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月31日。下午3时。

    罗新华一直站在大理石楼梯的第三层阶梯上，默默地俯视着熙熙攘攘的大厅。此刻，华盛顿的所有记者几乎都涌到这座新闻大厅，等候采访美中首脑在这里举行的签署各种协定的仪式。其实，这种“仪式”对他们来说已没有什么新闻价值，许多记者在走进白宫大厦之前已将这一消息的电传稿发往报社或电视台。可他们还是极其耐心地等待着，希望能得到一些新的爆炸性信息或令读者感兴趣的花絮。

    悬挂在大厅两侧的四部超大型屏幕闭路电视正播放着签字仪式的实况：“1号首长”和卡特并排站在插有中美两国国旗的长条桌后，笑眯眯地望着各自的下属代表各自的政府在一份份拟好的协议书上签字。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满意和友好的微笑。

    罗新华虽然并不清楚这些协议的具体条款和内容，但他知道这每一份协定都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和前途，都凝结着“1号首长”的心血和胆略。连美国国务卿万斯昨天晚上也在电视台发表讲话，称赞由于中国领导的访问而达成的美中两国科技、贸易、文化交流协定的签署，不仅标志着美中两国在广泛领域的合作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而且也显示着中国人寻求发展、强盛的意志和气魄。经过三天的紧张会谈，年迈的中国领导人对取得的成果显然很满意，神态也显得很轻松，他对身边的卡特说了句什么，引得美国总统开怀大笑，露出一对雪白的虎牙。这使罗新华不由想起刚在《每日邮报》上读到的一篇文章：有位记者说卡特是罗斯福的私生子，因为罗斯福夫人也长了一对虎牙。他很反感这样的嘲讽，也很不理解美国的报纸怎么会刊登这样的文章。

    签字仪式进行得热烈而平静。这使等候在大厅的记者们不免有些失望。他们可不愿意让这件令世界注目的大事件就这样平淡地结束，总希望能发生点出人意料的情节，最好是突然有名杀手冲进白宫连开数枪或扔两颗炸弹。因为许多记者都从不同渠道得到一条可靠的消息：在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将发生流血事件。每个记者都极想成为这一“事件”的见证人，那样不仅会在一夜之间名扬天下，腰缠万贯，也许还会得到一笔普利策新闻奖的奖金。

    但这个刺激人的“事件”一直没有发生。

    罗新华估计签字仪式就要结束，按照日程安排，“且号首长”将由卡特总统陪同参观白宫，然后返回下榻的布莱尔大厦。他正准备到停车场查看一下，忽然发现密集的记者群中涌起一阵骚动，有些人还急急惶惶奔出大厅。他周身的神经骤然绷紧，忙疾步跨下楼梯，奋力挤过人群朝外冲去。

    罗新华冲出大门才看清，原来是有几十名抗议者冲进了白宫前的草坪。他们举着一条“美国军团声援台湾”的横幅，乱哄哄地呼喊着口号：“打倒卡特政府！”“不许废除《共同防御条约》！”“反对同中共签定任何协定！”……为首的是位身材瘦高、头发灰白，脸上戴着副宽边墨镜的老者。罗新华虽看不清他的面容，但他挂在胸前的一块大纸牌上的几个大字却看得清清楚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

    值勤的军警臂挽臂组成一道人墙，向草坪外驱赶着示威者。由于面对的是一位老资格的参议员，因而动作显得拘谨，收效不大。一些喜欢捕捉花边新闻的记者也奔过去拍照录相。这使戈德华特越发精神抖擞，慷慨激昂。

