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城者(中国农民城) 正文 第1章 苍凉方岩下

    陈定模就这么走马上任了。他四十五岁，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要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了

    1

    一位像农民工似的男人背着行李卷儿，拎着装有洗漱用品的网兜走进镇政府

    1984年，深圳初具规模，邓小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三个月后，五十三层的“中华第一高楼”国贸大厦提前一个月封顶。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传遍全国。

    这时，距深圳千里之外的龙港还是一片滩涂，五爿渔村犹如散落在青龙江边的几枚卵石，水边的芦苇继续摇曳着几个世纪的荒凉。龙港是浙江省苍南县的一个镇，确切地说是一座要建还没建起来的镇，除两三条新建的走上去沙沙作响的砂石路，还有几处在建的码头，以及远远近近的几处建筑工地。作为一座城镇该有的学校、医院、商场、影院、住宅小区都还在图纸上，有的图纸上也没有。它的建设速度跟深圳相反，犹如从青龙江爬到岸上晒太阳的乌龟，爬爬停停，停停爬爬，说不上爬在哪儿就不动弹了，照这架势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建成。

    6月15日早晨，端午节刚过的方岩下内河码头，船像从天边赶过来的一群群鸭子。不同的是鸭子可以落单，可以兀自把头钻进水里，撅着像水漂似的屁股去捞鱼虾，这些船不行，它们被拴在一起，由前边的机动船牵着，三五条、七八条串在一起，浩浩荡荡，有点儿壮观。

    船靠上码头就像列车进站，车厢打开，旅客下车。一位穿着像农民工似的瘦瘦小小的男人背起行李卷儿，拎着装有洗漱用具的网兜下了船。他穿过方岩下的那条条石铺的老街，蹚着江滨路砂石道上的尘埃，走进面江矗立的江滨饭店，熟门熟路地上了二楼。

    江滨饭店距方岩下内河渡口不远，距新建码头亦不远。它是龙港的地标，也是唯一看上去像个城镇的建筑。在一片黑乎乎、矮趴趴、破烂烂的渔家农舍中，这幢四层建筑犹如长大成人的白雪公主与已年老体衰、弓腰驼背的小矮人，它不仅光彩照人，而且有鹤立鸡群之气势。

    江滨饭店自有骄傲的资本，在青龙江对岸的古镇——鳌江也难以找到这种规格的饭店，何况饭店门外还挂着两块不同寻常的牌子，一块白底红字——“中共龙港镇委员会”；一块白底黑字——“龙港镇人民政府”。

    “你找谁？”镇政府的文书朱照喜问道。

    朱照喜二十四岁，个头一米六，看上去像个半大孩子。镇政府牌子挂出去后，从来没进过乡镇政府的农民和渔民纷纷跑来看新奇，有的探头探脑，有的像赶集似的东看看、西看看，或像在牲口市场看牙口似的伸出手触摸一下。

    朱照喜见来者不像当地农民，倒像投宿找错地方的打工者。

    “我不找谁。”

    “不找谁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想到这里工作。”来者环视后说。

    哎呀，这人口气不小，想来这儿工作？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朱照喜上下打量对方一下，他头发浓密，脸儿白净，眉目紧凑，单薄瘦弱，个头恐怕还没有自己高，身穿旧衬衫、草绿色军裤和一双落满灰尘的黄胶鞋，这身板就是在工地上打工也赚不了多少钱。

    “这是镇政府，你想来这儿工作就能来这儿工作？”

    “你都能来这儿工作，我为什么不能？”来者笑了。

    朱照喜看了他一眼，也许心想你怎好跟我比？我要不是高考没发挥好，差了三十八分，现在已大学毕业，没准进了县政府呢。

    朱照喜赶上全省招考农村青年干部，省里给新分出来的苍南县三十三个名额。作为“大学漏”的朱照喜一举中第。在温州市培训一年多，两个多月前，他被分配到龙港镇政府。作为农家子弟，他深为自己能进镇政府工作而自豪。

    朱照喜来龙港报到时，镇委、镇政府刚成立，仅有两个人，一个书记，一个镇长。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方岩下的水流也太急了，还不到三个月，书记和镇长就被“冲”跑了。

    这个镇政府也远远称不上“铁打的”，倒像个皮包公司，除两枚公章和饭店门口的牌子之外一无所有。书记、镇长走了，朱照喜成了“元老”，那两枚公章是他去灵溪取回来的，牌子也是他找人制作的。

    “你想找什么工作？”

