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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0日晚。

    杜立彬提前半小时便来到了希尔顿饭店。这是他多年记者生涯养成的习惯，每次采访总是早早就赶到现场。可这次他发现自己竟然来迟了，饭店门前由特工和警察围起的警戒线外已挤满了等候采访的记者和欢迎的人群，大多是衣着朴实的华人，有的还举着小型国旗或写有“欢迎”字样的标语牌，站在飒飒的寒风中热切地期待着一睹令全世界感到神秘和震惊的中国新领导人的形象。即使在华盛顿这样世界一流的大都市，希尔顿饭店也称得上是豪华和气派的象征，尤其是今晚那悬挂在门厅的八只巨大的红灯笼更给这座五星级饭店增添了一派喜庆和辉煌。手持红色请柬的男女佳宾喜气洋洋地通过唯一的一座安全检查门进入宴会厅，安装在那里的几台检测器已在不知不觉中对每个人进行了彻底检查。用一位美国小报记者的话说：“这些高技能的检测器连女人大腿间用的什么型号的卫生栓都能分辨得清清楚楚。”

    杜文彬挤过熙攘的人群，穿过警戒线，跨上台阶正匆匆朝安全门走去，忽党肩头被人拍了一下。扭头一看，原来是那位被自己撞坏相机的日本记者。“平谷先生，你好！”他即刻记起了对方的名字，热情地伸出一只手。

    平谷三九郎摘下挎在胸前的上海牌照相机，双手捧着递给杜立彬，“杜先生，这是我借用的您的相机，现在归还。”

    杜文彬本想推辞，却又难以启口。他知道自己的“上海牌”同人家摔坏的那架“尼康——MK750”绝不能相提并论，虽然都是相机，却有天壤之别。就像人一样，有的是国王，有的是乞丐，谁也不会把两者进行同等交换。他迟疑着，深感不安地说：“平谷先生，实在对不起，如不嫌弃，请您先留着用吧。”

    平谷三九郎笑着摆摆手，又指了指挂在脖子上的另一架相机：“瞧，我的已经修好了，多谢您的关照。”

    杜立彬听他这样一讲，心里总算安稳了一些。

    平谷三九郎两眼盯着杜立彬胸前的红色采访证，目光中流露出毫不掩饰的羡慕和不满：“你们中国记者真幸运。”

    杜立彬表示理解地笑了笑。为了防止欢迎宴会发生不测，美方安全小组采取了更加严密的防范措施，其中包括不许记者进入宴会厅采访，但几位持有特别采访证的中美记者却获准以来宾的身份出席宴会。杜立彬便是其中一个。他望了望神情显得有些沮丧和焦急的日本记者，语气诚恳地问：“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平谷三九郎似乎颇感为难地抓了抓头发：“是这样的，总社老板对我发回去的稿件很不满意，可我又很难拍到有新闻价值的东西，我想请杜先生帮我拍几张贵国领导人访问的照片，当然，酬金会很优厚的。”

    杜立彬犹豫着没有回答。严格的外事纪律不允许他这样做，可负疚的心理又使他难以拒绝对方的要求。稍顷，他还是微笑着答应了。“好吧，我会多拍摄一些照片送给您，不过我不能收取任何酬金。”

    “非常感谢。”平众三九郎深深鞠了一躬。“明天我会到阁下的住所去拜访。”

    杜立彬歉意地一笑：“不巧的很，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华盛顿，随代表团的先遣小组赶赴亚特兰大。不过，我会把拍摄的底片给您留在肯塔基旅馆的服务台。”

    平谷三九郎颇感失望地望着他：“哦，真遗憾。”他想了想，很认真地说：“底片您先带走好了，后天我也要跟随中国代表团到亚特兰大采访，到了那里我会去找您。”

    杜立彬热情地应诺道：“这样更好，咱们还可以好好聚一聚。对啦，我到亚特兰大后住在桃树街的桃花饭店。”

    “我记住了，咱们桃花饭店再见。”

