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薄情 正文 第573章 计百年

    2、西南的巧合

    1700年,建州立国，1718年，女真入主中原,挥兵南下,攻破京城。夏哀宗与文武大臣逃亡至淮河以南，但在渡河时，哀宗意外落水身亡。

    彼时,哀宗还有一个尚在襁褓的儿子，可国破家亡之际，幼儿能有什么用？大臣打算另立新君，但宗室遍布全国,不在身边，一时确立不下来。

    故商讨过后，朝臣们决定继续南下,先到西南避乱，再立新君。

    为什么西南会成为南渡的第一个选择呢？

    从军事角度说,西南地形复杂,女真的骑兵不擅长山地作战,攻破不了西南的防线。但更重要的是,西南大量屯兵，至少十万之众。

    为什么会这么多,就要从一百年前说起了。

    谢玄英曾担任过贵州巡抚,平定叛乱，同时，程丹若在这里设立生民药行，沟通云贵川。

    后来几十年间，西南大小的叛乱不胜枚举,朝廷屯兵从未断过，一直不曾少于三万。

    等等，三万合理，十万哪来的？我可没有胡说。

    1722年，后夏的开国皇帝祝明以“驱除女真，再续正统”为口号，正式起兵，当时兵力就有十万（记载是30万，但据我考据没这么多）。

    能招到这么多兵力，原因很简单。

    此地尚武。

    西南开化程度低，部族间斗争激烈，又有毒虫鼠蚁、豺狼虎豹，危险性极高。但又多药材、茶叶、辣椒，还都在深山老林（昔年程丹若和夷人合作，派人教他们种植药材辣椒，这就导致好药材的原产地都是夷人的地盘）。

    这孤身收购太危险了，商人们为了安全起见，就养成了雇佣镖行的习惯，专业人士，专业向导，精通当地土语，一下降低了被杀人劫财的危险。

    有了需求，就会出现市场，西南镖局如雨后春笋萌芽，并且逐渐开拓业务，不拘泥西南一地，整个南方都能走。

    换言之，形成了地方产业，许多城镇整个镇子除了种地的，就是走镖的，慢慢也打出了名声。

    异族入侵，国破家亡，大地主们为了保住脑袋，自然不惜钱财，捐钱出人，招兵买马，这才轻轻松松招到了十万兵马。

    后来的发展大家也都知道了，祝明占据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并在八年后击退女真，光复夏朝，史称后夏。

    这里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

    祝明自称宗室，乃是四川蜀王一系，可之前抢救性发掘陵寝，意外获得了夏朝帝王的骸骨，验证了下DNA，发现他与末代皇帝不匹配。

    考虑到皇室的血脉混淆概率低，我怀疑，祝明可能和前夏皇室没有血缘关系，他是宗室子弟的养子。

    我也不是胡猜，有段记载非常有趣。

    大概是说，祝明在起兵前曾经受过伤，在生民医馆治疗时遇见了后来的大将军赤泷。祝明见赤泷武艺过人，就起了招揽的心思，东拉西扯，互攀交情。

    赤泷说自己在医馆里进出十余次，每次都侥幸未死，因此认为自己身负使命，必定要做一番大事业。

    这话虽然被屡次提及，还写入了后夏史，但我觉得他不是吹牛就是中二。

    祝明就说，我和你也差不多，曾经三次进出此地，一次幼年，一次少年，一次就是今天，阎王三次不收我，可见要我成就一番伟业。

    两人遂结拜为兄弟，携手起兵。

    为什么我不认为祝明说谎呢，很简单，生民医馆确实是个特别的地方。

    这是程丹若在西南开设的药行，一方面买卖药材，提升本地经济，另一方面也提供一定的医疗。

    如果大家去过贵州，参观过药行的遗址，会发现药行隔壁有一个小院子，名为慈幼局。这是专门收养婴儿的地方，约有三十余个保温箱，每年冬天都会免费收养早产儿或弃婴。

    也就是说，如果贫寒人家怕冬天养不活孩子，可以寄养到慈幼局，过了冬天再接回去，弃婴养足月份后，安排善人收养。

    但在云贵川三地，四川是最后才设立生民药行，我专门翻了药行留下的资料，有说法是，当年蜀王热爱医学，经常炼丹制药，所以本地药帮发展得很好，生民药行难以抢占市场，只在成都开了家医馆。

