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后我稍睡了一会儿，现在已经两点了。我又打开了日记，开始写起来。

    是谁杀死村越的呢？作为姬田事件的继续，不用说，只能考虑是同一凶手所为。也就是说，村越也是我的丈夫大河原义明亲手杀害的。其动机不言而喻，是对情敌的复仇。加上村越还是他前次杀人阴谋的帮凶，他知道村越已经被刑警跟踪上了，不干掉就可能坏事。为保住秘密，只有杀人灭口。村越曾说“我可能被杀”，这是因为他有了某种预感。

    曾先后两次发给姬田的那白色羽毛也插在了村越的尸体上，我想这似乎是要造成秘密结社的犯罪假象。但这更是在魔术上常常虚设的附属品的。丈夫是魔术名师，他是需要些附属品的。这种用舞台魔术的杀人法进行杀人的手段，是符合丈夫那种喜欢夸耀的性格的。

    和姬田事件不同，这次我们首先知道了凶手，并得出了结论。现在来分析一下他是怎样进行策划的就可以了。

    在村越事件中，他也同样为自己制造了天衣无缝的证据，证明他不可能是杀人凶手。十二月十三日的晚上，神南庄公寓里级口十三郎的小提琴演奏结束后，九点报时刚过的一刹那，枪声响了。村越邻室的人听到声响，马上出来看是怎么回事，发现村越被人用手枪击中致死。而正在这时，丈夫。我、庄司都在家里的客厅收听广播，听到了相同的场四十三郎的小提琴演奏和九点报时。村越的公寓在涩谷站附近，我们的宅院位于港区的青山高树街。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是绝对不可能的。姬田事件有距离上的不可能，而村越事件有着时间上的不可能。乍一看，这证据实在是再确凿不过了。凶手凭着他那精彩的魔术手法，使这种不可能成为了现实。如果说姬田事件中具有距离上的不可能，凶手使之成为了可能的话，那么材越事件中存在的时间上的不可能，凶手也一定能使之成为可育自。

    那么，他究竟是靠什么样的魔术手法使“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呢？

    我的大脑病态一样的灵敏，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那个带皮套的小箱——录音机。录音机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我们买了这台美国制的小型手提式录音机。当时只高兴了一阵，不久就玩腻了，后来一直放在丈夫书房的书架上，大约有二年没有听过了。

    我仍有一种直感，尽管前后的时间顺序还搞不太清，但录音机在我的头脑里产生了疑问，我就要立刻进行核实。我悄悄地下了床，来到隔壁的丈夫书房。我们住的卧室和书房之间，隔着一层很厚的墙壁，即使弄出一点声音，也不用担。心丈夫会在卧室里听见。我打开书房的灯，拉开书架上的拉门，看到手提式录音机仍在原来的位置上放着。

    我把眼睛贴近，仔细察看着录音机所放的位置。台架上原有一层薄薄的灰尘，录音机也已经放在那儿近两年。我发现现在录音机所放的位置和没有灰尘的地方不能完全吻合上，也就是说，似乎有人动过录音机，后来没有完全放回原来的位置。错位有二公分左右，这是在最近有人拿下过录音机的证据。而且，录音机的外套也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灰尘。打开外套，只见里面也像在最近被使用过的样子。

    证实了这些情况后，我关上灯，又悄悄地回到卧室的床上。由于直感的迫使，我的大脑转得更加灵活了。

    丈夫是怎样利用录音机的呢？不用说，仍是靠着他的智慧。让我来刺探一下这其中的奥秘吧。

    那天傍晚，丈夫是五点左右从外面回来的。他洗了澡，和我们一起用过晚饭之后，大约在七点左右到书房看书去了。七点半的时候，我去送了红茶，这已成了惯例。这之后，一直到八点四十分的级口小提琴广播演奏开始，将近一个多小时，丈夫都是一个人待着的。这段时间，我在西洋馆尽头自己的房间里写日记，看书了。