    同日本记者分手后，杜立彬通过安全检查门匆匆走进灯光辉煌的宴会厅。堆满鲜花的前台悬挂一面写着汉字的横幅：“热烈欢迎祖国亲人”。许多应邀出席晚宴的佳宾已在指定的席位就坐。因为都是华人，彼此都用华语交谈，虽然南腔北调，五花八门，却很热烈，亲切。人们的服饰也很奇特，既有西服革履的年轻人，也有着中山装、列宁装的中年人，还有穿长袍马褂的老者，就连桌上的餐具也都是中式的碗筷壶盏。邀请来的华人乐队正在演奏华南古曲《雨打芭蕉》，优美欢快的乐曲像清澈的泉水在山谷间泊泪流淌，使人感到一种浓浓的乡土情味。杜立彬知道今天能坐在这里的宾客都是美国华侨的佼佼者：有颇具名望的科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有金融巨头、社团领袖和企业老板，他们每个人的经历与成功几乎都可以写一部丰富多彩的创业史。他选拍了几张人物肖像，便捧着装有自动镁光灯的照相机站在入口处一侧。这是个非常理解的位置，从这里可以准确地抢拍到中国高级领导人进入宴会厅的境头。今天晚上他要多拍一些欢迎宴会的照片，然后挑几张最满意的送给那位叫“平谷三九郎”的日本记者。作为同行他觉得这样做是应该的，何况自己还撞坏了人家的高级照相机。很快，有几位美国电视台和报刊的记者也举着各种样式的摄像器材挤到他身边。杜立彬不由紧张起来，一抬头，忽然看见罗新华站在不远处的一尊浮雕旁向他招手，他不太情愿地走过去。

    罗新华轻声告诉他：“1号首长”将从前面的侧门进来。

    杜立彬听罢冲他感激地一笑，赶紧移动自己的位置。

    2

    晚7时，有500名华人代表参加的欢迎宴会准时开始。美中友好协会的龙绳文首先致欢迎词。这位旧中国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四公子显得很激动。他说他早在青年时代就非常熟悉、崇敬身为高级将领的副总理，就听说过许多有关他指挥千军万马英勇善战的事迹。他说当年就是他率领数十万大军解放了中国的大西南，并使他的父亲从此走上了一条光明的人生道路。他说他们这些海外游子时刻都在思念东方的故土，都在期盼祖国早日强盛。他还热切地赞扬了中国领导人排除阻挠毅然访问美国之利国利民的壮举，是中华民族腾飞的开端。

    当龙绳文致完欢迎词，身穿黑色中式制服的中国领导人站起身，在热烈的掌声中缓缓走上讲台，用浓浓的四川乡音发表了热情而简短的演讲：他首先感谢侨胞们的热忱，随后扼要介绍了一下国内形势。当他讲到国家已经结束了十年动乱，正在努力建设民主与法制的共和国新秩序时，大厅里骤然掀起雷鸣般的掌声。他坦诚地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国民经济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甚至说还很落后，在当今世界一个民族要想不受欺辱，要想被人尊重，就必须发展和建立强大的现代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在，全国人民为早日实现这四个现代化正同心同德，团结奋斗。他恳切地邀请海外侨胞们回祖国观光考察，投资献策，为中华民族的经济腾飞共展宏图。

    500名华人代表用热烈的掌声回答了中国高级领导人的邀请。

    罗新华始终站在紧靠贵宾席和讲台的左侧。从这个位置他可以一览无余地观察到宴会厅的每个角落。除了几名记者和身穿白色制服的侍者在席间穿梭，大厅内很少有人走动。在“1号首长”的演讲快结束时，他看见泰伯森从侧门走进来，穿过便道随两名年轻的女招待进入制作间。罗新华知道这位傲气凌人而又恪尽职守的特别执行小组组长一直在宴会厅四周走动，用他那双狼一样警觉的眼睛察看着每一处警戒、哨位和防暴设施。当掌声再次响起的时候，罗新华手中的无线电话也忽然发出轻弱的鸣叫。他心头一震，预感到这里他正急切等待的欧安娜的电话。果然，当他疾步退出宴会厅，打开通话开关时，耳边即刻响起一个熟悉的女人的声音。

