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城者(中国农民城) 正文 第8章 屋顶上的钟楼

    龙港镇收款近千万元。有媒体报道称，龙港一夜之间冒出了一个“建设银行”

    1乡亲们搬着小板凳围坐一圈儿，听听这个聪明人是怎么说的

    “定模，我家智慧要一间……”

    “不要讲女儿的事情，讲儿子的事情。”陈定模对聚集在十六间空地前的乡亲们说罢，转过头对堂兄陈定运说：“你家里先搞，嫁出去的女儿等下批。”

    “定模叔，你谁都给他建，为什么不给我建？”陈智慧嚷了起来。

    二十七岁的陈智慧眉清目秀，长着一张圆圆的脸，酷似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受欢迎的歌唱家李谷一。她是陈定运的大女儿，四年前嫁到了钱库区芦浦镇。

    陈定模知道陈定运去龙港是买得起地，建得起房的。“文革”期间，陈家堡与邻村杨姓发生一场宗族械斗，可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此后一蹶不振。尽管这二十来年乡亲们没少折腾，顶着“割资本主义尾巴”之风织土布，倒卖粮票布票、缝纫机、废铜烂铁，跑到福建等地做鸡毛换糖的小生意，但真正赚到钱的却不多，赚到大钱的更是少之又少。即使陈家堡的“猴子”都去龙港，数量上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意义上却非同小可，他们是陈定模的族人、家乡人。陈定模希望陈定运带个头。

    陈定运当过生产队会计。当会计的大多保守，循规蹈矩，陈定运却例外，倒卖过粮票和布票，尽管被抓住，吃了些苦头，可是在十六间建起了三间房子，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村民佩服。

    不过，去龙港这件事陈定运却犹犹豫豫。他可能觉得在陈家堡进可攻，退可守，去龙港是背水一战，生意做不起来怕是凉水都喝不起。不去吧，定模说的铺面让他放不下。“一铺养三代”，眼下三代顾不上，下一代肯定要“养”的。

    陈定运有四个儿子，老大成家了，分了出去；老二在读高中，成绩不赖，有望考上大学，暂且不管；老三是学裁缝的，在龙港开家裁缝铺也不错；老四年纪虽小，也要提早准备，有个铺面不就有个饭碗？

    他和陈定模的亲缘犹如同住的十六间，他是把西头的三间，定模三兄弟是把东头的三间，中间还隔着十间。他们住在同一幢房子，拥有同一个祖宗。小时候，他们相伴长大，定模十五岁跑出去工作，定运留在村里结婚生子。定模节假日回村看望母亲和兄弟时，他们时常会遇到。

    “回来啦，到家坐坐，喝口茶？”

    “不喝啦。”

    邀请真诚而客套，定模是“公家人”，能到家坐坐是给面子；不来，他也理解，公务繁忙，抽空回趟家不容易，哪有工夫喝茶闲聊。一个不过去喝茶，另一个也不去贸然打扰，有礼有让，疏远淡泊。

    村里人说，豆豆放在锅里炒，先爆的最好吃。聪明人就像那先爆的豆豆，是有先知先觉的。陈定模傍晚若坐在十六间前边的空地纳凉的话，乡亲们会搬着小板凳围坐一圈儿，听听这个聪明人怎么说的。有些村民没文化，听不懂陈定模的话。陈定运不然，他什么都听得懂，偶尔还会插一两句。陈定模有些话就好像是跟他一个人说似的。

    有段时间，陈定模夫妇把双胞胎的儿子送回陈家堡后，他们夫妇回村也多了。

    “顺民婶婶回家了，顺民婶婶回家了。”当个子不高的顺民婶婶出现在陈家堡那泥巴路时，阿慧见到就会告诉妈妈。

    女人跟女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女人需要闺蜜，男人需要哥们儿。闺蜜重在亲密，无话不说；哥们儿讲究义气，紧要关头拔刀相助。阿慧妈是顺民婶婶的“知音”。顺民婶婶说闽南话，陈家堡人说蛮话。她进了村就像到了异国他乡，不论别人说什么她只有两种回应，或是笑眯眯地点头，或是笑吟吟地摇头。

