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子的结尾是一首叫《宝石》的诗，只有一句话：我得到宝石/我看到宝石上的光。
八
我和竖走出饭馆的时候已是深夜，天气寒冷，他递给我一根烟。我的脑海里还是影片中竖的模样，那时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头发遮住眉毛，放荡不羁。而现在，他的模样倒也没有什么变化，依然瘦削，颧骨突出，但明显苍老了，白发像杂草一样钻了出来，笑的时候额头显出很深的皱纹。不过他的生活像是倒退回了少年，还有几天，他就开学了。
一个多月后，我们在他的学校再次见面。我倒了两次地铁，一直坐到地铁11号线的末站，再转乘公交才到达工艺美院。他在校门口向我介绍：“这个校区搬来有十年，徐汇那边还有一个老校区。”
“在徐汇可能更方便一些。”
他断然否定：“市里有朋友嘛，在这里，荒郊野岭，特别不方便也就踏实了。”
我们来到他学习版画的工作室，是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方形小屋。屋内整齐地摆放着电脑，每个桌子上架着长条形的用于照明木板的电灯棒。竖的办公桌很好辨认，他在电脑显示屏的右下角贴了一个“诗”字。
我们围着他的桌子坐下来闲聊。他拿出一张纸，列了一串他开学以后每日的生活作息表，俨然像一个在家修行的佛教徒：每天早晨7点起床，然后念早课，习书法，等到9点去工作室刻版，下午4点结束后，他的时间几乎都用来诵经——楞严咒、地藏经、大悲咒，晚上他给鬼道众生施食，他端起一个蓝色的喷壶，“这是西藏运来的甘露丸泡在里面，还有一个专门的法器，放一点米在法器里面，再喷一些甘露水”。他像一个“自我的囚徒”，用佛教严格的礼节束缚自己的欲望。他已经禁欲半年，手淫也是禁忌，连脑子里有性的念头都是犯错。
聊了一会，话题再度回到那部影片。
竖向我回忆了一个画面。有一天，他和雎安奇过了达坂城，来到一个叫库米什的小镇。他一个人到外面溜达，走在戈壁上，一眼望去，到处是沙漠、岩石和稀疏的树木，和月球表面没什么两样。他想起村上春树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然后问了一个问题：“这个地球上哪里是尽头？”他边走边思索，如果有一个尽头，他所在的位置太符合尽头的意味了，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们的旅程还在继续，他得出结论，“也许，哪里都是世界的尽头”。
“这个想法非常虚幻，既然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是世界的尽头，尽头有什么了不起的呢？”竖接着说，“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我，比如说在你绝望的时候，好像来到了世界的尽头，或者你人生的尽头，没问题，再往前走一走看看是不是。既然每个点都是尽头，那你再往前走走，不也是尽头吗？”
《诗人出差了》获奖之后，一些许久不联系的朋友向他表达了赞誉：“早就知道你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好像他飞黄腾达了一样。他反应平静，“他们称赞只是因为这部片子获奖了，平时看美剧的人，能够理解这部片子吗？我不相信”。他的前妻没好气地评论：“孩子他爹主演的电影获奖了，但是这样一部电影，你让我们的女儿什么时候看合适呢？”
他记得在鹿特丹电影节，片场坐满了观众，放映结束时，每个人对他点头微笑。他偷偷对雎安奇说：“这一切就像一场梦。我唯一能够确定的，这是一个好梦。”
从鹿特丹电影节回国，他感到非常幸福。有一天，这种幸福感几乎要从他身体中溢出来了，他像个小孩一样，希望把这种幸福传递给周围的人，但又不知如何释放。他走在街上，看到一辆献血车，他上车献了400cc的血。
“献完感觉怎么样？”
“头好晕。”
嗜酒者
文_杨语
一
阿宽在他25岁生日那两天里自杀了三次。他一觉醒来，发现所有的酒瓶都空了，烟盒里只剩一根烟，身上的秋衣已经两个多月没换，臭烘烘的。没有人跟他说生日快乐，朋友被他酒后胡言乱语的骚扰电话得罪完了，甚至有人扬言要杀他和他的家人。阿宽感到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他把仅剩的那根烟点上，吸一口，给自己唱了一遍生日快乐歌。很快，他手上只剩下滤嘴。
在他尚能控制饮酒量的那段日子里，酒为他增加了不少魅力。他第一次喝酒是在12岁。大院里的哥哥们出去拼酒，赢回一瓶沱牌酒。他们拿着那瓶白酒问他，敢不敢喝一点。他接过来，一口气喝掉了三分之一，再递回去的时候，所有人都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这是阿宽少有的体验。从记事起他就跟这些朋友们格格不入。在阿宽出生的军区大院里，他的父母是少有的“普通老百姓”，他的自卑或许就是由此而起。尽管爷爷是军医，家境也不错，他还是不知如何面对院子里的“军属”小伙伴。他只有一个朋友。对这个朋友，阿宽与他分享零食，展示自己的玩具，用大把的零花钱来吸引对方并给自己堆砌一些优越感。他敏感地注意着对方眼神的变化，生怕出现厌烦。如果他的零花钱用完了，他也不敢去找这位朋友。这段钱堆起来的友谊最终还是无疾而终，而阿宽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家里他也时常感到无助。看到母亲被父亲家暴，阿宽走过去对哭着的母亲说，等我长大了就帮你打他。母亲还没等到他长大就跟父亲离婚了。那时阿宽刚上小学，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他看到别的孩子被父母带着出游会感到痛苦，也因此更加自卑。他常想象自己拥有高超的打架技术而备受伙伴们尊崇，在女生面前谈笑风生的样子。但现实中他是个虚弱的小胖子，跟女生说不了两句话就面红耳赤，走路总是低着头。