    祝明是宗室，只要不是落魄到极点，幼年生病也该是请大夫到家中医治，而不是送到医馆，就算是送，也该选择更值得信任的本地医馆吧？

    他说在生民医馆进出三次，未免太过奇怪。

    因此我大胆猜测，他是被无嗣的宗室在贵州秘密收养，后带回成都的。

    在此之前，祝明就生活在慈幼局，他可能是弃婴。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立国之后，多次强调复立惠民药局，并设立安乐院，供病人疗养。

    当然，这和他在战争中尝到的甜头不无干系。

    西南因为程谢夫妻打下的底子，军医的人数不少，每有战事，还会从京城派学医的内侍支援。

    祝明和建州的战争中，伤亡率一直大大低于女真，这全依赖于西南的药材和完善的军医制度。

    而世事就是如此神奇，程谢夫妇创立了这个制度，祝明推广并完善了它，150多年后，又在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发挥了作用。

    一代传一代，文明就此前行。

    ……

    好了，说了这么多百年后的影响，让我们言归正传，说说西南在16世纪后期的重要性。

    最浅显的一点，便是谢玄英通过旧部，牢牢把控住了西南兵力。这无疑是一个莫大的威慑，毕竟单纯的文臣搞他就搞了，有兵马的人就得掂量掂量，人家会不会一气之下搞一波大的。

    不过，谢玄英有生之年，都不曾动用过这些人为己谋利。相反，他多次调动西南的兵马支援各地。

    前文说过，黔地尚武，民勇众多，夏朝后期广泛使用募兵制，缅甸入侵云南，福建、江西、湖广等地爆发动乱，除了本地卫所，征调最多的就是西南。

    频繁的战事锻炼了基层军官，后来的武举考试中，有不少武进士就是出身西南之地，算是一个大型的军事培训基地了，只不过都是真刀实枪打出来的。

    此外，因为谢玄英提拔了许多夷人军官，生民药行修建了许多驿道，大大加快了汉夷融合。

    夏朝末年，西南的民族矛盾远不如初年尖锐，很多夷人都融入了汉人的生活，双方通婚频繁，渐渐消除了隔阂。

    可以说，这番布局不仅在当时有莫大益处，更是影响深远，为民族大融合奠定了优秀的基础-

    3、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如果问我，夏朝中后期，什么地方思想最开放，什么地方文化最繁荣，什么地方最富庶，那么答案必定只有一个。

    江南。

    彼时，江南物产丰盛，美食华服数不胜数，一顿席面几十道菜，海陆空俱全，果子要堆成浮屠塔，蔬菜用小碟子，小品用攒盒，旁边还要有人弹琴奏曲。

    大街上随处可见僭越穿衣的人，蟒袍尤其受欢迎，富贵人家谁家不穿，这人肯定老土，姑娘们流行起了穿男士的道袍，但不梳男子发式，怪模怪样，引得外地人一惊一乍，感叹世风日下。

