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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良信雄退休不当教师五年了。儿女们生活上都已自立，老两口在福冈市南郊悠闲自在地度日。相良每天花三个小时伏在案前写些东西。他想把一生中印象深刻、难以忘怀的事记下来。但他并不打算出版。
人一上年纪，总是爱回忆过去。对相良来说，也不过是想把一些事写成札记保存下来。
下面是其中的一篇文章，题为“不可思议的事”，约有四十页稿纸：我的这段回忆的起因，是在今年春天应友人之邀，去台北旅行的时侯引起的。
我三十岁以前在大陆生活过，故对中国有一种怀乡情感。但我一直没有运气去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友人提议去台湾时，我想这至少能玩赏一下中国风光，安慰一下缅怀过去的心情，因此决定去一趟。
台湾之行，比我原来想象的要自由一些。包括我的老伴在内，我们一行共十三人。
飞机晚七时从扳付起飞，不到一小时五十分钟抵达台北。我们下榻在安琪儿旅馆，准备翌日开始观光。我为能去故宫博物院而感到兴奋。
准确地说，中国有两个故宫博物院。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另一个在台北。我即将去的是后者。
三十二年前我二十岁时，曾经参观过北京紫禁城的故宫博物院。
应该说，台北故敌博物院也是非常出色的，收藏品很多。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北京时，国民党政府已把贵重文物运往南京，后来转移到重庆，最后几经周折才弄到台北。收藏品总数达三十万件之多。特别是陈列在宽敞的第一展室中的青铜器，其数量之多，令人咋舌。按照殷、周、春秋、战国年代顺序陈列，令人深深地感到吉代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和旺盛的生命力。
进入唐代展室时，陈列在正面的唐三彩首先映入眼帘。我忽然想起三十二年前发生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住事。
那是我初次看到唐三彩，当时还发生了一件与唐三彩有关的事。
由于从事教师工作的需要，我多少掌握一点艺术知识。但对于唐三彩这样的艺术品，我就不仅是为追求知识，而是从小心里喜爱它。我在北京紫禁城里，深深地被那迷人的唐三彩所陶醉一九三九年。
我在大连某中学当美术教员的时侯，打算利用寒假到北京旅行。产生这个想法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当时独身，没有牵挂；二是我一直向往世界上这个最美丽的都城。我是那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大连上船的。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船票是当地钞票十八元八角。从大连经塘沽和天津到达北京，用了两天一宿的时间。
当时，北京在日本军队统治下，治安情况还好。但听说郊外万寿山一带经常有匪徒出没。用今天的话说，大概是抗日部队吧。一般市民对日本民间旅游者是友好的。
一走出北京站，就看到雄伟的前门耸立在面前。它是北京的象征，具有和古都相称的丰姿。
我因为手头拮据，就投宿在前门外天桥的一家小旅店。里面只住有我一个日本人。街道上很少有日本人来往。
我是在大陆长大的，自己的北京话还有点把握。再说，我也很想试试我的北京话水平究竟如何。这也是旅行的目的之一。
落脚的她方，很象东京浅草的小客栈。我每天只是贪婪地游逛北京城。天坛、北海、颐和园、玉泉山历史悠久的北京城名胜古迹很多，景色十分秀丽。不用说，我也涉足于繁华的王府井、东安市场一在带，试图买些廉价的土特产品。
绘我留下更深记忆的还有天桥一带的茶馆。那里终日悠哉游哉的市民们，似乎不论战火蔓延到哪里，也照例不受影响地生活下去。我从他们身上体会到豁达大度、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清晨散步时，经常看到老人们拎着鸟笼悠闲地漫步，笼中云雀欢快地鸣啭。一些男青年在晨雾中练拳术的身姿，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一天我参观了紫禁城。