    2

    对巴里·戈德华特和他的“美国军团”，罗新华并不陌生，数年前就有所耳闻，这次赴美之前他又特意调阅了与此人有关的档案资料。

    戈德华特原本是俄罗斯人的后裔，1912年生于美国西南部的亚利桑那州，父亲是一家小杂货店的老板，为人忠厚，善良，依靠微薄的收入抚养五个子女。在戈德华特考人亚利桑那大学的第二年，父亲不幸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身为长子的戈德华特只得中途辍学，继承父业。他生性狡诈，处世圆滑，在生意场上显露出超人的才华。几年工夫便将自家的小杂货铺发展成为亚利桑那州最大的百货公司，他也由一位寒酸的小老板一跃成为亚利桑那州最富有的董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弃商从戎，曾任远东地区美国空军司令部教官。到1952年退役时已晋升为空军少将。这时的戈德华特对经商已不再感兴趣，他把商人贪婪的目光盯住了政治和权力。他利用自己在亚利桑那州的财力和势力，轻而易举地就当选为联邦国会参议院的议员，从此跻身于美国高层政界。1964年野心勃勃的戈德华持又把目光盯住了白宫椭圆型办公室。他在好友、副总统尼克松的大力扶助下，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游说，竞选总统。结果却惨败在民主党人林登·约翰逊的手下。这次较量使戈德华特大伤元气，也彻底丧失了争夺总统宝座的雄心壮志。虽然没当上总统，但他却时常以美国的头号大政治家自诩。不仅喜欢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更喜欢著书立说，一口气出版了好几本自传和回忆录，还写了多部政论文集，如《保守派宣言》；《一个保守派的良心》；《为何不选择胜利》；《挽救美利坚》等。这些论著，都被美国资产阶级保守派推崇为“纲领性文件”，“治国大纲”而广泛流传。

    戈德华特参议员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一直把反共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是参议院最强硬的亲台分子。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胡佛曾赞美他为“始终站在反对信仰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斗争最前线的勇士。”早在五十年代，他就是极右组织“美国军团”和“约翰·伯奇协会”的重要成员。由于这两个组织公开打出“摧毁共产主义势力”的旗帜，得到台湾当局的大力资助。戈德华特因此也同蒋介石关系特别密切，连同众议员沃尔特·贾德和克莱尔·李·谢诺尔特（陈纳德）被美国人戏称为蒋总统的“三大高级顾问”。他曾多次率团赴台湾参观访问，每次都受到蒋介石国家元首般的款待。1971年10月，总部设在纽约的联合国通过投票表决，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废除了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的会员国资格。戈德华特对此极为震惊，怒不可遏，他一面组织人上街游行、张贴标语，一面向国会提交议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退出联合国机构，停止向联合国交纳会费，并公开提出要把联合国总部赶出美国。吵吵闹闹很是折腾了几天，最终见大势已去，难扭乾坤，只好草草收场，不了了之，但他对台湾国民党政府仍一往情深忠心不渝，每逢蒋总统临危遭难，一声呼唤，他便赤膊上阵，挺身而出。1972年，他的同党挚友、新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力排众议，毅然访华，飞到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握手言好，并亲自签署了美中《上海公报》。戈德华特恨得咬牙切齿，竟同合作了几十年的尼克松先生彻底决裂，分道扬镳。他不仅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文章大骂尼克松“背信弃义”、“屈膝投降”，“出卖美国人民利益”，而且还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弹劾总统的提案，欲将尼克松置于死地。无奈失道寡助，应者寥寥。他虽使出浑身气力，也没给蒋总统帮上多大忙。不久，在孤岛苦苦奋挣了二十多年的蒋介石终于心力交瘁，寿终正寝。临死前他特意给戈德华特写了一封信，恳求这位大名鼎鼎的美国参议员“永远做自由世界的忠诚盟友”，“与后人共创反共复国的未竟事业。”

    老蒋死后，小蒋子承父业，接班掌权。戈德华特果然不负重托，对台湾的新总统一如既往，情有独钟。因而也深受蒋经国的信赖和敬重。

    1978年七、八月间，卡特总统顺应美国朝野的呼声和世界局势的变动，特别是同苏联在中东和欧洲的争斗中连连受挫，使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中国。连续两次派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秘密访华，并带去他给中国高级领导人的亲笔信，表示愿意在《上海公报》的原则下尽快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即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高级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对此迅速做出积极反应。两国高层人士开始频繁接触，磋商建交的具体事宜。卡特总统对这个代号“象棋”的战略行动虽然严密设防，滴水不漏，但嗅觉灵敏的戈德华特在国会山上仍有所察觉。他知道为台湾效力的时刻又到了。于是，他联合众议员沃尔特·贾德，成立了一个“中国之友委员会”，又匆匆赶写了一本六十多页的小册子散发给参、众两院的五百多名议员人手一册。他在这本小册子中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喋喋不休地反复声称卡特总统如果擅自废除1954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同台湾当局缔结的《共同防御条约》，将以违反宪法的行为而遭到国会弹劾。他写道：