    佣人们在晚饭店，做完活计都各自回到日本式住宅的自己的房间，很少有到西洋馆这边来的。晚上单丈夫送红茶、水果的事就由我来做。那天晚上，家里的很多人都不在家。因为有个重要的事，要到住在世田谷的我哥哥的家里去一趟，因此富婆婆和五郎坐车去了。这样，司机也不在家。富婆婆他们回来时已过了九点半。

    老管家黑岩傍晚就回自家去了。我的身边女佣菊花的妈妈病了，她回住在杂司谷的家里去了。并说好当晚不回来住的。家里剩下的人只有庄司，另一个贴身女拥、两个做杂事的女佣，一个厨房女以及看守庭院的老人。司机的妻子也在家，但她和丈夫在车库后面的房子里单住着。这期间，在西洋馆的只有庄司，他也像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

    在这种情况下，七点三十分到八点四十分这中间的一个多小时，没人能证明丈夫是否一直在书房，当然，若从书房出来经过走廊从正门出去，不被人看见也是困难的。那样的话庄司可能会发现，而且，当五即不在的时候，庭院看守是要负责照看大门的。如果丈夫走出去他也会发现的。

    但是，不走正门也有办法从庭院里出去的。他预先把鞋子拿进书房，然后从书房的窗户跳到院子里。庭院里草坪很多，即使没草的地方，这几天连续晴天，也不用担心会留下脚印。在庭院一面围墙的顶头有一个非常出入口。这个门几乎从不打开，上面锁着一把很大的锁，如果是丈夫，什么时候都能打开的。

    他大概又化了装。想想丈夫的性格，姬田事件时穿的那灰色大衣和礼帽也许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还有那假胡须和眼镜。他把小型录音机挟在腋下，从便门出去在近街叫一辆出租车，便来到了涩谷的村越住的公寓。港区和涩谷之间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远，可以说是近在咫尺。从青山高树街到涩谷站对面的神南庄，只相隔十几条窄街，出租车五、六分钟就能到。即使加上叫车时间，有十二、三分钟也足够了。

    这之前，丈夫一定胁迫村越通过那个画家把手枪弄到手了。我不知道丈夫当时是如何解释他弄枪的用意，但我相信村越决不会想到他可能被自己弄来的手枪给杀掉。倏然间，我像被人用铁鞭抽打着似的，清醒地意识到丈夫那残酷无情的手段。我昏沉沉地盯着石头一样的丈夫的身姿，惊叹，敬畏，如痴如醉。

    丈夫当然不会走神南庄公寓的正门。他从公寓后面的竹篱空隙钻进庭院，从窗户跳到村越的房间。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我曾到神南庄村越的房间去过。他那古式的洋房是潜入的最佳位置。房间位于整个建筑的东端，南侧是走廊，东侧和北侧对着后院。并不算大的荒芜庭院的四周，用竹篱环绕着，竹子已经破损了很多，很容易进出。竹篱的外面是一条寂静的横街，街对面则是另外宅院的长长的围墙。

    村越的房间还有一个潜入的有利条件，北。东、南三方像刚才说的那样，而他房间的西侧，隔着一层厚厚的墙壁住着另外一家。他邻室的房间门不对着南侧的走廊，而是拐过一个钩形的弯朝着西侧的走廊开的。村越的房门是独处的，在他的房门处直接看不到邻室的房门。不仅如此，村越房间和邻室间隔的那层很厚的墙壁，一直向北延伸着，伸出了村越房间的一半。延伸出的那一部分像是一个放东西的仓房。村越北侧窗户能看到的都是墙壁。因此，钻过竹篱从村越房间北侧的窗户溜进屋内，是不用担心有人会发现的。

    十二月初，村越从以前住的地袋公寓搬到这里。搬进如此潜入便利的房间决不是偶然的，这是源于狡猾的凶手的策划。也就是说，村越被蒙在鼓里，在丈夫的命令下搬入这所行凶杀人的最方便的房间。啊！这是多么精细的犯罪准备呀。