    3

    泰伯森经过实地考察，最终在宴会前一小时采纳了罗新华的建议，专门为中国领导人在希尔顿饭店侧门安排了一条进入宴会厅的通道。这样就避开了前厅拥挤的人群和狭窄的长廊。从此，凡有来希尔顿饭店的政府要人或外国首脑特工们都安排从这条通道出入。于是，这道原来僻静的侧门便成了专供贵宾使用的安全门。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两年后，也就是1981年3月30日下午，新就任美国总统仅70天的罗纳德·里根在希尔顿饭店吃罢午宴，由特工组长杰里·帕尔和一群随从护送沿这道安全门走出饭店。当他用职业演员特有的微笑向过道对面的人群招手时，却招来一阵枪声和子弹：一个叫欣克利的青年埋伏在马路旁的人群中，在两秒钟内发射了6颗“破坏者”子弹。第一颗击中了新闻秘书吉姆·布雷迪的脑门；第二颗打在了特级警官德拉亨蒂腰间；第三颗穿过了贴身特工蒂姆·麦卡锡的肚子；第四颗和第五颗射进了里根的胸膛，奇怪的是后两颗弹头都没有爆炸，而是深深地嵌进肋骨间，从而使第40届美国总统保住了性命。此案发生时，泰伯森已离开联邦安全局，正在得克萨斯州的牧场上同妻子照料一匹刚刚生下马驹的母马。当他从中断了正常广播的收音机里听到这则公告时，只对妻子淡淡一笑：“看来我为中国客人选择的这道安全门并不安全。”说罢，又埋下头精心擦洗着小马驹身上的污血。

    但在1979年1月30日的晚上，当泰伯森站在希尔顿饭店宴会厅望着从容安详的中国领导人时，可没有丝毫轻松悠闲的感觉。此刻，他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象绷紧的弓弦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尽管为保护这位中国领导人他已采取了最先进和最严密的措施，但一种不安的预感仍像块巨石般时时压在他的心头。他总觉得在这只“迪姆虎”周围随时都会响起罪恶的枪声和爆炸声。自从证实凶残的托尼从自己手中逃脱后，他的这种不祥之感越发强烈。使他如此紧张不安的倒不是托尼，而是那个神秘的幕后操纵者，那个将声音进行特殊处理的打电话的人。他明白此人就在白宫，就在安全委员会里。他会是谁呢？泰伯森曾把今天早晨参加安全委员会碰头会的成员在脑子里细细筛选了一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白宫安全委员会主任迈克·奥克森伯格；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警察总署署长约翰·赫顿……这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巨大的权势，都闪耀着令人敬畏的光环。他不敢想象拥有这些神圣光环的人会策划一起血腥的暗杀阴谋。可他又找不到足够的理由否认发生的事实，说服自己不要对这些高官显贵们产生怀疑。如果这些人都像在会议桌旁或记者招待上表现的那样道貌岸然，正直忠诚，那怎么会有人打电话给托尼通风报信呢？自己刚刚进入格林住宅几分钟远在夏威夷的格林参议员怎么就会知道呢？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在自己身边，在安全委员会有人参与了“刺杀迪姆虎计划”。这样看来托尼的刺杀计划并不仅仅是美国革命共产党的一种极端行为和恐怖行动，很可能是由某些大人物操纵的一起政治阴谋。这使泰伯森想到因“水门事件”而垮台的尼克松在卡特就任总统第一天时说过的一句话：“不要相信你身边的任何人。”这个“任何人”里当然包括安全委员会中这群总统的高级幕僚。他也记起了基辛格的一句名言：“权力是世界上最好的春药。”长期服用这种“春药”如同吸毒一样会成瘾，会发狂，会使人贪婪成性，野心勃勃。即使是国防部长、国务卿、副总统这样的国家核心人物，为了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也往往会失却理智，干出一些极不光彩的事情。泰伯森明白，他现在就碰上了这种“极不光彩的事情”。他更明白，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力量很难查清躲在幕后的“牵线人”。如果不是总统任命他担任安全委员会的特别执行小组组长，全权负责中国领导人的安全，他根本不会过问或查询这件事。这种尔虞我诈，争权夺势的官场闹剧他见的太多了。但这次他不能回避，更不能退缩，他必须像一条忠心耿耿的猎狗一样警觉地嗅闻着，搜索着，一旦发现潜伏的猎物便毫不犹豫地扑上去，不管对手多么凶狠，多么巨大，也要紧紧咬住不松口，即使舍掉性命也在所不辞。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一名特工的职责和使命，也不仅仅是为了总统的利益和美利坚的荣誉，有很大因素他是为了自己，因为他很清楚，一旦这件“极不光彩的事件”发生了，他将成为这桩阴谋的第一个牺牲品。他可不想蒙受小弗兰克·威斯纳和哈罗德·霍尔德那样的耻辱——前者是肯尼迪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达拉斯事件”后莫名其妙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全美国的人直到现在还相信他是畏罪自杀；后者是尼克松的“总统秘书长”，“水门事件”后被稀里糊涂关进监狱，至今下落不明。一想到这两个可怜的替罪羊，泰伯森心头不免升起几丝悲哀和凄楚，也许几天后同样的厄运就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当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杀手托尼而是白宫安全委员会中的同僚时，这种不祥的预感就像黑色幽灵闯入他的脑海，使他焦虑不安的情绪又凭添了几多愤恨——一种对政治家、对同僚、对上司乃至对这个国家所有当权者的愤恨。他不时用尼克松对卡特的告诫提醒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