    “任何总统，除非首先得到国会的同意，就不能终止一项条约。宪法要求国会在废除条约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任何总统在国家按条约承担义务方面背信弃义，从而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违反宪法，就会有被弹劾的危险。……”

    的确，美国宪法规定的新总统就职誓词中确有这样一句话：“将尽最大努力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总统如果违反了宪法，当然“有被弹劾的危险”。

    戈德华特不愧是一个聪明老练的政治家，他认为只要挥起捍卫宪法这根魔杖，就一定能降伏卡特总统。然而，他精心撰写的小册子并没引起多少人注意，更没能阻止卡特总统的“象棋”行动。种种迹象表明，白宫和北京的热线联系越来越密切。忧心如焚的戈德华特只好使出了更强硬的杀手锏。10月10日，也就是台湾“中华民国”的“国庆节”。就在这一天，戈德华特赶到国会山向参议院提交了一项提案：要求卡特政府在废除美国和台湾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之前，必须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他振振有词地指出：“总统不能自己废除一项条约，就像他不能废除一项法令一样。”“如果政府屈从北京的要求，就会形成对我们国家同任何别国签订的一切防御条约的稳定性感到怀疑的危险先例。……”这位资深的参议员先生在这份提案中没有再使用“弹劾”一类的威胁性字眼，可他紧紧抓住美国同台湾的那一纸《共同防御条约》大做文章。因为他很清楚，按照美国法律，总统无须经过国会审议或批准就有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也有权下令撤出美国在台湾的驻军。但如果要废除一项条约就不那么容易。他只有用《共同防御条约》这条绳索捆住卡特的手脚，只要保住了美国同台湾的这项“条约”，北京领导人就不会同卡特在建交声明上签字，美中关系就不可能实现正常化，台湾大使馆的“中华民国”国旗也就能继续在华盛顿飘扬。

    戈德华特的这份提案果然得到二十多位参议员的附议。

    但卡特对此仍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经过几个月紧锣密鼓的秘密谈判，1978年12月15日晚9时（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10时），美中两国政府在各自的首都向全世界宣布美中两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同时，卡特还用他那特有的佐治亚洲人的温和和语调代表美国政府就美中建交发表了一项单方面声明：

    “自1979年1月1日起，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将给予美利坚合众国以类似的承认。美国从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同一天，即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它将终止外交关系，美国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将按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明，它将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国余留的军事人员。

    “在将来，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

    “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前途。美国继续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

    “美国相信，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将有助于美国人民的福利；有助于对美国有重大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亚洲的稳定，并有助于全世界的和平。”

    卡特的声音，通过电视屏幕和无线电波即刻传遍整个美国，也传进了戈德华特参议员的耳朵。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使他震惊、悲哀，更使他恼怒。12月18月，戈德华特从亚利桑那的大本营风尘仆仆地赶回华盛顿，给仍在外地度假的联邦国会参议院议长罗伯特·伯德和共和党领导人雅各布·贾维茨各发了一份紧急电报，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特别会议，讨论总统关于同中国建交和同台湾“废约”的决定。

    他在电报中说：“我坚决要求你们敦促卡特总统召开国会特别会议，制定美国在今后对台关系方面可资遵循的指导方针。……总统要对一项条约采取行动，而我认为，他是没有合法的权力来对这项条约采取这种单方面行动的。这就表明，他对国会不尊重。……”

