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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我开车去了塔城。
同最新拔地而起的赖格利大厦、特泊恩大厦、麦迪那——阿瑟迪克大厦以及艾灵顿酒店这类金碧辉煌的摩天大厦相比，昔日曾经辉煌一时的高喷水塔大楼已经失去了夺目的光彩，这是一座哥特式风格的高大建筑，据说这座在那场大火中幸存下来的这座高楼将在近期被拆除了，以改善密执安大街交通拥挤的状况。
芝加哥的“塔城”地区的绰号就是根据这座大楼起的。塔城的具体界限很难说清，它占据了黄金海岸和北部区立大街的一部分，向南沿伸至大街区附近，向西伸展到克拉克大街一带，又穿过密执安街扩展到了斯里特维尔区。州立大街是横穿塔城南北的交通动脉，而芝加哥大街则是塔城东西方向的交通主干道。虽然，塔城的城区覆盖面极为广大，高喷水塔始终被视为这一区的中心。
在塔城的街道两侧有许多风格迥异的咖啡馆、美术用品商店、形形色色的饭馆和书屋，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楼上是挂着各色招牌的居室和广播电台。如同许多大城市的波希米亚区（艺术家聚居的地方）一样，这里也吸引了不少来自四面八方的艺术爱好者和好奇的游客。
这是一个星期四的黄昏，天气仍旧十分寒冷，太阳整整一天都躲藏在厚重阴暗的云层后面，刺骨的北风打着旋儿从街道上吹过，凄清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着。大街上只有几个年轻的画家在匆匆赶路，他们的双手插在大衣兜里，只顾埋着头、弓着腰在漫天的风雪中向前走着，对两侧可能会激发他们创作灵感的建筑连看也不看一眼。
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迪尔·皮克尔俱乐部，而且我也不希望自己以后再一次进入这家俱乐部。在迪尔·皮克尔俱乐部里，墙上、地板上、椅子上，甚至连包鸡肉三明治的薄纸上都画满了俗不可耐的裸体画。当我第一眼看到这些令人作呕的绘画时，我就暗自发誓绝不再到这个鬼地方来了。
不过，我现在还得呆在这个地方，因为我和玛丽·安约好了在这里见面。我坐在一张小桌的旁边，桌上没有台布，放着一支火光摇曳的蜡烛。
在我邻近的桌旁坐着几个年轻人，准确地说是三男二女。那三个男孩都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粗布衬衫和黑色的休闲毛衣；那两个女孩的头发都理得短短的，穿着黑色的长袖衬衫，外面套着深色的毛衣。他们一边喝着茶或咖啡，一边抽着烟。尽管我竭力不去听他们之间的对话，可是他们的声音实在是太响亮了，使我无法不成为一名并不情愿的听众。
其中的一个人正在大声谈论着自己的诗作，毫不脸红地吹嘘自己的作品如何有超前的时代感和新颖的表现手法，自然要胜过他一位朋友的蹩脚作品，可是毫无鉴赏力的编辑却刊登了他朋友的作品，而他的“旷世杰作”却被扔进了废纸篓。一个女孩在评判着具有“原始艺术”风格的作品，在她看来一位来自迈斯威尔贫民区的小贩画的犹太商店的画是近期以来少见的杰作，而那名小贩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了。另一位面色苍白的长发男孩一面大肆抨击着莎士比亚和吉卜林的作品，一面对克莱姆伯格的著作表示了极大的好感。而另一位长发男孩则始终在喋喋不休地抱怨着他的女房东对他的不理解，这既包括不理解他为什么不在房间里摆上床和椅子，也包括不理解他为什么要留披肩长发。而另一位始终不停吃东西的女孩也不肯只做一名听众，经常嚼着满嘴的食物指责自己的“堕落”，她现在以每小时一美元的价格为一名画家做模特，而在她看来，那名画家对她的身体比对绘画本身更感兴趣。不过，她对自己有能力应付这一切感到十分地骄傲。
我终于无法继续忍受这些过于自以为是的小家伙了，就在我刚要起身离开的时候，玛丽·安·比姆优雅而迷人的身影出现在迪尔·皮克尔俱乐部的门口。