    但这一节，我们讲的既不是丝造也不是美食，专注分析文化思想。

    程丹若通过和大商人来往密切，能够间接调动大量资金，谢玄英在西南屯兵并培养军官，支援八方，威慑力十足。

    但仅仅如此，他们夫妻恐怕并不能善终。

    特别是程丹若，女主临朝，越往后走，路越艰险。

    武则天选择登基为帝，刘娥选择归还政权，她们无法破除“牝鸡司晨”的诅咒漩涡，因为社会认可的仍然是父权制。

    同理，人们认为，这个国家总归是要有一个皇帝的，垂帘听政不过缓兵之计，只要皇帝成年，监护人就要将权力返还。

    无论这个帝王是否昏聩暴戾，好像只要是皇帝，就比权臣更胜一筹。

    但在夏后期，人们终于对根深蒂固的君权天授提出了质疑。

    人们开始思考何谓天子，如果君王无道，民怨沸腾，除了劝诫，废立君主算是一种仁德吗？

    臣是谁的臣，君又是谁的君，天下究竟是君王的天下，还是天下人的天下？

    为人臣子，究竟是该誓死效忠君王，还是坚持为民请命？

    如果二者有冲突，该何去何从？

    很多人试图给出答案，有人坚持王道，认为以臣弑君为谋逆，绝非仁德，这是比君王无道还要严重的罪行。

    但有人觉得，“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假如君王无法胜任自己的天命，退位让贤是正确的。

    这也招来了反驳，你几时见过无道的君主自愿退位的？昏君之所以为昏君，就是不顾天下人死活。因此，用强硬的手段废立君主，不是大逆不道，而是情非得已。至少权臣能够废立皇帝，证明他肯定比在位的人强。

    然而，慕强论遭到了更多驳斥，众人认为，真正的贤臣是能够感化君主，让他自觉退位的，非要用不正当的手段逼退，虽无暴君之名，却有暴君之实。

    总而言之，当时的人众说纷纭，谁也不能说服谁。

    直到谢玄英写了一篇文章讲“君臣之道”。

    他认为，君臣名分不同，但本质并无区别，都是要为天下谋福祉。而之所以有君臣的分别，是因为人都有私心，臣是为了节制君主，避免他为私心害天下，君主是为了统率群臣，让臣子扬长避短，齐心协力，同谋大事。

    但他不赞同废立君王，认为人臣必须有底线，一旦当权者跨过身份的界限，维持国家运转的纲常就被破坏了，百姓会随之迷茫。

    ——假如臣能废君，子能不能弑父？

    伦理是构建国家的基石，当权者更该恪守底线。

    而且，这也是为了保护贤臣，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仁臣知道自己是为了天下人才这么做，可谁会信呢？如果正义的人背负千秋骂名而死去，天道又在哪里？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人们最朴素的感情，因此，仁臣应该受到赞誉，这样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成为正直的人。

    但他也认为，不废立君主，不弑君逆上，不代表不能节制皇帝。

    事实上，他非常支持扼制君权。

    “国家之务，决于内阁，内阁之要，在于君王，君王之择，归于百姓”。

    简单来说，内阁具体处理国家大事，君王负责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做出最好的选择。

    那君王失道怎么办？他也给出了回答。

    “勿长君之恶，勿逢君之罪”，不要助长皇帝的恶行，不要逢迎他的罪名，“劝之诫之，远庙堂而祀天地”，先劝诫他，不听的话就不要再让他管事了，只要用自己的身份祭祀天地，祈祷风调雨顺就行。

    把架空说得这么清新脱俗，实在是让人拍案叫绝。

    令人意外的是，这种论调受到了当世人的普遍认可。

    保守派觉得，他坚持了臣子的本分，坚决反对废立和弑君，不算大逆不道，只是比较激进一点而已。

    激进派觉得，他不同意废立，还是有点迂腐，但君王不行就把他供起来当泥塑佛像，也不失为办法。

    说实话，这种说法没有两边不讨好，反而两边讨好，达成一致，简直让我大跌眼镜，不由怀疑美貌是万能的，长好看的人说什么都对。

    ——开个玩笑。

    谢玄英的论点能得到正反两方的支持，肯定不是因为他好看，而是靠事实说话。

    程谢夫妇当权的几十年间，皇帝几乎隐身了，但国家安稳，吏治清明，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不错，史称“庆熙之治”。

    人家用实力证明，皇帝不是必要的，一个好的内阁班底更重要。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现实基础，限制君权的说法才有了市场。

    相反，如果国家动荡，吏治崩坏，民怨沸腾，相信大多数人更渴望圣君出世，一扫乾坤了。

    夏中后期这段时间，经济繁荣，思想开放，出现了许多思想流派，虽然在今人看来依旧保守，但在当时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