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爱玲这一句，可见苏青其人不俗。于是，我切切地去寻找苏青。于是，我发现了一个与爱玲相近，却也迥然相异的人和传奇来。

    苏青，本名冯允庄，又名冯和仪。苏青这名字，我一见即喜，喜到心里去。苏字灵透，青字又俊雅，似我这样不通平仄的人张口也能凑两句诗来：姑苏城外离人柳，别梦青青到徐家。又叫我想起诗经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的意境。冯和仪这个名字，我也喜欢，古雅大气，又堂皇，合着“有凤来仪”之意。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一书中就是这样称呼她的。我印象深刻。

    苏青一九一四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长爱玲六岁。同样的富裕显赫家世。祖父是举人，先是经商，后由殷商变成地主，家有良田几千亩。宁波虽不及上海，却也开埠早，是上海的门户，开文明之先。

    她的家庭虽说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但在她父母看来，读书毕竟不是女儿家的正经职业。虽然苏青一九三三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外文系。但是她依然不得不早早地就辍学，嫁给了徐崇贤为妻。两人在同一所高中念书，通了两年的信，却连个照面都没打过。美其名曰自由恋爱，其实不过是信中二人称呼逐步变得亲昵而已。

    旧式婚姻虽然隔绝，却有一种陌生的神秘。新婚燕尔，徐崇贤对她还恩爱有加，然而，那薄雾似的爱毕竟是不能持久的，待到两人走近，面贴面以后，就冷冷地散去了。

    苏青与爱玲可有一比：一般的受过高等教育，一般的从小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一般的对于生活而言十足的低能。

    爱玲的委屈是内生的。仅就爱而言，胡兰成的出现十分突兀，让她措手不及。她的青春期是被截断的。从父母之手到爱人之手，虽过程短促，稚嫩苍白，却简单明了。虽然有一纸婚约，二人依然是“一个金童，一个玉女”。胡兰成父母双双亡故，不用伺奉公婆，承欢膝下，少了几多口舌是非。这对拙于交际的爱玲来说自然是好事。

    苏青则没那么好的运气。这受过新式教育的少奶奶处理家务常常手忙脚乱，心浮气躁。且公婆健在，怀孕生下的又是女儿，未能给徐家延续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内不能见容于夫君，外不能见容于公婆。她的处境好比一脚踩空在阁楼上，上不得，下也不得。

    如果丈夫帮她还好，起码还有人对题《钗头凤》，共唱《东南飞》。像我母亲虽与我奶奶不和，但父亲疼爱她，好歹不孤单。其实我父亲这样做是最明智的，因你是要共妻子生活的，帮了妻子，事情就有转圜的余地，即是帮了母亲。

    偏偏是苏青的丈夫另有新欢，恨不得她自动隐身下堂去。背靠娘家也是枉然，嫁女如泼水，已为徐家妇，好好歹歹自己处着去吧！父母竟也做了袖手旁观人。

    爱黯淡下来，生活便显露出斑驳狰狞的气色。丈夫只顾在外花天酒地，不养家，也不负责任，碍于面子，还不许她在职业上发展。纵使她有再多的戒指也供不上这样坐吃山空。无奈之下，她向他要钱以作家用，竟挨了丈夫一记耳光。他是彻底不爱她了，一颗心硬成了石头，再风化成粉末，风一吹，飘飘洒洒散落开来。

    对于苏青的这段婚姻，爱玲有自己的看法：“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

    “离婚吧！彼此好过。”十年之后，终于有一天苏青昂然对那个自己叫丈夫的男人说。她要去寻找自己新的生活。

    一九四三年，苏青开始在《风雨谈》上连载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书中有许多关于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实描写，在现在来说算不得什么，在当时却可谓前卫。一时她被社会称为“大胆的女作家”，大红大紫，风头大大盖过今天一帮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们。其实，不过是标题和内容用得十分大胆，真正读下去，却是写得很干净。恰如胡兰成所评：“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

    说起来，《结婚十年》我没看完，但我实在是喜欢苏青，喜欢得不得了。她身上几乎集结了所有我喜欢的女人的特征：率直、独立、坚定、大气、忠贞。

    苏青为人率直，连写作都不喜欢用二三人称的，“我我我”地直身而上。她与爱玲都是上海“孤岛”时期走红的作家。日本投降后，两人都受到非难。苏青曾做过这样的表白：“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

