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快到中午我才醒来。

    我躺在床上给艾莲娜打了个电话，我告诉她，我怕是感冒了，今天不能去了。这位漂亮小姐回答我说她知道了。

    打完电话，我穿衣下楼去吃饭。我到报亭买了当天的所有日报。报上无所不有：联合国新闻、北约、人民共和运动、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巴黎市政府商场。最近从弗雷斯内监狱逃跑的三个囚犯，有两个已被司法部门抓住；只有罗歇·拉杜依，外号叫肖肖特（不必问为什么）漏网潜逃，但报上没有任何关于卡皮洛尔所挨的这突如其来一刀的报道。我只是在读到13点15分出的《夕阳报》时，才发现了这条令人不快的消息。

    在这张我的老伙伴马克·高维主笔的小报上，赫然有这样一条标题：

    马雷地区一典押商人昨天在寓所被杀。

    下面的文章写道：

    “这凶杀事件很晚才被发觉，受害者名叫于勒·卡皮洛尔，外号萨缪埃勒老爹，生前在佛朗·布加乔尔街开典押铺。据法医初步鉴定，他是昨天白天或傍晚时分被一把他自己的裁纸刀捅死的。一位名叫莫里斯·巴杜的年轻大学生——他是极有身份的企业家之子——家住寺庙街，刚好去典押商家押物借贷，发现了这起凶杀案，时间为今日中午时分。他立即报了警。中央刑事科佛洛里蒙·法鲁警长负责调查此案。搜查中发现受害者的保险柜、钱包和其他家俱的抽屉中只有少量现金，因此钱可能是作案的动机；但报私仇的可能也不能排除。这把用来行凶的刀子的刀把已被人仔细擦拭过。但在作案现场仍获取了几组手印，有些指纹是很有用的……”

    “有些指纹是很有用的”这句话令我不快。

    我折好报纸，回到家里。我从口袋里取出从卡皮洛尔那里盗来的钞票；看了看。没错，这些钞票与它们的合法主人一样丑陋。我觉得自己很难向法鲁解释清楚这笔钱的来历。尤其是，如果司法身份验证处在佛朗·布加乔尔街把握取的“那些有用的指纹”当作我们谈话的证据呢？我觉得我当时够小心谨慎的了。但总会有疏忽的地方。要避免麻烦，就不能让人怀疑这笔钱的来历。我拿起电话，拨了一个朋友的号码。他住在富人区，不到特殊情况，我是不愿意打电话给他的，而现在我正处在特殊情况之中。

    我很顺利地向他借到了伍万元现钞。我一下子兴奋起来，拿起《夕阳报》，点起烟斗，又看起关于卡皮洛尔不光彩下场的报道。然后我拿起电话，给司法警察局打电话。

    “喂。内斯托·比尔马，您有什么事？请快讲。”没过一会儿，话筒里传来法鲁的声音。

    我仔细听着他的声音，以便从中抓到一点不易察觉的细微变化，声音与平时一样，仍然是那样粗犷。

    “快说吧．”警长又说。

    “别恼火，”我说。

    “我没发火，可我现在忙着呢。”

    “啊？好吧。您可能受到更糟糕的熏陶。我在报上看到有一个人被杀了，他与我曾打过交道。”

    “谁？”

    “卡皮洛尔。”

    “您认识他？”

    “是啊。我有一次……嗯，这么说吧，他是典押商人。”

    “对，对。”

    “您也许会在他的帐本或付帐本上发现我的姓名，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叫什么？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这种本子。可您就不必为这大动脑筋啦。”

    “当然。可是，我的伙计，您的名字并没有在他的本子上。至少在我们翻过的本子上没有看到。”

    “这是一两年前的事了。也许他随时销材料。”

    “很可能。”

    “还有，那个小伙子怎么来访的？”

    他嚷道，“没什么特别的。已对您说过，我忙着呢！您还让我浪费了好多时间。在办案调查中，您经常在我大腿边上转。这一回，我搞这案子，您骗不了人。你别想在您的宝贝报纸的头条新闻里总能看到内斯托·比尔马的名字……放明白点！”