    阿慧妈妈会说闽南话，她是外村嫁过来的，那村子到陈家堡步行半小时，说的却是不同的方言。两个说闽南话的女人就这么走近了。胡顺民来了，阿慧妈妈会到房东头坐坐。走动走动，不能空着两手，阿慧妈妈就把家里母鸡下的蛋捡上十个二十个。

    礼尚往来，一来一往就有了交往。阿慧十二三岁时，学校组织春游，她在水头镇跟老师和同学走散。人生地不熟，不知如何是好之际，她想到在水头镇供销社的定模叔。她找上门去，在定模叔家小住几日。那时，陈定模把两个儿子和老母亲都接了过去。阿慧跟这位堂奶奶熟，堂奶奶个子高大，说话和气，为人善良，哪怕家里来个讨饭的也要让他吃饱了再走。在村里时，谁家有事都愿意跟她讲。她还会正骨，不论给谁正骨都分文不取。

    2

    “闲谈不超五分钟。”他像坐堂的老中医似的提笔开方

    “定模叔，你要给我批个好地段，我要做生意，要建两面铺。”陈智慧说话语速很快，像冲锋枪似的。

    半年前，老妈跟阿慧说，我们钱库要在方岩下建条街。

    阿慧读小学时就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乡村之外有城市，城里人住着高楼，坐着汽车，端着“铁饭碗”。从陈家堡到钱库镇步行半个多小时，人就不一样了，这边是乡下人，那边不是乡下人。同学的爸爸有的每月有工资。她还知道只有长得漂亮而幸运的乡下姑娘才能嫁到镇上去。陈家堡仅有三个姑娘嫁到了镇上，一个嫁到宜山镇，两个嫁到钱库镇。她们回娘家就会成为村里的焦点，聚拢了羡慕的目光。

    “哇，你看她拎的小袋子，多么洋气啊。”

    “看，她老公穿的是劳动布的工作服……”

    流行就是美。有些流行是跟得上的，有些是无论如何也跟不上的。“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年代，流行草绿色军装；“工业学大庆”时，流行的是蓝色劳动布工作服。工人才有劳动布的工作服穿，工人有城镇户口，端的是“铁饭碗”。陈家堡的农民穿的都是自己家织的粗糙的土布衣服。

    陈家堡女孩心里都藏着一个梦想：长大后嫁到城镇去。阿慧如愿以偿，不仅嫁到了芦浦镇上，还在街上建了一间楼房。

    听说定模叔回村动员大家去龙港，阿慧匆忙赶回陈家堡。

    “她怎么还想去龙港呢？”有些人感到不可思议。

    她把家建到龙港去，老公上班怎么办，开在芦浦街上的绣花店怎么办？

    “咱们家人口多，跟风也要跟得牢啊，跟不牢就被落下了。”老妈见阿慧要去龙港，着急地跟老爸说。

    “再等等，再等等。”老爸说。

    这么大个事儿，哪能闻风而动？老爸犹豫不决，他拨拉算盘算过，要去龙港的话得把十六间的三间房子卖掉，换两三间龙港的地皮，建房的钱还得另筹。筹得上还好，筹不上怎么办？一家十来口人住在露天地？进了城，地种不上了，饭从哪儿来？

    老妈跟老爸说，你看谁谁家比我们还差，他们都要去龙港了。在陈家堡，谁的腰包比谁多几百元钱，或少几百元钱都一清二楚。老妈要强了一辈子，什么时候落在人后？何况这机会就像河里的鱼儿，它不会守在那儿一动不动，你不注意时它尾巴一甩动，就再也找不见了。看准了就要下手，把它牢牢地抓住，不这样的话，你跟它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