今天晚上，玛丽·安还是穿着她那件带有黑色皮毛领的黑色上衣。在她走到桌旁的时候我很有绅士风度地站了起来，为她脱下了黑色的上衣。在接过大衣的时候，她向我嫣然一笑，然后随手把大衣搭在了桌子旁边的一张空椅背上。这一次玛丽·安戴了一顶别致的白色贝雷帽，在黑色上衣的里面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毛衣，在毛衣上有着闪电一样的立体花纹。玛丽·安把手里的小提包放在了桌上，在我为她拉开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来。然后，她就用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紧紧地盯住我，那眼睛里充满了无限希冀，不过，在她那丘比特一样优美的唇边却带有一丝迟疑的笑容。
我并没有通过电话与她直接取得联系。我按照她留给我的那个号码拨通了电话，电话的另一端响起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于是我请他转告玛丽·安，让她在今天傍晚和我在迪尔·皮克尔俱乐部会面，如果她不能赴约的话，就打电话通知我。所以玛丽·安很可能认为我已经查到了她弟弟的下落。
我告诉她没有吉米的任何消息。
我说：“我调查了五天，几乎跑遍了芝加哥所有的大街小巷，可是没有得到有关吉米下落的任何消息，根本就没有吉米来过芝加哥的任何证据。”
玛丽·安无言地点点头，她那双大睁着的、充满希望的大眼睛难过地眯了起来，不过看上去仍然魅力四射。
我继续说下去：“我去过芝加哥大大小小所有的报社、贫民区以及北部周围的外来人口聚集区……”
玛丽·安的眼睛又瞪大了，“你是说他以前可能住在我附近？”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说道：“是的，北克拉克大街周围。”
“可是……”玛丽·安有些担心地说，“那里到处都是失业者。”
“是的。昨天下午，我还去了‘疯人院区’一带。在那里我找到了一个认识你的人，可是他并不认识你的弟弟。”
玛丽·安皱起了好看的眉毛，她严肃思考的样子别有一番魅力。
过了一会儿，她开口问道：“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呢？”
我严肃地答道：“我建议终止调查。我想你的弟弟可能临时改变了主意，他并没有来芝加哥，而是去了加利福尼亚、纽约或者其他的城市。”
玛丽·安坚决地摇了摇头，否认了我的看法，“不会的。吉米的理想是成为《特布报》社的一名专职记者，这是他很久以来的最大心愿。他怎么会不来芝加哥呢？”
我换了一种说法，提醒着她，“他很可能曾经尝试过，在碰壁之后，他就乘船去了别的地方。”
玛丽·安固执地说：“我要你继续去找吉米。”
我耐心地劝道，“这么做是毫无益处的，你只是在浪费金钱。”
她蛮横地反驳我的话，“浪费的是我的钱。”
“是的，不过那也浪费了我的时间，我可不愿意再继续浪费时间去寻找你的弟弟。”
玛丽·安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难看。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她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以为她会哭出来的，可是看起来她是一个坚强的姑娘，忍住了泪水。
我真心地安慰她，“别太担心了，过一阵子，你弟弟也许自己就会回来的。你也知道，城里有不少年轻人四处流浪，他们都是为了寻找具有刺激性的工作。”
就在这时，一个穿着黑色毛衣的侍者走了过来。我叫了一份鸡肉三明治、火腿，还点了一杯柠檬茶。我向玛丽·安推荐了同样的食谱，她摇头拒绝了，只简单地叫了一片三明治和一杯柠檬茶。
我转换了那个让她伤心的话题，问道：“你是从商业中心过来的吗？”
她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你做日间广播节目？”
