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蓝的故事 深蓝的故事3: 未终局 被榨干的养子，被抛弃的女婿

    那一年，养父问王安平，能不能娶了脸上有大面积胎记的姐姐，王安平同意了。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他太想有个名正言顺的“家”了。

    1

    2014年7月，我第一次见到王安平。

    那天午饭后，他便站在派出所门口吸烟，一根接着一根。等我们注意到他时，派出所门口的烟灰缸里已经堆满烟蒂。

    直到傍晚，王安平还在派出所门口待着，领导让我把他叫进来，问问到底有什么事，别是来“盯梢”的。

    走到门口，王安平还在那里蹲着，问他也不搭话，站起来就径直走远了。我转身回了值班室，过了没一会儿，又见他推门走了回来，说自己怀疑妻子在外面“有情况”，想请警察帮他“调查”一下。

    此前我们也偶尔会遇到类似“诉求”，但很少像他这样直截了当。我叹了口气，重新打量了他一番：20多岁的样子，长得挺精神，花T恤配牛仔裤，算个潮人。

    我告诉王安平，警方的技术手段只能用于重大刑事案件的侦办，不能用来调查他妻子外遇。如果打算离婚，可以聘请律师，有些事情律师会处理。

    王安平面色沮丧，恳求一番无果后，只好悻悻离开。

    两个月后，我就又见到了王安平。他来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被公共厕所里贴的小广告骗了钱。

    王安平说，之前来求助警方“调查”妻子外遇被拒后，一直不甘心，后来无意中在一间公共厕所的墙上看到一张“复制电话卡，调查婚外情”的广告。电话拨过去，对方要他先打8千元的“设备费”和6千元的“保证金”。

    钱打过去了，对方不但没把他想要的妻子手机通话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发给他，反而又向他继续索要1万元的“风险金”。王安平意识到自己上了当，想要回之前的1万4千元时，对方就把他拉黑了。

    王安平的遭遇着实让我有些哭笑不得，便说他：你这是何必呢？过不下去就离婚，费这些干戈做什么。王安平却十分苦恼，跟我说了很多妻子刘欣的“反常状况”。

    临走时我劝他：“两口子过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王安平却说，离婚他可以接受，但就是不想被蒙在鼓里。

    “既然离婚都可以接受了，还要查什么呢？”我脱口而出，但说完后又觉得有些不妥，问他是不是在考虑到离婚财产分割比例的问题——现行婚姻法规定，有过错一方需要在离婚分割财产时给予无过错方一定补偿——“如果是那样，就赶紧找个打离婚官司的律师，他们会给你相关的建议，不要自己瞎琢磨。”

    王安平不置可否，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2

    被诈骗的案子还没侦破，我就与王安平又见面了。

    2014年12月的一天，派出所接到报案，称王安平殴打他人。我和同事出警赶到现场时，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治疗，王安平则蹲在案发居民楼的门口，身边站着几个围观群众，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

    被打的人是王安平的岳父，我问蹲在地上的王安平怎么回事，他沉默不语，好像还在气头上。我拍了拍他肩膀，说在这儿不愿说算了，反正也要去派出所，回去说吧。

    回到所里，在医院了解伤者情况的同事打电话来，说受害人伤情不重，两处软组织挫伤而已，轻微伤，没有大碍。

    “你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看同不同意调解？毕竟两人是亲戚，同意调解的话我这边按调解程序走。”我问同事。

    同事顿了顿，却说：“你先按一般程序走吧，眼下受害人情绪激动，喊打喊杀的，还坚持要住院，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同意调解。”

    我只好按照一般程序去找王安平做笔录。

    王安平说，对方叫刘良可，65岁，身份有些特殊——既是他的“父亲”，也是他的“岳父”。

    这话乍一听有些令人费解，我让王安平解释一下：你们也不是一个姓，他怎么就成了你的“父亲”，既然是父亲，又怎么成了“岳父”？

    王安平告诉我，刘良可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而是养父。自己从小在刘家长大，23岁那年在刘良可的建议下，娶了刘良可的小女儿刘欣，又成了刘良可的“女婿”。