紫禁城是明成祖时建的宫城。周围约三公里，座落在宽广的北京城偏南处。紫禁城门主要有午门、神武门、东华门和西华门，里面的宫殿建筑群一色是中国风格。主要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北面还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官、钦安殿。其他类型建筑也混杂其间。建筑物的顶部，都装饰着金黄色的琉璃瓦，在蔚蓝色的天空下闪闪发光，一派金碧辉煌。饶有兴味的是，在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中，有几处传说曾是肤香飘溢的香妃浴池。
这宫廷建筑已被用来展出艺术品。当年国民党政府在辙出北京时，已把珍贵文物运往南京。尽管如此，还有很多艺术品遗留下来。倘若你不加快脚步，当天就无法看完这许许多多的珍品。
重点陈列室，是由日本军队担当警卫的。
那天下午三点左右，我进入唐代展室坤宁宫。那里分为初唐、中唐、盛唐、晚唐四个展室。是进盛唐室，我的目光便落在绚丽多彩的陶器上面。展品有十件左右，我这双看惯了白瓷和青瓷的眼睛，被接近原色的浓厚色彩刺激得兴奋起来。
已有客人进来参观，一个年青的中国人在里面，我也站在他旁边，一同观赏。
中国大自然是荒暴粗野的，但有时却显得温和稳重。黄河浊流、夏天空中的滚滚黄尘都是如此。内部蕴藏着无穷的破坏力，表面上却似乎是平淡无奇。这就是当时中国的自然景观。
展品的明快色彩，仿佛就是以黄土为原料，经过焙烧而得到的。如今我喜爱洁净的白瓷。但那时，我却对接近原色的器物非常入迷，大概是年青的缘敌！我久久地姑在那儿，凝视着陶器。
“这是唐三彩呀！”身旁的中国人告诉我说的，是一口流利的日本话。
我朝中国人望去。
他身材修长、鼻梁稍高、面色白暂，眉毛一端有个小痣。
“大约是六世纪末、七世纪初的制品。”青年筒短地向我解释。
我的目光重新回到陶器上，一只带有把手的壶持别引我注意。釉质为杏黄色，通体呈现出典型的中国风格。
青年目光道随着我的视线，似乎了解我的心思。
“这叫凤首壶。风凰的凤，首就是头。是模仿凤凰制成的壶。”他的手揩边比划着边解释。
“您的日语很好啊”我向青年说。
“我在早稻田大学读文科。战争爆发后才退学回来”青年回答。
上层社会有很多人把子弟送往日本留学。这些子弟，多教才思敏捷，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我猜想。这个青年一定是个上层子弟。
青年向我看了一眼，默默走开。
翌日，我又去紫禁城故宫博物院。在偌大的北京城，不停地游逛十来天，弄得疲惫不堪。我大贪得无厌了。很想选择一个可心的目标，从容地观赏，好好研究一番。换句话说，把旅行目标集中在一个焦点上。
我确定的目标，就是唐三彩。
当时，我对中国古代陶器的知识很贫乏，也可以说完全不懂。但不知为何，我却产生浓厚的兴趣。
那天，在盛唐室入口，我向日本警卫轻轻点了点头，便走进展室。
军事管制下的紫禁城，重要展室都有日本兵看守。
我感到：这个佩戴二等兵肩章的兵士，目光仿佛比昨日更尖锐些。
我在内室入口停下脚步。一眼看到，昨日相遇的青年正在出神地看着唐三彩。
从背影看到，他那修长的身子穿着合体的蓝色长衫。
“真热心哪！”我走到青年的身边，向他打招呼。
青年默然微笑。
“这壶的把手是龙吗？”我手指着一只壶问道。
“是的，是龙。不管是凤还是龙，都是吉祥的象征。这叫龙耳壶，或许是引用”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制成的吧！有人说是象征狂着科举考试如意。”青年人给我解释一番。
这是个高约三十厘米的壶。两条龙头伸向壶口呈饮水状，构成两侧把手。壶体的黄绿色釉质显得光滑璀璨、晶莹可爱。
“在唐三彩壶里，以凤首壶、龙耳壶为上品，万年壶、锦花盘也很名贵”青年把目光移向锦花盘。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那是一和日本盛放生鱼片的大盘相似的盘子。花纹宛如蔓藤花一华丽。用“光彩夺目”“来形容可当之无愧。
那天，我和这位中国青年并肩走出故宫博物院。
冬日夕的余辉，洒在屋脊的玻璃瓦上。
“您对艺术品很有研究吧！”我说。