    “组织上让我做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工作。”

    “你是哪位？”

    “陈定模。”

    这几天县委县政府连续下发两次任命，先是县政府提名陈萃元为龙港镇代镇长，陈林光、林昌元代副镇长，接着县委下文任命陈定模为镇委书记，陈萃元等三人为副书记，还有三位镇委委员，朱照喜都没搞清谁是谁。

    那个年代没人把领导当老板，也没有什么张局、李副、王助之类的称谓，误把新来的领导当成清洁工或修车师傅的绝不新奇。

    朱照喜没有从陈定模那温和的目光里发现威严，也没感觉到他身上的不易察觉的书卷气，甚至没把他当成顶头上司，起码没表现出如今官场中部下对上司的谦卑与恭敬，连端茶倒水之类应有的礼节也没有。朱照喜也许觉得既然他也是来工作的，那就是自家人了。他是公仆，我也是公仆，公仆与公仆分工不同，没有高低。同志之间又何必客套呢，他该干啥就干啥好了。

    镇政府租的是一层楼，十个标准间和一个中型会议室。一步之宽的走廊静悄悄的，一扇扇门紧闭，脚步声是陈定模自己的。新任命的干部有的还没报到，报到的也许下基层调研了。镇委书记的办公室位于最西边，窗对青龙江。陈定模走进去，把行李放下，擦一把汗，环视一下房间：有办公桌椅和床铺，还有卫生间。住宿办公一体化，吃喝拉撒睡和办公都可以在房间解决。

    下午，陈定模与上一任书记办理了交接。其实也没什么好交接的，镇委、镇政府刚运转两个多月，也就热热身，办公室是江滨饭店的，两枚公章揣在朱照喜的口袋里，他视如生命，放办公桌里怕被偷去，放在宿舍怕丢了，只好随身携带，不时还用手摸摸。龙港镇4.1平方公里辖区，五个渔村，近六千人口，这是谁也偷不去抢不走的。

    在龙江乡仅有的一家照相馆——望江楼留影，欢送上一任书记、镇长调任，没有提“欢迎陈定模、陈萃元履新”。照片上的十二个人，都穿着白衬衫，一派团结紧张的感觉，好像立刻要赴战场杀敌立功。

    陈定模就这么走马上任了。他四十五岁，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要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了。

    2

    三天前的夜晚，他叩开县委书记的办公室。灯光像河水泻出，冲在他的脸和身上，背后是他浓重的身影

    “定模啊。”苍南县县委书记胡万里微笑着说[1]。

    苍南县机关的办公和住宿条件极差，县委书记和县长在二楼各有一间房，住宿办公一体化，前边办公，后边睡觉。副县级领导两人一间，委办科局领导四人一间，整幢楼仅在一层有个公共厕所。条件差，收入低，工作热情却高涨，早八晚九，加班加点也都稀松平常。

    县机关灯火辉煌，胡万里也没休息。1983年2月，苍南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卢声亮擢升为温州市市长。温州市委考虑到苍南是一个新县，也是大县，人口众多，江南与南港积怨较深，错综复杂，得派一位强有力的县委书记。5月份才决定派温州市副市长胡万里任第二届苍南县县委书记。

    胡万里到任的第二天，县机关干部一上班就等待开会，按惯例新书记上任要亮相。可直至下午也没动静，有人一打听，新书记下基层调研了。胡万里最先去的是钱库区，在苍南县的中层干部中，他只认识钱库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陈定模。

    “文革”结束时，时任温州地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胡万里率领全地区的卫生局局长和县医院院长到平阳县人民医院参观学习。陈定模当时任平阳县委派驻县人民医院工作组组长。在工作组进驻前，医院已瘫痪，书记、院长被判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医务人员不是在运动中站错了队，就是参与了武斗和“打砸抢”，不是被隔离审查，就是被关进了学习班。医疗器械，专业图书，桌、椅、板凳和床，以及被褥、蚊帐在“文革”中都被职工搬回了家，医院唱起“空城计”。

    陈定模到任后大刀阔斧地干了三件事：一是给所有医务人员恢复了工作；二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每周开一次座谈会，让病人给医务人员提意见；三是公物归公，凡是把公物送回的，给予通报表扬。

    陈定模会上诚恳地说：“在动乱中，我们医务人员爱院如家，怕医院财产受到损失，拿回了家。现在粉碎了‘四人帮’，百业待兴，希望大家把保管的东西送回来，我代表工作组在此表示感谢。”