    这样的关系的确有点复杂，可我也只是基于眼下两人的关系进一步询问：既然你们是“亲上加亲”，这次为何闹到这般田地？

    王安平说，问题还是出在他和妻子身上。

    王安平的妻子刘欣，时年28岁，在市里一家商场工作，与王安平结婚4年。几个月前，她向王安平提出离婚。

    这些年，王安平一直在外地做厨师，每年回家的时间很短。刚结婚时，两人的关系还挺好的，他在外打工，妻子还时常打个电话、发个视频以示挂念。

    但从2013年底开始，妻子对王安平的态度却开始变得冷淡了——没有了日常的问候电话，王安平发视频连线过去，要么不接、要么含含糊糊说几句便匆忙挂掉。

    王安平起初以为可能是因为自己一直忙于赚钱，对妻子的关心不够。2014年春节过后，他没有像往年一样立刻赶往外地打工，想在家里多待1个月陪陪刘欣。不料，此举却引来了妻子的极大不满。王安平说，他在家的那一个多月里，刘欣先是天天催他赶紧出去上班，看他不走，便冲他发起了脾气。

    几次争吵过后，王安平赌气前往北京投奔同乡。

    一次喝酒时，王安平心中苦闷，便把过年时自己与妻子吵架的事情讲给了同乡，他原本只是想找个人倾诉一下，没想到，同乡却告诉他，刘欣在老家“有情况”了，很多人都知道，只是大家都瞒着王安平而已。

    同乡说，刘欣的“情况”是一家连锁美容院老板，30多岁，据说很有钱。自己之前也几次看到过刘欣与那个老板出双入对。

    王安平不太相信，说妻子与美容院工作人员走得近很正常，因为她的脸上从小便有一块很大的胎记，这些年来一直在治病，那个美容院老板自己也认识，以前是一家大整形外科医院的主刀医生，在胎记治疗方面很不错。刘欣与他走得近，应该就是为了治病的事。

    那位同乡便没再说什么，王安平也没再多想。

    然而，2014年6月，王安平突然接到妻子电话让他回家一趟。王安平以为家中有事，急匆匆赶回去后，却被刘欣告知，要与他离婚。

    王安平一时不知所措，反复询问妻子想离婚的原因，但刘欣却什么也不说。王安平无奈去找刘良可，想让他出面帮忙劝一劝，没想到刘良可的态度也很奇怪，还对王安平说：“现在讲婚姻自由，长辈也不能干涉不是？”

    王安平晕头转向地离开刘良可家，思来想去，觉得之前那个老乡给自己说的事情可能是真的。可美容店老板找不到，派出所的警察也不“帮忙”，这才有了被公共厕所里的小广告骗了钱这一出。

    3

    那天，我问王安平，离婚的原因找到没有？

    王安平点点头，说刘欣后来终于承认了，自己爱上了美容店老板，美容店老板说要跟她结婚，所以刘欣得先跟王安平离婚。

    “你是什么打算呢？”我问他。

    王安平沉默许久，说自己之前也想开了，论各方面条件，自己确实比那个美容店老板差太多：“留得住人也留不住心，离就离吧”。

    我叹了口气：“那为什么还跟刘良可动手呢？”

    王安平说，自己之前打工攒下的所有钱都在刘良可那里，共有12万，原本是打算用来和刘欣在城里买房付首付的。现在房子还没买，两人却走不下去了，他就想着把钱拿回来。一来离婚以后自己也不打算再回这个家了；二来这笔钱都是自己赚的，以后的生活还要用。但刘良可却不同意，说那笔钱都用来给刘欣治病了。王安平就和刘良可争辩，说刘欣这些年的医疗费都是自己另付的，家里的钱一分都没动。

    刘良可也急了，说虽然没买房、也没治病，但钱就是不能还给王安平——因为王安平自打3岁起就一直生活在刘家，“吃了那么多年饭，总要交点伙食费吧……”

    王安平没想到刘良可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番沉默后，他决定退一步，说自己在外打工这些年，所有的钱都寄回了家，现在离婚身无分文，希望刘良可看在养父子一场的份上，给他6万，剩下的6万自己也不要了。