    精明的戈德华特试图利用卡特“对国会不尊重”的行为煽起议员们的义愤和反对。但他的这份电报发出数天后，竟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反响。因为此时正是国会的休会期，参、众两院的议员们都不在华盛顿，国会大厦人去楼空，根本无法召开会议。卡特总统选在这个时机提前宣布美、中建交联合报，这在他的“象棋”战略中的确是走了一步高棋。当然，两院议长有意“借故推辞”的因素也不能排除。

    在国会遭到冷落的戈德华特更加气急败坏，盛怒之下他竟使出了令国人哗然的绝招：到法院告状。12月22日，戈德华特参议员亲自向美国联邦设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初审法院送交了一份起诉书，状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吉米·卡特未经国会批准，擅自宣布终止美国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在这份起诉书上签名的还有那个沃尔特·贾德等十三名国会参、众两院议员。这种阵势使戈德华特极为振奋，胆气也壮了许多。

    哥伦比亚特区初审法院虽然受理了此案，戈德华特也一再催促，但法院却总以“案情不清，正在调查”为由，迟迟不予开庭审理。

    为了打赢这场官司，卡特也颇费了一番心思，亲自点将由国务卿万斯、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国防部长布朗、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商业部长克雷普夫人组成一支极具权威性的宣传班子，在法院内外展开一场强大的攻势。就卡特政府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对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方面获得的重大利益大造舆论，广泛宣传，用大量事实驳斥戈德华特等人对总统的无理控告，借以争取国会与法院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卡特总统还聘请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任自己的辩护律师，决心用法律的手段击溃戈德华特的挑衅。

    为了减轻卡特总统的压力，缓解由中美建交引发的这场“内部冲突”。中国领导人在中美建交公报公布后，曾很有礼节地主动邀请戈德华特访华，并表示愿当面同他讨论这个问题。但这位参议员对中国人的善意和盛情却表现出一副不予理睬的傲慢态度。1979年1月1日，新建成的中国驻美联络处举行隆重的升旗仪式，庆祝中美两国建交生效。上午8时，伴着一轮红日，一面五星红旗在华盛顿康涅狄格路悬挂着四只巨大鲜红宫灯的中国驻美联络处门前冉冉升起，迎风招展。大门入口处摆满了美国朋友和爱国华侨赠送的花篮和花束。在熙熙攘攘前来祝贺的各方友人中，既有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等白宫的高级官员，也有罗伯特·伯德、弗兰克·丘奇等近百名参、众两院的议员。相形之下，戈德华特难免有些孤独的凄凉之感。

    1月5日，中国高级领导人在北京的钓鱼台会见了美国的27位新闻记者。当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问他访美期间是否要同戈德华特商谈中美关系问题时，他真诚而友善地答复道：“不在华盛顿讨论这个问题，我如果有机会见到他，我会当面邀请他访问中国，主要的是，我们希望戈德华特先生了解中国。”

    美联社在当天就向全国播发了中国领导人的这番谈话。

    但戈德华特仍装聋作哑，没有任何反应。大概他觉得如果接受了中国的邀请，就实在对不住台湾的大小蒋总统了。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形容，这就叫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得了人家好处，当然就要替人家卖力。现在，中国领导人果然来到了华盛顿，以国家首脑的身份同卡特总统举行会谈，使中美关系得到空前巩固和发展。台湾当局对此恨得咬牙切齿，戈德华特也急得坐立不安。他只得抖擞精神，披挂上阵，在国会内外组织各种力量反对卡特总统的对华政策。反正台湾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他总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

    今天，当戈德华特得知卡特要同中国高级领导人签署美中两国政府在各个领域交流合作的协定，竟不顾年迈体衰，亲自挂着大纸牌带领一伙“美国军团”的斗士涌到白宫前抗议示威。可惜号称有百万之众的“美国军团”却仅来了寥寥数十人跟在他屁股后面，且大部分还是年轻的台湾留学生。虽然个个声嘶力竭呼喊的挺凶，也显不出多大阵势，倒有点陷入冷冷清清、凄凄惶惶的尴尬情境。这使得戈德华特参议员不免有些丧气，闹腾了一阵自觉没趣，便息鼓堰旗，四下散去。