    三个月后，医院面貌焕然一新，当年被评为温州地区卫生系统先进单位。胡万里对陈定模的评价是：此人爱读书，有理论水平，有工作方法、有思路、有点子，也有能力。

    陈定模见胡万里赶来看自己，喜出望外。对胡万里当年的赏识，陈定模感激有加，把他视为贵人。陈定模是懂得知恩图报的，十几岁时就把对自己有恩之人记在心上，寻机报答。按他家乡陈家堡的风俗，上门即是客，哪怕是叫花子也要给碗饭吃。陈定模自然要请自己的贵人到家吃顿便饭，喝两杯水酒。

    他们两人年纪相差六岁，际遇有相同，亦有不同。陈定模四十二岁才当上区委书记，胡万里二十二岁就当了区长，挎着匣子枪，带着警卫员到处奔波；陈定模出茅庐刚两年，胡万里已当了几十年县级和副厅级领导干部，做事严谨，考虑周密，很有分寸。

    胡万里诚恳地对陈定模说：“我这次是下来调研的，到家吃饭不合适。”

    陈定模不依，已到了中午，让胡万里空着肚子走哪里过意。他说：“我们相识多年了，到了家门口不进去吃顿饭就见外了。”

    胡万里盛情难却，况且对陈定模印象不错，也就依了他。他们吃了一顿便饭，喝了两杯水酒，相聊甚欢。他们都出身贫苦，有“同等学历”——初中仅读一个学期。胡万里的父亲靠扛长工养活七个孩子，胡万里从小读书刻苦，经常借隔壁邻居家的油灯的光亮读书。初中第一学期的学费是地下党玉环县县委书记资助的；上第二学期时，那位县委书记进山打游击了，胡万里只好辍学回家，上山砍柴，下海捕鱼捞虾了。

    他们都爱读书，善于思考，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在陈定模小儿子的记忆里，老爸下班回家就读书看报。他研读过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经典著作。胡万里也读过很多书。

    胡万里到任的第八天，召开全县干部大会。胡万里讲了苍南的自然资源，兴起的家庭工业，“两户”[2]的现状和要求，发现的新生事物等。他讲得在场干部目瞪口呆，这位新书记太厉害了，大家知道的他几乎全知道，大家不知道的他也知道。

    “我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了解群众的实践中求得领导权。我们要冲破‘左’的束缚，发展商品生产。苍南如果光抓粮食生产，农民是无论如何也富不起来的。”他掰着手指头跟大家算账，“苍南县有97万人口，人均土地仅有4.7分，即便亩产2000斤，人均也只有940斤，去掉饲料、种子和征购粮400斤，才剩540斤，最多能解决温饱。宜山区人口18万，人均土地4.3分，劳力严重过剩，他们利用本地优势发展再生纺织业，1982年全区缴税230万元，秋后人均收入350元……”[3]

    胡万里提出当前县委的主要工作是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我们在苍南工作，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写好自己的历史，要和群众一起写好苍南的历史。”他这番话说得全县干部心服口服，敬佩不已。

    当时，苍南出现购销专业户——农民跑到全国各地搞购销，订合同，找厂家生产加工。有人发了财，成了“猴子”[4]。县委、县政府有领导说这是投机倒把泛滥，必须坚决刹住。胡万里没马上表态，而是下到区、乡、镇和农村调研。在金乡，发现有一位购销户把业务做到了西藏；在宜山发现一个能人，他的业务遍布全国所有省市；宜山区海头村有个购销专业户，从外地购入大批村里急缺的布角料，把村里农户卖不出去的再生布推销出去，使村里二十七户贫困户脱了贫，赚了钱，成了“猴子”。有钱后，他还出资帮助五保户。

    胡万里抓住这一典型，在各种会上为购销专业户大声疾呼：“我苍南不仅不能给他们亮‘红灯’，而且要为他们大开‘绿灯’！”

    宜山区林氏三兄弟很有能力，想办个体企业。镇政府说，办企业可以，个体就不要了，由镇里来办好了。胡万里听说后，亲自去了林氏三兄弟家。

    “我支持你们办厂，愿做你们的政策顾问。你们资金有困难可向信用社申请贷款。”胡万里了解情况后说。

    1983年，苍南发生深刻变化，60%的农民从土地经营中分离出来，全县农村家庭工副业的产值达三亿元左右，比上一年增长57.9%，约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50%。