    阿慧从陈家堡回去后，坐船跑龙港看了好多遍，跟老公商量过一次又一次。说实话，龙港给她的第一印象不怎么好，江边有条新铺的砂石路，能骑自行车。江滨饭店的镇政府墙上挂着一张图，上边标有龙跃路、龙翔路、建新路、金钗街……每条道旁画着一个个小方块，标明这三间，那五间，卖掉的打个叉，没卖的空在那儿，想进城的农民都围在那儿看。

    陈智慧在“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花五元钱买张表，填好后上二楼去找定模叔。

    “那张表上究竟有哪些内容？”我在采访时问陈林光。

    “有姓名、住址、家庭人口，以及有什么要求。”

    “是否填好表就可以选地基？”

    “不是。地基不是选的，是分配的。”

    他说，根据各片儿报上来的数量，陈定模和陈萃元按比例分地基。比如钱库报上来一千间，给他龙翔路几间，龙跃路几间，建新路几间，百有街几间；舥艚报上来二百间，分给龙翔路几间，龙跃路几间……书记、镇长分完之后，上镇委和镇政府班子联席会议讨论通过。

    “讨论时，有人说我的不够，给我多搞几间。比如我们舥艚和宜山分到的人民路的地基正巧边上有个水塘，我们就提出把水塘填上建两栋房子，一栋给我们舥艚，那一栋给宜山……”陈林光说。

    采访时，陈萃元说：“这个是我分配的，我要考虑啊，街有好有坏啊，钱库、宜山、金乡三个区要搭配。这条好的街道三个区要打平，那条比较差的也要三个区打平，要公平一点么。”

    陈林光说，舥艚的龙翔路的分给谁，龙跃路的分给谁，建新路的分给谁，那就由他说了算了。比如龙跃路分给舥艚一栋十间，陈林光分给十户人家，至于谁在第一间，谁在第二间，谁在第三间，就由那十户自己来定了，通常是由抓阄决定的。有人说，我不要龙跃路，要建新路，那就得他自己找人换了。如果正好有分到建新路的想去龙跃路，他们可以私下交换。有人说，我不想要了。他的亲戚朋友说，你不要给我啊。这样对方给他五块钱买表的钱，他就把分到的地基转给对方了。如果谁都不要，他也可以放弃，那样就会损失五块钱。

    “地基是没的选的，陈定模那时候权力很大，他说这块地给你就给你。我那块文卫路的地基是副镇长陈林光的同学帮我搞的。文卫路只能算中等吧，也不是很好，像龙翔路、龙跃路，没有关系是搞不到的。”提起当年买地基，林益忠说。

    舥艚镇和舥艚乡是陈林光负责的，新城乡隶属于舥艚镇。陈林光说，“林益忠是新城乡杀猪的，他的亲家是我的同学，也姓林，在新城乡当书记。”

    陈智慧怕定模叔不把她的事放在心上，或把她排在老爸后边，老爸还没下决定去龙港，这样就赶不上这一批了。听说龙港镇要在百有街建服装市场，许多人都想要那边的地基，可是很难拿到。

    江滨饭店二楼西边的定模叔办公室犹如医生诊室，出来一个，进去一个。陈智慧对等候的人说：“我进去跟定模叔说两句话就出来，就说两句。”

    她推门进去，见定模叔坐在办公桌旁，身后墙上贴张白纸，上边写着：“闲谈不超五分钟。”他像坐堂老中医似的望闻问切，提笔开方——把处理意见写在纸上，如找谁谁办理。

    “定模叔，百有街给我，百有街！”

    那条街还没建就已经火得一塌糊涂，有人想在那开服装店，有人想开纽扣店，还有人想开帽店，不想开店的也想在那儿建房，谁都清楚房子建在那里就会拥有一间旺铺。

    定模叔说，银河路给你一间，那地方也不错，适合做生意，前边有条河，旁边有码头，江南垟许多乡镇过来的船在那儿停靠，人气会很旺。那间地基也不贵，只要一千九百元，百有街要两千九百元。

    “定模叔啊，银河路那么差的你给我？那还把西边，太阳晒过来热死了，那是一面铺，不是两面铺……”