平时，我不大使用“您”这样的字眼，今天这样称呼，算是对青年讲的一口地道日语的回敬吧！连续两天的不期而遇，他给我留下了十分亲切的印象。“啊，”“只是因为家父爱好”青年突然变得沉默。
我来北京后所接触的中国人都是这样。每当向中国人发问时，总能得到友好的回答。但一扯到政治或个人私事，他们就闭紧嘴巴了。尽管没有敌意，却令人想起对方是交战国的公民。
“告辞了”青年说。
“明天还来吗？”我向他询问。
“来倒是想来。”青年点点头，接着说，“警卫兵好象特别戒备呀！”“什么？”我不解地低声问他，青年默然一笑就离去了。蓦然，我想起今天警卫士兵那奇怪的目光。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不明白。
过了一天，我又来到紫禁城。
在坤宇宫附近，我看见一个身着蓝色长衫的人沿石阶走进去。肥大的中国长衫下摆随风飘动。正是他。我边想边加快脚步。盛唐室在宫殿的尽头，我和那人相隔一幢房子的距离。因为相距稍远，只能看到背影。只见那人和警卫兵寒暄几句就进人盛唐室。我意忙赶上去。在我跨进盛唐室的当儿，警卫兵喊：“喂！”“什么？”我停下脚步。
“时间到了。”警卫兵说
“刚三点钟，不是规定到五点”我低声抗议。“今天提前闭馆！”佩戴二等兵肩章、稍胖些的警卫兵颇不耐烦地回答。
“前边的中国人”我想说：“刚才还进去人，为什么单拦住我？”，“好啦，放你进去。”二等兵似乎特别关照地用手指着入口。我进入盛唐室。
“噢。”我奇怪地发现，那个青年刚刚进来就不见了。
也许是通过盛唐室进入晚唐室了吧！晚唐室是最后一个，那儿有出口，可以但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追上去交谈的亲近程度，况且又没特别约定，就只好让他先走了。
我是进唐三彩的陈列拒。
啊！奇怪。玻璃柜打开了，没有关好的玻璃门半敞着。再仔细一瞧，发现昨天看过的龙耳壶没有了。我急忙返回警卫兵那里。
“士兵先生，橱柜开啦。”我结结巴巴地说。
“什么？”二等兵瞪起眼睛，立刻跑入盛唐室，我也跟了进去。
“是那家伙。”二等兵横田嘴里嘟哝着，又跑向出口。
“什么事？”“在出口处站着一个佩戴上等兵肩章的警卫”展品被盗啦！刚才过去的那个中国人呢？“二等兵”从这儿到晚唐室去啦。“快追！”士兵们和我一起跑进晚唐室。
在晚唐室出口附近，站着一个军人。那人听到脚步声，慢慢转过脸来。
“乱窜什么？”他用低沉的声音问，如同操练时发口令。
两个警卫兵立刻直挺挺地站住了。
那人佩戴少佐肩章，年龄五十上下，身材矮胖，仪表威严，看上去象是从预备役中入伍的。
“刚才，一个中国人盗走了展品！”二等兵抢先报告。
“什么？”声音里明显地带着吃惊，少佐的脸色变了。
“逃到哪儿去啦？！”少佐讯问。
“就是刚才，从盛唐室向晚唐室这里来了。”警卫兵回答。
“混帐！”少佐厉声喝道，“我在这儿足有二十分钟，没有任何人过来！”以上就是我经历的不可思议的事。
我是受过大正年代民主教育的理性主义者，不承认有用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后来，在接受紫禁城警卫司令部调查时，我以在场者的身分对这一过程又进行了冷静的思考。
首先，我觉得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象蒸气一样消失。出事时，现场至少有四双眼睛在注视着。除我之外，肯定有人说了谎话。这话我虽没出口，心里却在想。当时我只记住两个警卫兵和少佐的姓，直到今天还没忘记。
调查官是警备队长和田曹长。两个警卫兵和我一样，象犯人似的受到严厉地讯问。守卫盛唐室的二等兵叫横田。守卫晚唐室的上等兵叫宇佐美。
每当讯问时，和田曹长总是呼喝着他们的名字，所以我很快就记住了。
少佐叫栗林。正如我的判断，他的确是从预备役应召的军人，在司令部供职。
入伍前，他就爱好山水画。那天，正在欣赏晚唐山水画李升的作品。被盗的唐三彩有：龙耳壶一只高三十厘米，彩碟二只直径十五厘米。
尽管正值两国交战，二、三件珍贵陶器被盗也应追查，实际却并非知此。
从和田曹长调查时的讲话，我了解到有这样的背景：一九三七年年底，北京亲日派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日本驻军司令部之间，签署了保护北京市民安全的声明，同时交换了不没收临时政府管理下的国有财产的协定。临时政府对保管故宫博物院民族遗产问题表示特别关心。不用说，粟林少佐只不过是以旁证人的身分列席。曹长是不能审问少佐的。
