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竖沿着戈壁走了三四个小时。一轮不规则的月亮悬挂在深色的天幕之中，雪白的光照在他的身上，但他没有心思欣赏这些，他又冷又饿。走了一段路，他听见狼群的嘶吼，他攥紧口袋里的打火机，边走边想与狼群搏斗的方法——如果狼来了，他可以用唯一的打火机把衣服烧着驱逐狼群。
狼的鸣叫声没有减弱。他试图搭车，可谁也不敢在深夜搭载一个陌生人。他极度疲倦，同时害怕，他大声唱起了歌，把他从小学会的歌唱了个遍，直到天亮。
雎安奇也走了一夜，走累了他就蹲下来，抽根烟。他后悔懊恼同时充满担忧，“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但这一次，即便捏着电话，谁也没主动给对方一个台阶下，他更多的感觉是饥饿。他走到一个旅店门口，敲敲门，一个维吾尔族老头探出头，他问老头要了一碗过油肉拌面，老头边做边唠叨：“这么早就吃拌面了。”
“这个拌面太好吃了，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拌面呢？”雎安奇想了想，“我太饿了。”
到达乌鲁木齐，雎安奇接到竖的电话。但竖并没有道歉的意思——他身上的钱不够买回北京的车票：“我没钱回去，即使你对我再有矛盾，我出发点还是帮你做这件事情，无论怎样，车费给我。”
他们在乌鲁木齐又见了一面。雎安奇把钱塞进一个信封，狠狠地扔给竖，依然怒气未消。为了“图便宜”，雎安奇经朋友介绍搭乘了一辆军用飞机，机舱并不宽敞，他的座位旁神奇地出现了一只烤全羊，全机舱漂浮着烤全羊的香味，他背着几十盒录像带守在羊的旁边，像做梦一样，伴着烧烤味回到了北京。
起初，他打印了一摞厚厚的剪辑表，尝试着想要把片子剪出来。但在回到北京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精神几近崩溃，他甚至无法正常生活了。
他总是处于一种走在路上的幻觉中。睡觉时不停地做梦，总是和新疆有关。妓女、公路、司机和性，像梦魇一样令他无法摆脱。好几次，他睡醒了，躺在床上，以为自己还在新疆的旅馆里。有一次他睡着睡着，突然坐起来，奇怪自己怎么还在新疆，直到他的女朋友把他叫醒，他才回过神来。
有一次去大连拍广告。晚上他住在酒店的宾馆里，一种对旅馆房间无名的恐惧感袭来，他一刻也待不下去，几乎要打开窗户跳楼自杀，第二天一早他就返回北京。
伤害并不止于精神折磨。在新疆拍摄的四十多天，每日背负重达三十多公斤的摄影器材给他的肩部带来难以愈合的损伤。拍摄到后期，新疆的气候变得寒冷，受损的肩部开始受风，等他回到北京，不得不依靠定期理疗缓解疼痛。
“对我的伤害非常巨大，把青春的勇气用尽了。”雎安奇后来回忆。将近一年，他无法面对有关新疆的一切，而那几十盘磁带，被他永久地尘封在一个箱子里，此后十余年，再也没有打开过。
为了摆脱新疆带来的伤害，雎安奇决定拍一部新的影片。他把拍摄对象定格在一个非常温暖的日常用品——被子。他去全国各地找各种各样的被子，火车上的、轮船上的、蒙古包里的，甚至去延安把毛主席睡过的被子也拍了下来。他为自己制造了一场刻意疗伤的拍摄行程，他感受不同的被子所带来的温暖，噩梦渐渐地从他的睡眠中消失，他的生活开始趋于平静。
到了2004年，他突然想起竖。那时候他在东直门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工作室，事业说不上飞腾，进展倒也平稳。他约竖吃了一顿饭。俩人见面，像约好了一样，谁都没有开口谈起那部电影。雎安奇问起竖的境况，听说竖没地方住，不得不寄居在一对夫妻家中，他很爽快地提议：“你住到我的工作室去吧。”
竖搬了过去，但仅仅一个多月，两人再度不欢而散。那时竖依然嗜酒，比以前喝得更凶了，喝完酒，他到处给人打电话聊天。结果，那个月雎安奇收到了五百多块话费账单，他打电话给竖，在电话中再度争吵，和在新疆一样互不相让。雎安奇挂掉电话：“你自己保重吧。”
此后八年，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六
在北京，竖并没有经受雎安奇所遭遇的阵痛。零星会有人好奇：“你不是去新疆拍了一部毛片吗？”他回答：“拍砸了，没有这部电影。”后来，他不提也没有人再问过他，那部电影像投到他生活的一块石子，沉进去，消失了。
相反，他重新回归到“火星招待所”，继续被中断的乌托邦生活，在集体写作的氛围中，他的创作欲望被激起，诗歌创作进入了短暂的黄金期。他的诗歌风格强调出离，比起情感的沉溺，他更在乎形式。他在诗歌中有意消减掉形容词、修辞、情感甚至态度，这是一种极度自我而又任性的创作偏好。