    谁都想要两面铺，两面铺就是坐落于街拐角的房子，可以两面开门。

    陈智慧跟定模叔哇啦哇啦说了一通，说罢转身出来，也不恋战。她清楚这不算闲谈，那也不能超过五分钟，定模叔忙着哪，外边还有那么多人等着，再说她进去前跟他们说过“就说两句”。

    “老爸，定模叔讲来讲去还是不想把百有街给我。”她跑回娘家去找老爸老妈。

    “婶子，你跟定模讲一下，阿慧要百有街，叫他给她百有街。”老妈跑去找陈定模的老母亲。

    老妈知道陈定模是孝子，他老妈的话是很有分量的。不清楚这位堂奶奶跟定模叔说了没有，怎么说的。定模叔给陈智慧换到了建新路354号，位于街角，可以有两面铺。

    见再拖下去就没有好位置了，老爸着急了，跟陈定模说，“我也要一间。”

    “好位置没有了，银河路那间，你女儿不要，给你吧。”

    老爸觉得那间地基也不赖，门前有河，还有码头，上船下船，人来人往。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优势，那就是价钱低，稍好一点儿的位置要两三千块以上，那间才一千九百块。

    老爸还想再要一间。

    “大家都一家一间，你怎么要两间？”

    “我有四个儿子，至少也要两间。”

    前几个月没人要，现在是抢不到。要知这样就像阿慧那样早点下手，不仅可以选个好地段，还可以两间挨着。龙跃路、百有街、建新路的地基都批出去了，陈定模爱莫能助。

    说来也巧，有人在镇前路批间地基，两千四百块，他不想要了。阿慧的老爸给了那人五块，把那块地基拿过来。

    3

    觉得建七层楼还不过瘾，又在自己屋顶建座钟楼

    杨恩柱长年奔波在外，偶尔回家听广播喇叭讲，苍南县要在方岩下建个龙港镇，欢迎农民进城。他听过了也就过去了，没放在心上。在他的心目中，鳌江才是真正的城镇，龙港怎么样，谁知道呢。

    “一江之隔，我们这边是渔村，鳌江那边是城镇；我们这边是地，他们那边是天。我们这边的女孩嫁到那边是要受气的，他们讲话都要高你一等。”提起鳌江来，杨恩柱说。

    鳌江让杨恩柱向往，他却没想过要去龙港买地建房。五年前，他花一笔“巨资”翻建了住房。那间房子位于杨家宅的方家大院。在方圆百里，方家大院是负有盛名的，若不知方家大院，不要说他不是杨家宅人，怕连湖前乡人都不是了。方家大院是由几十间具有清代浙南特色民居围成的大四合院，气势非同寻常，为民国时期大财主方步皋所建。

    一个男人挑着担子从宁波到了湖前。若干年后，他居然从方步皋儿子手里买下方家大院的三间半房子。其时方家已衰败不堪，靠卖房卖地维持生活，否则哪里会把自己家院内的房子卖掉？“土改”时，方家没卖掉的房产被农民分了，买下三间半房子的男人只分到“中农”成分，这人就是杨恩柱的祖父。

    祖父把三间半房子还有那个成分传给了父亲。父亲把房子分给杨恩柱他们三兄弟一人一间，剩下半间自己住。杨恩柱的房子位于大院的东北角。家庭成分是不能分的，父亲没法把一个“中农”分成三个“贫农”或“下中农”，只能把一个中农变成三个中农传给他们三兄弟。

    那间木结构、青瓦老屋年代久远，设施简陋，杨恩柱有钱后就把它拆了。他奔波在外，没时间管，老婆在家把那幢二层砖混结构小楼戳了起来。按设计楼下有四扇门，钱却花没了，老婆跟隔壁的邻居借五百块钱，把木料买来，请木匠做好。杨恩柱从外地回来时，门已安装好了。