    刘良可脸色有些缓和，说这样也可以，但是那6万块钱不在自己手上，被刘欣拿走了，你去找刘欣要。王安平同意了，要刘良可打电话给刘欣说明此事，但刘良可却不肯，说自己反正是同意给他6万块钱的，“但能不能（从刘欣那里）要来，就全看你的本事了”。

    王安平跟刘良可吵了起来，很快两人便动了手。

    看来事情的根源就是6万块钱，那处理起来倒是简单了。我问王安平是不是要回钱来这事儿就算完了？王安平点点头，说“完了”。

    我让王安平给刘欣打电话，把人叫来派出所一趟，这事儿毕竟因她而起，另外，事实判定我也不能只听王安平一个人说。

    但是王安平的手机打不通刘欣的电话，“对方不在服务区”。我用自己的手机打，一下就接通了，但我表明身份之后，刚说了两句对方便把电话挂了，我再打过去，先是“不方便接听”，连打几遍，竟然也成了“对方不在服务区”。

    我自嘲道：“这下完犊子了，我也被拉进黑名单了。”

    王安平也苦笑：“你是警察都联系不上她，我现在更是找不见她的踪影，不然也不会直接去找刘良可。”

    “这事儿你也不用着急，你俩离婚，财产问题谈不拢可以走法律程序，是你的终归是你的，不是她的她也留不下。”我告诉王安平，今天先处理他和刘良可打架的事情，之后去找个律师就好，我可以帮他介绍。

    王安平点点头。

    去医院“验伤”的刘良可直到傍晚才回到派出所。

    我问陪同前去的同事怎么这么久，同事有些生气，说刘良可闹了一下午，非要让医院给他办住院。

    我要过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确实只有两处软组织挫伤，并无大碍，抬头看了刘良可一眼，心里嘀咕了一句“真他娘过分”，便把他带去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我主动提出了导致两人动手打架的那笔钱，没想到刘良可竟然发起了火。他质问我：“警察也管要债吗？”

    我有些生气，强忍着说：“钱的事儿我不管，但那笔钱是你俩这次发生冲突的根源，不解决了以后还得闹。”

    刘良可却说，那些都是自己的“家事”，不用警察来管，今天就事论事，他养了王安平十几年，还把女儿嫁给他，现在王安平却“恩将仇报”打了他，必须要王安平坐牢。

    我说这事儿得有法律依据，还得结合你的伤情。没成想，这句话又惹火了刘良可，他说今天在医院“验伤”时警察就跟医生合起伙来“糊弄”他，不让他住院，这次如果警察不把王安平抓进监狱去，他就睡在派出所。

    我有点压不住脾气，一下站了起来：“你睡一个试试……”话还没说完，就被旁边的同事拦住了，他怕我跟当事人吵起来，赶忙把我劝出了办公室。

    4

    回到了王安平所在的讯问室，辅警正在给他办理其他手续。

    王安平问我，这次我们会怎么处理他，我说得看刘良可的诉求，愿意谅解的话，你俩直接走人，毕竟是一家人；同意调解的话，你赔他医药费，给他道个歉，你也确实动手打了他；不愿谅解也不同意调解的话，估计你就只能被拘留几天了。

    王安平神情沮丧，坐在那里没再说话。我担心他有思想负担，还劝他说想开点：“爱情这种事情强求不来，大家好聚好散算了，没了爱情还有亲情嘛。”

    没想到这一句话却戳到了王安平的痛处：“还有个屁的亲情。”

    我自觉言语失当，赶紧找补，说以后日子还长，“你又有手艺能赚钱，还怕找不到好姑娘嘛”。不想王安平的情绪却突然失控了，伏在讯问椅的小桌板上，哽咽着说了句，“我只是想有个家”，然后竟大哭了起来。

    等过了好久，王安平才平静下来。我问他，你跟刘良可一家到底是咋回事儿，能给我说说吗？我到现在还有些迷糊。王安平想了想，同意了。

    1990年，王安平的生父在外出打工时失联，村里人都说他在外地傍上了“富婆”，不要王安平母子了，生母咽不下这口气，去外地寻找丈夫，暂时将王安平交给刘良可的前妻、也是王家的远房亲戚照看。