    凶手轻轻地敲着北侧的窗户，第一次杀人事件的帮凶不能拒绝他这异常的突然来访。村越打开窗户，文天跳了进去。然后，不可思议的演戏开始了。进行以上推测，我认为是适合情理的。

    村越的房间里有收音机。突然，来访者把挟在腋下的录音机放在那旁边，按上录音装置。他把录音线接在收音机的扬声器上，并没有接在超短波处。然后，只等着收听级口十三郎的小提琴放送了。这时，他对感到莫名其妙的村越大概这样说道：

    “我是为赶上听圾口的广播初奏才来的。我们一起听这位有名的音乐家的独奏，不光听我还要把它录下来。这样接上录音机线，我们的谈话和其它声音，无论多么强烈的声响都录不到磁带上，只能录到广播里的声音。

    “你可能不理解吧，如果录音在我自己的家里也是可以的，为什么要跑到你这儿来录呢？其实是非这样做不可的。其中的原因你马上就会明白的。”

    丈夫一定是这种口气和腔调，这是他的喜好，我很清楚。

    听广播前，丈夫一定拿到了村越通过那个画家弄到手的手枪。那天晚上，录音机和手枪是必不可少的道具。

    两人静静地听完饭口的小提琴放进。村越也许多少察觉到丈夫的企图，他是如何忍耐那种恐怖的我不得而知。也许像老鼠见了猫，吓得浑身都筛糠了吧。丈夫有这种异乎寻常的力量。村越虽不能断定他有杀机，却不知为什么怕得要死。他一定在半信半疑中冒出一身冷汗，忍耐着恐怖的煎熬。然而，退一步说，他还难以相信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终于设有下决心寻求救助。

    小提琴结束，九点报时响后的刹那间，丈夫举起手枪击倒了村越。对方还没有发出愤怒的叫喊，就一命呜呼了。那么，丈夫是什么时候装上的子弹呢？也许在村越给他手枪对，他就当着被害者的面装上的，也可能是背着村越偷偷地装上的。不管是哪一种，反正开抢时里边是有子弹的。

    村越倒下后，他擦掉枪上自己的指纹，按上村越的指纹，然后把枪放在尸体的旁边。他把预先准备好的铜丝缠在窗户的金属钩环上，另一端从玻璃窗上的那个缺口伸到外面，轻轻地推开了窗户。做完这些准备工作，他又回来把手提式录音机的接线从收音机上拆下来，挟起录音机，跳到窗外。从外面把窗户关上后，只要稍微用力拉一下伸到外面的铜丝。缠到钩环上的那一端就会被拽下来。二、三分钟之内就能完成这些活动。

    丈夫大概从一开始就戴着手套，而且和村越一起听广播时也没有摘下来过。当村越感到奇怪不解的时候，他可能作了些令他生畏的解释。也可能是嘻嘻地笑，而不作任何说明。

    仔细想来从外面关窗户的时候，应该有一个脚踏台才合乎情理。那里正好有一个风吹雨淋的苹果箱，把它作为搭脚，进出窗户或是穿钢丝都是很方便的。他看准窗上的两个约环已经合上，拽掉了钢丝，又从竹篱残缺处溜出来，很快来到大街上，叫了出租车回到家里。

    密闭房间的阴谋虽然被小五即不费吹灰之力地识破了，但一般来说轻而易举是看不到漏洞的，人们也许会相信村越是自杀的。和制造模特儿的圈套一样，凶手在这儿也是绞尽了脑汁的，认为万无一失。明智轻松地最先突破了凶手认为是最难解的疑点，目的是让凶手措手不及。密闭房间和模特儿人形上的针眼儿，是这场犯罪中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秘密。这些最后的秘密名侦探反而先查明了，这对凶手是一个始料不及的可怕打击。