    “利息五厘？这太高了。我以后不抽烟了。”杨恩柱说。

    搞销售的哪有不吸烟的？走南闯北，求爷爷，告奶奶，不管见谁都要先矮一头，递一支烟，拉拉近乎。杨恩柱几年销售跑下来，烟越吸越凶，一天要好几包。他说戒还真就把烟戒了。债还上了，他成为江南垟名列前茅的“猴子”，烟也没捡起来再吸。

    杨恩柱那幢房子不要说在杨家宅，就是在湖前乡也首屈一指。想去龙港建房的是他的老父亲和老婆，听说谁谁去了龙港，又谁谁也去了龙港，他们的心被搅动了。父亲是读书人，毕业于温州师范学校，在中学教了一辈子书。杨恩柱从小就尊师敬教，大事听父亲的，尽管已年近不惑，成为四个孩子的父亲，还听父亲的。

    在个把月前的傍晚，一条小船咚咚咚驶离杨家宅。杨恩柱从外边回来，父亲对他说应该去龙港买地建房，他就请龙港的朋友帮忙物色几块地基。他长期在外，不大了解龙港的情况，也没想过找镇政府批一块地。他在外忙，回家也忙，白天脱不开身，只好晚上去龙港。好在杨家宅距龙港不远，半个多小时船程就到了。

    下船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天跟着黑了下来，杨恩柱去找朋友。朋友把事先物色的几块地基介绍一下，杨恩柱连看都没看就把带去的一万多块钱付了出去，买下四间二手地基。镇政府有规定，地基批下来必须在半年之内动工，一年内竣工。有些动迁户，家庭人口多，分到两三间或三四间地基，既不缺房又没钱建，只好转让出去。在那段时间转让地基的人较多，要价也不高，一间只要两三千块。

    杨恩柱有钱，但不任性，为什么买四间地基，他是有所考虑的，他要给弟弟一间，给小舅子一间，还有两间给儿子。他有四个孩子，两儿两女。男人没房子谁会把女儿给他？他爷爷把三间半房子给了父亲，父亲娶了母亲；父亲把房子分给他们三兄弟一人一间，他们才娶妻成家。

    地基买下后，杨恩柱就忙其他事了，没跟父亲讲。

    “龙港镇有块地基要五千五百块，你要的话，我去把它拿下来。”一天，父亲说。

    杨恩柱从父亲的目光看得出他很期待把那块地买下来。父亲说的那块地是龙港的地王，位置很好，在龙翔路上。苍南县的石油、烟草等十大公司都坐落在那条街上。

    “这块肉是给龙港最有福的人吃的。”陈定模吊人胃口地说道。

    林上木说，我要在那建七层楼。他是湖前乡人，当过电影放映员，改革开放后做生意发了财。财大自然气粗，有人说这人平常就很张扬。

    “建七层楼，你是开玩笑吧？”没人相信他林上木能建得了七层楼。

    “你建七层楼？鳌江最高的楼多少层？恐怕温州都没有那么高的楼，牛最好不要吹太大，当心吹爆了。”

    即便是省城杭州，五层已算是高楼了。鳌江镇还没有五层楼。

    “你要能建七层楼，我就拿出那块地给你建！”陈定模表示支持。

    那块地基可建七间，林上木要建两间，还剩下五间谁来建？在苍南六千五百个“猴子”中，有能力建七层楼的寥寥无几。建一间四层楼房至少要万八千块钱，稍好点儿的就要三四万块了。小“猴子”不敢把所有本钱全都投到房子上，大多选择建三四层楼。像陈定汉那样跟“猴子”不搭边的农民就更难了，把农村的住房换成龙港的地基，接着东挪西借，使出吃奶的劲儿才能戳起三四层的房子。

    在采访时，胡万里说，龙港有两个问题，一是道路太窄，我当时也想搞宽一点儿，涉及土地问题，没有搞成；二是建筑千篇一律，房子结构、高矮都是一个模式，没有错落有致，百花齐放。我们也想建一些高层，建漂亮一点的房子，那要多花钱，当时只能从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你国家拿不出钱来，银行也不可能给你贷款那么多，只能根据农民的实力来建。

