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红旗、罗慕霞、郑放歌，她们分别是一班、二班、三班的吴清华。

    最后一个学期，上面要移植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我们省移植成了彩调剧，高中各班，每个班级都排演同样的彩调剧《红色娘子军》第一场《常青指路》，是校团委的思路，群众运动的意思。

    但谁都不知道彩调剧是什么东西，连听都没听说过。彩调，多么生疏生涩的一个词啊，像一块奇怪的石头。到了操场上，由培训过的老师一句一句教，十几个吴清华和十几个洪常青在下面学，“昏沉沉，只觉得，天旋地转”校园里一时满是这样的唱腔，彩调原来就是这样的啊，这就叫做彩调啊，很好听的呢，有一点像京剧，甚至跟京剧差不多。我们分辨不出彩调跟京剧有什么不同，便又糊涂了。糊涂着仍然认真唱着“昏沉沉，只觉得天旋地转”，并做着昏沉和眩晕状，一律动作夸张，表情过火。

    姚红旗，姚红果的姐姐，小学跟我同班。她处处要拔尖，如果要在一班找一个吴清华，毫无疑问，应该找张二梅，想想张大梅吧，不找二梅找谁呢！却是姚红旗。二班的罗慕霞是转学来的，人很闷，听说学习不错。她是二班的吴清华。

    三班，全年级最活跃，人才济济。他们自己排练了《白毛女》序曲《在人间》，半个班都上去了。他们的歌声响彻在走廊，浩浩荡荡进入我们的窗口，“看人间，哪一片土地不是我们开，哪一片山林不是我们栽，哪一片房屋不是我们盖，哪一片庄稼不是我们血汗灌溉。可恨，地主狗狼豺，土地他霸占，庄稼是私财，又逼租子，又放高利贷！”我们坐在自己班的教室里，心怀向往。

    三班的罗明艳，长得有点像波姬小丝。小学五年级，林南宁曾找她演喜儿，是首选，但她有两个很大的问题，一是太高，没有那么高的大春，二是脚太大，不可能穿进芭蕾舞鞋。练了一天，淘汰了。此后再无机会。

    罗明艳一直不服气，早操列队，队还没排好，罗明艳会忽然走到谁的跟前，飞快地用食指和拇指在某个女生的脖子上比画一下，接着又在自己脖子上比画一下，她跟旁边的人说，你看，她的颈不够我长呢。神情颇为骄傲。多年以后才知道，颈的长短，原来是美女的重要标志！罗明艳的脖子颀长，圆润，优美，而且她腿很长，上身短，她的脸圆而不肉，眉毛很浓，眼睛很大，眼睫毛黑而长，垂下眼皮是一层阴影，顾盼则生辉，嘴唇是厚的，性感。总而言之，罗明艳是一个大美人。

    但无人能识。罗明艳走在南流街上，鹤立鸡群，她像天鹅一样，走路仰着头，抬着下巴，但她在学校里没有任何风光，她是街上居民的孩子，就住在大园。每天傍晚，她都要到学校门口的水井，去挑水。她总是穿着一身蓝布衣服，用木桶，她不停换肩，桶里的水是满的。到后来，我才隐约明白，进学校文艺队的，几乎全是县委机关或县直属单位子弟，街上居民的孩子，只有极少数，一个吹笛子的男生，一个能在敲扬琴的同时唱歌的女生，还有，就是杂技世家的翟青青。

    罗明艳注定被忽略了。她想念林南宁。她在家里关起门来自己练舞蹈，幻想林南宁调到镇中学当文艺老师，再次看中她，让她扮演吴清华，而她将穿上红色的绸衣，出现在黑暗的椰林中，让所有的人惊艳。罗明艳不甘心，每次，文艺队在本校汇报演出，她总要看到谢幕的时候，所有的人哗哗往外走，她不走，她站在中间，望着台上。曾经有传说林南宁要调到镇中学管文艺队，但没有真的调来，一个中学为什么要调一个小学老师呢。她没有来，罗明艳站在台下，罗明艳精彩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她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她会成为南流街上所向披靡的女人，她的情史也同样振聋发聩。