她还是忧郁地点点头。
我继续说道：“这听起来倒是一份很有意思的工作。”
她避开了我热切的目光，转头看着墙上一个红发女人的裸体画。
我向她伸出了一只手，说道：“收下这个吧。”
她转过头，神情漠然地看了看我手里的东西，好奇地问道：“那是什么？”
“五十美元。我只工作了五天，而你却付给我一百美元。”
她叹了一口气，难过地说道：“还是你留着吧。”
我仍然伸着那只手，“别再生气了！拿着！你这个倔犟的小家伙！”
玛丽·安怒气冲冲地盯了我一眼，一把抓起我手里的钱，随手塞进了桌上的小提包里。很显然，她是一个不喜欢听到别人批评的倔犟女人。
火腿和鸡肉三明治的味道都糟透了，放在嘴里如同咀嚼着木头屑。柠檬茶的味道还可以，有股儿我喜爱的酸甜口味。玛丽·安喝光了杯中的茶，对盘里的三明治连碰也没碰一下。
我们两个默默无言地喝完了杯里的茶，我仍然很有绅士风度地为她披上了外衣。在付过账单之后，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出了俱乐部。
外面的雪已经停了，可是依旧是寒风凛冽，冷风狂怒地卷起地面上的积雪，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
我问玛丽·安：“要我为你叫一辆出租车吗？”
她摇摇头，冷冷地答道，“不必了。路不太远，我可以走回去。”
“天气太糟糕了。”我指了指街对面，“看见了吗？我的车就停在那里。还是让我送你一程吧。”
她耸了耸肩，竖起了黑色外衣的皮毛衣领，一言不发地跟在我的后面。
我为她打开车门，让她坐好。然后我才上车，发动了引擎。
我关切地告诉她，“车里有暖风。”
她心不在焉地答道：“喔，是吗？”
我问道：“去哪儿？”
“东切斯那特。”她从提包中拿出一个记有地址的纸条递给了我。
我踩了油门，车无声无息地在白色的道路上向前行驶着。
“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是一个男人接的电话。”
“那是阿伦佐。”
“阿伦佐？这个家伙是谁？”
“他是个画家。”
“画些什么？”
“油画。”玛丽·安的口气就像在对付一个无知的孩子。
“什么样的油画？”
“抽象派艺术，你可能听说过的。”
“噢，”我的确听说过，不过也仅限于听说过而已，“那他住在哪儿？”这才是我所关心的。
“和我在一起。”玛丽·安满不在乎地答道。
“噢。”我没有什么再问的了。
现在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冷风卷着雪花在车窗前打着旋儿，给人一种凄清而冷寂的感觉。在车的右边，有一对男人手牵手在冷风中慢慢地走着，似乎漫天的风雪为他们提供了极好的散步背景。对于这样的男性同性恋者而言，塔城是他们最理想的栖息地。同样地，在塔城也有很多像玛丽·安和阿伦佐这样的异性同居者。可能是所有艺术家的个性使然，在塔城这样的地方，非婚同居和同性恋同居是司空见惯的，似乎这更能表现出艺术家们放荡不羁的独特个性。塔城的女人们喜欢以独立自主的强者形象出现在别人面前，坐在我身边的玛丽·安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我默默地开了一会儿车，把车停在路旁。玛丽·安连看也没看我一眼，就一言不发地下了车。
我也下了车，追上风雪中的玛丽·安，说道：“我想和你一起上去。”
玛丽·安漠然地看我一眼，又想了一下，然后耸耸肩，就算是勉强同意了我的“无礼”要求。
我跟在玛丽·安的身后，来到人行道旁边一幢破旧不堪的四层楼房前面。楼梯在楼房的外面，被漆成了醒目的红色，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有些古怪。我想这可能寓含着某种政治含义，或者只是想提醒那些登上摇摇晃晃红色楼梯的人们：此处危险。
我默默地跟在玛丽·安的后面登上了摇摇晃晃的楼梯，楼梯在我们的脚下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很像是某部恐怖片中的惊险镜头。