    “胡万里当过宣传部部长，造舆论很内行。”时任县长刘晓骅说。宜山区农民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发展再生纺织业被媒体报道后，在全国引起广泛反响。1983年底，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对宜山的做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984年年初，中央下发一号文件，胡万里读罢兴奋不已。2月份，在杭州参加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时，听说浙江《共产党员》编辑部在征订中央一号文件学习资料，他立即打电话订五千册，放下电话觉得不够，打电话追加两千册，觉得还不够，又追加三千册。一万份学习资料分发到基层，在全县引起很大反响。

    1984年3月，苍南县制定了促进商品经济的“二十个鼓励和允许”，其中包括允许和鼓励农民个人办厂，允许专业户、重点户承包荒山荒地荒滩，承包期从三年、五年延长到三十年、五十年。

    3

    县委书记有意提拔他为副县长，常委会讨论结果却是县经委副主任

    陈定模去宿舍见胡万里前三四个小时县常委会议刚结束，研究的是龙港撤区扩镇后干部的调整与安排。原有的行政体系是县下设正科级的区和县辖镇，区下设副科级或正股级的区辖乡镇。

    苍南正值用人之秋，求贤若渴，如何安排陈定模的岗位成了胡万里再三思虑的问题。胡万里有意提拔陈定模为副县长。

    胡万里到任不久发现钱库区计划生育工作落后，严重地拖了全县的后腿。

    “定模啊，怎么搞的，钱库计划生育你怎么给我搞得那么差？你要好好抓一抓，把它抓上去。”胡万里打电话说。

    有人将计划生育工作称为“天下第一难”，在苍南则是难上加难，到钱库就比登天还难了。以前，钱库是平阳县外出讨饭最多的区之一。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刁民是穷逼出来的，不刁没法生存。在钱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钱库的封建意识、宗族思想犹如磐石难以撼动，再加上生产力低下，重男轻女超出想象。钱库人说有三个孩子，实际上他也许有八个，也许十个。他说的三个是指儿子，女孩是不算数的。在钱库，没有儿子就会老无所依，老无所养。不是钱库的女儿不孝，而是钱库人老了要吃儿子的饭，不吃女儿的饭。有的农民连生五六个女孩，穷得老婆穿不上裤子也要生个儿子。

    陈定模不许计划生育干部扒房子，牵牛，赶猪，关超生户禁闭。他说，这样得罪老百姓会失民心。如此一来，钱库的计划生育工作也就落后得不能再落后。不论县里还是区里只要开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陈定模就检讨：“这不怨大家，是我陈定模执行政策不力，连累全区干部……”

    接到胡万里电话，陈定模也许感觉到计划生育再抓不上去，不仅对不起县委、县政府，也对不起新任县委书记胡万里了。他立即召开全区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在会上，他又是一番检讨，然后说：“计划生育抓不上去，我可能要挨处分，也可能要被调走。这不怪大家，怪我陈定模无能，拖累了大家。不过，我调走了，县里会再派来一位区委书记，他也许会汲取我的教训，采取强硬措施，到时搞过了头，不仅违反法律，伤害了群众，也损害了党在百姓中的形象……”

    “陈书记，对不起了，这不是你无能，是我们无能。你再检讨下去，我们受不了了。”计划生育干部和村干部都坐不住了。

    “陈书记，今年再完不成任务，你给我们每人发一瓶‘敌敌畏’，让我们死掉算了。”

    陈定模见自己的“苦肉计”获得成功，趁热打铁地说：“你们有这样的决心，我很高兴。回去好好干，出事我负责。”

    钱库区计划生育工作打了一个翻身仗，被评为温州地区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定模，你们钱库没拆一间房，没牵一头牛，也没有抓一个人，是怎么把计生工作搞上去的？”胡万里感到纳闷。

    “做好乡村干部的思想工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陈定模也许有几分得意，这事儿既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又报答了胡万里的赏识。他却不知道自己办过一件蠢事，让胡万里陷于窘迫与被动。上次喝酒的事被人反映给市委和省委了。

    “小高啊，不吃酒就不吃酒吧。”胡万里对秘书高友平说。

    胡万里在苍南工作二十个月，几乎再没饮酒。

    对胡万里提拔陈定模为副县长的想法，有常委提出三点意见：第一，陈定模姓陈，陈姓是苍南的第一大姓，陈姓宗族观念很重，彪悍好斗，是苍南不安定因素；第二，陈定模自以为是，尤其是对没文化的工农干部不够尊重；第三，陈定模能干，又不很肯干，点子多，却不讲规矩，不适合任第一把手，可任第二把手，最好有人稍微牵制一下。