    丈夫由于和我约好一起听八点四十分的广播，所以他从村越的公寓回来，一定要赶在这个时间之前出现在客厅里。如果是一般情况，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从听完九点报时，开枪杀死村越到回到家里，再快也需要十五分钟，他回到家里已是九点十五分了。卸掉化装也需要二、三分钟，除此以外还有一件必须做的事，那就是到广播放送开始还要留出一些余地，这也需要六、七分钟。所以说，当丈夫出现在客厅，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应该是九点二十五分。

    也就是说，在我们家里圾口的小提琴演奏开始的确切时间是九点二十五分，而我们看到的时候却是八点四十分。这中间有四十五分钟的间隔。为消除间隔，把在村越公寓里听到的八点四十分的放送再变成我们家里的八点四十分，而实际上的九点二十五分钟的放送，是要做一番手脚的。

    凶手是怎么克服时间上的差距呢？关于收音机是不难作手脚的。在我们家里只是偶尔听听广播，这给凶手带来了很方便的条件。平时，女佣们有时听放在日式住宅茶室里的收音机，可是事件发生的当天，茶室的收音机突然出了故障，午后开始就不响了。一直到次日的上午拿到收音机修理店去修这段时间，都是不响的。

    西洋馆里的收音机有一周多没有听了，这次听级口的小提琴演奏是例外的。在这之前谁也没听过，是可以肯定的。我不大喜欢听收音机，庄司也从不前客厅的收音机，因此不用担心听收音机会暴露时间。

    丈夫从村越的公寓回来后，又从窗户跳进书房。在卸掉化装之前，他是溜进黑暗的客厅，纪录好的录音机放在装饰柜上的收音机后面。橱柜上有很多地方可以藏这个手提式录音机。这个装饰根柜是个欧式的收音机根，上面有搁板、小门儿、抽屉，整个橱柜上刻有精制的手工花纹。放收音机的那一格，宽度有二尺五寸左右。收音机在中间的那一捆板上，他可以把录音机藏在它的后面。在拥板旁边摆放的大影集后面，也可以藏。

    凶手把录音机藏在那儿以后，又于了些什么呢？我站在凶手的立场上分析了一下。

    丈夫对客厅了如指掌，他用不着开灯，摸索着在一、二、分钟之内就能完成这些准备工作。在收听时，若打开收音机的开关，又要听后面的录音机放进，是要另接一个绝缘线的。可是，真的这样安装起来既浪费时间，摘除时也很麻烦，所以他根本用不着做这种费力无益的工作。在级口的小提琴放送开始的时候，只要丈夫亲自去拧开关，事情就简单多了。当时，客厅里的灯光很暗，对收听音乐是很适合的，所以不显出有丝毫的不自然，在微睛之中，丈夫背对着我们挡住收音机，把手伸向收音机的后面，打开了录音机的开关。于是，录到磁带上的级口的小提琴演奏响了起来，完全像从收音机放送出来的一样。清晰度、音质也许稍有些不好，可幸运的是我们对音乐都不十分敏感。

    为使广播的接收机不能太暗，蒙骗过这一环节而不出漏洞，他也许把调谐度盘拧到哪个波段都收不到的地方，这样一来，即使打开收音机的开关，也保准没问题。接收机的电压显示处也就出现了微弱的光亮，指示调谐程度的电眼也亮了。按说收音机开着，不可能没有丝毫的声音，但我们都坐在离收音机较远的地方，是听不出有其它杂音的。不管调谐拧到什么位置，能听到演奏谁都不会产生怀疑。更何况，在收听时大家都是微闭着双眼，懒散地倚在安乐椅上的，谁还有心去注意收音机是什么样子。

    我们听了二十分钟的演奏后，又听到了九点报时。大家都不想听以后的节目了，丈夫起身关上收音机，同时也关掉了录音机。当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以后，丈夫又返回幽暗的客厅，把放在装饰柜上的录音机放回书架上原来的位置。

