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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月29日晚8时。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

    他随潮水般的人群从白宫新闻大厅又涌到了肯尼迪艺术中心。他和所有的记者一样，神情急切，脚步匆匆，机敏的目光四下搜觅着。他确实很焦急，因为按计划中部署他必须在今天晚上想办法接近目标，完成他的“采访”任务。

    五颜六色的彩灯将艺术中心大厦装饰得金碧辉煌，灿烂绚丽。停车场、入口处、长廊中、阳台上，到处是身穿制服的警察、便衣特工和各种监控仪器。那些手持请柬前来观看演出的观众虽然都是华盛顿的名流和要人，却也均受到警卫的严密盘查，甚至连女人携带化妆品的小皮包也不允许带人场内。他已从报纸上获悉：为了保护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安全，卡特命令安全部门仅在华盛顿就调集了一万多名警力和各种先进的监控防暴设施，真称得上全力以赴，警戒森严。他冷笑一声，这又能有什么用呢？再多的警察，再尖端的设备也休想阻止他的行动，也休想阻止他的计划。通过一天多的观察，他对“目标”的活动范围和规律已基本掌握，这更增添了他走向成功的信心。每想到那即将完成的伟大使命，他便禁不住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心中充满了复仇的喜悦和快感。

    由于没有请柬和特别采访证，他和大部分记者仍被挡在入口处前的休息厅内，只能通过电视屏幕了解场内的情景。被西方武官们称为“迪姆虎”的那位“大人物”由卡特夫妇陪同已走进二楼的包厢。两千多名特邀观众起立欢迎，掌声雷动。进行现场直播的哥伦比亚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乔尼·卡森激动的声音都有些发颤：

    “……中国副总理再次从包厢探出上身，微笑着向全场鼓掌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卡特的小女儿艾米紧紧偎在他身边，天真的脸上洋溢着喜悦的欢笑。此刻，一千多名观众都被这位神秘的中国领导人的风采倾倒了，他们用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向他表达着内心的友好和敬意。整个艺术大厅一片欢腾。我可以自豪地说：这样隆重地欢迎一位国家元首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

    这家伙真不愧是大牌明星，充满激情的语调极富有煽动性，连守候在休息厅的记者们也被他的解说紧紧吸引住了，全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似乎想从他滔滔不绝的解说中捕捉到一点有价值的新闻信息。

    他却把目光一直盯在前厅的入口处。他真有点纳闷：这些美国政客为什么会对这位中国领导人表现出强烈的热情？狡猾的卡特为什么要用这样破天荒的隆重仪式欢迎他？据白宫新闻处透露，卡特还破例批准美国的四大电视台对今晚的演出进行全球性的卫星直播。乔尼说得对，这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上的确是从来没有过的。不过，他现在对卡特和这场“史无前例”的晚会却一点不感兴趣，他关注的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已经盯了他很久，可以说从中国代表团的专机一到华盛顿他就盯上了这个人。他决定今天晚上就要采取行动。但万万没想到，在白宫的宴会结束后，这个“小人物”竟从他的视线中失踪了。这令他大为疑惑，他没敢在白宫久留，随记者群匆忙赶到第二个采访地点——肯尼迪艺术中心，继续寻找失踪的“目标”。

    按他掌握的规律这个时候此人应该早已进入艺术中心，应该出现在那些现场直播的电视记者的摄像机内。然而他看遍了所有的直播屏幕，也没发现这个人的身影。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惊异和不安。他思索了一番，断定此人还没有进入演出大厅，他也断定他一定会进入演出大厅，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记者他绝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采访机遇。

