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影、王干答北京青年报记者谭璐问

    1.关于“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写作”

    王干：我们研究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概念，不应该是按照男人的视野，男人的目光来写作的。1995年～1996年，我和那个中国最著名的女性主义者之一——戴锦华就谈到这个问

    题，我谈到女性文学写作就用到一个词——巫。我说当时有“老三巫”、“中三巫”、“新三巫”，说老的是张洁、谌容、张抗抗，中间是王安忆、铁凝、残雪，新的是陈染、林白、海男。戴锦华很不高兴，说你这完全是站在一个男权主义的立场上，当时我还和她争执，我说“巫”呢不是一个贬义词，是一种比较有灵性的，怎么怎么的。

    现在看呢，后来很奇怪本来这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跟男性化对抗的势头，后来突然变成——怎么说呢——迎合男性阅读视野的方式。后来我讲不但“巫”不成气候，而且人家自称“宝贝”，自称“小妖”，周洁茹不是写《小妖的网》吗？就是完全按照男权的价值取向来写作，到了九丹的《乌鸦》那就更不像话了。

    记者：“女性主义写作”和“女性写作”是两回事。

    王干：对对。现在的女作家好啦，不但要做“巫”，还要做“妖”啦。

    记者：“妖”是什么意思?

    王干：“妖”这个概念，可能和《大话西游》有关，妖精一向是贬义的，但《大话西游》里两个妖精是两个美女扮的：一个是朱茵，一个是蔡少芬，把妖精人格化了，美女化了。妖就是美丽、妖娆、风情，也有一点比一般女人更放荡，更张牙舞爪。《大话西游》里把妖精赋予人性，而且与至尊宝还有爱情故事，妖精的概念变了。

    记者：如果放到女性写作中来说“妖”呢?

    王干：那当然它是更非女性主义的，更按男性视觉来写，淹没了女性主义，而且比原来更厉害了。

    张洁包括陈染她们当时都有初期的女性主义的倾向，不轻易跟男人认同、苛合，但现在女作家完全按男性视觉来写，这可能和商品社会有关。

    虹影的《K》是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可以把它叫做“东方女性主义的代表作”。为什么呢?她把东方主义和女性主义揉和了。这个小说写得非常巧妙，用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人物的框架，把作家所要表达的东方女性主义的思想塞进去了，很巧。

    一般女作家的小说，包括《乌鸦》，女性在性问题上惯常是被动的，或是受迫害的、被贩卖的、被销售的、被凌辱的命运，但《K》里的女主人公没有这一套，她是主动的、进攻的、属于控制方的，能引起她个人欢乐的、审美的、激情的，甚至于用不好的词就是设一个圈套让朱利安进入的感觉，女性征服男性。

    很多女性文学是按男性的视野来阐释的，性上女人一定是吃亏的，不是受益方。男人从生理上、心理上征服女性。《K》从这个角度上说是女性主义的姿态，女性主义的方式。

    至于“东方主义”，林是中国人，朱利安是英国人，在一般小说里，总是西方是强悍的，征服的，《K》则是西方人被东方的房中术所陶醉，所迷惑，所倾倒。从这个角度说，又是东方主义的，房中术在西方来讲景观奇异，不可理喻，带有审美主义色彩。《K》大量涉及东方的性文化，神秘文化的东西。

    《K》是双重文本，是东方主义的文本又是女性主义的文本。这一点这本小说结合得非常巧妙，林爱西方教育，又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深刻的了解，她一点也不奇怪。尽管可能凌叙华这个人生活中不是这样，小说虚构到她这么一个人身上，是不难理解的。

    虹影：我插一句：凌叔华个人生活不是这样。我写的根本不是凌叔华。她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谁知道出来说说。我没去研究，是因为这与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借朱利安的故事作为我想象的跳板。连朱利安本这人许多事也是虚构的，他的书信集1938年出版，删掉了许多东西，我当时只是看的出版物，虽然也知道他的全部信件日记藏在剑桥国王学院档案库里。今年，书写成三年后，被人告了一年半官司后，我才去看了一下，发现有大量详细描写此事的信完全没有刊登，其他涉及男女之事，也大量删节。

