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有十秒钟的时间，法庭里没有丝毫人声或动静。我觉得自己都听得到别人呼吸的声音。他那句话的意思慢慢地穿透了大家的思想。我们看到那件事突然出现，逼近眼前；但得花时间去调适，而我不知道法官是不是会准许这件事。被告疲惫的脸上现在带着讥诮的表情，好像在向雷金纳·安士伟挑战，看对方是不是敢正视他的目光。雷金纳没敢回头，他背对着被告席，坐在律师席上；一手抓着水瓶，看来好似没有听见。在和被告同样颜色头发下的那张邪恶的脸上只露出很惊讶的表情。

    “不错，我说的就是那边的那个男人，”H.M.坚持地说道，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

    雷金纳上尉摇了摇头，不屑地笑了笑。华特·史东爵士全副武装地站了起来。

    “庭上，”他厉声说道，“我是不是能说被告并不能确定胡弥先生当时是怎么想的？”

    法官考虑了一下，用两只小手揉揉两边的太阳穴。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华特爵士。不过，要是亨利爵士在这件事有进一步的证据，我想我们可以让他多点空间，”他有点严厉地看着H.M。

    “有的，庭上，我们有证据。”

    “那就继续吧！不过要记住被告怀疑的事不是证据。”

    尽管检察总长没有攻击就坐了下来，但他很清楚地表示宣战了。H.M.再次转身对着安士伟。

    “关于那次我们要加以说明的电话，你的堂兄在前一天晚上就到了伦敦，对不对？”

    “是的，从我所住的同一个地方去的。”

    “而他每次到伦敦去，都是住在你的公寓里吧？我想我们在这里听过这样的证词？”

    “的确是这样。”

    “所以，如果死者想和他联络的话，从礼拜六清早九点就打电话到你公寓去，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是的。”

    “你礼拜六傍晚到格鲁斯维诺街去的时候，从头到尾有没有提起过你的名字呢？”

    “没有。我向管家说：‘我姓安士伟。’然后，他向他主人说我到访的时候，他说的是：‘这位先生来看您，老爷。’”

    “所以，死者说：‘我亲爱的安士伟，我要制得你服服帖帖的，你这该死的！’这句话的时候，你相信他说的根本不是你吧？”

    “我确定他说的不是我。”

    H.M.把一些纸张整理了一番，好让这句话深入所有人的心里。然后，从饮威士忌酒的事开始，他叙述了整个经过。我们知道这一部分是真的；可是话说回来，他到底有没有罪呢？这个男人并不是全世界最好的证人，可是他所说的一切都具有强烈的说服力。他带着一点如果他确是清白的话就想必会感受到那种受困的感觉。问话的时间很长，安士伟原本也会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可惜昨天傍晚——他在被告席上自承有罪，即使没人再提起，这件事却仍像阴影笼罩了他所说的每一个字。他还没开始申辩，就已经是一个自己认了罪的杀人凶手了。就好像有两个他，像一张重复曝光的照片中的人物似的彼此融入对方。

    “最后，”H.M.大声地说，“我们来看看各种事情的原由。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其中有了误会，而整个晚上，死者一直错把你当做了你的堂兄呢？”

    “我不知道，”他略微停顿，“那天晚上，后来我想到这点，可是我不能相信。”又停顿了一下。“事后，我又想到这点。”

    “你为什么即使是在那样的时候也不愿意谈这件事，是有原因的吧？”

    “我——”他犹豫不决。

    “告诉我吧！你是否有什么原因？”

    (注意了，H.M.，看在老天的分上，注意一点！)

    “你已经听到了问题，”法官说，“回答问题。”

    “庭上，我想我是有原因的。”

    法官包德金大人皱起了眉头。“你到底是有原因，还是没有？”

    “我有一个原因。”

    很可能H.M.开始流汗了。“只要告诉我这件事：你知道死者为什么想和你堂兄约好见面的时间，而不是要见你吗？”

    在律师和被告之间似乎有一个天平，现在指针倾斜了。那个年轻的蠢货挺起胸膛，深吸了一口气，两手扶着栏杆，以神色清明的两眼环顾着法庭。

    “我不知道，”他很清楚地回答道。

    一片沉寂。

    “你不知道？可是那是有原因的，对吧？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误会呢？”

    一片沉寂。

    “是有原因的，对吧？为什么死者会不喜欢安士伟上尉，而且要‘把他制得服服帖帖’的呢？”

