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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找一个敢冒风险的人来担当此角色
“星球大战计划”是美国谍报机关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研制的“战略防御计划”。这个计划简称SOI，它是研制与部署以定向能、动能等新型武器为主体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如果这个计划成功，美国就可以在太空中建立多防御体系，从而把苏联射至美国的核弹在空中将其击毁，由此打破核均势，由美国掌握打核战争的主动权。
星球大战计划无疑是一份绝密计划，而在1983年3月23日，里根在电视上宣布此计划前，更是“密上加密”。
星球大战计划造成的军备竞赛给前苏联带来沉重的压力，他们强烈地反对美国所谓“战略防御”计划，而且千方百计密派特工采取跟踪、窃听、密取，甚至渗透等“非常手段”搞到SOI计划的绝密方案。
美国国防部的办公楼是呈五角形的一群建筑，人们习惯称之为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除拥有自己的独立情报系统外，部机关还控制着一支独特的行动队伍，其功能之完备不亚于其他谍报机构。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微型中央情报局”。
近来这个核心谍报机关不断收到绝密报告：苏联克格勃要窃取“星球大战计划”。里根总统密令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等谍报机构必须严密防范……
自从“老板”那次交待了紧急任务后，联邦调查局探员彼尔便想利用苏联人急于收买情报的心理，派一名线头人物，自动送到苏联武官处门上，利用这种联邦调查局的传统手法捕捉苏联间谍，以解自己的心头之恨，也为联邦调查局扬眉吐气。
彼尔曾认真考虑过，采用这种设圈套的方法，让自己本局的人出马当诱饵，肯定不太妥当，因为万一失手将给别人留下把柄。“这必须招募一位普通老百姓，经过短时间的训练，然后让其出击。”
“要立即找到一个敢冒风险的人来担当此角色。”彼尔跑遍了华盛顿特区，所有的国防企业和智囊团，但被找到的人听说要伪装成替苏联盗窃绝密情报，不是推说不胜任，便是被这一冒险行动吓得胆颤心惊，彼尔常常是满怀信心而去，失望而归。
之后，彼尔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情，来到城郊河畔的一个研究所，这是一个研究弹道导弹技术的机构。
“你好！”彼尔主动上前搭腔。
“你好啊！听说你是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欢迎你！”
接待彼尔的人非常热情。
“我有件要紧的事和你商量一下，因为你的上司说只有你可担当此重任。”
彼尔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急切地等待着面前这位中年男子的答复。（二十五）
2、直奔苏联武官处
“我愿意冒险试试，这也是为国效力。”
这位中年人回答得很爽快。
彼尔进一步查阅了这位中年男子的档案，他是该研究所的主任秘书，名叫约翰·斯达，现年46岁，是美国原海军情报官。转业后来研究所任职，平时工作勤恳，大胆泼辣，前不久与妻子离婚，现在属研究所内“快乐的单身汉”。
临近中午，彼尔约约翰·斯达到河畔一家小餐馆就餐。
“我准备要你扮演一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情报人员，去引诱苏联克格勃企图盗窃我们‘星球大战’计划的人。”
趁着酒兴，彼尔把自己的全部计划端了出来。
“好！一言为定。”
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在后来的时间里，斯达与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反复排练一个赌徒输了钱急需用款的情节，以便到时苏联人相信叛国出卖情报者是不得已的所为。但就是这样一个模拟训练工作就用了近半年时间……
斯达从出租车上下来，整理了一下服装，直奔苏联武官处。
这天是感恩节，大多数人都穿着盛装艳服，但斯达却穿着一件极普通的衣服，腰间束着皮带，毛衣里塞了不少文件资料，一副走投无路穷困潦倒的样子。
斯达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近使馆区一幢破旧的楼房，这正是苏联的武官处。
这时，他突然从内衣袋里拿出一瓶威士忌，边走边喝跌跌撞撞走了进去。