    谁会料到，出色的凶手竟在这儿留下了一个漏洞。他疏忽了书架搁板上有薄薄的灰尘这一情况。录音机原来放的位置没有灰，而四个角上是落了灰的，凶手在黑暗中摸索着，大致把录音机放回原来的位置，他没有留意是否与原来的无灰处吻合。录音机所放的位置与原来的位置相差大约两公分，这引起了我的怀疑。这里若是没有差错，我也不会展开想象的翅膀。

    他用录音机克服了收听上的问题，但还必须使收听时间与整体时间一致。我们家里有很多表，表上的时间如果和收音机放送的时间不一致，整个阴谋就全落空了。凶手是如何处理这难中之难的，让我仍站在凶手的立场上分析一下吧。

    我考虑了许久。丈夫在村越的公寓里听演奏的准确时间是八点四十分到九点。听完后他马上从窗户出来，回到家里的书房，把这段时间假定为十五分钟。坐出租车也就需要五、六分钟，即使加上等车和上下车这些时间也不过如此。在客厅藏录音机，卸装，若无其事地在广播放送前的三、五分钟回到书房，这中间如果用了十分钟，打开录音机时，最早也有九点二十五分钟左右。二十分钟的广播结束已是九点四十五分了。

    真正的小提琴广播时间是八点四十分到九点，为了使九点二十五分到九点四十五分的磁带放送时间与真正的广播放送时间一致，必须把家里所有的钟表拨慢了四十五分钟，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这一行动，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丈夫这样的人能使常人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成为现实。

    先从外部方面谈起。如果能听到外面表示时间的声音，如汽笛、电笛等，把家里的表怎样弄慢都是毫无意义的，而外面根本就没有这种定时的声音。我们的宅院很大，就连来卖东西的喇叭声和铃声在厨房都听不到。推销物品的人也没有在一定的时间里来的。尽管可能担心女佣们外出看到街上的钟表时间会产生怀疑。可是，傍晚五点过后，是没有人再出去的。

    家里要是来了客人，也许会产生麻烦。可丈夫有个不惯，如果不是预先打电话或写信与他约好的客人，他从不接待。在那天，这样的约会像是一个也没有。公司里的年轻职员们，有时不打招呼也常来玩，可奇怪的是那天也没有人来。

    这样，就只有家里表示时间的东西了，除了钟表还有茶室的收音机。那天，丈夫在早饭后就出去了。临走前，他偷偷地来到茶室，把收音机的真空管或是某个连接线弄坏，弄到外行根本无法维修的程度是不难的。

    再剩下是挂钟、座钟和家里人戴的手表。凑巧得很，那天晚上不在家的人很多，富婆婆和五即他们走正好和丈夫回来是脚前脚后。丈夫回来的时候他们刚好坐上车到我哥哥家去。到世田谷是前些天就定下来的，丈夫也许有意利用这个有利的晚上。管家黑岩在每天文夫回来后就回自家去，菊花因她妈妈有病，也早早地回杂司谷的家里去了。宅内只有庄司、三个女佣、一个厨房女、看庭院老人、司机的妻子，共七个人。其中戴表的只有庄司。

    先从座钟说起，西洋馆这边，客厅、书房、卧室和门卫五郎的房间里都各有一个。每隔八天上一次弦，卧室以外的由五即上，卧室的由我和丈夫上。可我经常志上弦，很多时候是不走的。时间也很不准确，所以不把卧室的钟考虑在内也是可以的。日式住宅的那边，接待室和茶室各有一个座钟，厨房有一个挂钟，都是女佣们上弦、使用。但也是走走停停，时间也不很准确。从凶手的角度来讲，他可能会这样：在事件前一天的晚上或事件当天的早晨，他把日式房间的这几个钟先拨慢二十分钟左右。如：把厨房的钟拨慢二十分，把茶室的钟拨慢二十五分。这样，到了当天的晚上，即使不再做什么手脚，钟上的时间反正也是不准确的了。拨慢了二十五分的钟，假设又前进了二十分钟的话，结果上下的时间差正好是四十五分。女佣们不会总去看表，所以能充分地把她们骗过去。