    时任镇委委员、综合办主任章圣望说，房子全部是三层四层，看上去不好看。镇里说对建五层以上房子的减免公共设施费，可是还是没人建。这边乡下的房子大多是平房，两层的都很少，一个自然村也就有几间。河底高村两层房子只有六间，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平房，有的还是茅草房，多数窗户没玻璃。那些平房都是黑瓦，墙有砖的，也有土的，还有外面是砖的，里面是毛竹的。结婚就用报纸糊一下就算新房了。

    林上木可能张罗一番也没找到“同路人”，想起苍南县最有名的“猴子”——杨恩柱。他们不熟，没有交往，不过林上木的老婆在学校教书，认识杨恩柱的父亲。于是，他就把电话打给了杨恩柱的父亲。

    “那块地不一般，是可以挑大拇指的，能在那建七层楼是众人瞩目的。”父亲对杨恩柱说。

    也许父亲忍气吞声一辈子，受尽欺负，想在龙港建最高的楼，让众人瞩目一把。

    “我没时间，你就去办好了，贵点儿也没关系。”杨恩柱对父亲说。

    杨恩柱没提自己买下四间地基的事儿。他想只要老爸开心就好，老爸想在哪建在哪建，不差那几千块钱。

    “解铃还须系铃人。”杨恩柱跑去找帮他买地的朋友。

    “退回去两间，那么好的地基不要了？一间才两三千块钱。”朋友不高兴了。

    那价钱帮杨恩柱买下那么好的地段，也许朋友很有成就感，现在把地退回去，那是出尔反尔，在生意场上有点儿丢份。杨恩柱做事敞亮，没让朋友为难，贴了五百块钱。

    父亲去镇政府批下一间五千五百块的地基。杨恩柱觉得一间不够，起码要两间。他去找陈定模。销售再生布时，杨恩柱跟芦浦的一位杨姓朋友有过合作，后来那位朋友也开了一家编织袋厂，继续合作。杨恩柱跟老杨去钱库区委找过陈定模，也就有了一面之交。

    “一家一间，你怎么要两间？”陈定模问。

    “我有两个儿子，我们农村有两个儿子就得建两间房。一间怎么分？”

    陈定模他们开会研究后，又批给杨恩柱一间。那块地基后来每间又增加五百块，杨恩柱以一万两千块拿下东边的两间地基。

    “我的地是从政府手里买来的，不是从老百姓手里转让过来的。政府卖贵有贵的道理。”杨恩柱不觉得镇政府多加五百元不合理。

    林上木拿下中间的两间，西边的三间被方崇钿拿下。方崇钿在苍南可谓大名鼎鼎，他当过兵，教过书，靠编织袋挖到第一桶金。不同的是方崇钿采取的是“扩散加工、双层经营”的生产经营模式，也就是由他提供原材料，村民投资设备，加工成半成品，他回收后加工成编织袋销售出去。据媒体报道，方崇钿带动了周边地区一千八百多农户走上致富之路。顶峰时期，苏北百分之九十的大中型化肥厂用的都是“崇钿编织袋”，其年销量高达一千八百万条，纳税五十多万元。苍南县委要选拔方崇钿为龙江乡副乡长，他没有干。

    4

    七层楼不仅是龙港最高的楼，是地标，也是骄傲

    杨恩柱和方崇钿想建六层楼，不想建七层。龙港最高楼才五层，龙翔路上那十家大公司都没超过五层，六层也可以成为地标。林上木不同意，话已说出去，建不成七层楼岂不遭人耻笑。林上木说，要么你们建五层，我建七层。

    这怎么能行？在苍南你左右邻居建的房屋要是高出一块，那等于压你一头。

    三人多次商量后达成共识，中间五间为七层，两边各一间为六层，杨恩柱的两间房，一间为六层，一间为七层；林上木的两间都是七层；方崇钿的三间，两间七层，一间六层。这样也算是平起平坐，谁也不压谁一头了。