    一片沉寂。

    “是不是因为——”

    “不行，亨利爵士，”在越来越紧张的情势中，法官插嘴说道，“我们不能再让你继续诱导证人。”

    H.M.鞠了一躬，把全身重量放在他抵在桌面的两个拳头上。他很清楚地看出再继续谈这个问题也毫无用处。法庭里想必有了各式各样没有说出口的揣测，都藏在我们四周那些面无表情的人心里。我首先想到的是，这凶手可以确定是和玛丽·胡弥有关。比方说，是不是在玛丽·胡弥和那一文不名的安士伟上尉之间有什么相当惊人的关系？会不会是那位很现实的艾佛瑞·胡弥打算在可能毁掉一段好姻缘之前，就直捣事件的核心呢？这种假设和每一种状况都相合；可是被告会宁愿把脖子往绞索里伸，而不肯说出来吗？这太不可置信了。我们很理性地面对现实吧：现在没有这种事了，这种骑士精神也太过头了。想必是和玛丽·胡弥有关的其他原因——可是我想那是我们所有的人想都想不到的。而等我们确实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之后，我们也都能了解了。

    目前H.M.结束了对他证人的询问，那位强势的华特·史东爵士起身做交叉询问。他起先有好一阵子没有说话，然后用平静而疏远的轻蔑语调抛出了一个问题。

    “你到底有没有决定自己究竟有没有罪？”

    有些语调是绝对不能用在别人身上的，哪怕他孤立无助时也一样，就算别的不能怎么样，这也会激起反应。安士伟抬起头来，隔着整个法庭，正视着检察总长的两眼。

    “这就像是问人家‘你打扑克牌的时候不再唬人了吧？’一样。”

    “你打牌的习惯问题和本案无关，安士伟先生。只要请你回答我的问题就好了，”对方说道，“你究竟有罪还是无罪？”

    “我没有行凶。”

    “很好。我想你的听力很正常吧？”

    “是的。”

    “要是我对你说‘安士伟先生’，然后再说‘安士伟上尉’，就算法庭里很不幸的十分嘈杂，你也能分辨这两者的不同吧？”

    坐在律师席上的雷金纳·安士伟微微一笑，把眼珠子转了一转。这些让他有什么感想，恐怕没有人说得出来。

    “请大声回答。我想你不会有暂时性失聪的病吧？”

    “没有。可是问题是，我当时并没有怎么注意。我正在看报纸，用另外一只手接了电话，在我听到胡弥先生的名字之前，并没有怎么特别注意。”

    “可是他的名字你倒听得很清楚？”

    “是的。”

    “我这里有你的供词，第三十一号证物。关于死者可能说的是‘安士伟上尉’而不是‘安士伟先生’这种说法——你有没有对警方的人说呢？”

    “没有。”

    “可是你告诉我们说，你早在凶案发生的当天晚上就想到这件事了？”

    “我当时并没有很认真地想这件事。”

    “是什么让你后来很认真地去想这事呢？”

    “呃——我就是把事情从头想了想。”

    “你在接受预审侦讯的时候提过吗？”

    “没有。”

    “我想要问清楚的是：这个念头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在你脑子里想明白的？”

    “我不记得了。”

    “那是因为什么才让你想明白的呢？这一点你记不记得？不记得？简而言之，对于你这样一个特别的想法，你能给一个好而实在的原由吗？”

    “能，我能！”证人大声叫道，像发狂似的挣脱了原先麻木的状态；他第一次让人看来很自然而像个活人。

    “很好，是什么原因呢？”

    “我知道玛丽在认得我之前和雷金纳很要好，当时在施东曼家里就是雷金纳把她介绍给我的——”

    “哦？”华特爵士极其和蔼有礼，“难道是说你相信他们有不正当的关系吗？”

    “不是，不完全是那样，只是——”

    “你有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的关系有不当之处？”

    “没有。”