    二00四年冬天，她从南流给我打来电话，她说：我是罗明艳。她在电话里没有说什么，只是说很多年没见了，问我什么时候回南流。挂机之后我才想起，我忘了问罗明艳的电话，再回南流，我到哪里找她呢？二00五年夏天我回南流，没有找到她。但我再次听到了她的传说，是那样令我震动，始料未及。

    一九七五年，罗明艳的人生无比平淡，班级排练彩调剧《红色娘子军》第一场，罗明艳还是不能演吴清华。在三班，吴清华是郑放歌。

    郑放歌现在N城，已是G省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全年级女生她学历最高。她一九七七年高考上了名牌大学，毕业分回N城，结婚，生子，到四十岁又只身北上念博士。我和雷红吕觉悟都说她不要命了，但她好好的，拿了博士学位，回到G省大学，学校里给了大房子，可观的科研资金，她勇往直前，在业界声望日隆。

    二00三年秋天，我们约在王府井见了面。她没有变，穿得很整齐，没有发胖。我们在东安市场五层吃了快餐，她要了牛肉面，我要了桂林米粉。然后又到地下一层喝茶说话，却没什么话说，我提到陈黎明，我们医院的子弟，她G省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同事，十几年来她们关系一直很僵。她认为陈黎明不值一提。我们不再说话，只喝茶，看着购物的人走来走去，空气沉闷而混浊，我知道，我和郑放歌的话就快要说完了。我知道，我们的话迟早是要说完的。

    她忽然说，我觉得，你要写点反映女科研人员生活的东西，这方面，我们国家很少。这个话题我没有兴趣。她说：现在看不到写女科研人员的小说和电视电影，这么大个国家，怎么就没人写呢。她说着就有一点兴奋，像是发现了一个科研上的空白。我没有回应她。她便也终于扫兴。

    我和郑放歌的关系很奇怪，我们永远不能谈心，怎么都找不到一个契合点，但我们陆陆续续一直有联系，从一九七五年，她从南部公社转学，到现在。三十年了。我们是最后一个学期文艺队的队友，插队的时候她跟雷红同在一个生产队，她跟我们一直是朋友。

    那一次，雷红跟一名有妇之夫热恋，眼看就要私奔，郑放歌却跑来，劝雷红在本院找一个青年医生，好好恋爱结婚。雷红对青年医生很不屑，她转述给我听，说郑放歌劝她抓紧时间找一个青年医生，真可笑。郑放歌真诚、善良，充满好意，却被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女文学青年认为可笑。她真冤枉，不值。

    过了两年，我准备离婚，郑放歌又特意从西塘赶来，她那时正准备考同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又要讲课，又要搞科研，但她坐上公共汽车，横跨半个N城来到我的宿舍。是夏天，她爬上四楼，脸上冒着油汗，我只有白开水给她，开水很烫，她吹着喝。我在地上铺了一幅草席，我们就坐在席子上。那次说了什么我已全无印象，好像什么都没有说下去，我心怀鬼胎，说不出一定要离婚的理由，她便说她一定要考研究生，她跟陈黎明住一间宿舍，两人太别扭，呆不下去。她只劝我，知足者常乐，不要离。我们坐在草席上度过了N城炎热的一个下午，然后她就回去了，没有吃晚饭。

    雷红没有劝我，吕觉悟也没有劝我，我认为她们懂我。郑放歌劝我知足常乐，我觉得她太不知我心了，我忽略了她对我的深情厚谊，把她的话当成平庸的笑料。

    我对不起她。

    八十年代，我和雷红都是狂妄的女文青，盲目热情，向往一种别样的人生，那里风生水起，风云浩荡。我们都不愿意过平凡的家庭生活，尤其不愿当贤惠的家庭妇女，生孩子、买菜做饭洗衣服，这种日子不值一过。我们喜欢激荡的爱情，喜欢文学艺术在爱情中穿越缠绕。我特别羡慕雷红，因为她真的私奔了，跟一个有名的剧作家。她抛掉了职业、城市户口和家庭，而她的恋人跟她有着同样的勇气，他们乘风而去，远走高飞。我恨不得揪着自己的头发也私奔一把，但没有人跟我私奔，我只能写诗。