但经过最初亢奋的写作期，竖渐渐对这种群体性的生活产生了厌倦。同住的诗人们非常懒散，谁也不愿意出门工作赚钱，生活难以为继。创作上，竖也陷入重复，“写诗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你肯定不想重复，因为重复就没有生命力，但是不改变生活方式，生活还是重复的，你很难在创作上有新的见地”。曾经令他向往的诗歌群体对他不再具有写作上的刺激，他离开“火星招待所”，去一家南非驻北京的公司卖起了红茶。公司位于一座环境优雅的公园里，他就寄住在公司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过起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从新疆回到北京后，一开始，竖的生活确实产生某种积极意义上的改变。至少，当他混迹于北京的文人圈子，别人往往通过阅读他的诗进而与其结交。但他期待的更深层次的改变并没有发生——他参加过许多诗歌朗诵会，非常冷场。他的诗除了在一个诗人的小圈子之内传播，无法被更多的大众喜欢，更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诗集。
日子逐渐陷入虚无。他嗜酒如命，除了上班，就是混饭局，一个饭局结束了，他又转往另一个。比起诗人，他更像一个混子，靠喝酒释放心中的压抑。
他腻味这种丧失自我的生活，但仍然沉溺其中难以自拔。他把自己比作“陀螺”，被空虚和欲望的鞭子驱使，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惯性。喝酒之后的狂欢和表演让他感到释放，人们互相刻薄，显摆自己的才华。“饭局上的人们非常刻薄，他们能够一眼看出你这个人的弱点然后迅速地像苍蝇一样追过去抓住这个人的缺点，极尽刻薄极尽讽刺，把你的弱点无限放大。”他被酒精麻痹，对生活的思考停滞，有两三年的时间，他写不出诗了。
2007年，竖的父亲得了喉癌，确诊时已是晚期。他决定结束这种毫无意义又无休无止的混子生活，离开北京回到上海。
在上海的最初几个月，他对生活丧失了信心，绝望又低落。他的父亲经历了两次手术和长期化疗，脾气变得暴躁，经常把家里砸得稀巴烂。为了麻醉生理上的痛苦，他喝酒非常凶，从早晨一直喝到晚上。
竖对父亲怀有深厚而复杂的情感。在他眼里，父亲的一生是一场妥协的悲剧。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员，和竖一样，有着浪漫而不切实际的特质，爱好文艺，厌倦名利。竖的母亲则刚好相反，不断要求他赚更多的钱，给家人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当竖表现出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反叛时，父亲为儿子的前途感到担忧。他以一种过来人的经验劝告儿子：“写诗作为业余爱好可以，不要把它当作主业。否则，你的生活会很动荡，你的生活质量会出现问题，连你周围的人都会受到你的连累。”竖反驳：“那我不结婚不就完了？”
为了解除家人的担忧，竖向父亲妥协，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脱离北京的诗人圈子，他想找个喝酒的同伴都没有，“上海太安静了，像个太平间”。
父亲在医院的那段时间，是他最低落的时期。他找不到精神依托，但又开始写诗了。他变得絮絮叨叨，写出的诗变得绵长，像是一种对日常的讲述和祈祷。他已步入中年，却依然无法获得期许的尊重。年轻时候他对未来充满期待，他手握大把的时间，总能折腾些名堂，而现在，连时间都不站在他这边了。他觉得自己像个“风箱里的老鼠”，庸庸碌碌。
他阅读宗教书籍，希冀从宗教信仰中寻求答案。他去灵隐寺祈愿，像其他癌症患者的家属一样，把医学上得不到的希望寄托于佛祖的加持。直到有一次，他打开一个讲述佛教教义的光盘，看到一段杀牛的视频，牛睁大了眼睛瞪着他，他像顿悟一样，读到了三个字：“不平等”。他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感觉佛教可能是要告诉一些他什么。他开始学习佛教，每日诵经，学会宽容周围的人，包括宽容自己。他戒酒，戒荤腥，过了几年，他的心态变得好起来。他遇见了一个女孩子，他们很快坠入爱河并结婚，妻子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
七