我和玛丽·安走进一间小厨房。在这间狭小的厨房中间摆着一张摇晃不稳的桌子，一个简单的油炉和一把简易的椅子。在一旁的水槽里杂乱地堆放着脏乎乎的碗碟。厨房里没有冰箱，四周墙上布满了黄色的水渍痕迹，白色的墙皮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
玛丽·安把外衣和帽子甩到桌子上：转头问我：“你想来杯茶吗？”
我点点头，“好的。”
她平淡地说：“那把外衣脱下来吧，稍等一会儿。”
我默默地把外衣脱下来，放在她的衣服边上。
玛丽·安取出一个形状奇特的铜质茶壶，手法娴熟地装上茶叶和水，又把铜壶放在油炉上，点燃了炉子。
随后，她转身看了我一眼，“进去吧，见见阿伦佐。”
真该死！尽管我不太情愿，还是跟在玛丽·安的后面走了进去。
阿伦佐正坐在地板上吸着烟，屋里弥漫着一股使人头昏的烟味，很显然他吸的是大麻。我冷眼打量了一下这个抽象画派画家，他只有二十岁左右，长得很英俊，金黄色的披肩长发，有些孩子气的蓝眼睛，穿着一件朱红色的毛衣和灯芯绒裤子，衣服上到处沾满了各种颜色的油彩。他正沉迷于大麻所带来的迷幻状态中，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这个陌生人的出现。
这个房间相当宽敞，在高高的天花板上有一个正方形的天窗，四下里没有什么家具，只在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席梦思床，床上乱七八糟地放着几张毯子。屋子的四壁上都挂着油画，这就是所谓的“抽象派绘画”——色彩浓烈，造型奇异，根本看不出任何有意义的线条，我只是觉得十分刺眼。
这时，阿伦佐已经清醒过来，好奇地看着我。
“这些画都是你的作品？”
“是的。”
我指着一幅色彩极不协调的油画问：“这幅画有名字吗？”
“当然有了。我把它叫作‘人与人之间的冷酷’。”
“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名字的？”
他冲我傻乎乎地笑了一下，说道：“就像给其他的画一样的命名方法。”
“呃？”
他满不在乎地耸耸肩，漫不经心地说道：“每次我画完一幅画的时候，我就把它扔到一边。然后突然有一天，我想到了一个名字，就这么简单。”
我点了点头，“那就是先放在一边，然后再命名，是吗？”
他皱了皱眉，似乎对我这样平淡的解释不太满意，不过还是点了点头，“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想你就是阿伦佐。”
他兴奋地瞪大了眼睛，大声说道：“你听说过我？”
“玛丽·安提到过你。”
他有些失望地小声答道：“噢，是这样。我今天在电话里和你聊过几句，是吧？”
“我想是的。”
他大眼睛里的光芒又消失了，重新拿起了装有大麻的烟斗，怅然若失地说：“我真的……真的很想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呢？”
他把烟斗叼在嘴里，心烦意乱地摆摆双手，然后又取下烟斗，无可奈何地说：“我恨透了做家务。”
说完以后，他把烟斗里的烟灰磕到了地板上，然后又懒洋洋地走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从一件破灯芯绒上衣上撕下一块布，小心翼翼地把烟斗包了起来。做完这一切以后，他又懒洋洋地走出房间，把我一个人留在了房间里。
这时，玛丽·安端着两杯热气腾腾的茶走了进来。她把两杯茶递给我，又一言不发地转身出去了。我只好像一名烟草店里的印度侍者那样傻乎乎地站在地中央，因为房间里根本没有可以用来放茶杯的家什。最后，只好小心翼翼地俯下身子，把茶放在地板上，然后又站起身来，小口品尝着滚烫的热茶。
过了没有多久，玛丽·安又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这一次她换上了一件黑色的睡裙，在裙子上有着红白花的零星点缀，腰间束着一条纯黑的腰带。当玛丽·安仪态万方地向我走来的时候，黑色裙据下她那雪白修长的玉腿若隐若现。