    看来陈定模是一个有争议的干部，并且是非常有争议的干部，给某些领导的印象不大好。

    这会不会跟陈定模主政钱库期间上告信不断有关？会不会跟江南与南港的矛盾冲突有关？胡万里到苍南后，多次在副县以上领导干部的会议上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做同心同德的模范、团结一致的模范，绝对不允许在任何场合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论江南的，还是南港的，都要服从我苍南的大局。可是，矛盾与分歧依然存在，据高友平回忆，当时灵溪、龙港矛盾很大。选举时往往这边拿掉几个，那边也拿掉几个。

    胡万里没有坚持己见，尊重了其他常委的意见。最后决定任命陈定模为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5]

    各区、乡、镇的干部已从四面八方赶到灵溪，第二天上午要在全县干部大会宣布县委、县政府的任免决定。陈定模这时找上门来可能跟任免有关。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难道哪位常委透露了风声？

    “胡书记，让我到龙港去怎么样？”

    这出乎胡万里所料。开门见山，不遮不掩，这是陈定模的风格。

    “你到龙港去？龙港的任务很重，责任重大，困难也很多。你自己想好，这个担子挑得起来挑不起来。建一个镇，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来不得半点马虎。”胡万里说。

    胡万里认为在苍南建设这盘棋中，龙港是重中之重，尽管龙港镇镇委书记两个多月前刚上任，但有必要调整，要派一位强有力的、具有改革锐气的干部去。可是，他到苍南仅十三个月，对苍南县的中层干部了解还不够，没想出派谁去好。

    “我不去不行啊。”也许陈定模从胡万里的目光看到了犹豫。

    “说说看，怎么不行。”胡万里满脸疑惑地望着他。

    “为什么，还不是被你害的？”

    “被我害的？”胡万里蒙了。

    “三个月前，你在龙港主持召开的现场办公会……”

    胡万里对龙港建设极其重视，上任后五下龙港（港区）。三个月前，他在龙江乡调研时，听说蔬菜专业户种的菜卖不出去就想到矾山区蔬菜很紧张，许多家庭没菜吃，这都是交通不便、信息不畅造成的。回到县里，他对刘晓骅说，如不加快苍南物资集散中心——龙港的建设，全县经济就无法激活。

    3月9日，县委、县政府在江滨饭店召开加快龙港建设现场办公会议，胡万里主持，参会的除县委副书记、正副县长、人大主任，还有港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陈君球，以及江南三区——金乡区、宜山区和钱库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这时，龙港镇政府没成立，港区还没撤。

    港区建设已成为苍南经济发展的瓶颈，直接关系到宜山、金乡、钱库三个区和南港区域的发展。苍南县是1981年从平阳分离出来的。当时温州流传：“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温州资本主义泛滥。”平阳是有名的贫困县，也是中国三个特大县之一，面积相当于温州的泰顺、瑞安和文成三个县之和，人口一百六十万，“地大人多，行政领导力所不及，经济落后，地区之间很不平衡，经济结构复杂，山海之利不能得到发挥，民众语言结构不一，山区老区建设发展不快，群众生活仍很困难”。

    “当时向省里报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把平阳分成三个县，一个是分为两个县。省里说，平阳本来就是个贫困县，把一个贫困县分成三个贫困县，温州地区一下子增加两个贫困县，这哪里受得了？”采访时，刘晓骅说。

    最后，经国务院批准，“从平阳的江南、南港析出七个区、七十二个公社，设立苍南县，县治设灵溪镇。”即玉苍山以南的矾山镇和宜山、钱库、金乡、灵溪、桥墩、马站等归属苍南县，玉苍山以北留在平阳。苍南县面积1272平方公里，人口93.33万。

    从贫困县分离出来的苍南更为贫困，它地处偏僻，交通落后，没有港口，没有仓储码头；工业总产值低下，除几家米厂和酒厂之外，几乎就没有什么工业。青龙江北岸的“千年古镇，百年商港”有“瓯闽小上海”之称的鳌江镇留在平阳，南岸一片滩涂、几爿渔村归属苍南。

    在几爿渔村中就有方岩村，亦称方岩下，过去称之坊额下，以地处元代乡贤林约仲所立之石碑坊下获名。在当地，方岩与坊额音谐。方岩下有一内河渡口，原称“安澜渡”，同治七年所建，已有一百多年。随北岸鳌江镇的繁荣，方岩下成为咽喉通道，有了一条高低不平的条石道和一条老街，街上有十几个店铺。