    华特爵士把头往后一仰，似乎用一只手按摩着脸部，好像要弄清楚一些奇怪的想法。

    “那，告诉我到底有没有弄清楚你所说的各种证词。胡弥小姐曾经和安士伟上尉来往，其中没有任何不当的问题。因为这个缘故，非常讲理的胡弥先生对安士伟上尉感到极端的讨厌，突然决定要‘把他制得服服帖帖’。他打电话给安士伟上尉，电话却被你接到而误以为他找的是你。你没有带武器去到胡弥先生家里，他以为你是安士伟上尉，就给了你一杯下了药的威士忌酒。在你失去意识的时候，有人把安士伟上尉的手枪放进你的口袋里，然后(我想你这样告诉我饱学的朋友)还花时间把薄荷精倒进你的嘴里。等你醒过来之后，你的指纹出现在一支你从来没有碰过的箭上，而威士忌酒倒回到一个上面没有指纹的酒瓶里。我有没有很正确地说明你在这件案子里的立场？谢谢你。你真的以为陪审团会相信吗？”

    一片沉寂。安士伟的两手垂在身边，环顾了一下整个法庭。然后他用很自然而不假思索的语气说道：

    “上天作证，到这时候我也不寄望任何人相信任何事了。要是你相信一个人在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原因的话，你不妨暂时站在我的立场，看看你喜不喜欢听到你自己说的话。”

    法官席发出严厉指责打断了他的话：可是他已经克服了紧张不安，而两眼中呆滞的神情也消失了。

    “原来如此，”华特爵士泰然自若地回应道，“你接下来要说你自己的行为都是没有理由的吗？”

    “我一向认为行为总是有理由的。”

    “所以你在一月四号晚上的行为也是有理由的了？”

    “是的。他们当时跟你现在这样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就一直闭嘴不答。”

    这话又引得法官斥责，可是安士伟现在比先前接受询问的时候让人感觉好多了，这种好印象却相当没道理，因为华特爵士一路把他绑死在一个个绳结里，大概整个法庭里不到三个人相信他说的话。可是——在他让H.M.大为失望之后——却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那老家伙刻意安排的结果。

    “你刚才告诉我们，说你之所以拒绝脱掉大衣，还用让人形容为很凶恶的语气向一名证人说话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想‘看起来像个该死的傻瓜’，对吗？”

    “对的。”

    “你认为脱了大衣会比穿着大衣更让你看来像个该死的傻瓜吗？”

    “是的，不是。我的意思是——”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我的感觉，如此而已。”

    “我倒认为你之所以不肯脱掉大衣的原因是，你不希望有任何人注意到你裤子后面口袋里藏着手枪吧？”

    “不是，我根本就没想过这事。”

    “你根本就没想过什么？你口袋里的手枪吗？”

    “是的，我是说，我口袋里并没有手枪。”

    “现在，我要再请你注意你在一月四号晚上对警方所做的供词。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所说的话和你向警方所做的供词正好相互矛盾？”

    安士伟退缩了一下，又拉了下领带。“不知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来给你念几段，”华特爵士用他一贯沉重的语气说，“你说‘我在六点十分到达他的住所，他非常友善地迎接我’。——你现在却说他的态度极不友善，对吧？”

    “是的，不是很友善。”

    “那这两种态度里，你到底希望我们相信是哪一种呢？”

    “两者都有。这正是我要说的意思：我是说在那天晚上，他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态度不很友善；可是他对我本人其实是相当友善的。”

    华特爵士一直对着证人看了好久，然后他把头低下来，好像要让头脑冷静一下。

    “我们不需要停下来把这事理清；我怕你没听懂我的问题。不管那天晚上他把你当做是什么人，他和你谈话时的态度很友善吗？”

    “不是。”

    “啊，我要弄清楚的正是这一点。那你供词中的这一部分就是假的了，对吗？”

    “当时我认为那是真的。”

    “可是从那以后你完全改变了主意？很好。你又告诉我们说：‘他说他要敬酒祝我健康，还说他完全赞同我和胡弥小姐的婚事。’——因为你现在决定说他很不友善，你怎么把所引的这番话和不友善的态度连在一起呢？”

    “我误会他了。”

    “换言之，”检察总长在略为停顿之后，字斟句酌地说，“你现在要陪审团相信的是和好几处重要供词完全相反的说法？”

    “理论上说来，正是如此。”

    有整整一个钟点的时间，华特·史东爵士把证人像一个钟似地拆得零零落落。他很仔细地问过供词中的每一个细节，最后在说完一个我所听过最具杀伤力的结论之后坐了下来。大家都以为H.M.会再度询问来重建他的证人。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只说了一句：

    “传玛丽·胡弥。”