她在我面前停了下来，两只手叉在腰间，这使得她的体态显得更为妖娆。然后她扬起了眉毛，孩子气地问道：“你觉得阿伦佐怎么样？”
我含糊地答道：“和他的画差不多。”
她强忍住笑，语气夸张地说道：“我觉得他的人和他的画都很不错。”
我故作惊讶地扬起了眉毛，问道：“真的吗？”
她一下子笑出了声音，“不，不是真的。跟我来！”说着就转身走出了房间。
我跟在她的后面，穿过一个根本就没有门的出口。玛丽·安随手打开头上的一盏灯，原来是走廊。在走廊的右边有一间浴室，她领我径直走进了走廊正前方的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比刚才的那一间小很多，不过也足可以放下一张宽大的双人床了。墙壁的四周和天花板全都围上了蓝色的蜡纺印花布，在左侧的墙角摆着一张带有圆型梳妆镜的化妆桌，在桌子上放着一盏圆柱型的灯，这盏房间里惟一的灯正发散出橙黄色的光辉，为屋内增添了温馨的气息。房间的一面墙上画着一扇黑色的窗子，它也是房间里惟一的一扇窗子。
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道：“你和阿伦佐不共用……”
“一间卧室？”玛丽·安率直地笑了，“当然不，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我耸耸肩，装作毫不在乎地说道：“你们住在一起。”
玛丽·安诚实地点了点头，“我们只不过是室友。”
这时，我已经坐在了床边。听到她的话，我又立即站了起来。
玛丽·安愉快地笑着，又把我按坐在床上。随后，她也笑吟吟地坐到了我的身边。
她同情地看着我，“可怜的家伙，你一定觉得不可思议。”
我辩白道，“我想我只是不太理解塔城里的规则。”
玛丽·安耸耸肩，“阿伦佐只喜欢男孩子。”
我皱着眉问道：“你是说他是同性恋者？”
“是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如释重负地说：“所以你们才合租了这间房子？”
玛丽·安像个天真的孩子似的笑了，“是呀，这可是一个又宽敞又漂亮的大房子，只有我们两个人一起租，才付得起房钱。”
我还是不太明白，继续问道：“为什么和阿伦佐佐在一起？”
玛丽·安诚实地回答道：“我们是朋友。阿伦佐既是演员，又是画家，我们两个有时也在一起演戏。你也许知道……在小剧院里有很多居心叵测的演员。”
“噢。”这回我才彻底明白了。
“还要再喝一些茶吗？”
“不用了，谢谢。”
她伸手把我的空茶杯拿了过去，起身走出了房门。
我向四周张望了一下，这才发现原来在床顶上还有一个人面形的电月亮灯，造型很是别致有趣。
玛丽·安又风姿绰约地走回来，仍然坐在我的身边，不过这一次似乎离我更近了一些。
我指了指阿伦佐的房间，问玛丽·安：“你也吸烟吗？”
玛丽·安的大眼睛弯成了两弯月牙，“你是指大麻？不，我既不吸烟，也不喝酒。我从小在一个十分传统的家庭里长大，在我的周围没有这样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对这些玩艺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只有听说过而已。”
“那你对阿伦佐的爱好怎么看？”
“不喝酒的。”
“我是指他吸大麻。”
玛丽·安无所谓地耸耸肩，“我一点儿也不介意。阿伦佐并不是一个无药可救的瘾君子，而且他也不以此谋生，他只是……”玛丽·安想了想，又继续说下去，“只是为了放松，通常是在他开始画画或者出去找朋友约会时才……”
我打断了玛丽·安的话，“他会带……带情人来这里吗？”
玛丽·安玫瑰色的小嘴噘成了一朵可爱的花蕾，“有时也会。不过他总是和我事先打声招呼，然后我就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练练台词或是睡觉。”
“他们不会打扰你吗？”
