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下译丛》〔1〕
小引〔2〕
这是一本杂集三四年来所译关于文艺论说的书,有为熟人催促,译以塞责的,有闲坐无事,自己译来消遣的。这回汇印成书,于内容也未加挑选,倘有曾在报章上登载而这里却没有的,那是因为自己失掉了稿子或印本。
书中的各论文,也并非各时代的各名作。想翻译一点外国作品,被限制之处非常多。首先是书,住在虽然大都市,而新书却极难得的地方,见闻决不能广。其次是时间,总因许多杂务,每天只能分割仅少的时光来阅读;加以自己常有避难就易之心,一遇工作繁重,译时费力,或豫料读者也大约要觉得艰深讨厌的,便放下了。
这回编完一看,只有二十五篇,曾在各种期刊上发表过的是三分之二。作者十人,除俄国的开培尔〔3〕外,都是日本人。
这里也不及历举他们的事迹,只想声明一句:其中惟岛崎藤村〔4〕,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三位,是兼从事于创作的。
就排列而言,上面的三分之二——绍介西洋文艺思潮的文字不在内——凡主张的文章都依照着较旧的论据,连《新时代与文艺》〔5〕这一个新题目,也还是属于这一流。近一年来中国应着“革命文学”的呼声而起的许多论文,就还未能啄破这一层老壳,甚至于踏了“文学是宣传”〔6〕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看这些篇,是很可以借镜的。
后面的三分之一总算和新兴文艺有关。片上伸〔7〕教授虽然死后又很有了非难的人,但我总爱他的主张坚实而热烈。在这里还编进一点和有岛武郎的论争〔8〕,可以看看固守本阶级和相反的两派的主意之所在。末一篇〔9〕不过是绍介,那时有三四种译本先后发表,所以这就搁下了,现在仍附之卷末。
因为并不是一时翻译的,到现在,原书大半已经都不在手头了,当编印时,就无从一一复勘;但倘有错误,自然还是译者的责任,甘受弹纠,决无异言。又,去年“革命文学家”〔10〕群起而努力于“宣传”我的个人琐事的时候,曾说我要译一部论文。那倒是真的,就是这一本,不过并非全部新译,仍旧是曾经“横横直直,发表过的”居大多数,连自己看来,也说不出是怎样精采的书。但我是向来不想译世界上已有定评的杰作,附以不朽的,倘读者从这一本杂书中,于绍介文字得一点参考,于主张文字得一点领会,心愿就十分满足了。
书面的图画,也如书中的文章一样,是从日本书《先驱艺术丛书》上贩来的,原也是书面,没有署名,不知谁作,但记以志谢。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鲁迅于上海校毕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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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壁下译丛》鲁迅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间译的文艺论文的结集,一九二九年四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计收论文二十五篇,其中十七篇在编集前曾分别发表于当时的报刊(《莽原》周刊、《语丝》周刊、《莽原》半月刊、《小说月报》、《奔流》月刊、《大江月刊》、《国民新报》副刊)。
〔2〕本篇最初印入《壁下译丛》单行本。
〔3〕开培尔(R.vonKoeber,1848—1923)德国作家。原籍俄国,早年在莫斯科学习音乐,后在德国留学,毕业后担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一九一四年退职,从事写作。
〔4〕岛崎藤村(1872—1943)日本作家。原名岛崎春树,作品有自然主义倾向,早年写诗,后写小说,著有诗集《嫩叶集》、小说《破戒》等。
〔5〕《新时代与文艺》《壁下译丛》中的一篇,日本文艺评论家金子筑水作。
〔6〕“文学是宣传”语出美国作家辛克莱的《拜金艺术》一书。鲁迅在《三闲集·文艺与革命》(复冬芬信)中说:“美国的辛克来儿说:一切文艺是宣传。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
〔7〕片上伸(1884—1928)日本文艺评论家、俄国文学研究者。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留学俄国,一九二四年又去苏联访问。著有《俄国文学研究》、《俄罗斯的现实》等。
〔8〕这里所说片上伸和有岛武郎的论争,见于片上伸的《阶级艺术的问题》和有岛武郎的《宣言一篇》。
〔9〕末一篇指昇曙梦的《最近的戈理基》一文。
〔10〕“革命文学家”指当时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某些人。
《西班牙剧坛的将星》译者附记〔1〕
因为记得《小说月报》〔2〕第十四卷载有培那文德〔3〕的《热情之花》,所以从《走向十字街头》译出这一篇,以供读者的参考。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译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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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西班牙剧坛的将星》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一号,后未收入单行本。