    3

    站在白宫大厦门庭石阶上的罗新华轻轻吁了口气。他倒不是担心这伙示威者会冲进白宫对“1号首长”的安全造成什么威胁，而是对这些人的举动感到厌恶。虽然他从小生长在美国，但他仍不理解，这个国家的法律怎么会允许一个参议员公开聚众反对自己的总统。他也由此联想到卡特为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所承受的非难和压力，似乎也更加明白了“1号首长”为什么这样迅速就作出访美决定的良苦用意。在美国，特别是在白宫和国会里，反对卡特总统抛弃台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绝不止戈德华特一个人。他们反对的方式也绝不仅是抗议示威或印发几本小册子，毫无疑问，还会采用更隐蔽、更有效的手段。这使罗新华不由又想起杀手托尼和他的“刺杀迪姆虎计划”。看来欧安娜的分析和泰伯森的担忧都是有道理的，在托尼的背后一定躲藏着某些大人物，在他的刺杀计划背后也一定掩盖着更大的政治阴谋。不论托尼受雇于什么人或出于什么目的，一旦他的行动得手都会将卡特总统置于死地，也会重新挑起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情绪。更会导致这两个国家最高权力的重新组合和世界局势的分裂动荡。泰伯森显然是想到了这一切，也显然是想利用对托尼的监控查清安全委员会的内奸，然后再顺藤摸瓜揪出隐藏在白宫或国会的幕后操纵者。但他能成功吗？对手会上当吗？罗新华总有点将信将疑，也总有点忐忑不安。他明白泰伯森面对的可不是一般的危险分子，这些人不仅藏得很深，而且手里握有很高的权力。他们就像一只只巨大的毒蜘蛛在华盛顿，在美国，无声无息地编织出一张张错综复杂的大网，任何敢于冒犯他们的人稍有不慎都会触网而亡。其实，罗新华也同意泰伯森的说法，他是特工，对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政治家并不感兴趣，他关注的只是像托尼这类的杀手。对他来说这些亡命之徒才是最危险，最可怕的。罗新华眼前倏地又浮现出托尼那凶狠冷峻的面孔，浑身的神经不由一阵紧张。虽然泰伯森已派人将这条“绿色幽灵”监视起来，但他总有些不放心，也总感到有些疑惑；托尼从格林参议员的住宅逃脱后，明知已暴露了为什么却不肯离开华盛顿？为什么还要住进“红色风暴俱乐部”？又为什么迟迟不见他采取行动？从欧安娜提供的情报分析，他是在等待一个选定的时机，等待“卓娅”的配合。王枫说的对，这个“卓娅”不是一个人，很可能是一种新型的杀人武器。会是什么呢？炸弹？手枪？还是别的什么暗杀器械？现在托尼也许已经得到了“卓娅”，已经开始行动，或者已经察觉了欧安娜。

    一想到欧安娜，罗新华心头又猛然涌起那种沉甸甸的焦虑和不安的感觉。自托尼逃走后，他一直在为欧安娜的处境担心。他知道狡诈凶狠的“绿色幽灵”一定会引起警觉，一定会对欧安娜产生怀疑，甚至下毒手。他真有些后悔，当初接到情报后就该阻止欧安娜回到托尼身边去，或者应该早点将她的真实情况告诉泰伯森，请求安全局采取一些必要的保护措施。但他没有这样做。一是他仍然希望这个美国姑娘能继续盯住托尼，以便及时掌握这条“幽灵”的行踪；二是他也不想让美国特工知道自己情报的来源，何况欧安娜也对联邦安全局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可现在，他觉得自己的这两个想法都有些偏误，甚至有些冷酷。万一欧安娜真的遭到什么不测，他的良心将会永远受到自责。

    罗新华决定立即找到泰伯森，将欧安娜的真实情况告诉他，并请求他尽最大努力保护这位姑娘的安全。他打开握在手中的高频无线电话，刚摁了几个键钮又停下来。他忽然觉得自己其实对欧安娜也并不了解，确切地说他对她的来历和行动并不清楚，她怎么就取得了托尼的信任？她眼下又住在什么地方？她会不会已经离开了托尼独自躲了起来？如果是这样那就没必要再找泰伯森。但愿她会这样做。