玛丽·安嫣然一笑，“他们怎么会打扰我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玛丽·安看出了我的困窘，粲然一笑，向我解释说：“在塔城有一句名言，‘独立生活，而生活也不仅仅是活着’。”
我冷笑了一下，“可是现在许多人生活只是为了活下去。”
玛丽·安想了想，什么也没说。
我看了看这个迷人的女孩，叹了一口气说：“我很高兴你能让我上来，你真的是一个很可人的女孩。你为我精心准备了这么多，一件迷人的长裙，一杯香醇可口的热茶……”我加重了语气，“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继续寻找你的弟弟。”
我原以为我的话会刺伤她的，她又会勃然大怒，可是这一次她没有发脾气。
她面无表情地说：“我知道的。”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我带进你的卧室里来呢？”
玛丽·安这才生气地皱着眉说：“我不是像你想的那样……想用女色来诱惑你。这城里又不只有你一个侦探！”
我冷冰冰地说道：“是的，只要你出得起价钱，一些大的侦探事务处可以在全国广泛查寻你弟弟的下落。”
“我和弟弟心连着心。”她有些感伤地说道。
“什么？”
“我的心理医生告诉我，我的大多数心理问题都因为我是个双生子引起的，我的弟弟不见了，我的生命也由此变得残缺不全了。”玛丽·安难过地垂下了头。
“你有心理医生？”
“是的。”
“是他告诉你，由于你弟弟不见了，你才感到不完整了？”
“不，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我的心理医生只是告诉我，我的许多心理问题都与我是双生子有关。”
“什么样的心理问题？”
她耸了耸肩，“这他没有告诉我。”
我不解地问：“你为什么要去看心理医生呢？”
“是阿伦佐建议我这么做的。”
“为什么呢？”
“阿伦佐认为如果我的精神意识有所依靠的话，那么作为演员我才能更加出色地发挥演技。”
“可这只不过是阿伦佐的个人理论，而不是心理医生的见解。”
玛丽·安辩解道：“我认为阿伦佐说得很对。”
我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问道：“看一次心理医生要支付多高的费用呢？”
“不太贵。”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告诉我吗？”
她满不在乎地说道：“每小时五美元。”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竭力压抑着胸中的怒火。我一直以为她是一名勤奋上进的年轻演员，希望能在大城市中为自己赢得一片天空，而这样的艰苦奋斗对她这样涉世未深的女孩来说一定十分艰难。正因为如此，我才主动把一天二十美元的费用减为一半，并且花费整整五天的时间奔波于芝加哥全城的贫民区以及报社之间。可是她呢？居然轻轻松松地把一小时五美元的酬劳付给了某个在密执安大街上开业的“巫医”。
玛丽·安小心地看了一下我的脸色，有些怯生生地问道：“你为什么生气呢？”
“什么？”我极力做出一副平静的表情。
“我不过是去看了心理医生。你为什么对此这么恼火？”
我冷淡地说：“可能是因为我这几天见到了太多蓬头垢面的人吧。”
她又皱起了眉，“我不太懂。”
“许多人冒着严寒在街角卖苹果，他们最大的奢望就是每天能挣上一美元，而你却拿五美元打了水漂。”
玛丽·安有些伤心地低下了头，“你不该这么说。”
“是的。反正那五美元是你的，你可以随意花销。”
她深深地垂下了头，看着自己的手，一声不吭。
我微带讥讽地问道：“你主持节目一定赚了不少钱吧？”
玛丽·安有些不服气地说：“是的，如果不够的话，我还可以向家里要。”
随后，我们两个都陷入到难堪的静默之中。
最后，还是我先做出了让步，“你怎么花钱是你自己的事，这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况且街头上那些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人也不是你一手造成的，你的五美元对他们来说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所以，”我加重了语气，“请原谅我刚才的话。我只是在寻找你弟弟的时候，去了大多的贫民区，见过了太多的流浪者……”
