑。
她觉得累了,就进了一家茶馆,那儿人也不少,装束奇异。一个老太婆走过来,对她说:“妹儿,你初来乍到,哟有喜了,喝尖儿吧。”
不一会那盖碗茶端上,一少年手执长嘴铁壶,远远地吊水到碗里。她一边看街上那些如赶集似的人群,一边喝茶,茶很像板蓝根的味儿,有点涩,不过留在舌尖有些回甜。从茶馆望出去,垒起的石墙,开了很多的紫茉莉。
大雨倾盆而下。她困在茶馆里。不远处有叫声,她在茶馆屋檐下,跟着声音看去,是猴子,主人就是那老太婆,把猴子带走。天突然暗下来,有声音从原始森林那边而来,非常尖利,听起来非常哀伤。
母亲回到家,丈夫很焦急。结果丈夫告诉说,那是清朝旧街,在城外了,你大着肚子千万别再去那儿。母亲问为什么呢?丈夫说,那是山里的土家和苗民节日出来赶集的地方,没开化,野得很。城墙妨碍交通,准备拆掉。
母亲听了没有不高兴,相反感觉丈夫很关心自己,以后下班后她不再出去。她说院子里有许多竹子,她摘下竹芯泡开水喝,大清热。她经常在那里散步,翻看几本新文艺书,等丈夫回来。
离开北京的那晚,母亲讲的事,全发生在柳璀出生前那天夜里:母亲怀着孩子,那几天觉得特别不舒服,脚肿得厉害,特地找了一双大一些的布鞋,但根本不能出门,只有给妇联请了假,她的日常工作也由陈阿姨代着做。
半夜有人敲门。柳专员点着煤油灯在读各县区的汇报,手指不安地在纸上弹着。院子大门敲得很急,很响。柳专员脸阴沉着站了起来:妻子刚感觉舒服一点,睡着了,这下子也惊醒了。柳专员摸了摸已解下放在床头的手枪,那敲门人已进到后院里,正在和警卫说话。
柳专员就去打开门,走了出去。
是驻军支队长来报告任务执行情况:说是柳专员下令搜寻的女恶霸红莲已经找到,在南华山中被路隘口埋伏的哨兵抓住的。
负责这些事的武装部长老陈后一步也赶来了,看来支队长首先是到他那里去,老陈叫他过来找专员的。支队长肯定是因为抓住要犯来报功,原以为难以索查,已成漏网之鱼,成了个破案难题,挨过严厉的批评。所以,他与老陈都特地来汇报。
柳专员刚要说大惊小怪,抓住一个妓女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必要半夜报告,又不需要动枪动武。但是那个地名引起了柳专员的注意。
“南华山?”他问,“抓住人的地方,离水月寺庙有多远?”
老陈说,“就在进香客上山的那条路上。”
“那么说,红莲是在禅寺抓住的!”柳专员说。
老陈改正说,“不是在寺里,是在寺外的路上。”
“那么她正从寺里走出来。”柳专员说。
“我就不知道了,”老陈说,他看看支队长。兴奋的支队长也被这一串问题弄糊涂了。
柳专员想了一下问道:“人在哪里?”
“还在山里。我们让他们明天再解过来。”
“立即在专员公署警卫排抽一个班的兵力。”柳专员对老陈说,“精干些的,全部党员,我和你们一起去。”
老陈有点惊愕了,他不明白这个妓女竟然有那么重要。
“天太黑,”老陈温和地抗议说,“本地士兵才能走山路,我们的老兵不行,但新募的本地士兵中党员不够多。”
“带火把,”柳专员根本不理睬他的抗议。“快,你们分头去准备,执行命令,十分钟出发。”
他转身回屋,投影一直到床前,看到蚊帐里妻子惊恐地半爬起来,靠在床头上,不放心地看着他。他对她说,“小事,别怕,比战争年代危险少多了。我一会儿就回,你先睡。”
柳专员吹熄了煤油灯就走了。
母亲一夜没有好好睡着,不安地等着丈夫回来。她早已习惯他为革命忙碌,现在也还不完全算和平年代,局势似乎更加复杂。她忐忑不安地等了整整一夜,迷迷糊糊睡过去几次,有一点声音就马上惊醒了。
柳专员走了很长时间,几乎整夜没有回来。等到他回到家里已是拂晓时分,他全身衣装沾满污泥,他取下手枪皮带。母亲赶快穿上衣服,给他沏一杯热茶。泡好茶,她又帮助丈夫脱掉又湿又脏的衣服,找出干净的衣裤来。柳专员却让她上床去,说他自己能处理。
“你眼睛有点红,没休息好吧?”他关心地问她。
他叫醒警卫员,让他去伙房打点温水来,稍作洗涮,换上干净衣服。他吩咐警卫员站在门口,别让任何人打扰,上午八点准时叫他起来,他要补一下睡眠。然后就躺到床上休息。
丈夫一上床就睡着了,打起鼾来。母亲却没有上床,她真心疼他累坏了,情愿代他守在门口。这时听到街上有动静,似乎市嚣来得比以往更早,这一天是良县十日一集的日子,近来这一带乡间恢复了和平,但城里商人还是没有全力投入营业,集市就十分兴旺。她索性到外间屋子梳洗。警卫员在院子里与人说话,好象在劝说他们,她就走了出去。
看见母亲出来,警卫员才说他把好几批人拦住了,免得影响柳专员休息。
“他们说红莲被抓住了!还有玉通禅师。”警卫员忍不住告诉她,“警卫排现正在城外押着人,消息全传开了,全城都知道了。今天赶集人特别多,现在全拥在街上,说是马上要带他们进城。街上都在骂一向道貌岸然的禅师。反动派就是男盗女娼的东西!”