    每天早晨，天还没亮，河内埠头就熙熙攘攘，拥挤不堪了。犹如“百万雄师过大江”，千条小船从宜山、钱库、金乡等地过来，数以万计的苍南人肩上担着，手里提着各种各样的海鲜、山货、果蔬和手工业品，在方岩下转到青龙江边的摆渡码头，到鳌江镇去卖，再买回柴米面油盐酱醋茶、衣帽鞋袜和渔具农具。有时，这个苍南人挑去卖的被那个苍南人担了回来。

    到了夜晚，北岸灯火辉煌，南岸漆黑一片。

    苍南本来很穷，所有物资还要先进鳌江仓库，再出库运到渡口，船运至南岸，搬运到内河码头，运往江南三区——宜山、钱库和金乡。苍南的产品反其道而流出，有人估算，苍南每年在这上面要多花一百多万元。为此，苍南县委、县政府决心在鳌江镇对岸建设自己的物资集散中心和经济中心。

    胡万里说：“深圳、上海、天津、青岛都是非常繁华的，因为有港口。把港区建好，依港立城，依港建城，这一点县委、县政府是坚定不移的。当下港区建设缓慢，请大家来商讨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今天也请来钱库、宜山、金乡三区的书记和区长，希望大家共同为港区的建设献谋献策。”

    刚才还像向日葵似的脑袋顷刻间就像沉甸甸的谷穗耷拉下来，有的装作记录，有的低头喝茶，有的摆弄着烟盒，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龙港建设的瓶颈谁都清楚，“罗锅上山——前（钱）紧”，各区干部心知肚明，这哪里是什么献谋献策，是要割他们的韭菜。

    “定模，你点子多，你说说看。”见有点儿冷场，胡万里只得点将。

    “要建港区，按计划经济思维是不行的……”

    陈定模一语中的，看来有所思考。港区建设不仅错综复杂，而且特别敏感，“会做官的”都拿捏得出利害，怕卷进漩涡，能绕则绕，绕不过去就装傻，绝不接招儿。

    “只有‘人民城市人民建’，众人拾柴火焰高。现在钱库、金乡、宜山三个区都富裕起来了，‘猴子’不少，占苍南县的百分之九十。可以动员‘猴子’到龙港投资，每个区在龙港建一条街，钱库街、金乡街、宜山街……”

    陈定模说前一句时，有人点头，有人晃脑；说到后一句，有的脑袋像被酒瓶击中，眼睛睁大，愣住不动了。

    陈定模说：“农民有进城梦。过去的二元结构、剪刀差[6]扩大了工农差别。农民想进城只有通过两座独木桥，一是参军，二是考大学。近两年，钱库、宜山、金乡的市场红红火火，出了不少‘猴子’。这些先富起来的农民需要扩大生产规模，需要交通便利、信息灵通、金融灵活、劳动力充足的市场环境。另外，他们有钱之后想过上好日子，可是在乡下买摩托车，没路；买彩电，许多农村没有电，有电的还总断电；望子成龙，农村教育落后。钱像河水总是要流动的，进不了正道就入邪道，‘猴子’到处炫富比富，建庙宇，塑菩萨，立牌坊，甚至赌博，包养女人……”

    让自己区的“猴子”投资龙港，这不等于割自己的肉？你钱库想建条街建就好了，干吗把别人也拉进群？县领导说情有可原，你陈定模有什么资格这样说？你怎么可以代表宜山区和金乡区？这时，不想“献策”的也不得不说两句了，会议室热闹起来。

    “龙港的土地被征用后，农村剩余的劳动力怎么安置？”有人问。

    陈定模说：“这个不愁，我们钱库在龙港投资建一个百货大楼，可以安置部分失地农民。另外，街道建起来后，临街商铺可以开店，办工厂，也可以解决农民就业的问题。”

    “先富起来的农民都是当地的能人，他们懂技能，有头脑，是农村致富的带头人。这些人走了，农村靠什么发展？”

    “‘猴子’走了，那‘猴子’雇用的农民怎么办？”

    ……

    “1984年1月港区根据中央〔1984〕一号文件精神，向县长办公会议提出‘开放一点，欢迎专业户进城，欢迎两户一体[7]来投资建城镇’等六条建议。1984年2月10日，苍南县政府以苍政〔1984〕21号文件的形式向浙江省政府和温州市政府提交《关于要求将我县灵溪镇、龙港镇列为省集镇建设试点报告》。3月9日现场办公会要点：继续解决农民进城相关政策问题和落实港区的进港公路建设问题。”采访时，原港区负责人陈君球回忆说。