〔2〕《小说月报》一九一○年(清宣统二年)八月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曾是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之一。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号起,先后由沈雁冰、郑振铎主编,改革内容,发表新文学创作和介绍外国文学,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刊物。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停刊。
〔3〕培那文德(J.Benavente,1866—1954)西班牙戏剧家。
开始时写抒情诗和小说,后来从事戏剧活动,曾写作剧本一百多部。
《热情之花》一译《玛尔凯丽达》,是他作于一九一三年的一部悲剧。
《小说的浏览和选择》译者附记〔1〕
开培尔博士(Dr.RaphaelKoeber)是俄籍的日耳曼人,但他在著作中,却还自承是德国。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作讲师多年,退职时,学生们为他集印了一本著作以作纪念,名曰《小品》(KleineSchriften)。其中有一篇《问和答》〔2〕,是对自若干人的各种质问,加以答复的。这又是其中的一节,小题目是《论小说的浏览》,《我以为最好的小说》。虽然他那意见的根柢是古典底,避世底,但也极有确切中肯的处所,比中国的自以为新的学者们要新得多。现在从深田,久保二氏〔3〕的译本译出,以供青年的参考云。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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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小说的浏览和选择》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九日《语丝》周刊弟四十九期,后印入《壁下译丛》,附在译文之后。
〔2〕《问和答》应为《答问者》。
〔3〕深田、久保指开培尔的学生深田康算(1878—1927)、久保勉(1883—1972)二人。他们译有《开培尔博士小品集》一书,一九一八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
《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译者附记〔1〕
一九二○年一月《文章世界》〔2〕所载,后来收入《小小的灯》〔3〕中。一九二七年即伊孛生〔4〕生后一百年,死后二十二年,译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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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小说月报》第十九卷第一号,后来收入单行本。
卢勃克和伊里纳是易卜生最后一个剧本(写于一九○○年)《当我们死人再生时》中的两个主要人物。
〔2〕《文章世界》日本的文艺杂志,月刊,一九○六年三月创刊,一九二一年一月起改名《新文学》,田山花袋主编,提倡自然主义。
〔3〕《小小的灯》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文艺论文集。
〔4〕伊孛生(H.Ibsen,1828—1906)通译易卜生,挪威戏剧家。青年时曾参加挪威民族独立运动,一八四八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社会支柱》、《玩偶之家》及《国民公敌》等。
《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1〕
这是六年以前,片上先生〔2〕赴俄国游学,路过北京,在北京大学所讲的一场演讲;当时译者也曾往听,但后来可有笔记在刊物上揭载,却记不清楚了。今年三月,作者逝世,有论文一本,作为遗著刊印出来,此篇即在内,也许还是作者自记的罢,便译存于《壁下译丛》中以留一种纪念。
演讲中有时说得颇曲折晦涩,几处是不相连贯的,这是因为那时不得不如此的缘故,仔细一看,意义自明。其中所举的几种作品,除《我们》〔3〕一篇外,现在中国也都有译本,很容易拿来参考了。今写出如下——
《傀儡家庭》,潘家洵〔4〕译。在《易卜生集》卷一内。《世界丛书》〔5〕之一。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海上夫人》〔6〕(文中改称《海的女人》),杨熙初译。《共学社丛书》〔7〕之一。发行所同上。
《呆伊凡故事》,耿济之〔8〕等译。在《托尔斯泰短篇集》内。
发行所同上。
《十二个》,胡学〔9〕译。《未名丛刊》〔10〕之一。北京北新书局发行。
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译者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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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北欧文学的原理》的译文,最初印入《壁下译丛》。