阿宽初中毕业后学起了跆拳道，打得还不错，拿了省级比赛的亚军。这让阿宽离自己想象中的形象近了一步。他打架常下重手，因此少有人敢接近他，也没有帮派敢喊他一起去打群架，怕他下手太重惹麻烦。他依旧没有朋友，依旧在和女孩子说话时面红耳赤。
他依旧有的是花不完的零用钱。他开始频繁地出入酒吧。两三瓶啤酒下肚后，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段子从他嘴里蹦出来，引得旁桌女孩侧目。大家都喜欢他喝了酒的样子，这与没有酒的他判若两人。他成了自己幻想中的阿宽。
“普通人他们生下来就会得到一份生活说明书，告诉他们该怎么去做，”阿宽说，“但是戒酒之前我没有这个说明书。”
他不知所措时，只能求助于酒精。酒精遍地都是，从不令人失望。
二
大约是从2001年，刘萍本科毕业出国留学的那年，她开始频繁地饮酒。
此前在大学，刘萍只是偶尔在聚会上喝酒。她酒量大，先于她醉倒的朋友都由她打车送回家，因此得到“酒风很正”的好评。在那个地区，酒量大是一件光荣的事。同学们一夜宿醉后都头疼得昏昏沉沉的，刘萍却没有丝毫不适。她的身体似乎对酒精有一种天生的好感。刘萍的舅舅在她还未断奶时喂她白酒，她没有被辣哭，反而表现出喜爱。
刘萍从没因为喝酒被父母责骂过，这与母亲对她过度的爱护有关。在刘萍的成长中，母亲总是想方设法地帮她屏蔽那些本该面对的压力。为了让刘萍免于老师的责罚或当上班干部，母亲会拿着家里贵重的瓷器找老师说情，回来跟父亲说摔坏了。所以当刘萍到了国外，脱离了母亲的保护圈，对那些扑面而来的压力和困难，她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海外四年，刘萍换了好几个国家，朋友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一个“一想到跟他的那个什么未来就要喝”的男朋友。刘萍意识到自己在某些方面存在缺陷，但她说不出那是什么。酒精无法给她答案，但可以让她不用面对自己的孤独脆弱和无助。甚至，必要时，酒还能帮助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在纽约时，刘萍牙龈发炎，她没有保险，也拿不出800美金的医疗费，便连着喝了一个星期的伏特加，每晚一杯，牙齿就消炎了。
刘萍躲在宿舍自酌自饮的次数越来越多。那四年里，她的中枢神经一直在自我调整以适应她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她不知道自己身体里的斗争。偶尔地，刘萍突然隐约察觉到自己对酒精的依赖，便告诉自己，喝酒是因为心情不好、学习累、失恋了、朋友来了、大家都在喝、女人喝酒是件挺有品位的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喝了就不用眼睁睁看着自己像被困住一样，等等所有她能想到的理由。她暗示自己并没上瘾。
刘萍说不出困住自己的到底是什么。现在她回想起来，可能是回国的日期一天天逼近，那意味着她要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本是她大学毕业时就该面对的压力，刘萍不愿意面对，便说服父母送自己出国。她还没来得及弄清楚自己欠缺的是什么，就该回国了。
回国没多久她就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那是一家雄心勃勃的私企，他们正准备开拓欧洲市场。成绩优异且实习经历丰富的刘萍被寄予厚望，公司甚至专门为她成立了新的部门。刘萍的生活看起来充满了希望。
与此同时，刘萍的中枢神经与她血液内浓度常年居高不下的酒精达成了一种病态的平衡。她必须每天喝酒，除了醉着的时候，她几乎每时每刻都处在对酒精的渴求中。这种渴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疯狂，而酒精能带来的快感也会逐渐消失。
但在那时，刘萍还是能享受醉酒的，“我的头脑转得飞快，就像一部特别好的车，有特别好的引擎，但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车没有闸，而且我就喜欢这种没有闸的感觉”。她乘着想象的翅膀，在MSN空间上写肆意汪洋的文字，对自己的才华和文笔击节赞叹。
三
刚上大学时，阿宽的烟瘾比酒瘾重。跟同学闹矛盾、跟女朋友吵架之类，这些现在看来属于“鸡毛蒜皮”的小事，那时都能让他痛苦得抽上一整夜的烟。后来这些小事都成了喝酒的理由。阿宽还是酒吧的常客，同学间频繁的酒局他也极少缺席。他的酒量从四瓶啤酒逐渐增加到八瓶，喝断片过一次后，他一沾酒就抑制不住地要把自己灌醉。
阿宽对自己的酒精依赖毫无知觉。“酒徒”是个很酷的词。酒是诗人的好友，是侠客和将军的知己，能与酒为友的，都是豪爽的性情中人。阿宽自豪地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
但阿宽酒后的滑稽行为却和诗人侠客大相径庭。他把脖子上的玉佛摘下来，以烟代香对它顶礼膜拜；或者在喝得酣畅时把带着自己钱包的女朋友赶回家，第二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去向女友道歉；尿失禁也让他有些难为情，好在他总能想出办法把床单弄干。为了避免在人前做出荒唐行径，他克制着不在酒桌上多喝，回家再把自己灌醉。这显然无法解决什么问题。有一天他宿醉醒来，发现自己打了女朋友。他恨打母亲的父亲，现在他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