    住在西洋馆这边的五郎，时间概念很强，如果用同样的方法恐怕是骗不过他的。若是丈夫在午饭后将要外出之前，把他房间里的钟拨慢十分左右，要比一次拨慢四十五分安全得多。等他傍晚回来以后，再去拨慢三十五分就可以了。洗澡、吃晚饭这段时间，大家都乱哄哄的，是不用担。心有人会注意到的。如果仔细推敲的话，认为他这样做风险很大。那么，他也可能在两个小时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分二、三次把表拨慢。

    此外，必须拨慢时间的手表还有三块，丈夫的，我的，还有庄司的。丈夫的就不用说了，而我的表也很少或，常常扔在桌子上，所以想在我的表上做文章是不成问题的。再就只剩下庄司的那块表了，然而，奇怪的是那天早晨庄司的表突然不走了。

    这一情况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事件发生后的翌日早晨，庄司说他的表不知为什么突然停下不走了，要到修表店去修，我这才知道他的表坏了。能说这是偶然的吗。在当时我并没有想什么，而现在看起来，我怀疑是庄司洗澡的时候，凶手把表的零件给弄坏了。如果说在司的表在这个时候坏是偶然的巧合，那未免有些超出寻常。

    如果说茶室的收音机和庄司的表在事先都被弄坏，B本式住宅里的三个钟在外出前，也分别拨慢二十分或二十五分，到傍晚相反又前进的话，那么，傍晚丈夫＠来以后一定要做手脚的钟表只有西洋论的四个座钟，他自己的表以及我的表。丈夫一定是从五点回来开始，在洗澡、吃饭，一直到七点进书房的这段时间里，拨慢了这几块表。他进书房时是七点，但这是拨慢后的时间，实际的时间是七点四十五分。正如刚才说的，如果外出前已把钟拨慢了十分，这时再拨慢三十五分钟就可以了。洗澡、吃饭的这段时间，大家都忙忙乱乱的，趁大家不注意把表拨馒三十分左右，也许是轻而易举的。

    到七点以后，实际上的时间和伪造的时间就形成了四十五分的时间差。于是，丈夫在村越的房间听完的八点四十分到九点的小提琴演奏，回到家以后，又在同一时间里听了一次。常理上认为不可能的事就这样成为了现实。

    后来的这次假放送，在我们家里所有被提前的钟表上，都是从八点四十分开始的，而实际的时间是九点二十五分。结束放送后，在当晚适当的情况下，丈夫又把西洋馆的四个座钟，我的表，他自己的表拨快四十五分。这样，整个阴谋便大功告成。

    写到这里，有关姬田和村越事件的大敌情况已真相大白。至于村越的朋友那个画家的溺死一案，其中似乎没有太大的阴谋。因为事出紧迫，也许还没有来得及预先制造假象。

    画家事件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十二号的晚上，也就是村越被杀的前一天傍晚，村越受到了丈夫的胁迫和指派，和那个画家在千住大桥边散步，当走到无人通过的大工厂后面时，他把画家推进了水里。然而，一定说是这种情况似乎也有些牵强附会。丈夫如果威逼村越去杀画家，会使村越产生自己也可能被杀的怀疑，所以这样做是冒险的。由此看来，我认为仍是丈夫亲自赶到千住把画家干掉的。

    通过村越，丈夫肯定十分熟悉画家的脾性，也许还见过面。丈夫想除掉他，一定是避开所有人的耳目，悄悄地把他诱骗出来。和他一起到他喜欢的千住大桥边散步，然后趁机把他推进河里，我想这并不是很难做到的。