竖回到上海的那一年，对雎安奇来说则是其导演生涯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年份。他写了一个名叫《生日快乐！安先生》的电影剧本，讲述的是一个失败的男人在30岁生日这一天所经历的一系列荒诞故事。和以往独立、地下的拍摄方式不同，他找了制片公司，向电影局报审批，拿到了拍摄许可证，请姜武和郝蕾做主演，调度一百多个人的摄制组——这是他第一部决定公映的商业电影，他壮志雄心。“我要做商业电影，要么不出手，我一出手一定要颠覆这个市场的！”但这次尝试以一种无能为力的失败姿态收场，电影很快被禁，理由至今他还没弄清。“他们说调子太灰色，可能，那时候奥运会全国上下正欢欣鼓舞，也会影响些什么。”他失意极了，带着十本书，一个人躲到秦皇岛的祖山修炼气功，等到心情平复，才回到北京。
2012年，雎安奇带着新创作的剧本去上海参加电影节。在电影节上他碰到竖的一个诗人朋友，他们聊起竖的近况，听说竖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生活安稳，还结婚了，他十分惊讶，“竖以前是烟酒不离手的一个人啊。”结束后，他打电话给竖，约他见面。
当天晚上，雎安奇见到竖，简直有点认不出来了——竖穿了一身西装，拎着公文包，骑着一辆自行车，看上去和普通的上海白领没什么两样。那时，竖的父亲刚刚去世一个月，而他的女儿即将出生。竖仍记得雎安奇喜欢露天吃饭。“走，我带你去一个大排档，非常好吃。”
竖骑车载他，雎安奇坐在后车座，自行车在上海狭窄的弄堂间行驶，歪歪斜斜。那一刻，他们似乎又回到2002年从北京西客站搭乘前往乌鲁木齐的火车的那个清晨——一种彼此息息相关的感觉再次出现在他们之间。雎安奇想起了北野武的电影《坏孩子的天空》那个场景——一个男孩骑车带着另一个男孩在操场上转圈。
那次吃饭，他们不再争吵，互相称赞对方的优点。竖送给雎安奇一本朋友帮他出的诗集《和一个混蛋去埃及》。雎安奇没想到竖还在写诗，“就像是现实中的卡夫卡，一个小职员，别人不知道他写出来的东西有多么伟大”。
回到北京，雎安奇翻阅竖的诗集。他非常感动，发短信给竖：“写得真好，太感动了，我们的缘分毕竟不是没缘没由的。”他终于能够平静地面对那次旅程。他打开尘封多年的磁带，有的磁带磁粉已经脱落，很多男女镜头甚至出现了马赛克，他不无感慨：“时间给这些肉体打上了马赛克。”他决定把这部片子剪出来，并在电影里以字幕的方式插入竖的十六首诗。他反复调整影片的节奏，一剪就是一年多。
此间，竖从广告公司辞职，在嘉定的上海工艺美院学习版画。由于和妻子性格不合，他离婚了。他净身出户，没有任何积蓄，他像一个大学生住在学校宿舍里，每个月拿一千块钱的补贴。
父亲身份给竖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改变。他厌倦了广告行业的虚情假意，认为那些夸张的广告词充斥了欺骗，“做的事情就是吹牛撒谎，我不想我的女儿看到她父亲在做他厌恶的事情”。
版画是一项古老的传统艺术，但在中国几乎失传。竖所在的学校学习这项技艺的只有两个人，更多人会选择玉雕这类具有市场前景的技艺。他给我看许多日本版画，“浮世绘也是版画的一种，你看日本的版画发展到了多么高级的艺术水准，但在中国却逐渐沦为非常边缘的民俗”。
期间，雎安奇和竖偶尔联系一两次，主要是关于影片后期的合作——由于拍摄和剪辑之间相隔了十二年，竖需要为片子重新配音，甚至语态也随之调整。直到2014年8月，影片终于成型。9月，鹿特丹电影节亚洲选片人Gerwin来到北京雎安奇的工作室观看了刚刚剪辑完毕的《诗人出差了》。回到鹿特丹，Gerwin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够带这部影片参加电影节，而同时柏林电影节也给雎安奇发出了邀请。他非常兴奋，打电话给竖：“我们的电影如果开头出现的是鹿特丹的那只老虎，太牛气了！”
2015年1月，雎安奇和竖一起应邀前往鹿特丹参加电影节。竖来到北京和雎安奇会合，临行前，他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
当影片开始，他恍如隔世，电影里发生的所有情景他说的所有台词，他完全不记得了。唯一能够确定的，他知道那个人是他，“这让我觉得有点恐怖，一个人的遗忘竟然是这么厉害”。
他看完非常感动，几乎要哭了出来，“如果这个片子当时就剪出来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甚至不可能好，那个时候我们对待人生都太过尖锐，有一口恶气要出，那个东西一定是不平和的。现在我看到的这部电影没有锋芒，只有真诚，这个力量更大更重要”。
“你最喜欢电影的哪个部分？”我问竖。
“故事的结尾。在一天清晨，我继续上路，我是一个带有希望的人。哪怕这个希望非常微弱，像蜡烛的光一直在摇曳随时被吹灭，但对我来说就是希望，我一直没有熄灭这个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