    爱张扬的林上木可能觉得还不够劲儿，要在自己的楼顶，也就是整幢楼中央的位置建个钟楼。钟楼和鼓楼大多建于宫廷、寺庙，或城市中心。晨钟暮鼓，钟楼和鼓楼是古代报时用的，即早晨撞钟，晚上敲鼓。林上木是否想在撞钟时，体验万人瞩目的感受？不得而知。

    “找我？找我干嘛？”一天，杨恩柱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县委的。

    “我找你有点儿事情。请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对方好像猜出他的心思，语气和蔼地说。

    杨恩柱想，我又没有偷税漏税，没干什么违法的事，怕什么？去就去。

    杨恩柱到了县城灵溪，进了县政府，找到那个房间，敲敲门进去，见办公室仅有一人，看来级别不低，起码也是副县级。

    “坐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领导笑容可掬。

    原来有人想用龙跃路的地基换龙翔路的。杨恩柱一听就明白了，要换地基的人姓蔡，也是位有钱的老板。镇政府原来把地王批给杨恩柱一间，批给蔡老板一间。杨恩柱坚持要两间，不知镇政府是担心蔡老板实力不够建不起来，还是蔡老板不够自信打了退堂鼓，后来镇里在龙跃路批给他两间，位于龙华大酒店旁边。不知蔡老板反悔了，还是最近发了财，想建七层楼了。领导的意思很清楚，就是问杨恩柱能不能跟蔡老板换一下。

    “我回家商量一下，”杨恩柱说罢，接着说，“能不能再给我批一间？七层楼没有，其他地方也可以。”

    这时，想在龙港搞一间地基已不大容易了。杨恩柱很后悔退掉那两间。

    杨恩柱跟领导聊了半个来小时。领导态度友好，并没有要求他怎么样。他也没回答跟不跟蔡老板换。

    七层楼怎么可能让出去？那是非建不可的，父亲不会让，他也不会。那不仅是龙港最高的楼、龙港的地标，也是他们的骄傲！想当年，他家是“非产户”，连种地都受欺负，每年只能挣三百六十工分，多一个工分都不行。他在部队当上班长后，组织上要发展他入党，派人到大队外调，大队说他家是中农，他父亲民国时期还开过钱庄，结果搞得他党也没入上。他父亲的确开过钱庄，不过没开几天就倒闭了，欠下一屁股债，直到他当兵回来还有人登门讨债。如今，杨恩柱不仅是苍南县屈指可数的“万元户”，还入了党，可以建七层楼为什么不建？

    杨恩柱回家跟父亲和妻子商量，他们都不同意再买地基，“我们只有两个小孩，两间房子够用了。”

    杨恩柱想想也有道理，建两间七层楼还说不上要花多少钱呢，再建一间要是钱不够，建不起来，还不让人笑话？

    林上木和方崇钿都比杨恩柱年长，人脉和阅历也比他丰富。林上木亲戚多，有个姨夫在供销社搞基建，对建房子也很在行，设计的窗户让杨恩柱很满意。

    我很想采访林上木，听说他患了中风，语言有障碍。

    杨恩柱说，林上木后来生意亏掉了，1992年他引以骄傲的七层楼被拍卖，靠东边一间，杨恩柱以五十六万块拍了下来，加上办产权证和重新装修花了六十多万元。不过，这满足了他当初想在七层拥有三间房的愿望。另一间带钟楼的被方崇钿拍下。方崇钿拥有那间带钟楼的房子后，筹资两千多万元创办了温州市金田电缆有限公司，三年后升为集团公司，2000年国家工商总局批准金田集团为“中国无区域集团”。

    “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人气越来越旺，不断有人来咨询，有本县的，也有平阳的、文成的、瑞安的、泰顺的，还有福建省福鼎的。有上千人申请到龙港开店、办厂或办幼儿园、影剧院。

