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一醒来没有了你,一切就乱了。”
“你还可以乱。我不能。”
“以后我不会再怪你。”
我觉得她的身体在慢慢放松,阴影在过去。
“可以打开窗子吗?”
“当然。”
临河的窗子擦得很亮,我们到了窗前,一只手就把窗子打开了,我们没有分开。风仍很硬,远处红墙如火,溜冰场已停业,空无一人,冰面明晃晃的。
我说:“瞧见了吗,我们就是从那儿走来的。”
她看了一会,说:“我从更远的地方走来。”
“说得真好,像诗。”
“我爱北京天安门。”停了一会,她说。
“天安门上太阳升。”我接到。
“伟大领袖毛主度。”
“指引我们向前进。”
“你也会唱这歌?”
“我还会跳。”
“真的,你跳一个,比划一下。”
我唱,拍手,她比划,跳,我们共同的童年。
“跳得真好!”她停下来,我抱住她。
“小时候我不知跳过多少次。”
“你是宣传队的,是吧?”
“你看出来了?”
“当然。”
“我还会跳红色娘子军。”
“真的?”
“当然了。”
“你跳一个。”
显然她的童年是活跃的,尽管她远在漓江小镇仍比我活跃,很多事情她记得我不记得,她觉得奇怪,我在北京我怎么会不记得,我说我真的想不起来。她讲的都是宣传队的事,而我那时如同尘埃。我说北京太大了,有许多像我这样的,那时毫无声息。我说你想想,你们学校是否也都像你一样活跃?她承认了。但我知道她仍感到某种失望,假使我那时也是宣传队的,我们将有更多相同的语言。
整个下午由于“我爱北京天安门”她再次沉浸在对童年的记忆中,我不知道她为何如此怀想童年,或许童年是她后来走出故乡的起点?她能谈论的只有她的童年?她是如何离开故乡她从未真正提起过,只是从轻描淡写中得知道她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家乡,到南宁上学去了。我不知道南宁是个什么地方,至今我对南宁的了解仍止于地理书的介绍,那是一个省会城市,地理上相当靠南,除此我对南宁一无所所知。我无法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她怎样展开了自己的生活。她还有太多我不了解的东西,至今她也没回答我她为什么不能给我打电话的问题,我只能猜测她不希望我们单位人知道她,广告科人电话旁大喊大叫她显然听到了,恐怕连玩笑也听到了,显然她很不喜欢,电话里她如此淡漠似乎也与此有关。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说,她要保持自己的恋爱秘密我是再恰当不过了。我是个深居简出的人,我没有朋友,很少出门,与书为伍,如果不是这几天因为等她电话单位我都很少去。就算诗人通常名声不好,总是与滋事和行为不端有关,但我显然不在此列,我喜欢的诗大都言不及意,絮絮叨叨,大致相当一个人午后的玄想与呓语,毫无极端和危险可言,这她也同样看得出来。当然,以上这些在我们的关系中并非是主要的,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她跟我在一起轻松,单纯,安静。而且我还是一个安静的听众,并有恰当的点评,她对童年的叙事欲望在我这里得到了温馨的满足。在任何别人那里她不会有这里如此安详宁静的下午,我相信也许有一天她会说出另外的秘密,比如南宁,比如北京,这是迟早的事,尽管我并不太想听到。
做完爱我们都感到饿了,那时天已擦黑,我提议由我来做饭,她在床上休息看电视,享受一下我做的美食,我说这些天我把厨房彻底收拾一遍,煤气灶新刷了银粉,餐具全是新买的,款式别致,今天有高脚杯了。她提议改天,我问为什么,她说要请我到外面吃饭。我觉得有些奇怪,上次她是那么愿意在我这做饭吃,她说在外面吃够了,这此我在冰箱里储藏丰富的食物就是为等她来。
“简单吃一点,我还有事情,待会得走。”
“你不说今天没事了吗?”
“今天下午没事。”
南长街的饭馆都很一般,我提议到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吃饭,我来请客,我说那里环境优雅,菜肴美味,是过去文人墨客去的地方。她稍犹豫了一下,看了下表,说,这么好的地方太仓促了,下次吧。尽管她依然镇定,从她的话里我还是感到她时间紧迫。在胡同口我常去的牛肉面馆我们匆匆结束了晚餐,分手时我要送她上出租车,她说不用坐车,就到北边去,走着就行了。我几乎说要送她一程,顺便也散散步,但突然想到可能不合适,于是只是拉了拉她的手,什么也没再说,有些慌乱地径直过了马路,没回一次头就进了胡同。进了胡同我长出了口气,几乎把刚吃过的食物吐出来。我一直莫名其妙地紧张,但直到现在才发现自己的紧张。
给她配的钥匙放在桌上,她还是没接受。我觉得钥匙是一种象征,表明我们之间的一种亲密,甚至一种归宿。我同时还感到作为漂泊的她,就算我们还没到讨论未来一起生活的时候,这里也应该成为她的的港湾,如同她的家一样。我对她是敞开的,或者说敞开了一切。一把钥匙既作为一种隐喻存在,也是一种方便,它同样是敞开的,可以彻底接受,可以部分接受,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
难道她有一种尺度,并把她也把我限制在尺度之内?她有梦想也有冷静,她是两者不可思议的结合。她的梦想似乎不指向未来而专注于过去,而现在似乎是对过去梦想般的实现,她愿停留于此。她的童年是她最活泼的梦想,这其中包含了对北京的情结。这种情结是她童年无法梦想的,但她似乎天天在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她唱得那样熟练,与梦想不可分割。她看到紫禁城看到松墙掩映的午门天安门,尽管是冬天,情不自禁就想起那支童年的歌。想想那种童声,抛开其他含义,那的确是一首表达爱与活泼的歌。想象一下南方偏僻的小镇,孩子们歌唱一个遥远的近似天堂的地方,那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宗教,而多少偏远的孩子能抵达她们童年神话般的天堂?我显然是她梦想中的一个意外,同时又成为梦想的核心。她不想拥有钥匙或许是想始终保持我这里的梦想色彩?有了钥匙某些东西就消失了?