    所以，我从1938年版《朱利安书信》看到的故事，有大量空档，正好让我想象。这个28岁的大孩子很有点恋母情结，什么鸡毛蒜皮事都报告给母亲。大作家吴尔芙的姐姐范奈莎本人最着急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你这小子不要随便就结了婚；第二件，是不是中国道德清教让我这个干不得的儿子受苦了。当然第一件更重要。因此朱利安的信件哪怕我早看到，我也明白不足为凭。《K》这本书是我想象的产物。校对的物，毫无意思，被人打了官司，我还是只能强调这点。

    王干：中国的性文化是有一个脉络的，但它是比较隐晦的，秘而不传的。林也是正常的，她又接受的西方的观念，与中国古老的神秘的东西碰撞，就产生意想不到的文化景观。

    《K》把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结合到男女关系上，所有的文化其实是两条——食色。文化的根就是两个基本点。东西方文化回到这么个原初的状态碰撞，就产生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

    他们两个人一定意义上讲是一场战争——文化的战争，文化的冲突，小说中最后是林的东方神秘主义打败了朱利安的西方男权主义

    记者：虹影，你如何看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写作，女性主义在你的写作中，是有意为之，还是性格、本性下意识使然？

    虹影：女性写作，当然不可能不包含女性主义。谢谢我佛让我今世做女人。

    刚才王干说了那么多，得益不少。我得说句绝话：怎么没听见人谈“男性主义”？说“东方主义”，怎么“西方主义”这词就流行不起来？在美国陈小眉写了一本书《西方主义》，这词依然没有人使用。就像怎么老听见人说谭爱梅是华人作家，英国有个表现黑人生活的白人作家，怎么没人说是个黑人作家？

    陈晓明在评论我的长篇《女子有行》时，称之为“女性白日梦”，很对。但是男性有没有白日梦？当然有，但是男性的白日梦就直接叫“白日梦”，或“主流白日梦”。

    所有这种词，都是“弱势集团”用来自卫的术语，强调自己应当特殊的对待。以前的文学史，都是男人主宰；文学评论，是男性批评家世界；写小说，是男人的事。这才需要强调女性的特殊，就像以前必须有多少女性干部硬是得提拔培养一样。

    我们要看一下中国文学界读书界，女性作家有没有必要再标榜女性主义？

    我个人觉得没有此必要。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弱势集团，至少我不想做一个弱势群体中的人。

    我愿意男作家、男评论家、男读者，就把我虹影当作家，别当什么女作家。实际上读者不会因为作家是女的就照应一点，没有上级，比如当初参加作协时，因为我是女的就特别培养我。

    我认为，中国女作家完全可以在平等基础上与男作家竞争，抗衡。不打“女性主义”旗帜，不自贴标签，我们也能做到写出好东西，有意义有深度的作品。

    如果我作品中有女性特征，属于女性主义，那我也不反对。男作家也一样有男性主义。这样回答你的问题：我本人生错了性别，既然为女的，我一些小说中的第一称叙述者就很自然是女的，她会从女性角度看待世界，所以，我的女性主义完全是性格使然，不必有意为之。新长篇《阿难》如果有女性意识，也是这个意义上的。

    记者：你的《阿难》又将诠释诸般的女性经验，或者是什么新的路数？

    虹影：刚才我已经表明我的立场。写《阿难》这部小说时，我正在处理《K》，别人牵我进官司那些劳心费神的事。当时我在恒河边，真想一头跳入河里，一了百了，极端绝望。所以写《阿难》对我是一个锻炼，我必须心平气和，心静如水，每天清早坐在桌前，渴望跨越人世污浊的河，超越生死间的种种受苦。我得原谅这些磨难，我把自己的感情融入《阿难》，若你爱《阿难》，你就会爱我。

    中国经济起飞了，人民富起来了，一部分人成了资本家，这好不好？当然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人民物质生活的富裕，一部分城里人已经过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当然是大好事。这点必须肯定。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副作用——没有副作用的药物不存在，况且是全社会商业化这样的猛剂。首先当然是改富之“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即职业道德，资本家也得有职业道德，至少有名牌意识。现在没有。一个个首富之垮台，大邱庄禹作敏、南德公司牟其中、厦门远华的赖昌星，都是恶例甚至罪犯，这个问题太大，《阿难》只是触及。