    “两皮一图”的作用发挥出来了，有五千多户农民申请到龙港建房，还不断有农民背包罗伞，拖家带口前往龙港创业。

    11月15日到了交地基款的日子，“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却门可罗雀。在中国农业银行龙港营业所和沿江信用社也不见拎袋子交款的农民，镇里干部的心悬了起来，五千多户农民最终会有多少人交款，有多少人在临门一脚时放弃，难以估计。

    到了11月下旬最初几天，交款者还是寥寥无几，镇干部无不担忧，截止期限是11月30日。如果“猴子”不进城，地基卖不出去，龙港镇就彻底凉快了。

    “农民拍板，最后一天见分晓。”陈定模似乎很有信心。

    有人说，江南垟的农民过去太穷了，太苦了，他们精于算计，数千块钱在银行多存半个来月利息不少，不到最后期限是不会交款的。也有人说，他们觉得花数千元买地基心里不踏实，还想观望观望。

    11月下旬的后几天交款的有所增多，有许多农民拎着钱袋子，坐船从金乡、钱库、宜山等地过来，见交款的不多，站在银行外看看墙上贴的龙港镇规划图，跟操蛮话、闽南话、平阳温州话、金乡话的交流交流，到分到的地基看看，还是拿不定主意，于是在方岩下吃顿饭，拎着钱袋子回去了。

    第二天，他们拎着钱袋子又来了，东看看，西看看，也许觉得自己看走眼了，龙港啥都没有，怎么能在这鬼地方买地建房呢？那不是傻吗？于是，又拎着钱袋子回去了。

    有人第四次、第五次拎着钱袋子过来，见有些没条子的人在人群里转来转去，也跟去凑热闹。见有人来了不交款，他就恶作剧地说：“你不交款，把条子给我吧。”交款要有镇政府的条子，上边写着地基位置和交款金额。那人想了想，把条子掏出来给他。他又说：“我不要你的条子，我自己有条子。”把自己的条子拿出来给人家看看。对方看了看他的地基位置说：“我给你路费和吃饭钱，再给你几十块，你把你的条子转让给我吧。”他一听又不肯了，“你交你的，我交我的。”

    陈家堡的人交款比较积极。陈定模的哥哥和弟弟把房子卖了，十六间的房子刚建十六七年，在陈家堡算是一等好房，本该卖个好价。可是陈家堡穷，能买得起一间两层楼的人家很有限，外村人又不可能到陈家堡买房。哥哥的房子只卖三千块，刚好够在镇前路买一间地基的钱。弟弟那间卖的就更少了，才卖了两千五百块，相当于卖地基送房子了。卖房时弟弟没在家，弟媳妇卖的。卖房子钱不够买人民路的一间地基，还差了四百块。正好家里有四百块积蓄，这样才把地基款交上。

    临近截止日，即11月底那两天，农民像涨潮的水似的涌过来，银行和信用社门前的农民拎着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钱袋子排起长龙。陈智慧的老妈充满激情地拎着沉甸甸的钱袋子排在队伍里边。当时钞票的面值有十元的，有五元的，还有两元的，没有百元大钞。他们家要买两间地基，要交四千三百元，把陈家堡十六间的三间房卖掉两间，每间卖三千元，交完地基款，还余一千七百元。第二年，他家又把剩下那间也卖了，卖了一万块钱，比那两间还多。

    11月30日，银行和信用社门前熙熙攘攘，水泄不通。临近信用社关门时间，外边还有上百位农民没交上款，队排得比一条街还长。

    “我们没交完钱，银行和信用社不能下班！”

    “你们说11月30日截止，现在不是还没到1号吗？”一群农民跑到镇政府，情绪激动地嚷道。

    银行和信用社没按时打烊。可是，冬季天短，太阳刚下山，夜幕唰一下就拉了下来，镇政府考虑到这些农民拎着钱袋子不安全，布置附近村落的民兵维持治安。到了深夜见还有很多农民没交上款，镇政府答应截止日期可延长两天，这样没交上款的农民才放心离去。

    龙港镇收款近千万元。有媒体报道称，龙港一夜之间冒出了一个“建设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