    不料生母从此一去就再没有回来，最初几年还有书信寄到，偶尔夹带几张钞票作为王安平的“生活费”，后来渐渐音讯全无，王安平成了一个“弃儿”。

    此后，王安平一直生活在刘良可家。最初几年，刘良可对他还算好，但在生母彻底失联后，刘良可对他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其实这也怪不得刘良可，毕竟多一个人就要多一张嘴，刘家的经济条件也不好，王安平又不是刘良可的亲骨肉，心里有意见是必然的。

    好在那时刘良可的前妻很喜欢王安平，她在世时，王安平一直喊她“六姨”。六姨自己没有生育男孩，一直待王安平视为己出。

    可惜六姨去世得早，后来刘良可续弦，继任妻子对他的3个女儿尚且看不顺眼，对于王安平这个与刘家毫无血缘关系的拖油瓶更是没个好脸，多次劝刘良可把王安平“丢掉”。刘良可虽碍于亡妻的面子并没有将王安平怎么样，但也不怎么待见他，平时吃的用的都捡最便宜的买，能不在王安平身上花钱就尽量不花。

    如此坎坷的经历和复杂的家庭环境让王安平性格很早熟，他从小就明白自己的处境，为了不被“丢掉”，待人接物总是小心翼翼的，很会看人脸色。在家里，对刘良可夫妇的要求也是言听计从。

    王安平说，结婚前，他一直喊刘良可“姨丈”。小学时，学校老师知道他的情况，想帮他做点什么。一次家访，班主任老师鼓励王安平喊刘良可“爸”，王安平叫了，刘良可当时没说什么，但等老师走后王安平再喊，刘良可却直接说：“我不是你爸，你爸现在不知去向，等他哪天回来了，把我养你这些年的钱还给我，你爷俩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从那之后，王安平再没敢喊出“爸”这个字。

    初中毕业，王安平成绩不错，本想继续读高中，但就因刘良可说了一句“幺妹治病需要钱”，他便主动放弃了读书的想法。16岁外出打工前，刘良可只对王安平说了句：“以后赚钱了，别忘了在刘家吃过这么多年的饭。”此后，王安平便将自己的生活必要开支以外的钱，全都寄给了刘良可。

    5

    再往后，王安平与刘欣结婚一事，也是在刘良可的撺掇下完成的。

    刘欣比王安平年长1岁，是刘良可最小的女儿，也是最让家里发愁的女儿。刘欣的两个姐姐相貌都不错，刘欣本身长得也挺好，只是因为脸上天生有一块巨大的暗红色胎记，便使得她的人生道路走得有些曲折。

    童年时期，那块胎记给刘欣带来了无数嘲讽和中伤。小学毕业后，她便不再上学。刘良可带她去过几次医院，得知治疗费用不菲后，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王安平这些年一直长期在外，先后在宜昌、荆门、武汉、石家庄、沈阳、北京等地的饭店工作，从洗菜工一直做到能独自掌勺的厨师。2009年过年时，刘良可把王安平单独叫到了屋里，问他对自己的终生大事有什么打算，王安平有些害羞，推说自己还年轻，想先赚钱，还没考虑过结婚的事情，也没有女朋友。

    刘良可又问他，这些年自己对他怎么样，王安平只能说好。刘良可倒是实在，“嘿嘿”笑了笑，说其实也不怎么好。王安平也不好多说什么，只好也陪着嘿嘿笑。

    而后，刘良可又语重心长地对王安平说，他之前对王安平之所以“有所保留”，是一直觉得王安平终究不是自己的亲儿子，有朝一日找到了亲生父母下落，还是会离这个家而去的，到时自己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希望王安平不要怪他。

    听刘良可这么说，王安平忙说，自己从小在刘家长大，对亲生父母已完全没有印象，刘良可就是自己的亲爹。即便真的有天亲生父母找上门来，自己也不会跟他们相认。

    刘良可欣慰地点点头，但转瞬又是一脸愁容，不住地唉声叹气，搞得王安平也不知所措起来，但又不好多问，只能陪着刘良可在屋里干坐着。过了好久，刘良可终于开了口，说自己确实遇见了一件烦心事——就是刘欣的婚事。