躲在街心花园旁的彼尔也紧张起来，他不知道这一招是否能奏效。
只见门卫值班室的值班员喝住了斯达，随意询问了几句，便拿了一张卡交给斯达。但斯达翻来覆去，装着不懂的样子。
一位苏联值班武官正好走出，把斯达领进武官处里屋。
“我叫斯达，在一个机密部门工作，想跟你们做笔生意，行吗？”
斯达装着酒醉的样子，吞吞吐吐说出自己的目的。
“做笔什么生意？”武官问。
“你先把大名告诉我，不然我怎么能相信你。”斯达提出自己的要求。
“我是巴甫托夫中校，你讲吧！”
“你知道河畔研究所吗？我跟你要做的就是这笔生意。”
斯达用手比划着说道：“我就在研究所工作。”
巴甫托夫上下迅速地观察了他一眼，严肃地说：“我是外交官……”
“我想和你随便谈谈。”斯达继续叙述。巴甫托夫随手把桌子上的收音机打开，顿时，各种音响、摇滚音乐全响了起来。
3、在自己的家门内收到这样一张纸条
斯达不失时机，嘴中冒着酒气说：“河畔研究所是国防企业，我可以接触到不少机密文件。”
“朋友，我是外交官，和这些事没有关系。”巴甫托夫说着站了起来，说道，“我得离开一会儿。”
“他在玩花样！”斯达心中暗喜，他将计就计，从包里掏出几份绝密文件放在桌子上。
这时，巴甫托夫又进屋了，他随意地浏览了一下桌上的资料，看着斯达的眼神：“你接触过多少文件？”
斯达突然被巴甫托夫的提问懵住了。
“那！那太多啦！我接触到的差不多都是机密、绝密资料。”
“装文件的保险柜有警报吗？”
“当然有！这是起码知识。”
他们一问一答。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门总是留着缝隙，斯达知道克格勃在暗中监视，监听着。
“能给我一点好酒喝吗？”巴甫托夫给斯达取出一瓶白兰地。
为了不上当，巴甫托夫要求斯达书写一些情况。
“这是500美元，就算你的第一笔活动经费。”巴甫托夫给斯达一个装钱的信封，并打开一张地图，还交待了一些密语。
斯达心中一阵高兴，苏联人上当了。
“记住！再过一个月，我们在弗吉尼亚州安多尔商业中心后门口会面。”
巴甫托夫告知斯达相约的要求。
分手后，斯达整天在恐惧孤独中度过，有时电话铃响了，也要心惊肉跳，他急切地等待着会面一天的到来。
1月18日，在随后又变动了的商业中心后门一个电话亭旁，斯达来回走动，但就是没有看到巴甫托夫的影子。
“下周一在同一地点会面。”
当天夜里，斯达在自己的家门内收到这样一张纸条。
过了七天，也就是1月25日，在上周约等的同一个电话亭旁，电话铃响了。
“记住！30分钟后，在距马里兰20里外的一家干洗店会面。”
“马里兰，干洗店……”斯达嘴里默念着，这时空中飘起了雪花。
斯达驾着汽车消失在风雪中。
在干洗店门口，斯达的双手都要冻麻了，他紧握着拳头来回走动……
“你好！斯达先生！”
突然背后有人叫他。斯达在夜色中看清那人正是巴甫托夫，他是装作慢跑锻炼者来到斯达身边的。
斯达随着巴甫托夫来到一座小桥边。黑暗中，巴甫托夫交给斯达一个可口可乐罐子，里面装有5800美元和下一步行动的指令。
克格勃总部指示斯达，要他尽快偷拍“星球大战”防御计划———航天器载激光跟踪系统。
4、一下子就打开了保险柜
为使苏联谍报机关感到令世人为之瞩目的“星球大战”计划也不是随意就能得到的，斯达面带难色地对巴甫托夫说道：“我已秘密偷到保险柜的钥匙，而且重新配了一把，可就是不知道号码，希望你们能找人帮帮忙。”
巴甫托夫为难了，几天没有消息。
其实，巴甫托夫在暗中积极活动，又是请示，又是想方案，因为“星球大战”的绝密资料诱惑力太强了。
一天，巴甫托夫突然来找斯达，决定派一名高手，帮助斯达获取保险柜密码。巴甫托夫物色的是一个爱尔兰人，他是个惯偷，多次犯罪，他扬言有把握打开保险柜。
斯达对这个爱尔兰人仔细地描述了保险柜情况，并把钥匙交给他看。
“事成之后，一定重赏！”巴甫托夫在一旁打气说道。
这天晚上，斯达利用工作之便将化装成河畔研究所工人的爱尔兰人带进所内。
不知为什么，当爱尔兰人看到这里有不少警察，又有一道防盗门时，突然后怕了。
在保险柜旁，爱尔兰人的手哆嗦起来，他惊恐地望着斯达说道：“我可能打不开。”
“这怎么行！”斯达严厉地说道，“你不是早就保证过了，还是试试吧！”
1个多小时过去了。爱尔兰人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打不开，当晚只好算了。
第二天晚上，巴甫托夫找到那个爱尔兰人，并给他吃了些特效镇静剂，要他和斯达再次潜入研究所。也许是斯达在密码锁上做了手脚，这次爱尔兰人一下子就打开了保险柜。他们很快偷偷拍摄了“星球大战”有关绝密资料。
4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斯达按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丢下一个袋子，里面装的是“星球大战计划”一部分胶卷。半小时后，巴甫托夫在现场巡视了三次，但没有下车。