    罗新华收拢思绪，正欲返回大厅。忽党肩头被人轻轻拍了一掌。扭头看时，见丹尼尔笑吟吟地站在身后。罗新华冲他礼貌地点点头：“你好。”刚才，他看见这位高级特工指挥一队军警冲进草坪，毫不客气地驱散了闯过警戒线的由戈德华特参议员统帅的“美国军团”。可能是刚刚经过急促的奔跑，他瘦削的脸上还浮着一层细碎汗珠，宽厚的胸脯像一只鼓风机将黑色的牛皮茄克衫吹得忽起忽落。

    丹尼尔朝罗新华摊了摊两只布满汗毛的大手：“罗先生，实在对不起，竟发生了这种不愉快的事。不过请你相信，在美国反对你们的人很少，很少。”他将食指和拇指捏到一起，做了一个滑稽的动作：“嗯，只是一小撮。”

    罗新华表示理解地笑笑。他同丹尼尔虽然接触并不多，但印象颇佳。也许是多年特殊职业养成的习惯，他很少讲话，那沉稳的气质和安详的神态，丝毫不像一个久经风险的老特工，倒像一名文质彬彬的老教授；无论什么人，一见面就会从他那和善的微笑中得到一种亲切感和信任感。尽管这也许是一种假象，但罗新华仍觉得他的模样总比泰伯森那种锋芒毕露，盛气凌人的架势要令人舒服得多。从查阅的有关资料中，罗新华也觉得丹尼尔的经历要比泰伯森的光彩，至少他没有跑到朝鲜战场同中国人打过仗。他虽然是泰伯森非常信任的下属和助手，但在联邦安全局他的资历却比泰伯森要长，贡献也比泰伯森要大。他曾担任过三届总统的贴身保镖，还在一场刺杀事件中为保护杜鲁门总统负过伤。

    关于这件事“资料”中是这样记载的：

    1954年6月。由于白宫的西厅要进行修缮，总统和家人只好临时搬到与白宫相隔一条马路的国宾馆。那是一幢临街的红砖楼房，不大的门庭连接着数米宽的人行道。每天早晨6点30分，杜鲁门总统都要从国宾馆的小楼内出来到马路上‘跑步。6月3日的这一时刻，当穿着运动服的总统刚跨出楼门时，便遭到埋伏在马路一侧的两名杀手的枪击。紧随总统的保镖即刻挺身卫护，拔枪还击。结果，两名杀手一死一伤，杜鲁门总统安然无恙，皮毛未损。三名保镖却全部中弹负伤，其中一个就是丹尼尔。事后，杜鲁门总统亲自向他颁发了一枚金质“独立勋章”，以示褒奖。在联邦安全局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能得此殊荣的特工并没几个。仅此一举，就足以令同仁刮目相看，也足以令他终身引为自豪。

    可使罗新华不解的是，有着如此光辉业绩的丹尼尔并没因此而受到上司的器重和提升。他苦苦奋争了三十多年，才得到一个局长助理的职位。而业绩平平，毫无建树，原本是他下属的泰伯森却升任副局长，成为他的顶头上司。是什么原因使他受到显然并不公平的待遇呢？罗新华不好推测，也不便探问。但从几天的接触中可以看到丹尼尔对这些权势荣耀似乎很淡漠，给人一种超然处之，与世无争的感觉。他同泰伯森相处得很融洽，配合得也很默契。泰伯森对他更是非常敬重和信赖。连历来喜欢挑剔的布热津斯基也认为总统任命的特别执行小组组长和副组长是一对难得的好搭档。罗新华曾听泰伯森说过，他本来正在得克萨斯州休假，因为中国领导人突然来访，才被白宫紧急召回。当然，泰伯森也确实很需要这位助手。