    刘欣时年23岁，周边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已纷纷结婚生子。刘欣的两个姐姐也都在20岁出头就出嫁了，大女儿的老公是市里开饭店的，家境颇丰；二女儿读过大专，老公是邻市的公务员；只有刘欣，因为脸上那片胎记，一直没有对象，甚至连说媒的都不曾上过门。

    刘良可四处托人给刘欣介绍对象，但大家看到刘欣的相貌之后纷纷表示，难度确实挺大。

    “那时候，一般正常人家的男孩子都不同意和她处对象，有些年纪大的、家庭情况不好、或是身体有残疾的人家倒是同意，但刘良可又不同意，刘欣的婚事就一直拖着。”王安平说。

    2008年秋天，有人找到刘良可说要给刘欣介绍一门亲事，小伙子34岁，车祸导致一条腿有残疾，但读过技校，一直没结婚，在市里开了一家手机维修铺子，前些年还在城里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小房子。

    两家孩子见了面，对方表示可以接受刘欣的情况，刘良可也觉得男方家的经济条件还行，但不太能接受对方残疾这件事。刘良可说，女儿虽然脸上有块胎记，但年纪比对方小十几岁，这样嫁过去有些亏，思来想去，便向对方提出了20万的彩礼钱。双方就为这笔彩礼钱闹崩了。

    这件事终于让刘良可认识到，像前面两个女儿那样给刘欣找一个理想婆家的难度确实有点大了。

    那天，刘良可兜了几个圈子，终于给王安平亮出了底牌——王安平与刘欣年纪相仿，又从小一起长大，感情不错，也不会介意刘欣的相貌，因此，自己希望王安平与刘欣结婚。

    王安平当时吃了一惊，赶忙推辞，说自己从小就把刘欣当姐姐看待，从来没有动过这方面的想法。

    刘良可很失望：“没想到你也嫌弃你姐”。

    其实王安平心里并非完全不能接受刘欣，只是刘良可乍一提，他一时有些难以接受。想来自己打小跟刘欣的关系确实不错，但总归有着姐弟之名，在一个屋檐下长大，在外人看来，岂不是有些荒唐？

    但最终让王安平下定决心的，还是刘良可的一句话——“你毕竟姓王不姓刘，咱们之间还是隔着一层纱的，你真要和你欣姐结了婚，咱就成了正儿八经的一家人……”

    王安平思来想去，决定捅破这层“纱”。至于原因，后来王安平告诉我，这么多年过去，他太想有个名正言顺的“家”了。

    2009年7月，王安平与刘欣结了婚，婚后的日子过得不错，王安平依旧在外地饭店打工，妻子刘欣在家中操持家务。令王安平尤其高兴的是，结婚后他四处打听，得知刘欣脸上的胎记并非治不好，只是治疗费用颇高。考虑一番后，他决定给刘欣治病。

    从那一年开始，王安平一共花了七八万，钱到位了，治疗效果也就有了保障。这几年刘欣脸上的胎记明显消退了不少，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了。

    只是令王安平没想到的是，胎记治得差不多了，刘欣的心却跟着那个给她治病的美容店老板跑了。而自己与“养父”刘良可，也走到了拳脚相加的地步。

    6

    我很同情王安平的遭遇，但眼下能做的，也只是处理他跟刘良可打架一事。

    我劝王安平想开一点，“大丈夫何患无妻”，没必要跟刘家人较劲。至于那笔钱，也不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有赚钱的手艺，没必要太在乎。要是真放不下，可以找律师处理，自己不要冲动，如今也不是一个靠拳头就能解决问题的时代了。

    王安平也点点头，说打架这事儿处理完了自己就去找律师。

    等到晚上9点多，给刘良可做材料的同事终于从楼上办公室下来了。我问他情况怎么样，同事苦笑着说，刘良可简直就是个老“财迷”。说着，他把笔录材料递给我，让我自己看。

    笔录其实也没太多内容，除了当天王安平和他打架的情节外，刘良可只提了几句钱的事情。他承认王安平之前确实在他那儿放了一些钱，前后大概12万左右，但这笔钱他都给了女儿刘欣，所以这笔钱王安平应该找刘欣要。