当然，粟林少佐的证词和横田、宇佐美两警卫兵以及我的申述发生了矛盾。
无论是盛唐室，还是晚唐室，都是一览无遗的开阔房间。倘若少佐和我们三人说的话都没错，中国青年就必然是在空中消失了。这样的事决不可能发生！反复讯问，回答都和最初相同。和田曹长问：“中国青年肯定进入盛唐室了吗？”二等兵横田答：“是的。”和田曹长问：“中国青年肯定是在你面前从盛唐室进入晚唐室的吗？”上等兵宇佐美说：“不会错！”和田曹长问：“粟林少佐，如果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您一定看见那个人……”栗林少佐说：““我在晚唐室呆了二十分钟，谁也没有通过和田曹长额头沁出汗珠。他一心希望能证明中国青年实际存在，那他就可以以警备工作疏忽大意为由结案了。
只要栗林少佐说一句”中国青年走过了晚唐室“那么，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就不复存在了。报告书上是不能写人突然消失的，可是粟林少佐却固执地不改变说法。这样，我不禁发生怀疑。我当时认为，只要相信人不能消失，他的话就最靠不祝”我甚至想到：粟杯少佐明明看到那个中国青年逃走，却故意说没见到。
两天后，在调查的最后阶段，少佐却提出了个尖锐的问题。
他问和田曹长：“据说陈列柜的锁被砸坏，你认为需要长时间？”我也从在盛唐室入口处和警卫兵的谈话时间进行推断。
“从调查判断，一分钟左右。”和田曹长回答。
“用一分钟就能够砸坏锁头、打开柜门、盗走展品吗？”“这”和田曹长边苦苦思索边回答：“那个中国人四、五天来都到过盛唐室。也有人认为：锁头前一天就被弄坏。”粟林少佐又讯问上等兵宇佐美：“那个壶足有三十厘米，藏在什么样的衣服里面，都会很显眼。你没有注意到？”“是啊，我注意不够。”“不需要道歉！问你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上等兵宇佐美的脸色变得苍白。
“二等兵横田！”
“在！”
“那个中国人确实进了盛唐室吗？”
“是。进来啦。这位先生”他的手指着我说，“也见了。”当时，几乎使我产生了粟林少佐在审讯的错觉。
报据外部知情人提供的情况来看，栗林少住的证词倒是可靠的：一个是在坤宁宫出口附近的中国警卫员。他说；午后三点以后，没看见有人从里面出来。另一个是位日本游览者，约五十岁的军需公司经理。他走累了，在坤宁宫出口不远的树下休息。他也证实说，三点以后没看到有人从坤宇宫出来。据说这位经理从有关军人口中听到这事，觉得奇怪，特地托人来说明。在没有完全搞清事实的情况下，我被释放了。这样，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就留在我的脑海里时至今日。我把它详细记下来，是因为在三十二年后，我去台湾旅行时，碰上了解开这个谜的机会。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结京，我们一行人来到门口。这时，对面走来一个中国人。他身材修长、体格键壮。擦肩而过的功关，他眉旁的小疣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这张脸在哪里见过。在走向观光车的途中，我一直在向记忆中探索。
“啊！”
我轻声叫起来。三十二年前的情景在我的脑海中复现。那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门前。
我想追上去。
“哪儿也不能去，马上就发车。”领队说道。
“去厕所！”我生气地推开他，急急跑起来。
不错，不错，尽管他上了年纪，肯定是当时那位中国青年。我心中反复叼念着。不料，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我追进故官博物院，也无影无踪。
观光车出发时间到了。十分遗憾，的确真遗憾哪。
那个中国青年还活着。
但我想解开这个谜，却没有第二次、第三次却台湾的机会。
这样，这件“不可思议的事”，依然作为“不可思议的事”留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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