    书中叙述者“我”既是女作家，同时也是北京的一个调查人员，她负责监视的有重大走

    私嫌疑的南方一个大财团董事长，突然失踪。她得到情报，说是此人可能逃入印度。她觉得这没有可能，因为经济犯人一般逃亡欧美。但是她还是循迹追去，从德里开始，一路逐渐发现此人在印度流浪的踪迹，这个富商原先是流浪摇滚歌手，艺名阿难，现在似乎在重操旧业；她也发现此人上辈的身世，他的父亲二次大战中是中国远征军军官，流亡到印度，并且爱上一个印度女子。我书中主人公的追踪，引出两代人流浪的故事。最后，当她决定离开时，发生了事想不到的事。

    此小说中流浪的路线，正是二千五百年前释伽牟尼与他的弟子阿难等流浪传教路线，一千多年前玄奘和尚也游历这一带。不同的是，如今的阿难流浪时已经没有信仰，在金钱诱惑下犯过罪，但有着漂流的愿望。他最后的结局，似乎不完全是畏罪，好像是这个漂流愿望的自然延伸。

    小说暗示了佛教徒出家云游，四海为家，作为生活方式，远胜于正在迅速商业化的社会

    中人心的污浊。解脱贪婪仇恨的办法，似乎是回向流浪的纯净。

    《阿难》一直存在于我的心灵深处。《阿难》好似一本言情甚至惨情小说，但实际上是有趣情节掩盖的问题小说——不仅是当今社会现实，而是我们灵魂如何安置的问题。

    2．于“海归”文学

    王干：虹影这两部小说写得很好，我真是刮目相看。

    很早以前我在《钟山》当编辑，1994年时我编辑过她的小说，那个时候虹影的小说还没有这么和谐，这么在节奏上掌握得很有分寸感。《K》控制得不好就会有海淫海盗之嫌，但如果控制得很和谐，就会让你觉得审美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上的冲突，谋求东西方文化的沟通。

    一般女性作家写不出来，就是碰上这个题材也不会写成这种模样，这和虹影的经历有关系。她原来在国内创作，后来到英国。她有机会也有可能同时反观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能够比较冷静地、客观地把东西方文化的精髓有比较清晰的理解、把握。《K》把虹影这么多年来对东西方文化的感性认识全部放进去，我们在小说中处处能感觉到她对东西方文化的感悟。

    刚才我们是说小说以外的意义，从小说层面上讲，小说和谐、舒服是虹影采取了“零距离”的叙述手法。传统小说讲究跟人物之间的距离，不论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总是与笔下人物保持某种距离。《K》作家跟人物之间没有距离，这样看上去人物感受自然，亲切，不经意去看有一种日记风在里面。这跟作家的文化经历、文化准备、文化审美分不开。

    《K》里林写得最充分。朱利安呢，也零距离，这跟她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理解有关系。

    《饥饿的女儿》带有自传的色彩，用零距离也能解释，《饥饿的女儿》也有东方女性主义，是写中国西南地区女性的成长史，大量的苦难，对西方人来讲也不能理解，不可想象，也是东方景观。

    她早先的小说有先锋文化的痕迹，诗性大于真实性，《饥饿的女儿》与《K》是从诗性叙述到智性叙述，小说的内涵和寓义也比较丰富。虹影本身也是一个螺旋式的回归，她早期写诗，诗性叙述受西方先锋派文学的影响比较明显，她到英国以后，又回过头来发现了东方叙述的魅力，《K》里的叙述语言很宁静、很白描的，是不繁复的、欧化的方式。她是从对西方文化的追随到对东方文化的参悟，也是回归，代表了现在“海归文学”的倾向。我正编一套书，叫“海归女作家文丛”，因为现在中国出现了一批从海外归来的女作家，像虹影、严歌苓、张辛欣、刘索拉、张仁槿、周槿、维敏，大概有七八十个都是从海外归来的女作家，她们真的不一样，表现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冲突，和更真切的本土意识。

    比如《K》、《饥饿的女儿》一看就本土意识很强，一看就是中国式的苦难、中国式的文化，很明显。而比如《上海宝贝》，如果说是翻译小说也很像，是一厢情愿地与西方文化接轨、靠拢、认同。

    海归现象是中国文化现象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记者：现在一说“海归”，人们想的都是科技方面、经济方面的海归。