埋伏在沟渠、树丛里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在那里等了一夜，下半夜风雪交加，他们也没敢走开。
次日凌晨，睡梦中的斯达被电话铃声惊醒，一个陌生人在电话中说道：“出了点问题，今晚在同样的地点、时间会面。”
第二天夜里，一辆蓝色的克里斯乐小轿车在约定地点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一位身材矮胖，身着风衣的男子，他看四下无人，便走进了草丛，拾起一个垃圾袋。
“住手！”突然，一声大喊，七八个联邦调查局的武装特工冲了出来，车灯和手电光一起亮了起来。
“先生！你因从事间谍活动被逮捕了。”“你们是什么人？我抗议！我这是迷了路才走进草丛的。”
“你身旁的垃圾袋怎么解释？！”
联邦调查局一位官员从来客身上搜出了证件，上面写着———苏联使馆高级武官叶甫盖尼·巴姆扬捷夫中校。
那个老谋深算的巴甫托夫从此再也没有在苏联使馆里露面。
5、铁青着脸下了一道命令
四年过去了。
“局长，我们刚刚得到消息，有人从加利福尼亚劳伦斯———利弗莫尔激光武器实验室调走了数目不详的实验资料……”
“什么？！有人偷走了星球大战的核心机密。”
这是1986年盛夏的凌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在接到他的下属密报的情况后，再也睡不着了。他忙起身披着睡袍伫立在落地窗前，思绪沉重。
“要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尽快斩断这只黑手！”
当天上午，凯西铁青着脸下了一道命令，要全力以赴，查出“星球大战计划”的窃密者。
“星球大战计划”的核心是在太空用激光武器击毁敌方的核导弹，加州的劳伦斯———利弗莫尔激光武器实验室，担负着太空激光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它的进展，关系着耗资18000亿的“星球大战计划”的成败。可是现在，好不容易获得的实验资料遭到空前的劫难。
1986年的秋天，联邦德国西柏林市。
两名德国青年，急匆匆来到苏联在柏林开办的一家电器公司。
这两位青年人，一个叫彭超，他原名海因茨·赫滕，年仅17岁，还是一个学生；另一位长得粗壮的同伴叫彼德罗，他的原名叫彼德·克劳斯，他看上去30岁出头，他们两个形影不离，是那种混迹赌场的打手式人物。
这时，彼德罗提着一只褐色密码锁公文箱，两人护卫着秘密闯进这家苏联人办的公司。
接待他们的是谢尔盖先生。
三人在秘密交谈了片刻后，谢尔盖和彭超、彼德罗分开行走，来到了坐落在东柏林莱比锡大街61号的玛塔·诺维克公司办公大楼。
“先生！你们请到这边来坐。”
一位女秘书把他俩带到了办公室边上的沙发。
“欢迎远道来的朋友！”谢尔盖从里边办公室走出后，向两位来客作了自我介绍，“我是苏联贸易委员会的随员，彼德罗叫我谢尔盖，关于你们的情况我已听说不少，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好朋友啦！”
“很好！谢尔盖先生。”
“朋友们，这次你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谢尔盖把话题引向深入。
“就是这些东西，你们会很感兴趣的。”
彼德罗边说边打开密码锁公文箱，取出磁盘、磁带和记录纸条，全都摆在谢尔盖面前。
“这些东西全有用吗？”谢尔盖有点疑问。
“全是价值连城的珍宝啊！”彼德罗耸了耸肩向谢尔盖解释道，“这是适用于美国数字设备公司的VAX系列大型计算机的数据保险程序，即所谓国家安全系统……”
6、不知不觉中上了间谍之船
彼德罗放慢语气，用一种挺神秘的口气介绍放在桌子上的东西：“在这些寻常的数据情报中，有不少‘原始密码’，其中有的是珍贵的，还未破译过的计算机原始程序；还有西方数据处理网中成百上千个计算机联络数据，9000个自动使用有关计算机的暗语，主要是美国科技界和军界通信系统中使用的暗语。”
这些数据情报的重要性，当时还鲜为人知，直到一年后，人们才知道它与“星球大战”计划的某些数据有关。
“我们会核实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以后会派大用处的；不过，以后你们要搜集其他情报，最好事前和我们商量一下。”
谢尔盖一边说一边把一个公文箱放在桌子上，他接着说道：“先给你们3万马克吧，作为报酬，以后会继续给你们提供经费。”
彼德罗、彭超一边点头一边在谢尔盖放在桌子上的表格上签字，领经费签字是谍报机关的规定。
彼德罗记下了两个紧急时使用的电话号码，然后把谢尔盖交给他的钞票放进口袋里。