    多年以后，雷红回到N城，她失去了丈夫，没有工作，身无分文，我意识到，当年郑放歌劝我们好好过日子，真是怀有最大的善意，设若能听进一句，我们的生活就不至于如此颠沛流离，无所依傍，我们将拥有平安踏实的一生，像吕觉悟和郑放歌那样。

    一九七五年，郑放歌不演吴清华又谁来演呢！

    她刚刚转学来，她并不拔尖，但她是郑怀民的小女儿。郑怀民是新来的校革委会主任，一把手，他的大女儿郑里冰一到县城就进县文艺队了，她长得很好看，放歌不如她姐姐。但郑放歌不骄纵，她很努力，也单纯、天真、热情，不招人厌烦。我们甚至是喜欢她的，她常常让我们到她家去，给我们吃她家的花生，还告诉我们，她妈妈和爸爸吵架了，妈妈脖子太粗，脾气不好，爱吵架，一吵架脖子就会更粗更红。

    她家就在校内。我们穿过操场，走过长长的走廊和医务室，下台阶，又走过两个教室，就到了。原来郑放歌家就在这里啊，就在初中教室旁边，门口空地的拐弯处是当年我和雷红吕觉悟的据点，议论孙向明，或闲站着。看本班女生用一只松果踢足球。那时候没有郑放歌，现在她忽然就来了，像是从地里钻出来。她原来在石窝，那是南部的公社，南流街上的人眼中的十万大山，山高水远的蛮荒之地。

    郑放歌，她忽然就从地里冒出来，她站在几盆指甲花旁边说，嘿，我家到了。她天真单纯，她的热情是跳跃着的，像一只鹿，她的动作也是有点像鹿的。她从舞台上碎步走过，舞台上就出现了一个鹿一样的吴清华，这只鹿很认真，从舞台的这头跳跃到那头，虽然不像吴清华，但像鹿，也是不错的。

    她踮起脚取下她家的糖果盒，圆的，比大海碗还大，上有暗红的漆，盖上还用金边描了花，里面装着玻璃纸包的水果糖，糖果圆圆的有红的绿的，甚是稀罕。郑放歌一人发一颗，她又在米缸盖上找到了装花生的夹箩，她大把抓着花生，让我们在嘴里含着糖的时候嚼花生，那样特别香，等于吃花生糖。见我们都听话地把花生和糖果同时放进了嘴里，放歌就很高兴，她端着夹箩高举过头，飞快地转了一圈，那是《大红枣儿送亲人》里的动作，当时我们正在排练这个舞蹈。

    那段时间校文艺队不活动，校礼堂不再传出歌声和器乐声，我无比失落。我想念张大梅、周青、凌玲、李小宇，也想念童小萌和李永青。校文艺队的鼎盛期，像一锅汤，热气腾腾。

    但是汤凉了，来了另外一些人，宁夏女篮和山西男排，他们来自遥远的北方，到我们亚热带的南流镇冬训。他们体格高大，简直比我们高一倍，不可思议，目瞪口呆，而他们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学校，就在我们的礼堂打球。真是天外奇观啊！我们每到下课就到礼堂看他们训练，真是很好看的。什么叫国家水平呢，看看宁夏女篮和山西男排吧，他们一跳就跳得那么高，不跳也高，投篮进去总是空心的，所有的姿势是又帅又透着洋气，哪里像我们这些土番薯。