    王干：海归不仅是经济的、科技的，它是文化的。其实中国新文化的诞生就是“海归”造成的，胡适、鲁迅、郭沫若，老舍……

    记者：都是“老海归”。

    王干：中国新文学怎么产生的，就是一大批海归人士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钱钟书归来的《围城》一开始就是写海归的过程。

    新世纪的文学“海归”加盟越来越多，而且“海归”里女作家，据我了解也越来越多。很多女性到国外以后，特别是学文科的，很快就搞创作，原先不搞的也搞。什么原因?一是对母语的热爱，一是有闲暇，再一是用文字思乡、怀念，因为出去后与周围文化很隔膜，很孤独，只有文学表达内心的焦虑、安慰。

    记者：可是您列举的那些人，包括虹影，人未必已“归”，反而是作品先“海归”，这和科技、经济方面的人略有不同吧。

    王干：很多人也已回来了。中国文学的土壤是发展的空间，所以不要只看经济的“海归”，实际上是对文化的“海归”。

    记者：虹影，你认为自己算“海归”吗？在海外和在国内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虹影：中国是我的祖国，不归来是不可能的，没有不想归来的人。暂时居住在国外，是命运使然。中国有整整几代最出色的头脑，都在国外。国内有些文化人，心里总有点“茶凉学”，既然你们出去了，国内就是我的地盘。我自己多年来遇到过几个女同行这样的打整。这不好，不好在哪里？因为祖国是共同的，是我们大家的。任何一行，有人在国外，对我们中国只有好处。你看以色列就明白，没有一大帮犹太人住在国外，哪来他们在各方面的回旋余地？

    我这是朝简单方面说。我是写小说的，就谈小说吧：我是中文作家，在西方出版社请人翻译出版各种语言版本，我当然喜欢看到原文书，只有原文书会让我内心欣慰。中文是我唯一能“玩得转，玩得精美”的语言。但是身居海外，而不是旅客走马观花，的确让我看到事情的复杂，多长了不少见识。

    我当然是“海归”，我在国内住半年，在国外住半年，毕竟论到写作时，任何地方都一样，都得关起门来，六亲不认，集中心思，一个人写字。

    关于那些“妖”什么的，我想最好给别人点长大成熟的时间。不会太长，她们就会成熟的。

    记者：记得你在一个采访中说过，在国外像有玻璃幕墙隔膜着你与环境，那是种什么样的生活？回望中国，看到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了吗？

    虹影：那是一种很孤独的隐居生活。排开配合欧美出版社做宣传我的书的分内工作之外，我一般都拒绝见人，只和家人在一起，和几个极亲密的朋友往来。清早起来将地板清理一遍，打扫卫生。平常，做菜、养花养鱼，花园里苹果树、樱桃树、桃树、梨树我走时都开花了，鱼池里荷花都冒出芽了。现在到了北京的家，一个人坐拥“书城”“网城”，一个人对墙打兵乓球。

    在伦敦我的书房是个白色阁楼，夜里一打开大斜窗，全是亮丽的星星，我知道中国正是阳光灿烂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念中国。所以带着这种感情，想象力更丰富，发挥得更自如，没有什么限制。这是跨越时空的写法，也可以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行为。想想我自己的生活，从80年代离家到现在，可以说一直都在路上，直到我走到西方。前后花了二十年，经历过很多奇事怪事。对写作者来说，住什么地方其实一点也不重要，但眼界和心境却不同。如同我看美国与阿富汗的战争可能就和别人不一样。国际新左派已经开始征求签名，反对进攻阿富汗。我认为西方不会满足于阿富汗交出本·拉登一个人。俄国很积极报自己的仇，也有人想解决整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文明冲突将会是一个几十年的大题目。对于异乡者，这就是一个切身大难题：英国许多穆斯林青年要到阿富汗去帮助塔利班，好多人已经死在那里。英国穆斯林社团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是大题目，暂且不谈。说小题目。十年前英国保守党主席泰比特，他提出：“打板球，你为哪一个队欢呼，就是哪国人。”这个“泰比特测试法”还真难处理。当时泰比特到伦敦大学演说，汽车刚进校门，就被学生包围起来猛踢猛砸。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现在同一个问题，已经不用拳脚，而是用战争。哪怕这次战争过后，“泰比特测试法”依然会是一个绵延几个世纪的巨大问题，与过去民族依地域而居很不相同，全球化就不可能封锁国界。无论《阿难》还是《K》都是写这冲突，写我们内心深处的“泰比特测试”。