谢尔盖与彭超、彼德罗握手道别，他告知他俩：“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规定一个接头暗语，如果你们打电话来，别人接到后问你们有什么事，你们只能说为‘平均主义者’工作，切记‘平均主义者’。”
表面上看，谢尔盖心里很平静，实际上他比谁都清楚彭超、彼德罗提供这些数据情报的价值：它们能打开西方几个最重要的计算中心，尤其是慕尼黑根拉德电子企业VAX计算机，法国汤姆逊跨国公司和菲利浦康乐恩的计算机，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以及设在加州的劳伦斯—利弗莫尔激光武器实验室的计算机。也就是说，运用这些情报和数据，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核心机密。
在彭超、彼德罗面前出现的谢尔盖，实际上是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的克格勃少校情报官，他对那些情报数据的价值比一般人清楚得多。
谢尔盖这位化名的谍报人员背后所做的一切彭超是不知道的，而彭超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上了间谍之船。
被人们称誉为“柏林间谍小天才”的彭超，14岁那年买了一架性能并不先进的家用计算机，从此他迷恋上了它。由于他整天沉浸在计算机世界里，同学们称他为“计算机奇才”。上高中时，他还常到西柏林自由大学数据处理中心西门子公司的大型计算机旁进行运算。
一天夜里，彭超的一位朋友建议说：“让我们接接别的线路试试。”
于是，他们开始了“计算机环球旅行”。他在一次回忆时谈起：“我们急急忙忙地在美国兜了一圈。我在屏幕上看到巨大的计算机网络图，当时实在太兴奋啦！”也就是在这天夜里，这个中学生决定用“彭超”这个名字在计算机王国遨游，而“彭超”则是一出有趣的电视剧中企鹅的名字。
7、不是单枪匹马干这一行的
过了不久，通过柏林一个家用计算机俱乐部介绍，彭超有了进入联邦邮政局数据处理网用户鉴定系统的资格。这个系统是到国外数据处理网活动的“万能钥匙”。
又过了半年时间，彭超在一次计算机俱乐部的“卡奥斯通信代表大会”上，认识了克劳斯·科茨，科茨化名哈克巴德，也是一位计算机研究高手。当别人通过数据处理网窃取世界各地的军用、民用和研究用的计算机秘密时，他往往坐在一边卷他的香烟，或者做些笔记，一旦得到了什么秘密，他就会很高兴地表示祝贺。
通过哈克巴德的引见，彭超又认识了多布，多布的真名叫巴霍夫斯基，是俄罗斯人，他是西柏林瑞士宫廷旅馆第四层的常客。他同别的客人不同，往往在夜间活动，起床很晚，有时就睡一整天。多布也是计算机能手，他常常以故障检修员的身份，出现在大型计算机旁。
彭超与彼德罗在布尔克拉芬街的“瑞士宫廷旅馆”四层一个房间里窃取情报时，多布也常常在场，这里的高级计算机和房间都是多布租用的。
与哈克巴德、多布合作多年的朋友，还有一位叫乌尔默尔的人。他是一位性格内向，会计算机程序编制的专家，他也习惯于在夜间工作，常常利用太空中的卫星联络手段进入自己独特的实验室。乌尔默尔经常加班加点，即使在午夜还常常坐在汉诺威市中心的一幢办公大楼六层楼顶观察“满天星月”。
乌尔默尔在这里租了一套两室公寓，他的房间里最重要的东西是一架造价高昂、性能极好的计算机。他有时整天整夜地活动在计算机旁。
事实上，这是他在进行特殊的盗窃数据情报的工作。表面上看，他好像是一个人在这里，其实他不是单枪匹马干这一行的，他身旁往往坐着哈克巴德，有些时候，彼德罗、多布也在现场。
这些人的秘密分工是这样的：乌尔默尔窃取情报，哈克巴德做记录，彼德罗和多布到柏林把情报资料交给克格勃官员。等到他们从柏林回到汉诺威，则每人手中都会有大量的活动经费。
乌尔默尔、哈克巴德、彼德罗、多布等人全是以各种身份掩护的克格勃人员，他们的谍报行动很隐蔽，而且秘密运转得很顺利，效率也很高，多年来，他们不但窃取了五角大楼“星球大战计划”最核心的机密，也使难以数计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资料源源不断地消失在莱茵河畔……
这一切天真的彭超不知道，连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们也蒙在鼓里……
1986年的夏末秋初，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终于在一次接触计算机网络联系中，发现了这只若隐若现的黑手。为了放长线钓大鱼，直到10年后，美国谍报机关才下决心斩断了这只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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