    唯一使泰伯森感到欣慰的是他毕竟事先察觉了这股来自内部的威胁，从而使他能腾出手来对付从背后打来的冷枪，而不至于像头蠢驴一样懵懵懂懂跌下阴谋家的陷阱。这也使他从内心感激罗新华。他不知道这个中国特工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手段得到的这些情报，这家伙不仅掌握了托尼的“刺杀迪姆虎计划”和藏身之处，竟然还得到了有人向托尼通风报信的电话录音。显然，中国的情报机构早已在美国建立起秘密的谍报组织，也许在白宫或五角大楼就有他们的谍报人员。但他不想把这层包装纸捅破，因为现在他很需要这位中国特工的配合。他断定逃走的托尼绝不会放弃“刺杀迪姆虎计划”，也绝不会离开华盛顿，这一点托尼在那个“电话录音”中已讲得很明确。

    果然，隆重的欢迎宴会尚未结束，罗新华便匆匆走到泰伯森身边，低声说：“托尼又露面了。”

    泰伯森精神一抖：“在哪儿？”

    “红色风暴俱乐部。”

    泰伯森颇感惊异：“这条‘绿色幽灵’怎么会躲到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

    罗新华笑道：“这也许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越引人注目的地方可能越安全。”

    泰伯森没再说什么，抬起目光继续扫视着笑语喧哗的宴会厅，似乎托尼的出现并没引起他多大兴趣。

    罗新华对他的漠然很有些不悦：“泰伯森先生，你是不是对我的情报仍不相信？”

    泰伯森摇摇头。

    罗新华语气强硬地催促道：“如果你担心违背法律仍不愿采取行动，我将请求华盛顿警察总署署长下令逮捕托尼。”

    泰伯森又摇摇头：“不，现在谁也无权逮捕托尼。

    “为什么？”

    “因为我想把他变成一块诱饵，用他钓出潜藏在太平洋水底的鲨鱼。当然，还有那个‘卓娅’。”他朝中国同行挤了挤两只灰蓝色的眼睛：“我希望这件事不要有第二个人知道。”

    罗新华领悟地一笑：“放心，我会像自由女神一样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