也许她还达不到这一层,也许有更多东西制约着她,但毫无疑问,某种生命的东西是存在的,没有她的童年几乎就没有现在的她。我们是爱情吗?爱是什么?也许就是一点点东西,这一点点东西照亮了我们,以致会使我们眩晕,我们觉得拥有了全部的阳光,因此也以为可以要求一切,至少我开始时有这种倾向。她有吗?她好像没有,她什么也不要求,但她事实上又撇开了一切,我还要求她什么?要求她怎样?我不再要求,一点也不要求她了。没有电话,没有事先约好的约会,没有通常情人间的诸多可能,这些我都不再想了。我越来越细心,每天的任何时刻都预测着她可能的到来,有时白天,有时晚上,有时很晚了,有时我还没起床她突然出现在我的床头。我的生活充满了预感,有时相当准确,那一刻我如此的惊喜,好像我们通灵,我们有上天感应。但更多时候我的预测是不准的,因为我常常毫无道理地预测她的到来。我扔硬币翻纸牌,让飞转的念头突然停住以判断或决定她今天是否会来。这样的游戏我做得太多了,数不胜数,以至它已成为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我的冰箱也处于时刻的准备当中,那里储藏着丰富的食品,有为短暂时间准备的速食品,有为从容而可能的一顿美餐准备的鸡禽以及她喜欢的各种野味和调味品,为此我没少往菜市场跑,东单西单我都去过了,而这之前我想也没想过世界上还有那么丰富生鲜食品,只是我们从容地做一次美食的机会太少了。除了食品,差不多每次见面我都为她准备了小礼物,我尽量让她意想不到。当然最多的还是各式各样的布娃娃,她喜欢布娃娃,它们就像我们的女儿。她有时也带来一些小玩艺,有一次竟然买了一辆带沙盘的电控火车,让我大为惊讶,好是好,可是太贵了。
四月我们去了一次中山公园,那时街上人山人海,我们都知道发生的事情,没去谈论,也不便谈论。我们去来今雨轩吃饭,完成了许多次谈论的一个梦想,花去我不少钱。那时已是月底,之前我们一直在谈论一次公园约会,一次花前月下,我们实现了这一梦想,现在春风沉醉,杨柳依依,我们在皇家水面上享受着夜晚的两人世界。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称得上真正意义的情人间的约会,我没让她先到我家,尽管咫尺之间我还是要求在公园门口等候,我觉得那样意义不同。过去每当我看见公园门口情人们等候,双双入园我都梦想着我们的这一刻。我等待她的时候忐忑不安,不知她能否如期而至,因为之前她也没完全说定,她的时间不完全归她掌握。但是那天她真的来了,让我稍稍意外的是她没从大街上来,而是从公园内走出来。她从正门穿越了整个公园,我仍傻乎乎去买票,她说不用买了已打过招呼,这让我颇为费解。我从小长在公园门口,进门买票天经在义,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我跟着她,没人跟我们要票,如入无人之境。我不知道她怎样跟收票人打的招呼,打的什么招呼,总之她可以理所应当的不买票,而我也头一次跟着享受了某种特别的待遇。在走入园门的情人中,我感到非常异样,我们就像像侦探电影中的某个镜头,居然没人注意我们,但我想如果是在电影院,观众肯定会注意到我们的与众不同。那究竟是一部爱情电影还是一部侦探片呢?
唐漓穿了一件白色圆领衫,一条牛仔裤,十分青春,风尘扑扑,说不上是是刚从郊外回来,还是准备去郊外的样子,要么就是刚从郊外回来,现在又准备带我去郊外。她说她开来了一辆车,我听上去就像她驾来一条船,我们要去海上某个小岛。我说我正准备写诗,唐漓说回来再写。我说要写诗是非常庄严的,但唐漓显然认为写诗什么时都可以。我不想去什么郊游,现在我更愿生活在幻想里。
我说:外面行吗?这么乱。
唐漓说:有什么不行,走吧。
我说: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开车?