    这说明陈定模的想法跟县委、县政府是一致的。

    会议结束时，胡万里说：“中央的一号文件对‘三农’问题，对农村改革问题都讲得很清楚。离开改革，龙港还有什么出路？政府拿不出钱来，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各区动员农民到龙港投资建房。”

    县长刘晓骅想，一个苍南县连条像样的街都没有。龙港要是快点建起来，把道两边的房子都建起来，怎么也有条像样的街吧？

    “老陈啊，你这个傻瓜！我们把‘猴子’都送给了龙港，自己怎么办？”散会后，其他区的干部说。

    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么？他们心里说不上对陈定模有多么怨恨。

    “这个你不用担心，这就像森林，把大树砍掉了，小树才会长起来。再说，这些‘猴子’在龙港发展好了，也不会忘记家乡，这只有好处没坏处。”陈定模不以为然地说。

    钱库区在1983年有五十多名干部退休，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有的还没到年龄就要求退，按政策子女可以顶替。下边的乡委书记、乡长退掉一大批。有人说，不能让他们退，他们退了钱库就完蛋了。

    陈定模却说：“让他们退吧，九个乡镇的书记都是‘土改干部’，没有文化，思想僵化，开会没有一个能记笔记的，怎么把上级精神原原本本地贯彻下去？”

    老干部退休后，陈定模起用了一大批年轻干部，有些乡委书记、乡长才二十八九岁，钱库不仅没完蛋，反而越来越红火了。

    4

    “漂亮姑娘”遭到拒绝，他无颜回见江东父老

    陈定模说干就干，他回到钱库就成立了一个临时办公室，由区委副书记牵头、区企业站负责，在他们的动员下，有六百多户“猴子”申请去龙港。每户五六口人，那就是三四千人，建一条钱库街已绰绰有余……

    陈定模和区委副书记、企业站站长拿着档案袋，坐船来到龙港，档案袋里装着厚厚一沓申请表。

    “胡镇长，我把钱库的‘漂亮姑娘’送给你……”进了龙港镇政府，陈定模就把档案袋递了过去，满面笑容地开着玩笑。

    不说不笑不热闹，陈定模跟胡镇长很熟。

    胡镇长是不爱开玩笑的。他给县委书记当过秘书。那位书记爱开玩笑，“文革”他被揪斗时，别人揭发的都是他平时开的玩笑。胡镇长对给胡万里当秘书的女婿高友平说，小高啊，千万不能随便开玩笑，这都是教训啊。

    “龙港镇政府没成立前，县委、县政府在这开过一次现场办公会，同意我们三个区各在龙港建一条街。”陈定模解释道。

    “这怕不行啊。”胡镇长严肃认真地说。

    陈定模蒙了。县里不是在为专业户进城简化手续，八个大印捆在一起盖吗？

    胡万里重视调查研究，三天两头往下跑，出行只带一个秘书。他反对领导下去前呼后拥。他说，当年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乘船到温州视察时下发通知：当地官员一律不准到码头迎接，否则就不上岸。这件事儿给当时在报社工作的胡万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次调研时，专业户说：“胡书记，我们想进城开店、办厂，可是怕进你们县机关，办件事要盖七八个大印，来来去去不知要跑多少趟。”

    苍南交通落后，许多乡镇与县城不通公路，有的农民跑一趟县城要走五六个小时。

    胡万里回去就在常委会上提出简化农民进城的审批手续。据《浙南日报》1984年4月15日报道，苍南县有二百多个专业户申请自带口粮到灵溪和龙港落户，县长组织相关的八个部门联合办公，八枚公章一起盖，以提高办事效率。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五天后，在温州开会的胡万里读过《浙南日报》的评论《捆印虽好，不如减印》，打电话给刘晓骅：“你看看今天报纸上的评论，我们要考虑减印。”

    苍南县政府将八个大印减去七个，仅保留县计委一个。胡万里还在会上多次呼吁：对“人民城镇人民建”、边建设边受益、专业户进城等新经验要热情支持，开放绿灯。这怎么到胡镇长这儿不行了呢？

    “你有红头文件吗？”胡镇长问。

    这下把陈定模问住了，他摇了摇头。

    “没有红头文件，你钱库建条街，金乡建条街，宜山再建一条街，土地怎么征用？有征地指标吗？进城的劳动力怎么安置？户口和粮食关系怎么办？”