    我想世界文化的分裂，现在已经是对抗势态。白种人对伊斯兰的恐怖，以后可能还有对黄种人的恐怖，会变成顽强的潜心理。欧洲的白人，自从多佛事件、澳大利亚船民事件之后，对“移民”两字，谈虎色变。但是没有移民，哪来现代世界？海关能挡住思想？

    《阿难》和《K》都是写中西文化冲突与调节的困难，哪怕情人之间，最后都难以沟通。

    我不会漠视这个问题：中西文化冲突的爱情悲剧，一曲永恒的哀歌。

    3．于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

    王干：《K》是情爱小说，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词叫情色小说——不是色情小说，它写到很多性爱、床上戏，甚至写到性技巧，东方的性神秘主义，但整个小说不是色情的，是表达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记者：刚才讲《K》虹影把握不好就是海淫海盗，那么情色小说与色情小说有何区别?

    王干：这就像《Discovery》频道也有大量血淋淋的残暴的镜头，但它不是恐怖片，就是它有科学的、人化的东西。

    记者：宝贝儿们写“色”被当作最大的商业卖点。

    王干：比较复杂。

    现在为什么写性的文学作品那么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随着电影等其他媒体的兴起，文学的功能越来越受限制，比如讲故事你可能讲不过电影、电视，揭露社会矛盾可能也比不过《焦点访谈》，讲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的话甚至还不如一个专题片或一篇论文说得清楚，今天文学唯一能保持与其他抗衡的就是它写人性。

    人性的东西是看不到的，人性最根本的东西是不表达出来的，是在灵魂深处，而这是任何图像、任何声音很难表达的，可能和文字比较近。写“性”是人性的初级阶段，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或一个浅层次。从古到今，文学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一个领域。现在文学的功能受到其他媒体的压迫，可能就更显得突出。

    记者：但这是不是文学的一厢情愿?也许读者并不这么期待文学作品，只是很表面地消遣它，轻轻松松地。

    记者：虹影，网上的售书广告：《K》“大胆炙热的情爱描写，中国作家无出其右”，你同意吗？有何意见？你的每一部重要作品，“性”都是基石性质的部分，你怎么看写作中性的问题，怎么把握的？

    虹影：仅仅这么说《K》，太表面。在这里我引《楞严经》中的句子“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表达我的观点。我告诉你“写性爱，男人要大胆，女人要不顾廉耻”，这种看法已经是前现代式了！我们的社会已经成熟了。禁忌压着，就会有不正常的好奇，那时写性爱才是个问题，现在这种禁忌，只要对不满十八岁的青少年暂时压一下。其实恐怕对青少年也压不住，太普通了。全世界都一样，除非回到原教旨社会。

    因此，现在不是性爱能不能写，敢不敢写（这问题基本不存在了。）而是第一，性爱写得好不好，写得美不美，艺术不艺术，不能简单化，公式化；第二，这点重要，因为性爱是我们生活中最会卷入无数关系问题、文化问题、阶级问题、种族问题等等。你告诉我为什么问题卷不进来？性爱其实麻烦无穷。以最简单的男女相悦开始，以最复杂的方式收不了场。正因为这样，性爱才成为我写作中的重要主题之一――我就是要写出性爱的文化意义，可以使人灵魂升华，更能使人的缺点恶性爆发。

    我的四本长篇，都可以说围绕这个问题转动。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结局，我最看不起，连观众都明白是“凑戏”，让大家出门时心情不会太愉快。但是看我小说的人，我不想让他们完全愉快，如吃冰淇淋，我想让他们深思，让他们也想一下他们自己的命运，让他们明白性爱一旦给了你，你也不一定能处理好，并珍惜。

    在这题材上，当然女作家比男作家强，正如在生活中，男人一看见麻烦，常常掉头就走开，女人面对感情纠纷，为人想得多，为已苦恼也多，牺牲者大多是女人。

    记者：“新新代”女作家作品中大篇幅涉及性，或者如流行的说法：用身体写作，在商业上成功的同时受到道德批评甚至谴责，这使得另外一部分女作家乐于表现超越性别，不愿承认写作有女性色彩。你的见解？