    那么，十二日晚上，丈夫可能作案的证据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偶然情况。那天，司机突然感觉到肚子痛难忍，没有去出车，是丈夫自己开车出去的。丈夫平时就喜欢自己开车，这也是他引以炫耀和自豪的。司机肚子疼不能为他开车，他像盼着这个机会似的，自己驱车走了。他这种嗜好和魔术的兴趣有着共同之处。

    十二日的晚上，在柳桥饭店有宴会，丈夫回来时已过了十二点。从柳桥到千住大桥，一查地图方知道两地近得出乎意料，乘车的话也就需用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左右。丈夫在宴会结束后，绕到千住干完他所要于的事再回到家里，是有充足的时间的。如果事先和画家约好，或是早就知道那天晚上他在于住大桥一带散步，根本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从千住回来不用绕走柳桥，可直接走青山。无论从柳桥还是从千住，回到住宅所需的时间都差不多。如果扣掉其中的时间差，用三、四十分钟也是可以干掉画家的。

    我把大脑里想出来的都归纳到这儿，也许还遗漏了一些细小的环节。

    一直连续不断地写呀写，我已经很疲劳了。

    从小五即来访的翌日晨，就开始写这个日记，把时间都浪费到这儿了。现在已是十八日的晚九点，整整花费了两天时间，写满了日记的一半。

    两天来丈夫都外出作事去了，所以我有充足的时间详细地写出我内心的秘密。从结婚到现在，我第一次写这么长的东西。也许是被侦探妖怪给迷住了，是这个可怕的妖怪迫使我写出这些推测的。

    这种推测除了大河原的妻子，我想任何人都无法推断。丈夫精通侦探小说和犯罪记录，十分了解如何犯罪以及犯罪的手段。他同时也是个狂热的魔术迷。而我，他的妻子则受其影响，习惯了他的这些手法和技巧。而且，作为妻子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的丈夫，了解他的性格和思维方式。所以，只有我才能够理解异想天开的丈夫，以及他奇怪的想法。

    这是多么狂妄的圈套，多么肆无忌惮的欺骗哪。这种高明的手段，把人们普遍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变成了现实，而又要像小孩子的恶作剧，身为实业家的丈夫，再没有比他更讲现实的了。作为一种解脱，他既爱好具有悬念和虚构色彩的侦探小说，又迷恋魔术的虚幻。这次杀人阴谋的策划也渗透出他两种性格。他一如既往地爱着我，却以不可动摇的意志杀掉了他的情致，与我私通的男人，这是他现实主义性格的一面。而策划出上策的，把不可能之事变为现实的阴谋，又包含着一种幼稚的冲动，表现出了魔术爱好家的性格。

    奇怪得很，不知为什么我虽然觉察到了丈夫的残酷阴谋，但我对他并不感到害怕和憎恶。相反，对他那钢铁一般的坚强意志感到敬畏。他的稚气也引起了我的同感。我过去爱的现在仍爱着的男人被他一个个地杀掉，我竟不感到有丝毫的愤怒，连我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议。这也许是因为我还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常说的真正的爱情是什么的缘故。我曾一时爱过很多男人，但我对丈夫的爱是至高无上的纯洁的爱，而对那些青年男子的爱不过是肉体的爱罢了。我的性格似乎很奇妙。

    时至今日，我没有要把丈夫的罪行告诉给任何人的愿望。到死我也做丈夫的同谋，永远隐藏这个真实的秘密。这也许是令人费解的作法，我现在更加强烈地爱着犯了杀人罪的丈夫，爱他那坚定不移的钢铁般的意志。多么奇怪的心理呀。

    尽管把这些情况写到了带锁的日记上，但也不是十分保险的。如果这种担心真的发生了，马上就烧掉它。

    似乎还有许许多多想写的东西，可实在太累了。急急忙忙地写，不知不觉中手指磨起了水泡，疼得写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