〔2〕片上先生即片上伸。
〔3〕《我们》苏联早期文学团体“锻冶场”诗人盖拉西莫夫(L.Q.MIHNXPmTJ,1889—1939)所作短诗,有画室(冯雪峰)译文,载译诗集《流冰》中,一九二九年二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
〔4〕《傀儡家庭》又译《娜拉》、《玩偶之家》,易卜生一八七九年所作剧本。潘家洵,字介泉,江苏吴县人,新潮社社员,曾在北京大学任教。译有《易卜生集》第一、二集,共收剧本五种。
〔5〕《世界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二十年代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一种丛书,其中有《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等。
〔6〕《海上夫人》易卜生一八八八年所作剧本。
〔7〕《共学社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二十年代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一种丛书,其中有翻译的俄国小说多种及《俄国戏曲集》十种。
〔8〕《呆伊凡故事》列夫·托尔斯泰根据民间故事改写的作品,中译本收入《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为《共学社丛书》之一,瞿秋白、耿济之合译。耿济之(1899—1947),上海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翻译工作者,曾译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多种。
〔9〕《十二个》长诗,俄国诗人勃洛克(E.E.aUT],1880—1921)作,胡学译,曾经鲁迅校订,一九二六年八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胡学,即胡成才,浙江龙游人,一九二四年在北京大学俄文系毕业,曾留学苏联。
〔10〕《未名丛刊》鲁迅编辑的一种丛书,专收翻译文学,先由北新书局出版,后改由北京未名社出版。
《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二〔1〕
片上教授路过北京,在北京大学公开讲演时,我也在旁听,但那讲演的译文,那时曾否登载报章,却已经记不清楚了。今年他去世之后,有一本《露西亚文学研究》〔2〕出版,内有这一篇,便于三闲〔3〕时译出,编入《壁下译丛》里。现在《译丛》一时未能印成,而《大江月刊》第一期,陈望道〔4〕先生恰恰提起这回的讲演,便抽了下来,先行发表,既似应时,又可偷懒,岂非一举而两得也乎哉!
这讲演,虽不怎样精深难解,而在当时,却仿佛也没有什么大效果。因为那时是那样的时候,连“革命文学”的司令官成仿吾还在把守“艺术之宫”〔5〕,郭沫若也未曾翻“一个跟斗”〔6〕,更不必说那些“有闲阶级”〔7〕了。
其中提起的几种书,除《我们》外,中国现在已经都有译本了:——
《傀儡家庭》潘家洵译,在《易卜生集》卷一内。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海上夫人》(文中改称《海的女人》)杨熙初译。发行所同上。
《呆伊凡故事》耿济之等译,在《托尔斯泰短篇集》内。
发行所同上。
《十二个》胡学译。《未名丛刊》之一。北新书局发行。
要知道得仔细的人是很容易得到的。不过今年是似乎大忌“矛盾”,不骂几句托尔斯泰“矛盾”〔8〕就不时髦,要一面几里古鲁的讲“普罗列塔里亚特意德沃罗基”〔9〕,一面源源的卖《少年维特的烦恼》和《鲁拜集》〔10〕,将“反映支配阶级底意识为支配阶级作他底统治的工作”〔11〕的东西,灌进那些吓得忙来革命的“革命底印贴利更追亚”〔12〕里面去,弄得他们“落伍”〔13〕,于是“打发他们去”〔14〕,这才算是不矛盾,在革命了。
“鲁迅不懂唯物史观”〔15〕,但“旁观”〔16〕起来,好像将毒药给“同志”吃,也是一种“新文艺”家的“战略”似的。
上月刚说过不在《大江月刊》上发牢骚,不料写一点尾巴,旧病便复发了,“来者犹可追”〔17〕,这样就算完结。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夜,译者识于上海离租界一百多步之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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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连同《北欧文学的原理》的译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号《大江月刊》,后未印入《壁下译丛》。
〔2〕《露西亚文学研究》即《俄罗斯文学研究》,片上伸所著文学论文集。
〔3〕三闲成仿吾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载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洪水》半月刊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中曾论及“趣味文学”说:
“我们由现在那些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可以知道这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三闲即指此。
〔4〕《大江月刊》综合性杂志,陈望道主编,一九二八年十月创刊,出至十二月第三期停刊。陈望道(1890—1977),浙江义乌人,曾留学日本,研究社会科学、语言学。著有《修辞学发凡》,译有《苏俄文学理论》等。
〔5〕成仿吾湖南新化人,文学批评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后长期从事党的教育工作。“把守‘艺术之宫’”,指他在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三年间提倡文学上追求“全”与“美”之类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
“艺术之宫”,原语出于英国诗人丁尼生,他写有以此为题的一首讽喻诗。
〔6〕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之一。“未曾翻‘一个跟斗’”,指他当时还没有实行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方向转换”。(见他的《留声机器的回音》,载一九二八年三月《文化批判》第三号。)
〔7〕“有闲阶级”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文化批判》月刊第二期)中引用成仿吾所说“三个闲暇”时说,“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
鲁迅在《三闲集·“醉限”中的朦胧》中说,李初梨的这个说法,其意图是“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
〔8〕托尔斯泰“矛盾”冯乃超在《艺术和社会生活》(载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五日《文化批判》月刊第一期)等文中,曾谈及“托尔斯泰的见解的矛盾”。
〔9〕“普罗列塔里亚特意德沃罗基”英语Proletariatideology(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音译。
〔10〕《少年维特的烦恼》书信体小说,德国作家歌德著,描写市民阶层的恋爱悲剧。这里指的是郭沫若的译本,一九二一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鲁拜集》,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OmarKhayyam,1048—1123)的四行诗集,内容为反对宗教和僧侣,宣扬享乐和自由。这里指的是郭沫若的译本,一九二二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鲁拜,波斯的一种四行诗体。
〔11〕见克兴的《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任凭作家是什么阶级底人,在他没有用科学的方法,去具体地分析历史的社会的一般的现象,解释社会的现实的运动以前,必然地他不能把一切支配阶级底意识形态克服,他的作品一定要反映支配阶级底意识,为支配阶级作巩固他的统治底工作。”
〔12〕印贴利更追亚英语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的音译。
〔13〕“落伍”石厚生(成仿吾)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中曾说从鲁迅的“醉眼陶然”里,“可以看出时代落伍的印贴利更追亚的自暴自弃”。
〔14〕“打发他们去”见成仿吾的《打发他们去》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文化批判》月刊第二期):“在意识形态上,把一切封建思想,布尔乔亚的根性与它们的代言者清查出来,给他们一个正确的评价,替它们打包,打发它们去。”
〔15〕“鲁迅不懂唯物史观”杜荃(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载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中,说鲁迅“不消说他是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
〔16〕“旁观”见阿英(钱杏邨)的《“朦胧”以后》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我们》月刊创刊号),他说:“今日之鲁迅,实在是可怜得紧,……这是革命的旁观者的态度。也就是鲁迅不会找到出路的根源。”
〔17〕“来者犹可追”语见《论语·微子》:“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18〕《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上曾有署名梁自强的《文艺界的反动势力》一文,说鲁迅的“公馆是在租界口上,虽然是中国街,但万一有危险时,仍然可以很容易地逃到租界里去。”这里鲁迅有意加以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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