    虹影：有些作家写性，写异民族爱情，除了上床，除了“湿了”，其他毫无问题。这太奇怪。我不是又在指责“新新代”作家。如果异族男女之间，只有享受，毫无难题，无须反

    思，这还算文学吗？这比言情小说还要没头脑。我这么一说，又有年轻作家指责我落伍。我想请教这怪事：为什么中国的“新新代”小说，上了床就一劳永逸？

    记者：你的先生的一篇文章说：研究者发现：女性之所以为女性，凭据是她们让身体符合社会规范的程度，于是女性作家只能把小说变成身体艺术。请你更通俗、细致地解释一下其中的意思。

    虹影：赵毅衡的那句话，我记得，好象是在讨论“未来小说”时用的。他是在引用别人的观点，所以说，“研究者发现”、“把身体变成艺术”，就是强调感觉，不是卖弄肉体。

    人不就是灵魂加肉体？从世界范围看，女作家写感情与感觉，就是比男作家强。男作家往往感情粗糙，感觉迟钝。男作家的性场面，例如在咱们国内出版的一系列享利米勒的小说，我的评语是：乱七八糟，莫明其妙，此人浪得虚名。跟着此人学的人下场也是如此。

    4．关于女人为什么写作

    记者：为什么编“海归女作家文丛”，男作家有没有“海归”现象。

    王干：有是有，比如徐星回来了，李铎（？）也回来了，但他们好像回来以后作品反而写得少，写得好的也少。这个问题我倒没仔细想过，原因没有探究过，可能和生存有关系，女的相对而言生存的压力要小一些，很多都是跟老公出去了。女的有的原先在国内不怎么出名，出去后写得确实不错。

    记者：也可能女人和男人出去之后对刺激的反应不一样。

    王干：对，也可能男人反应要去挣钱、生存，女的要表达，还一个可能男人生存压力更大一点儿，没有闲情逸致去创作，而女人一般没有生计问题，况且女人出去后找个工作也不容易，只有写小说了。

    ……

    王干：女性为什么写作，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优秀的男人不屑于写作，从政、经商、搞科技。以前的英雄是战争中的英雄，孔武有力的马上英雄，今天的英雄比如比尔盖茨，他的公司叫微软，一点都不男性，而很成为英雄操作的键盘，更适合女性。今天的英雄在写字楼里，女性化了。

    海明威当年是硬汉英雄，在今天在北京可能就是个盲流艺术家。

    ……

    记者：美女作家成为新词，现在食客不仅吃蛋，还关心下蛋的鸡长什么模样？（钱钟书曾在拒绝抛投露面时说过一个比喻，大意是当你吃鸡蛋的时候，不必关心那只下蛋的鸡长的什么模样）有其他理由吧。

    王干：因为现在是所谓眼球经济，吸引眼球就是看美女，你看，再漂亮的房子，再漂亮的车，都弄两个美女广告。女人展示给男人看，这是一个退步，以前讲男女平等。

    现在女作家也是一样的，她必须充分展示她这种女性的优美也好，魅力也好，赢得男人的眼球，这是女性主义的退化或说变异，被市场经济完全控制。因为在市场经济里所有都是以女性身作为核心的经济，这也影响到这几年的女性写作。

    作家没办法，也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环节成为文化市场的一个环节。

    另一方面，男作家没市场，所有的事物都是相辅相成的，像要看到这两年男作家的市场大大减少，当然这是讲平均数。

    记者：读者是男人多还是女人多?

    王干：可能还是女人多。但社会的规则是男人定的，尽管女人读者多，女人作家大幅度增加，但女人还是按男人规则去读、去写。游戏规则是男人定的。

    比如女性杂志，肯定是女人看得多，但看了以后，打扮漂亮，还是给男人看的，这就是没办法，像选美，可能男人、女人都在看，但最后还是按男人标准来选。

    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双刃剑，可能让女性的生活质量更高了，但女性本身的地位都下降了。

    记者：中国曾经的“男女平等”，其实也是女人作出了很大牺牲的“等”，强迫自己没有性别以和男人一样，就是“你能扛石头我也能扛”这种。

    王干：真正的女性主义其实很累。开玩笑，那个时候是“小丫扛大旗”，黄宗英写的“铁姑娘”，现在又出了个叫王小丫的，干什么，是《开心辞典》给大家做智力游戏发钱的，这就是女性角色在生活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很复杂的问题。

    女人地位的平等是有代价的，要付出双倍的劳动。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有点儿像环保与搞建设之间的关系，要建楼就破坏了环境。

    记者：最后还是得牺牲环境来建楼了?