    我笑了笑，问同事打架这事儿刘良可想怎么处理？同事说法条讲过了，刘良可说，只要王安平不要那笔钱了，打架这事儿一笔勾销；如果王安平要钱，那他就追究到底，不谅解不和解，只求拘留王安平。

    我说刘良可还真是净想好事，拘留几天换6万块钱，这事儿王安平不干？他拿了人家钱还给人家就是了，闹这些做什么？同事说刘良可心里其实另有盘算，只是没法体现在笔录材料里而已——刘良可也知道自己理亏，但又确实不想从自己身上“割肉”。再一想，刘欣之所以跟王安平离婚，是因为那个美容店老板答应娶她，既然这样，这笔钱就应当那个美容店老板来出。一来免了自己“割肉”，二来也让新女婿证明一下自己的“诚意”。

    我说那王安平这边呢？刘良可就不念这些年跟王安平之间的情义？同事摇了摇头，说刘良可想得也挺“通透”，他说王安平终究是外人，迟早有一天会走掉的，他之前管吃管住这么多年，也算待王安平不薄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王安平也没必要为这事儿恨他。

    说完这些话，同事拍了拍我的胳膊，说他俩这事儿就这样吧，“处理完该咱处理的事情，其他的咱也别多问了”。

    最后，王安平也没有同意刘良可提出的要求，坚持索要那6万块钱，我们又劝了刘良可一番，看实在说不动，也只好按照相关法律走完了程序。

    离开派出所前，王安平说这事儿没完。我只能劝他先别冲动：“按我之前和你说的，去找下律师吧”。

    转过年的1月，律师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让我最近注意一下王安平的情况：“他这事，有些麻烦了。我怕他想不开走极端，还是有必要给你提个醒的。”

    我忙问怎么了。朋友告诉我，王安平找到他之后，讲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自己的利益诉求。起初，律师也就当成一件普通的离婚官司来办，可调查后才发现，王安平与刘欣当年根本没有领过结婚证。

    我吃了一惊，问他有没有搞错？律师说他特意查了几遍，后来王安平也承认了，说当时两人只是摆了酒席，并没有去民政局领证——因为刘良可告诉他，当年他是被刘家领养的孩子，与刘欣属于“近亲属”，因此暂时打不了结婚证，需要之后“解除领养关系”才行。

    我问律师这话有依据吗？

    “有个屁的依据！”律师也愤愤不平，“法律规定的禁止结婚条目限制的是‘血亲’，王安平与刘欣本就不是，所以也不存在‘解除领养才能结婚’的问题，刘良可这样说，不知是什么目的。”

    而因为两人没领过结婚证，法律上也就不是夫妻，根本不存在什么可以分割的共同财产。我退了一步，问王安平放在刘良可那里的那笔钱呢？算赠予、还是出借？

    律师却说，“什么都没法算”，一来王安平早就拿不出转账记录之类的证据了，二来其中还有大概7万多是以现金形式交给刘良可的，现在根本没法证明。

    我感觉情况不妙，又退了一步，问那笔钱能不能未来算作刘良可的遗产？“毕竟领养子女与婚生子女在财产继承方面享有同等权利，刘良可百年之后，王安平也能通过继承遗产挽回一点损失。”

    但律师却冷笑了一声，说王安平就别想了：“刘良可当年根本没有给他办理过《领养证》，从法律层面上来说，两人从来就没有任何关系。”

    我登时愣在了那里。

    “王安平又去美容院找过刘欣和那个老板，钱没要到，反而挨了那人一顿打。他最后一次在我这儿时说，他必须要到那笔钱，那是他最后的尊严和希望了，否则就要杀了刘良可全家！”律师在电话里对我说。

    我问他，当时王安平这话听起来是气话还是要玩真的？电话那边安静了片刻：“真不像是说气话……”