    丹尼尔看了看手表，轻声告诉罗新华再有20分钟签字仪式就要结束，为了避开“美国军团”的骚扰，中国客人将由白宫后门返回布莱尔大厦。

    罗新华对这种改变并不感到意外。为防发生不测，安全特别小组事先已在布莱尔大厦与白宫之间选定了三条往返路线，且全部进行了A级警戒，中国代表团的车队可随时更改行进路线。

    “没问题吧？”话一出口，他便觉得问的有点多余。

    丹尼尔自信地笑笑：“放心吧，我将沿途的警戒又全部检查了一遍，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

    罗新华望着对方因过度疲倦而显得有些苍老的面容，由衷地说了声：“谢谢你。”

    “不，我应该感谢你。”丹尼尔稍稍拉开皮茄克顶部的铜链，灵巧地转动了几下脖梗。“是你的中国药膏治好了我的脖子。”

    罗新华关切地问：“还痛吗？要不要再换一块？”

    “不用了，已经彻底好了。”丹尼尔仿佛想起什么：“哦，泰伯森让我告诉你，那个托尼仍没有任何动静，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罗新华也觉奇怪：“是啊，这小子总躲在‘红色风暴俱乐部’里干什么？”

    丹尼尔解释道：“据我们掌握的线索，他可能是为了复仇，因为他发现俱乐部里有人出卖了他。这家伙对内部的叛徒历来极端仇恨，也极端残忍，不久前，华盛顿支部的哈森因不愿参与‘刺杀迪姆虎计划’，就被他在俱乐部里活活勒死。”

    罗新华蓦地又想到欧安娜，想到她面临的危险，也想到了自己刚才反复思索后做出的决定。他望着丹尼尔，语气郑重地说：“请你和泰伯森先生尽快派人到‘红色风暴俱乐部’查找一个叫‘特丽丝蒂’的舞女，如果她还在那里，务必帮她离开，请你们尽一切努力保护她的安全。”

    丹尼尔点点头：“明白了。”

    这时，大厅内传来鲍威尔那优美的男高音式的声音：“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各位，卡特总统和来访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刚刚完成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他们分别代表各自的政府签署了几项极为有意义的协定，这标志着美、中两国之间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合作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有记者问：“美中科技协定是否包括加强军事方面的合作？”

    鲍威尔回答：“对不起，这个问题我无可奉告。”

    又有记者问：“卡特总统对这些协定的签署有何评价？”

    鲍威尔回答：“总统认为，这是美中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一个良好开端，一个非常务实的、有建设性的新方针。它们不仅有利于双方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存条件的改善，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事业。”

    一个女记者尖声问道：“卡特总统是否知道戈德华特参议员在白宫前的抗议？对此他有什么评论？”

    鲍威尔语调温柔地说：“总统当然知道。他问我‘有多少参议员同戈德华特先生在一起？’我说：‘只有戈德华特一个。’总统说：‘哦，那还有五百三十四名参、众议员没有来。’”

    大厅中掀起一片哄笑声。

    女记者接着问：“如果国会不赞成这些协定，卡特总统将采取什么措施？”

    鲍威尔高声回答：“总统已带着全部协定副本上了国会山。我相信国会的绝大多数议员会支持他的。”

    三年后，罗新华在卡特的自传中看到这样一段描写：

    “……充满愉快气氛的签字仪式之后，我们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要争取国会立法执行此协定。支持我们的人不少，但是也遇到一批目的十分明确的政治上的右翼分子。他们仍然坚持认为美国应该帮助蒋介石的子孙后代收复大陆。在这些人看来，台湾就是中国，没有办法使他们不这么看。他们要通过一项法律，以扭转我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取的行动，或者在行动中包括一些中国无法接受因而会推翻整个协议的条款。幸运的是，我们处于支配局势的地位。……”

    罗新华知道，卡特总统在这里讲的“一批目的十分明确的政治上的右翼分子”就是参议员戈德华特，但显然又不仅仅指他一人，因为总统在回忆录中愤愤谴责的是“一批”，而不是“一个”。当时卡特总统在国会中还发现了哪些“政治上的右翼分子”？竟使他感到如此气愤和不安。罗新华直到今天也没琢磨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