    王干：那肯定是这样，不然我们只能老住在破房子里。

    记者：只能选择牺牲女性了?

    王干：她是地位的丧失，但地位是抽象的，现在女性吃的、穿的、住的比过去好了。

    而女性的地位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长期以来，或天生的，可能不是社会现象，而是生理现象。

    但有一点啊，男人没有女性活得长，平均少5岁，男人不管怎样，最后还是活不过女人，基因就如此决定的，低级动物里很多雄性动物比起雌性来活得更短，甚至交配后就死掉了。这就不平等的。

    资本社会女性可能注定被利用、被使用、被销售的地位，没办法。细说起来很麻烦很复杂。

    记者：虹影，再辩论下去就跑题了，但我没被他说服，盼望你给他两句有劲的。你认为女作家是怎么回事，什么地位？

    虹影：他这一套高论，说到底还是“强势集团――男性”评“强势集团――女性”。站得“高”，看得“高”。王干，别生气。我在《希望》杂志，从去年开始每期有专栏，专谈男人，不妨找来看看。

    记者：你为什么写作，和性别有关吗？别弄那种抽象的外交辞令式回答，给点实在、具体的回答。

    虹影：我在前面已经回答这问题。为什么写作？在《阿难》一书里我仔细谈了“我”写作的目的，以及写作的一些秘密。在这儿，为节约时间，让我坦率回答你：

    就是为了让读者买了我的书，看一个好故事，不骗读者的钱。

    我不用语言而用情节提出问题，能否感觉到有问题，看每个人的慧根。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我用人的命运来设置我的问题，用生和死，生死相契，悲欢离合来让读者看好故事。

    跟言情小说不一样，故事并不只是让人哭泣，可以说是言情惨表悲剧故事，但如果你只愿意下个泪，由你，如果你愿意想想，你就想想。希望你看了小说后，不只是感动，更是惶惑。

    这是我写作的目的

    记者：对你而言，美不美是关乎“女性”这个身份，还是关乎“作家”这个身份？分别有多重要？

    虹影：我认为人们欣赏美是很自然的。不是说到什么政坛新秀，说一表人材，气宇轩昂，说到什么新富，也说体态儒雅，风采秀逸。那么说到女作家，如果她真的漂亮，“美女作家”有何不可？海明威不就是以风流倜傥著称的吗？英国诗人布鲁克斯一次大战时去世，人说这么美的男子，我们现在时兴的话“帅哥”，怎么可以死在战争里？

    只有一种情况，“美女作家”让人讨厌，就是作品不行，靠“美女”打广告，这就离题了。作家看作品，作品美就是好作家。如果作家也美，有什么不好？反过来，美女太多，好作家却太少。多说“美女”，就等于买珠还椟。我希望评几个美男作家。我来召集女作家女评论家一次评美男作家投票会如何，恐怕当选的只有十来人？这样才正常。

    一句话，美女美男都是大家喜欢的，最好是以平常心待之。当然，为什么从来只有“选美女”，而没有“选美男”，这是因为女性的确比男性美。漂亮的女人更是大家悦目，女性打扮不完全是为了让男人看。一切纷闹的关健，只是万一一个女作家正好长得漂亮，是不是要打出“美女作家”旗号？我个人觉得何尚不可？只要真漂亮，不要让人说吹牛。中国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道德底线，一笔交易，抢了钱就走。不讲信誉，不管下一笔生意，不要回头客。如果作家想想自己的信誉，如果评论家，媒体业，出版社，都想想信誉，我们会有

    这么多问题吗？所以，不是要不要“美女作家”，而是“美女作家”一点都不美，或是没有吹得那么美，让读者观才上了一次当，有关人赚了一点小钱，就满足了行骗一次得失，这才真要命。

    来个总结：如果是真美女，又真是好作家，社会有权利不让人欣赏？如果两个者是个编局，那就太俗气。别认为中国老百姓会永远吃这一套上当，记住我的话：咱们的老百姓早晚会毕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