母亲立即明白过来,昨晚丈夫赶到山里去是为了什么,她把自己有点发皱的衣衫拉平。鸟在吱吱叫,云层压得极低。她心里突然一阵不好受,胃翻腾得厉害,很想吐,就移往门槛边,扶住门框。
警卫员没有看到她的反应,还在说,正在这时院子里又响起敲门声。
她看着警卫员说,“轻声点去拦,别吵醒老柳。”她觉得口干舌燥,很想喝一口水,就转身朝自己房间走去。
母亲轻轻地开门进屋,她拿梳子走到镜子前,不小心把镜子弄倒了,哐当一声滑过椅子掉在地上。
柳专员听见声音醒来,光线刺激他的眼睛,他举手挡住,那个神情,像个需要怜爱的大孩子,像还在重庆追求她的那个年轻憨厚的军官,他对城里漂亮的女人暗中有点敬畏,他后来对她说,他当时都不敢和她说话,第一次介绍见面,他比她先脸红。这让她有些感动,一个久经沙场、为人民出生入死打下红色江山的人,在她面前还如此腼腆害羞?
母亲拾起镜子,没有碎,可是裂了一条缝。她呆坐在椅子里,“对不起,吵醒了你。”不过她的话等于白说,因为外面已经开始人声喧哗。
这声音提醒了柳专员,那稚拙无助的神情很快消失,他马上变成这里的首长,而且面临着局势的一个关口。他伸手拿怀表看了一下,就从床上跳了下来,匆匆穿上外衣。
母亲想说什么,可是说不出来。看到母亲惊恐的脸色,柳专员明白她要问什么问题。他看着妻子的眼光,忽然变得肃穆阴冷――他从来没有这样看过她。母亲一下子语塞,不知道如何开口,而且也弄不清全局。毕竟,她听到的,只是昨晚他与驻军支队长和老陈之间的一言半语。
她将一碗稀饭端上来,不等她递上榨菜,柳专员就将稀饭灌了下去,他又吃了第二碗。房间里气氛非常沉闷,他不说话,母亲也不说话。
驻军支队长在屋外叫柳专员,说已经准备好了。柳专员与他一起往公署厅走去。
她从敞开的门望出去,他们的身影在围廊上。她站了起来,想了想,也跟着走了出去。她无法走快,在那个水池前,她还坐下来歇了一口气。
那些正在办公的干部,却已在署厅――会议室里了,三五成群地说话,他们已经无法走到街上去:街上已经人山人海,看见干部,他们会围上来打听。干部不知如何答复好,在这群情汹汹的时候,他们需要先听领导的布置。
看见柳专员来了,那些人拥出会议厅,一时院子里都是人。柳专员看看干部们,果断地说:
“镇反小组,妓女工作小组留下,其余干部请照常工作,坚守岗位,没有什么大事,一切都在正常工作范围之内。不要自乱阵脚,让反动派有可乘之机。”
等到院子里只留下有关干部时,他简要地介绍了一下情况,布置宣传要点,公审大会组织工作,起草给省里报告等事务。
母亲那天觉得人很不舒服,院子里的气氛也不对劲,街上的嘈杂越来越喧吵,而且天转眼间变得像死鱼眼睛那样泛白。她走回后院,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心里一阵阵紧张。突然院子里喧闹起来,连串嘈杂的脚步声,那红莲和玉通禅师竟然从街上被押进来了。人太多了,她担心肚子里的婴儿,就只站回廊上,不敢往前挤。
她听见柳专员愤怒的吼声,声音很大:“解下来盖上!成何体统!”
拥进专员公署的人越来越多,打翻了花盆,踩坏了刚刚发出芽的雏菊。那些人的脸上很兴奋,眼睛发着亮光,高声地抢着说话。柳专员叫大家安静,他说:“我们要注意政策,千万不能随着性子来,即使对反革命,也要注意我们党不虐待俘虏的一贯政策。警卫排在这里警戒,陈部长先到会场布置。犯人先关到武装部拘留室去!”