什么时候?我都忘了。
这是个非常傻的问题,也是不该问的问题,唐漓比我清醒得多。
唐漓问我说:你一准备写诗是不是就迷迷糊糊的?
行吗?我又反问了一句唐漓。
我说你怎么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我们带上了食品,又在副食店买了一些。唐漓的车停在路边上,米色,流线型,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是一款叫“雪铁龙”的法国车,可升降,类似跑车,既可以在城里跑也可以越野,速度极快,便于各种情况行驶。车不是很新,但车门的嘭响,流线的座椅以及内饰、按键、各种仪表盘,都使我有一种要升空的感觉。也许唐漓已许多次驾车到我这里来,甚至有时就是这辆车,只是从未说过。许多次我送她出来给她叫出租车她都不要,每次都是胡同口分手。现在看来显然她当初不愿让我知道她开车,而我也从未想到过她居然一直开着车。我们在中山公园时就讨论过郊游的事,我总是提到各种线路的郊区车,密云昌平怀柔或近一点妙峰山玫瑰谷之类,我还提到出租车的可能,比如坐出租去乘公车回来,唐漓对此一直不置可否。现在我明白了,她心里早就有数,对她来讲实际上只是时间或时机的问题。不久之后我就打消了郊游的念头,我认为现在出游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时我正担心我住的地方离中心太近了。我认为唐漓更没时间了,的确,我们有一周没见面了,没想到再次见面她竟然要带我出城。她的大胆异乎寻常,以致我并不觉得应该为此感动,或者恰恰相反,我感到了更多的是不可思议。我们只有六个小时,她说。六个小时,这算是一次爱情之旅?她开着公务车以什么名目出行呢?无论什么名目我都不会喜欢,尤其现在更不喜欢。如果真要去我宁愿坐公共坐长途车,我不希望与她的工作有任何瓜葛,她在违反我们之间的默契。我从不打听她的事已成为自觉自愿,现在她这样做可真是不了解我的心思。我一句话不说,不知道能不能出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她怎么想得出来?车窗玻璃突然动了一下,吓了我一跳,不知怎么一来自己就升起来。接着她扭开了音响,音乐与一股冷风同时降临到我身上。她开了空调,我还不知道。春天应该是美好的,所谓春风拂面应是极美好的感受,但现在一切都被关在了外面。车内冷气习习,我的汗水照浪不误,她不能安慰我,空调也不能安慰我,她深刻地知道这一点。因此她最后做的只能是把一方纸巾递给我,让我擦擦脸。
“要不我们回去?”她突然问我。
“不不,走吧。”我说。
“那你别这么僵着,往后坐坐,行吗?”
“我我不习惯,好了。”我直挺着靠下去。
“你可以调一下椅背,就在你扶手的侧面。”
“没事,不用了。”
“你调一调。”
我笨拙地找到按扭,椅背立刻直贴在身上。
“你可以再调,直到感觉舒服。”
“行了,就这样吧。”我说。
街上车不多,更多的是自行车和烈日下的行人,整个城市显出某种茫然与疲态。天空终日无云,没有一点雨的迹象,烈日好像让夏季提前到来了,到处是纸屑、包装袋,杂踏的脚步。陌生的行人扛着行李,像朝圣者又像占领者,路口混乱不堪。城内倒没遇到什么麻烦,但是快出城了交通严重堵塞,一望无际的车辆被堵在城外,有人站在高处挥舞着什么,显然无法通行,只好绕行。绕了几个出城的路口都是如此。我几乎提议放弃此行,但我不能,她好像已在生我的气。人到了欲罢不能的时候就总是选择听天由命,唐漓不厌其烦地一次次绕行,掉头,没有任何犹豫不决,绕了许多条路,穿越大街小巷,许多都是我从未到过的路。她比我对北京还熟悉。她的耐心镇静让我无法说出“放弃”两个字,同她比起来我是个软弱无力的人。
总算出了城,开着空调我仍出了一身汗。那是一个相对僻静的只有象征性路障的路口,车可以免强通过,唐漓几乎没减速,根本没在乎有人招手就冲过了路口。那一刻我差不多看到唐漓脸上一种耐人寻味的目光,我无法形容。我不能说感到尊敬,可能有尊敬,但我确实感到了某种比我不知强大多少倍的东西,而我不适应这种东西。是的,不适应,从来不适应。我不喜欢紧张,惊险,极端,不,从不喜欢,尽管认识唐漓后我鬼使神差读了不少这样的书。事实上我宁愿与世界无关,宁愿枕于一本书,一种幻想,或者像我们曾经有过的夜晚。那是怎样不可重复的夜晚,讨论一只鸟的十三种观察方式,讨论其间可能存在的爱情,暗示或隐喻,尽管我有点一厢情愿。世界从不完美,这我知道,但我们毕竟在试图接近那个世界,如果我们不能真正拥有,至少我们也应该看上去拥有过。
出了城,我的心情慢慢好起来,开始重新审视某些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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