    宁夏女篮是第二次来。

    那十几个人我们个个都认识，还给人家取了外号，一个最矮的，叫矮婆，是五号，年纪偏大，听说都有二十四五岁了，比别人矮一截。我们以为她不会再来了，结果她又来了，她技术超好，作风顽强，体力充沛，每场比赛她都打满全场，她像一只母老虎，威风，神气，统领全队，她是女篮队长。另有一个，九号，全队最漂亮，很白，腰细，我们管她叫小姐。小姐技术也过硬，但她慵懒，训练不积极，上场也不爱跑动，场上场下都像游魂一样，心不在焉。她很绝，球一到她手里，她立马就醒了，漂亮转身，迅速投篮，两分！这次她又来了，仍懒散，也漂亮，但瘦弱了些，更白了。姚红果主张叫她白骨精，没叫开，大家心疼她，仍称她小姐。十三号，一看就是农村姑娘，朴实，健康，剪着齐耳短发，皮肤黑黑的，黑里透红，刚下地回来就是这样的。她只有十八岁，圆脸，一笑一口整齐的白牙，耀眼迷人。我们叫她白牙。白牙这次也来了，我们一看她就很高兴，她长大了，高了点，明显胖了，举手投足，像了一个成熟的球员。这真让我们高兴，白牙简直就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呢！我们跟她最亲。吕觉悟说，我喜欢白牙。我说，我也是。

    白牙、矮婆和小姐，她们让人惦记。我们跟到灯光球场看她们比赛，就像宁夏女篮是我们南流中学的校队。

    文艺队，演出，舞台。俱往矣。仿佛校礼堂天生就是用来练球的，好像宁夏女篮就是在我们的礼堂里长出来的。矮婆、小姐和白牙，她们迅速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张大梅、杨海燕、王雪，她们的身影正在淡去。

    县里忽然又要汇演，队伍重新聚集，文艺老师，工宣队长，乐队，结构依旧，人马早已翻新。郑放歌、姚红旗、罗慕霞都进来了，还有雷朵。又要排《白毛女》第一场，这样一支队伍，稀里哗啦的，芭蕾舞的功夫谁都没有，我们穿着上一届的芭蕾舞鞋，立不起足尖，一试就扭了脚。喜儿也没有，无人堪此重任。

    找到了崔鸽子，她来演喜儿。我们多年不见，本来幼儿园同班，后来不见了，原来是跟父母下放公社，现在她又回来了。她跟来路不明的童小萌不同，她就是我们南流街上长出来的喜儿，童小萌的皮肤是白的，她来自天上，崔鸽子长着黑皮肤，她是地里的。我喜欢长得黑一点的人，无论男女，结实、弹性、有健康的光泽。

    崔鸽子，她端着灯盏就出来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但她跟童小萌一样，动作软塌塌的，比童小萌还要软。郑放歌、姚红旗、罗慕霞和我，我们四个人跳窗花舞，谁也不比谁更好。整个文艺队破罐子破摔，文艺老师也没了心思，就让我们自己练。乐队本来就不齐全，干脆放录音。后来加上雷朵，六个人排了一个舞蹈《大红枣儿送亲人》，一字排开，穿插，围成圆形，转圈，每人手里端着一只空篮子。

    有一天，要拍学校的宣传照。化妆，穿上演出服，在一间空教室，新建的教学楼，尚未启用，白色的墙，没有黑板和桌椅，窗户还没装上玻璃，光线空荡荡的。我们穿着花布大襟衫，腰上扎着黑绒小方围裙，头上接上长辫子，手上拿了花篮。

    这张照片至今还在我的影集里，六个人排成一排，踮着脚，花篮举在腰部的左边，窗户的光线只到达腰间，把每个人的身体分成了两半，上身是黑的，脸也是。

    拍完后大家意犹未尽，决定上街，到照相馆。

    大白天，光天化日，脸上顶着浓妆，一咬牙就走出了校门口。又是六月份，快要毕业了，凤凰花正在开，走出校门，走过东门口和陵宁街。新华书店、文具店、照相馆。我们七手八脚开票，五六个人乱糟糟的，拿着票上二楼，脱衣服穿衣服，盘头发照镜子，我们要照一个藏族姑娘的，把辫子盘在头顶上，再轮流穿上一件毛背心，面带微笑，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