    “情况告诉你了，怎么处理你看着办吧。”挂电话前，律师朋友对我说。

    7

    我把王安平的情况通报给了上级，所领导经讨论认定此事的确存在风险，立刻安排人手进行接触。

    我也想去找王安平，但却再也找不到人了。他从律师那里走后，便凭空消失了一般，电话没人接，去住处找，邻居说已经很久没见他回来了。朋友们都不知道王安平去了哪里，我发了很多条短信试图开导他，也如石沉大海一样。

    我和同事去找刘良可，劝他斟酌一下，没必要把事情搞到这种程度。然而刘良可却一脸怨气，说自己抚养了王安平这么多年，留个十几万算什么？“想当初家里那么困难……”

    我说现在离婚与存款这两件事凑一起了，我们也是怕王安平想不开。

    刘良可却说：“我还想不开呢！养了他这么久，不该回报一下吗？”

    我气不打一处来。同事还耐着性子，劝刘良可换个角度想一想：“单从钱上论，王安平把打工挣来的钱都放在你这里，是把你当亲爹看待。你女儿新找的那个美容店老板，他能做到吗？”

    刘良可听了却有些不屑一顾，说“新女婿”很有钱，单是武汉的房子就有3套，还开了连锁美容院，“王安平那点钱算什么？”同事也有点生气，说：“你既然看不上就赶紧还给他算了！”刘良可却又打着哈哈说：“想要钱的话就去让那个美容店老板给。”

    这边说不通，我们又去找了刘欣，费了一番周折才见到了本人。同事劝她看在与王安平往日的情分上，把钱还了算了。刘欣却说，钱都在父亲手中，他并没有给过自己，但她同意再去找“未婚夫”商量。但没多久，刘欣就告诉我们，美容院老板一听“要钱”二字，便连连摆手，说最近生意周转不过来，没那么多现金，况且这事儿跟他自己也无关。

    我问同事怎么办，同事想了半天，说没办法了，如实汇报吧。

    那天汇报完，我问领导能否使用技术手段把王安平找出来，领导没有同意。因为技术手段只能用在已发生的重大刑事案件上，王安平目前的情况明显不符合规定。

    领导也很无奈：“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即便王安平真的要对刘良可一家做些什么，在他动手之前，我们真的做不了什么。”

    2015年3月18日中午，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刘良可的报警电话，称女儿刘欣在城南租住的一单位家属楼房屋内被人杀害。

    接到出警指令的那一刻，我便在心中隐约锁定了凶手。很快，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找到了王安平在本市的另一处住所，并从屋内中找到王安平留下的遗书。

    遗书中，王安平详细讲述了自己这场失败的婚姻、以及对刘良可一家的愤恨，并说杀死刘欣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刘良可。

    公安局组建了案件专班，派出一组民警24小时保护刘良可夫妇，以防连环杀人案的发生。刘良可也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将存有12万块钱的银行卡摆到保护他的民警面前，歇斯底里地吼着：“我把钱还给他，他把女儿还给我，我们就此两清！”

    民警把银行卡塞回到刘良可手中，劝他节哀。

    我则跟随专班另一组民警全力搜捕王安平。我们在王安平有可能藏匿的几个地点不停地翻找，一个深夜的搜查间隙，我和同事坐在警车里取暖，我点着一支烟，递给同事，问他对这事儿怎么看。同事深吸了一口烟，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

    “唉，没啥可说的，咱的任务是抓人、破案，仅此而已！”过了好久，同事嘬了一口烟，把脸扭向车窗外。

    王安平早已扔掉了手机，技术手段在他身上未能奏效。好在公安局发出了协查通告，不久就有了反馈。

    最后一个见过王安平的人是邻县的一名船夫，他说3月19日下午，自己曾载着一名身高体型与王安平相似的男子渡了江，但从衣着来看，又不像是潜逃的杀人犯——因为那名男子穿着崭新的衣服，满脸幸福地对他说自己要渡江回家，去看望多年未见的爸妈。

    我和同事按照船夫说的路线也渡了江，对岸却是一望无垠的油菜花田。

    2015年3月20日傍晚，王安平的尸体在江南岸的一处油菜花田中被发现，身边扔着一个剧毒农药空瓶，经法医解剖后判定，王安平系服毒自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