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薄情 正文 第572章 看历史

    《戏说夏史》

    上一章,我们详细分析了祝灥在被立为太子前的腥风血雨，分析了泰平年间著名的妖龙案，现在,把时间线拉到庆天年。

    祝棫已经死了,但他留下了一群了不得的顾命大臣。这里头有不少耳熟能详的名字,备受争议的杨峤，大贪特贪的张友，美貌掩盖成就的谢玄英。

    但这一节，我打算讲一个女人。

    就好像讲先秦绕不开宣太后、赵姬，汉史躲不开吕后，唐史避不了武则天、太平公主，宋时不得不提刘娥、高滔滔一样，夏史少不了程丹若。

    可她和这些女人一样又不一样。

    相同之处在于，她们都走出了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吕后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后，武瞾从妃嫔到皇后再成帝王，程丹若从命妇变成朝臣。

    不同之处，则是其他人都是皇帝的老婆，只有她不是。

    我知道许多读者看到这里,肯定会说她是祝灥的姨母啊。但我多方考据,还是认为此事存疑,这个说法最权威的出处是《夏实录》，记录了祝灥和程丹若的许多对话。

    祝灥称之为“姨母”,但在其他史料中，并没有提过田恭妃和程丹若究竟是什么亲戚关系,姨表姐妹，姑表姐妹？

    如果真是亲戚，为什么程丹若寄人篱下的时候,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陈家，而不是就在山西的田家？

    按照谢玄英的记载，程丹若当年都跑到松江去了。我比较倾向于是后期认的，可能双方都有姓程的亲戚，联宗或者认了干亲。

    而且，退一万步说，她们真是比较近的血亲，姨母和亲妈不是一回事。

    古代承认的八母是“嫡母、继母、庶母、慈母、乳母、养母、出母、嫁母”，没有一个是姨母。

    中国古代是父权制，所以庶母是母，姨母不是母。

    非要说的话，我认为早年程丹若代为抚育过祝灥两年，算半个养母。

    但这点亲戚关系有没有用，取决于皇帝。举个例子，你到一家公司上班，说我是董事长的亲戚，人家给你三分面子，因为你能跟董事长接触，你说我是前董事长亲戚，人家会睬你吗？

    程丹若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祝灥还没断奶（我没胡说，他三岁才全断奶），这点亲戚关系，只能让她进出宫闱，没法让她坐稳位置。

    她能立稳根脚，靠的不是虚无缥缈的血缘，而是实实在在的势力。

    接下来，我会仔细分析程丹若的青史之路。

    首先，一切成功的起点，在于“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同理，名分有了，你就获得了入场券，而不是逃票进场。

    这个名份就是一个职位：尚宝女官。

    相信在此之前，从没有人看重过这个岗位，但历史告诉我们，有个正经的名头很重要，比如造反前期，一个被朝廷定义的叛军和被朝廷认可的义军，待遇是截然不同的。

    程丹若如果没有尚宝的职位，就只能通过太后干政，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了，人家随随便便就能把你干掉。