母亲感到胸口堵得慌,气都喘不过来。她回到房间里,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大口,但又马上吐出来,口腔又苦又涩,大概是睡得不好的缘故。外面喧腾的呼声不断地传来。她想让警卫员叫陈姐来陪她一会儿,可是警卫员一个都不在。她想陈姐这会儿一定忙得不可开交,发动群众,布置会场。她一个人坐在桌子边,肚子饿得厉害,试着吃点稀饭,可是仍难以下咽。她去食堂,本想找点菜汤喝,那儿一个人也没有,可能都去看热闹了。她挪着步子,回到屋子里,靠着床头斜躺,深深地呼一口气,感觉好受一些。
这期间柳专员回来了几分钟,只跟她说了几句心不在焉的话。他来拿他的手枪,说是要去公审大会场地检查一下,他不愿意看到这关键性的一着有什么闪失。刚跟省委通了电话,已经同意了他的处置,他没有说具体是什么处置。母亲刚准备问他时,他就匆匆走了,连门都没有关。
母亲叫住他,说她今天很不舒服,请他早点回来。
他有点生气地回过头来,但只是说,正是革命关键时刻,你也应当配合一下么,别拖后腿!然后一甩手就走了。
母亲望着他的背影,觉得今天肯定要出事,她有预感,今天不对头。
公审大会在街市中心,离公署有相当长一段距离。母亲能听见一些远远的闷雷般的呼喊,没有人来告诉她情况,她没有参加过公审,只能想象。但是她连这一点都无法细想下去,腹中开始尖锐地刺痛起来,肚里的婴儿以前一直有点动作,但从来没有这样伸臂撸腿,似乎怒气冲天要从水牢里打出来。她感到这孩子的四肢和头部在猛烈地捶击她,她的呻吟不时变成惨叫,但是这孩子似乎更加痛苦。她全身都是汗。这时警卫员经过房门,母亲赶快侧过身子,叫住他,哀求地说:
“你去告诉老柳,再叫一下医生吧。”
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是找了柳专员,柳专员正在主持公审大会,人民群众控诉的激情如火如荼,群情沸腾,正在节骨眼上,马上要专员作总结讲话,进行宣判。柳专员请妻子千万忍受一下,他开完会就回来,他叫警卫员先去叫医生。而医生说一会儿就到。
“会什么时候开完?”她躺在床上问。
“肯定是把人枪毙了才结束――”
她一听,禁不住痛苦地呻吟,近乎吼喊。“要枪毙才算结束呀?”她痛得泪水满面,双眼死死地望着警卫员问:“什么时候才枪毙呢?”
“公审完了,立即就地枪决。会场上用沙包堆成刑场。”
母亲这才想起来,丈夫一再说要检查现场。她的嗓子沙哑地说,“那要什么时候完呢?”
“马上完!”警卫员说,“马上就完!”
猛地,她醒悟过来,停住哭喊问:“枪毙谁?”
“反革命分子呗。”
“谁?”
“不就是昨天抓到的和尚和妓女?!”
她一愣,自己完全缺乏经验,当时听丈夫中午说已布置好时,根本就没有猜到会是这样结果。她突然顶不住了,呕吐像喷射一样冲出来,她惨叫着:“医生,医生!”
警卫班士兵奔跑进来,满头大汗,说:
“齐军医正在忙着,陈姐也快临产了,说是产门已经开了,他说马上就好,马上赶过来!”
又是一个“马上”!母亲大哭了起来,这孩子真成了要命的事。她伸出手抓住绾在床边的蚊帐一角,狠狠一拉,蚊帐就滑落下来,盖了她一脸一身。
“医生说陈姐突然临产是没想到的事,她还未到产期。”警卫员说:“他尽快赶过来。陈姐是在公审大会上晕倒,突然早产。”
母亲这时候听不进别人的事了,她只能自己一个人对付这局面,反而镇定下来。她掀开蚊帐,只能想怎么度过自己和肚里的小生命的生死之关。
正在这个时候,远远地传来山呼海啸般的吼喊,翻过院墙门窗而来,那吼喊渐渐减弱,好象越来越稀薄的空气已传不动喧腾的人声。
母亲只觉得胸口越来越重。只是这么一瞬的停顿,肚子里的孩子又开始扭着她的肠子撕咬,汗水把头发衣服全部打湿了,在她的嘶哑的喊声中,她没有听见会场上像鞭炮那样轻微的枪声,人们情绪激狂的呼叫。后来好象又有几声枪响。
她一门心思在控制自己,“你要支撑住!”她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支撑住!”她的嘴唇都咬出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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