    胡镇长还真就问到点子上了。

    “哎呀，我动员他们进城建房，我再跟他们说这事儿办不成，这不是说话不算数？”

    胡镇长摇了摇头，爱莫能助。

    胡镇长一贯谨小慎微，可是在宜山区委书记任上却栽了跟头。宜山区政府没有办公楼，县里又没钱拨款。胡镇长提出从化肥厂搞些出厂价的化肥，低于计划价卖给农民，赚得差价建幢办公楼。这一想法得到县主要领导的认可。办公楼建起来后，那位领导还表扬他不等不靠，没花国家一分钱就建起了办公楼。没想到有人举报后，上级纪委查下来，那位领导却说他不记得自己同意了。这下胡镇长倒了霉，不仅背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降了职。于是，他叮嘱女婿：“小高啊，你要注意，领导讲话没有文字，你不要都当真。”

    陈定模铩羽而归。

    “这家伙不好沟通，这事儿怎么办？”回去的船上，陈定模跟副书记说。

    说话算数的陈定模这次却没算数，他感到很丢面子，于是去找县长刘晓骅。

    “定模啊，你讲的钱库一条街，金乡一条街，宜山一条街，办法是不错。不过，你想没想过，江南垟宗族势力很强，弄不好会不会发生宗族械斗？”刘晓骅说。

    “这个你不懂。宗族械斗都发生在农村，在城镇是打不起来的。镇上的一幢房子有十间或十二间，其中有姓陈，有姓杨，也有姓李，把他们分散开，这样就不会形成一股势力。”但最终，刘县长也没有明确表态支持他的想法。

    陈定模把这三个月“撞墙”的经历都告诉胡万里后，对他说：“我都被钱库的老百姓骂死了。你说我还有什么脸见那些父老乡亲？为给老百姓一个交代，我只好去龙港了。苦果是我自己酿的，我要自己来吃。”

    这是否意味着这苦果要与胡万里分享呢？

    “你有信心？”

    “有信心！我会努力工作，把龙港建起来。”

    陈定模调查过，“猴子”第一想有城市户口，第二想在城里建间房子，他们的要求完全符合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他说过，现在满天都是鸟，闭眼睛打一枪都会打下鸟来。只要胆大，敢干就能成功。

    “我会把你的要求带上常委会，不过你最好再跟刘县长打个招呼。”

    “刘县长，我想去龙港。”次日，天刚蒙蒙亮，陈定模就敲开了县长的门。

    “你去龙港干什么？那里要人没人，要钱没钱，只有五个渔村，还没有钱库下边一个乡大。”刘晓骅惊疑地问。

    刘晓骅毕业于乐清师范学校，教过书，当过县委办公室主任，陈定模跟他很熟。

    听罢陈定模的陈述，刘晓骅说：“老陈啊，龙港是县里的老大难，你能为县里分忧是件好事，不过你不要冲动。我当县长是管钱的，我跟你讲句老实话，我没有钱。县财政一年才八百多万元，建县政府办公楼省里按一百二十元一平方米拨的款，大部分资金还要县里筹集。”

    “我不要钱，让我大刀阔斧地干就行。三年后，我还你一个镇，”怕刘晓骅不相信，他拍拍胸脯说，“我可以立下军令状，三年建不成，撤我的职，开除我的党籍！县里放心，我不会乱来的，我如果以权谋私，依法严惩。”

    “三年？”刘晓骅有点惊讶，“你这么有把握？我考虑考虑。”

    “不过，我要是在工作上犯了错误，处理时还请你高抬贵手，为我说两句好话。”

    “如果常委会复议，我表示支持。”

    陈定模从刘晓骅的宿舍出来，又去找县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部长。

    原定上午10点钟开的会，改为下午。

    “常委会讨论决定的事怎么能说改就改？”有常委有意见。胡万里在会前跟刘晓骅沟通过，还分别做了部分常委的工作[8]，最后讨论决定任命陈定模为龙港镇镇委书记，原书记调到宜山任书记，胡镇长调到马站任书记。

    一天前，胡万里书记找金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萃元谈话，要调他去马站当书记。

    “马站那路不好走，又那么远，去要走一天，回来又是一天，我什么时间工作？”陈萃元不大想去。

    陈萃元听说让自己到龙港代镇长，感到很突然，睡一宿觉这任命怎么就变了？真不知道该感激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