    苏青个性独立，乱世中一个女子，拖家带口，也真是难为她。如她所言：“我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自己挣钱买的”。然而紧接着的一句却是：“可是我回头一想，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哀而不伤的一句话，背地里或许是泪如雨下。亦说她做高官的情妇，她身边走来走去一个又一个的男人，欣赏她的红颜美貌，欣赏她的才气爽直，就是没一个人肯为她留下。

    一九四六年夏初，上海的局势稍稍和缓，有人请苏青去编副刊，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她改名。爱玲冷静客观地劝慰她说：“现实也得考虑！你去当主编，我也有条出路可走！我是不介意改名的，我这名字是一直都嫌它俗气，趁机改了也好！”

    苏青显得很沮丧，创办《天地》那意气风发的神采已然不见了。她悲苦地说：“你算好的！有个姑姑给你挡一挡，靠一靠，我这一转身，老的老小的小，谁让我靠？现在又这样恶名在外，再嫁也没有人敢沽问斤两，我预备把自己挂在绳上，就这么风干了算了！”

    天地茫茫，我要靠谁？谁能为我所靠？即便是这样的凄凉，她也熬过来了。爱玲远走他乡，她却留了下来。她还要撑着，还有子女要靠她。但靠了她又怎样呢？后来因涉嫌“胡风案”，至亲骨肉都与她划清界限，断绝往来。丈夫负，到头来依旧是一个“负”字。一生儿女债，想想真是惊心，伤心！

    苏青晚景凄凉，她老病缠身，也不服药，但求速死。一门关煞，种了些草花，“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她说。

    一九八二年，苏青六十九岁。孤独地死去。

    “这篇文章本来是关于苏青的，却把我自己说上许多，实在对不起得很，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释的地方，我只能由我自己出发来解释。”这段文字录自爱玲的《我看苏青》。

    这本书是关于爱玲的，却把苏青说了许多。因为我也有好些需要说明的地方，只能由苏青出发。因为苏青对于爱玲，实在是太重要了。

    苏青比爱玲大，成名亦比爱玲早，却因爱玲才被广泛念及。爱玲对于苏青的评价虽有溢美之辞，却其情可谅，大概是出于某种知遇之恩吧。

    借用某位女士的话，虽然伧俗，却也能说出原委来。“张爱玲的被发掘，是苏青办《天地》月刊的时候，她投了一篇稿子给苏青。苏青一见此人文笔不凡，于是便函约晤谈，从此变成了朋友，而且把她拉进文坛，大力推荐，以为得力的左右手。果然张爱玲也感恩知进，不负所望，迈进文坛以后，接连写了几篇文章，一时好评潮涌，所载有声，不久就大红大紫起来。”

    又算起来，苏青是爱玲与胡兰成惊世之恋的媒人。能被爱玲和胡兰成两种不同性格的雅人喜欢并视为知交，可见她确是不俗。再有胡兰成因事下狱，亦是她拖着爱玲去说情。（彼时爱玲还不太认识胡兰成，只是偶闻其才名。）她倒是实心实意，事后也不见得了什么好处，言语上有什么炫耀之意。苏青这样的侠义，男子亦要自惭形秽。生在古代真是薛红线、张红拂之流。就是污风秽雨的上海滩，她也照样是金石玉磬响当当的。

    至于二人的交往，可谓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是交浅言深。

    “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于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那并不是因为她比较容易懂。普通认为她的个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话既多，又都是直说，可是她并不是一个清浅到了一览无余的人。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里而仍旧喜欢同她做朋友，正如她的书可以有许多不大懂它的好处的读者。”爱玲如是说。

    爱玲洒脱而寂寞，华丽而苍凉，为众人所青睐。而苏青，一如爱玲所言：太正常，太普通，太朴实，当然也亲切，有一种古往今来的无所不在的妻性和母性。

    我想，民国荒凉的世界里，有这样两位女子，也不枉为热闹一场。在喧嚣和落寞之间，二人竟然逼肖《红楼梦》中的“钗黛”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