    但人生的际遇就是说不准，我也不知道祝棫是怎么想的，居然这么给了。

    ——让我仔细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岗位。

    开国初期，太-祖效仿唐朝设立了女官制度，但他比较小气，女官的编制都给得很低，最高的尚宫才五品，而司宝女官则是尚服局下的一个分部门。

    尚服局是管衣服首饰的，司宝女官也只是单纯地保管印玺。世宗朝时，不知道什么缘故，增设尚宝女官，擢升为四品。

    这时候，尚宝女官的职能就和一十四监中的尚宝监重合了。但女官和宦官都是皇帝的家仆，当时并没有人在意，直到祝棫临死令程丹若代掌宝玺。

    好了，她身上兼并了尚宝卿的职责。

    要知道，按照古代的流程，宝玺的使用有三道关卡：女官保管印玺，尚宝监取还印玺，尚宝卿使用印玺。

    设立这样的分工，就是为了防止滥用，互相制衡。

    但世宗末年情况特殊，祝棫的亲妈病了，田太后的身体也很不好，无力垂帘，妃嫔里估计也没什么能托付的人。

    祝棫没有办法，就灵活变通了一下，合并了这三项岗位的职能，间接让程丹若获得了干政的权力。

    她终于能够名正言顺地加入到政治中，而这个起点，其实也注定了她的终点。

    这是一条为臣之路，而不是为君之道。

    但在古代，混官场不是件容易的事。

    程丹若得到尚宝之位，就好像读书人中了进士，前半生的努力到此为止，后面的路从头开始。

    看看庆天元年的配置。

    杨峤五十出头，年富力强，曹纲六十，三十年资历，薛聪六十差一点，谢威五十五，冯源也差不多。

    这班底正处于能打又能熬的岁数，人均老资历，想出头谈何容易？

    程丹若大概也知道这一点。

    她花了很多年为自己布局。

    我总结了她的动作，可以归纳为三点：晋商的钱、西南的兵、江南的笔。

    这三点每一个都值得展开细说。

    1、钱、钱、钱

    众所周知，晋商是在夏朝崛起的，他们抓住了夏朝与蒙古的互市机遇，借着政策的东风乘势而起。

    据府志记载，山西最繁茂的产业就是毛纺织和煤矿，特别是毛纺织，“家家有织女，户户养牛羊”，与江南蚕丝业并为两大工业支柱。

    当时，山西一带的纺织业完备到什么程度呢？

    官府层面上，朝廷规定，百姓自家养的牛羊数量不能超过五头，超过就要额外收税，以免毁坏耕田。同时，降低进口羊毛的关税，鼓励商人买蒙古的羊毛。

    国家用这样的规定，避免国内的畜牧业了侵占农业生产。

    民间，牛羊本身可以买卖，羊毛用来纺织，不管是毛线还是绒布，产量都很高，牛耕田之外，也用来种牛痘，发过牛痘的牛在交易时可以减免赋税，这就很好地促进了牛痘的接种。

    家里贫困的，妇女在家纺织毛线，收个手工费，有钱一点的置备纺织机，自家用和租出去都有进账。

    产出的毛线国内市场消化，绒布大量出口，远销欧洲不说，还反销回了蒙古。

    蒙古的老百姓也没什么意见。

    牧民们通过互市，能够交换到日常所需的铁锅、盐茶、棉布，不需要劫掠就能熬过冬天，羊毛一年年收，属于可持续发展。

    而于大夏的百姓来说，没有了胡人南下侵略的担忧，也就不需要逃难，地里的收成只要过得去，就饿不死。

    又引入了红薯、玉米、花生之类的外来品种，抗风险能力增加，手头上也能攒下钱了。

    百姓有了钱，商业就随之繁荣。

    晋商通过纺织业积攒了大量钱财，便不再满足于商人的身份，渴望阶级跃升。他们多方游（砸）说（钱），致力于提高商人的地位。

    砸钱最多的就是程丹若。

    有文人笔记记载，程丹若过生日的那个月，宾客盈门，每天都能看到各色商人上门送礼，什么奇珍异宝都有，比皇帝的内库还丰富。

    但所有珍宝一概不曾进门，原样来，原样回。

    笔者就很感慨，（当街感叹）说这样的宝物都弃之不顾，宁国夫人难道想要九鼎吗？谁想路人和他说，你这就有所不知了，宁国夫人有几样东西来者不拒，分别是修路、造桥、义诊。

    但凡做过这三件事的人，她就愿意收下拜帖。

    笔者却说，这样又有什么用，无非是多些沽名钓誉之辈罢了。

    路人说了句“行善论迹不论心”，然后挑着馄饨摊子走了。

    我怀疑这个故事是编的，不过也能佐证一点——程丹若确实不怎么收钱，她和晋商有别的合作方式。

    早期主要是军费的筹措。

    蒙古的衰落不是一蹴而就，与日本的战事也花费了不少时日，还有西南的土司一直蠢蠢欲动，大夏总体安稳，局部动乱却并不少。

    军费一向都是大难题。

    到了程丹若掌权的时期，她就经常向商会筹集军费，作为报酬，会给出力多的商人虚衔，什么百户、千户、镇抚、指挥使，什么档次都有。

    他们没有实职，唯一的好处就是能住上相应等级的房屋，能穿缀补的官服。并且立下实际功勋后，升职直接从百户开始，跳过了前面几档。

    中后期，随着程丹若地位的稳固，商人与她的合作就变成了航海贸易。

    毛纺织出口欧洲，东南亚进口粮食，这一进一出，不仅消耗掉了国内产能，使蒙古始终被钉死在羊毛原料生产的砧板中，也缓解了部分国内的粮食危机。

    同时，江南丝织业也嗅到了解决危机的办法。

    ——毛纺织是后起之秀，早期只能人工纺织毛线并手织毛衣，但后期随着工艺的迭代，机器逐渐代替了人工。

    这个过程十分短暂，也就一十年，市场还未饱和，转型没遇到太多困难。

    但丝织业不同，蚕丝棉花就这么一点，一旦更换机器，将造成大量织户失业。想要平稳过渡，就得在改用机器的同时，不减少雇佣的人手。

    所以，江南选择进口大量原棉，提升产能，出口外销，磕磕碰碰地度过了转型的阵痛期。

    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资本主义萌芽在了这一台台的纺织机中，在织女一双双巧手初露锋芒。

    尝到甜头的新兴资产阶级，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程丹若的拥簇。

    他们思想开放，支持工商皆本，重视教育，希望子孙能通过科举出仕，为家族实现阶级跃升。

    但遗憾地是，虽然航海贸易进口的粮食，缓解了国内日益严峻的人地危机，但并未真正解决根源。

    而大商人在挣下不菲的财富后，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依旧选择收购土地，成为大地主，间接加剧了矛盾。

    程丹若为大夏续命一甲子，17世纪后期，夏朝没能逃过封建王朝的宿命，女真的铁蹄踏入中原，攻破京城，前夏自此覆灭。

    最后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将与建州国争夺这片土地的所有权。

    巧的是，这个源头是从西南开始的。

    回到主线，让我们一起看看，16世纪中期的安排，为什么影响了一百年后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