    他挂上电话。我叹了口气，也象松了口气。也许就是这样。可是，这里还混有另一种感情。我已挂上电话，而我的手难以从湿腻不堪的电话盘上移开。

    我戴上帽子，来到街上。

    我走到诊所，从医生那里取走我借的伍万元。下车后，我步行向寺庙街走去。

    莫里斯·巴杜，就是向警察局报告于勒·卡皮洛尔被害的大学生，他的住宅如报纸所说就在小广场后，与富拉啤酒店在同一条街道上。再回过来看看这幢房子：大门能通行车辆，门柱上挂着一串金属牌，我在金属牌上寻找巴杜这个姓，但却没找着。一位著名企业家的儿子……我溜进宽敞的内院。门房里养着一盆花，还有一只猫。看门人正起劲地看着言情小说，她看得全神贯注，对门口来往的人习以为常，对我根本不屑一顾，好象我并不存在似的，而我也不想向她打听小巴杜住在哪里。我看见门口有一个脸色苍白、头发乱蓬蓬的、显得很机灵的年轻人，他正在搬运纸箱，来回走着。我在一个看门人看不见的角落叫住了他。钱是好东西，我花了一百法郎，很顺利地弄清了莫里斯·巴杜的房间。

    我上到顶层，在门环上敲了几下，等着。

    里面没有动静，好象没人。可这种安静骗不了我经过训练的耳朵。

    我又敲门，终于有人问道：

    “谁？”

    “是巴杜先生吗？”

    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问什么，门突然开了，一个瘦小的身影出现在门框中。

    莫里斯·巴杜并不是昨天我在雨中跟踪的那个年轻人。这不仅因为眼前这个人戴着眼镜，而且他的整个姿态和身材同打电话的人，或者说假定打电话的人根本不同。打电话的人身材高大，总之相当高大。不管怎么说，他比眼前的这个大学生高大……

    “什么事？”他问道，样子很凶。

    “我能进来吗？”我说。

    “进来？”他嘀咕着说，“干什么？”

    “我是记者！”

    “您是哪个报社的？”

    “《夕阳报）。”

    我走进他的卧室，他关上门说道：“这件事是否可以很快了结？我只有一个愿望：让我安静一点。”

    我咳嗽起来，接着说：“您别恼火。我无意得罪您。”

    他耸耸肩，说：“咱们把这件事了结了吧，我给你讲讲我这件小事，不过，我得事先告诉您：我对您讲的不会比对您的同行和警察讲的更多。”

    “请讲吧！”

    显然，他所讲的一切同我在报上所看到的没什么两样，去卡皮洛尔家……

    “……我想您是去典什么东西，是不是？”我插话道。

    他并没有发火，但口气坚定地说：“有必要了解我的私生活吗？”

    “不，可是，您知道，我在生活中也有身无分文的时候。这没有什么不光彩的。请继续……”

    “好极了，”当他讲完时，我说道，“您没有注意到什么特殊的情况，或许是没有什么向警方提到的特殊之处？您明白这是指什么，嗯？某个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您起先疏忽了，后来又想起来了……”

    他摇了摇头。

    “谢谢您，巴杜先生。”

    他为我开门。我走出门时，他说：“我想咱们俩都是白费光阴，”这是他的告别辞。

    我并不认为我浪费了时间。

    我回家后便查起电话号码本，发现有五个人姓巴杜，但名字不一样。

    我拨通第一个号码，“喂，阿尔贝·巴杜先生？”

    “正是。”

    “我是内斯托·比尔马。我打电话给您是为着……”

    他一下子打断了我的话，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说话，这使我很不自在：“……关于我的儿子，我知道。实话对您说吧，您并不是第一个打电话来主动效劳的人。”

    “我是侦探，先生。”

    他哈哈大笑起来：

    “噢！很好，太好了，太好了！私人侦探，这比律师好，好多了。在这一行里，您是第一个。可是，不管怎样，您没有什么运气摘桂冠。”

    我哈哈地笑了。“听着，我的小先生……”他便长篇大论地说开了，“我儿子不会有麻烦的，我了解他。他特别像我头一个已死去的妻子。他一无所长，不可能杀死一个典押商人。要是……这倒太好了。再说，即使……他想远远离开我去尽情享乐，嗯？我不会抛开他不管的，可我从不见他。好的！我和您聊起家里的事来了。这很可笑，对吧？”

    “我并没有问您什么，先生。”

    “我对我的儿子很放心。他没有足够的能耐去谋杀人。就是他干了，那他也是成年了，他的事他自己负责。先生，私人侦探在这里用不着，也用不着律师，总之，这儿不需要，懂吗？”

    “完全明白。原谅我打扰您了。”

    “没关系。我觉得挺好玩。我的上帝！这是我儿子有生以来第一次为我带来欢娱。为这，我要把给他的生活费增加一倍。好了，再见，先生。”

    他挂上了电话。

    我也慢慢地挂上电话，好家它是什么珍贵的东西。然而，他未能掩饰住自己的冲动，声音发颤。不管他怎么说，要是他儿子落入困境，他不会撒手不管的。年轻人没有杀害卡皮洛尔，可他的态度神秘莫测。他不愿披露他去那里的真正目的。我决定派事务所的扎瓦特盯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