    可他为什么没来呢？他能去哪里呢？

    2

    杜立彬非常恼火，恼火得恨不得扇自己几巴掌。他没想到在这样关键的时候闪光灯的电池竟出了故障。平素他总喜欢把手中的照相器材称为“武器”，精心照料，他的这种细心很受同事和上司的称道。而偏偏在这场一生难得、举世瞩目的“战斗中”，他的“武器”却突然打不响了。这对一名肩负重任的老记者来说无疑是失职和耻辱。他真后悔今晚出来前没多带一块备用的电池——本来他是要带上的，并已装入采访包。但他又想多带一架备用照相机，而进入宴会厅采访检查得非常严格，对记者携带的器材限制也非常严格。思忖再三，他还是觉得后者更重要，便舍前留后了。可老天偏偏与他作对，结果偏偏是电池出了问题。正当他举着照相机在宴会厅为那一个个激动人心的镜头频频摁动快门时，闪光灯竟怎么也打不亮了。这种情况在他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似乎还没遇到过。他急了一身汗也没抢修好，只得半途退出宴会厅匆匆赶回下榻的肯塔基旅馆。王东升长年在这里租了一间客房，杜立彬到华盛顿后便住了进来。等他换好电池心急火燎返回白宫宴会厅时，晚宴已经结束。举世瞩目的中国客人已被卡特请到肯尼迪艺术中心观看文艺演出。杜立彬未敢喘息，又急匆匆赶到距白宫数百米的肯尼迪艺术中心。

    应邀出席晚会的宾客们都已人场完毕。艺术大厦前厅内涌满了保安人员和被挡在外面等候采访的记者们。杜立彬扬起佩在胸前的红色特别采访证，在记者们嫉妒和羡慕的目光中奋力朝入口处挤去。行进间他猛然重重地撞在一个人身上，对方踉跄了一下，手中举着的照相机“啪”地摔在水磨石地面上。他呆住了，一时凄惶得不知如何是好。对方也惊愕地望着他，似乎不明白自己的相机怎么会掉落。——这是位50多岁的亚洲男子，面目和善，中等身材，瘦削的脸上戴着副贵重的金框眼镜。挂在胸前的采访证标明他是一个日本记者。杜立彬忙从地上拾起照相机，发现镜头片已被摔裂。他很尴尬地连声道歉：“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日本记者接过摔坏的相机，用英语焦急不安地说：“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杜立彬一眼就认出这是尼康——MK750型长焦距全自动照相机。他早就想有一台这样外型美观，性能优良的相机，但均因价格昂贵而一直未能如愿。可现在倒好，买不起竟摔得起，给人家撞坏的偏偏是这种宝贝。真他妈是越忙越出乱子越穷越拉肚子。没说的，买不起也要赔得起，在这种场合万万不能丢了中国人的脸面。他毫不犹豫地掏出皮夹，将里面的七百多美元全部抽出来递给日本记者。“非常抱歉，这是赔偿费，请收下。”

    日本记者不解地望着他连连摇头：“不，不，是我挡了您的路，怎么能让您赔偿呢？”

    杜立彬真诚地弯了弯腰：“我撞坏了您的相机，赔偿是应该的，只是钱太少了，改日再向您补偿。”

    日本记者却执意不肯接受。他操着一口不太熟练的英语宽容地说大家都是同行，这种时候难免有些冲撞，不必介意。

    杜立彬很是感动。想了想，又摘下挂在胸前的上海牌照相机，很有些不好意思地对他说：“这是我备用的机子，如不嫌弃请先拿去使用吧。”

    日本记者很高兴地接过相机，还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我明天一定送还先生，请告诉我您的住处。”

    杜立彬忙说：“不用了，这个相机就送给您吧。”

    日本记者一听又连连摇头，说如果这是赔偿他宁可放弃今晚的采访也不接受。

    杜立彬只好说是借用，并将自己房间的电话号码写在名片背面递给他。

    日本记者也非常恭敬地递上自己印有日、英两种文字的名片。

    杜立彬虽没学过日文，但名片上的两行日本字他还大体认得：

    《朝日新闻》首席记者平谷三九郎。

    两人各道声再见，便匆匆分手了。

    当杜立彬走进演出大厅时，晚会已经开始。宽大的舞台上，“哈莱姆环球旅游者”篮球队的六名高大的队员正在表演投篮技巧。

    歌声掌声电子乐的击打声响成一片，热烈，刺激。

    杜立彬选择好最佳位置，举起照相机将镜头对准二楼的一号包厢。

    坐在高靠背椅上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开心地笑着，并不时同卡特低语。

    杜立彬连连摁动快门，但脑子里总闪着那个人的名字：

    《朝日新闻》首席记者平谷三九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