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
这是爱玲被引用最广泛的一句话。爱玲的朋友、作家柯灵将这句话进行演绎,来分析爱玲成名的因由,甚是妥帖。
他说:“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
“……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有了这段话,我觉得不枉爱玲和他相交一场。
爱玲的成就在陷落的上海。一九四三年,《传奇》时代的张爱玲,仿佛那个“孤岛”寂寞夜空最后一束惊艳的烟火。
爱玲是深爱着上海,在她的眼里,“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开出了她这朵奇异的智慧之花来。
爱玲最初将稿件投给了英文月刊《二十一世纪》,一份综合性的刊物,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并且附有自己所绘的十二幅发型和服饰插图。由此开始,爱玲再接再厉,一连发表了九篇文章。
但是,真正使爱玲出名的是《杂志》。爱玲的成名作品《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和白玫瑰》等小说名篇以及一些精彩的散文,都是刊登在这个背景复杂的刊物上。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爱玲妙笔生花,盛开在四十年代幽暗的上海天空中,又如彗星般扫过上海文坛。少年时代的天才梦,终于在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变成了令人称慕的现实。
她的成就引起了阵阵惊呼,也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许多人为她善意地设计她的文学道路。譬如“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酬,等河清海晏再印行。”爱玲则用一种委婉决断方式对这种关怀敬谢不敏。
她有自己的考虑,有自己对人生、时代的理解。她迫不及待无比激动的心情,在《传奇》序言中有过这样的表达:
“呵,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在我眼里,盛名下的爱玲依然是一个小女子,外表冷漠,内心欢喜的女孩子。如她所言,“狂喜的人,我还能想像得出他们的心理;你们这种谦逊得过分的人,我简直没法了解!”
她是率真的,没有任何虚伪的谦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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