“你认为我的所作所为过于放任了，对吗？”
我茫然地摇摇头，“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我不喜欢塔城的缘故。你们这些人全都恣意地追求爱情，我想可能是自己的脑筋太过僵化了。”
她嘲弄地笑了一下，挖苦道：“难道你喜欢花钱买来一夜欢情？”
说到这儿，她的红唇猛地压住了我的嘴唇。
这是一个很长的，又很甜蜜的亲吻，玛丽·安的嘴唇柔软而温润。
在我俩分开以后，我调侃道：“这比苹果的味道好多了。”
玛丽·安又妩媚地笑了，“那就再尝一尝吧。”
这一次是我主动吻她，我把舌头伸入她的嘴里，这吓了她一跳，但随即她也把自己的舌头伸进了我的嘴里。
那条黑色的长裙从她的肩上滑了下来。我抚摸着她那洁白无暇的胴体，她的身体和她的嘴唇一样柔软润滑。她的身材很好，像个舞蹈演员一样凸凹有致。她的Rx房不大，但很丰满结实，犹如少女般挺拔。
她疯狂地亲吻着我，开始脱我的衣服。在我的帮助下，很快我们就躺在了床上。我们相互亲吻着，抚摸着。就在我翻转身进入高xdx潮时，她突然说：“等一等。”
“你想让我采取什么保险措施吗？”我问道，“在我的钱夹里有个避孕套。”
“不。”她说着下了床，走到梳妆台前把灯熄了。然后她又从浴室取回一条毛巾，跟着把毛巾铺到床上，自己躺到上面，随即向我顽皮地笑了笑，伸手打开了月亮灯。
我试着温柔地进入她的身体，不过这很难，它又小又紧。
“我伤到你了吗？”
“没有。”她吻着我，像天使一样对我笑着。
我一路进去。
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美妙的几分钟，她痛苦，同时又很兴奋地呻吟着。几分钟以后，我把精子洒到了她身下的毛巾上。
她抚摸着我的脸，伤心地说：“不，你应该把它们留在里面。”
我轻轻地躺到她身旁，看着她说：“我以为你要我这么做。”说着，我指了指毛巾那边。
她暖昧地笑了，“不，它不是为你准备的。”
说完，她团起毛巾，下了床。她不想让我看到，可我还是看见了：毛巾上有血迹。
我靠在枕头上，一边等着她回来，一边想着，“喔，原来她处在经期。”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
玛丽·安回来了，她上了床，重新躺到我的怀里。
我看着她，她仍然带着那醉人的微笑。
我说：“你这是第一次。”
“谁说的？”
“我说的。你是处女？”
“这很重要吗？”
我轻轻地把她推到一边，坐了起来。
然后，我严肃地看着她说：“这当然很重要。”
她也坐了起来，说：“你为什么不安？”
“我从来没有……”
“所以我才没告诉你。”
“但是你不该是处女。”
“我不是。”
“别再骗我了。”
“我没有。”
“你多大了？”
“二十三岁。”
“你是一个住在塔城的女演员，还和一个同性恋者合租一间房子，曾经去看过心理医生，又大谈什么自由的爱情和‘生活不只是活着’。可是怎么会是处女呢？”
“也许我的心上人真的来了。”
“如果你真这样想的话，我愿意继续寻找你的弟弟。我只想告诉你，整个芝加哥的人没有一个会想到这是贿赂的行为。”
她委屈地说：“这不是贿赂。”
我认真地问她：“你——你爱我吗？玛丽·安？”
“这爱情也许还有点儿青涩。你怎么想？”
“我想我最好先找到你的弟弟。”
她紧紧地依偎着我，“谢谢你，内森。”
“最近几周我还不能继续调查此事，我还有些别的事要做——小额信贷公司的事——然后我还要去佛罗里达办一件事。”
“好的，内森。”
“你不疼吗？”
“什么疼不疼的？”
“你知道的，当然是下面。”
“为什么你不自己弄清楚呢？”
月亮灯在我们头上甜蜜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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