    一名法警把安士伟带回被告席，开了门，把他放回他那开放式的兽栏里。有人从地下室拿了杯水来给他；他大口地喝着，可是在他听到H.M.传证人的话时，吃了一惊似地抬眼由杯缘看了出来。

    前面一场讯问期间，玛丽·胡弥身在何处，谁也不知道，她似乎突然现身在法庭，好像接送证人来往法庭的接驳车毫不迟疑或停留。安士伟已经是那种最后一分钟才出现的证人。而雷金纳·安士伟的表情变了。那种表情不像惊讶那么明显：只是有某种感知，好像有人在他背后轻拍了下他的肩膀，而他却不怎么想回头的感觉，他那长长下巴的好看面孔更显得消瘦；可是他装出一副愉悦的表情，手指缓缓地在水瓶上轻敲。他抬眼看了看被告——对方微微一笑。

    玛丽·胡弥在走进证人席的途中，看了雷金纳上尉的后脑一眼，除了莫特伦警探之外，她是(或者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到目前为止，证人中最镇定的一个。她穿着黑色貂皮，艾芙莲向我坚持说那是刻意打扮的，不过她也许就是有那种蔑视和反抗的感觉，而且她没有戴帽子。她的金黄色头发，中分之后向后梳理得很整齐，强调出那张有着一对分开蓝眼的脸上那种柔和，以及特殊的性感。她把两手放在证人席栏杆上的方式是紧紧抓住，两臂伸直，好像她是在一架水上飞机上面。她的神态再也没有一点我先前见过的温驯。

    “你在万能的上帝前发誓说你所提出的证言——”

    “我发誓。”

    (“她吓得要死！”艾芙莲低声地说，我指出她一点这样的迹象也没有，可是艾芙莲只摇了摇头，又再向证人所在的方向点了点头。)

    不论真相如何，单是她的现身就已经有了山雨欲来的感觉。甚至于连她看来娇小的身材也似乎强调了她的重要性。记者席上引起了一阵新的兴趣和骚动。让自己声音清晰都有些困难的H.M.等着这阵骚动平息；只有法官丝毫不为所动。

    “嗯，哼！你的姓名是玛丽·胡弥吧？”

    “是的。”

    “你是死者的独生女，住在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吗？”

    “是的，”她像个梦游者似地点着头。

    “你是在索塞克斯的富瑞安，一次圣诞家庭酒会里认识被告的吧？”

    “是的。”

    “你爱他吗，胡弥小姐？”

    “我非常爱他，”她说着，两眼很快地眨动了几下。如果说还可能有比先前更空洞的沉寂的话，那现在就充满了整个法庭。

    “你知道他被控谋杀你的父亲吧？”

    “我当然知道。”

    “现在，夫人——小姐，我要请你看一下我手边的这封信，上面的日期是‘一月三日，夜间九点三十分’，也就是凶案发生的前一天晚上，你能不能告诉陪审团这封信是不是你写的？”

    “是的，这封信是我写的。”

    这封信大声朗读出来，内容是：

    亲爱的父亲大人：

    吉姆突然决定明天早上到伦敦去，所以我想最好告诉你一声，他会搭乘我平常所坐的那班车——你知道的，九点由这里开车，十一点差一刻抵达维多利亚站。我知道他打算明天找时间去拜会你。

    爱你的玛丽敬上

    又及：你会处理另外那件事吧？

    “你知道你父亲有没有收到这封信吗？”

    “知道，他收到了。我一听说他过世，当然马上进城来：就在当天晚上——他过世的那个晚上，你知道——由他皮夹里拿了出来。”

    “你当时是在什么状况下写那封信的？”

    “礼拜五晚上——你知道，就是那个礼拜五晚上——吉姆突然决定要进城去，要给我买个订婚戒指。”

    “你有没有劝阻他，要他别进城呢？”

    “有的，可是我不能做得太过分，否则他会怀疑的。”

    “你为什么想劝阻他去呢？”

    证人舔了下嘴唇。“因为他的堂哥，你知道，就是安士伟上尉，在礼拜五傍晚动身去了伦敦，要在第二天去见我父亲；我怕他和吉姆会在我父亲家里碰头。”

    “你不希望他们在你父亲家见面，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

    “是的，有的！”

    “是什么原因？”

    “稍早之前，你知道，就在那个礼拜，”玛丽·胡弥回答道，“安士伟要我，或者不如说是要我父亲，付他五千镑的封口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