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指出包厢中的女人是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的遗孀，整个演出在我眼里便化为乌有了。我竭力想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打算趁开场的时候和福尔摩斯悄悄交谈几句，但他一本正经地把手指放在唇上，独自沉醉在音乐之中。

    这里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这个女人真的是军火大王的遗孀，要么就是个冒名顶替的人。如果她是真的——我必须承认她的外表很有男爵夫人的气派——那么我们的委托人又是谁呢？她怎么会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又为什么缘故遭到绑架呢？

    我向弗洛伊德偷觑了一眼，他也在思索这一问题。

    我们坐马车回家的时候，福尔摩斯仍旧绝口不提这件事，兴致勃勃地谈着刚才的演出。

    我们回到伯格街19号的书房，弗洛伊德向妻子道了晚安，在椅子上坐好，准备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福尔摩斯含含糊糊地说他要回房间待一会儿。他走后，弗洛伊德皱起眉头，噘着嘴，不悦地望了望我。“我也想去一下，或者咱们最好一起去。”

    我迷惑不解地跟他匆匆走出书房，疾步上楼。他没敲门，一下把福尔摩斯的房门推开。我们一眼看到他正坐在镜台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支注射器和一个小瓶，小瓶中是可卡因。他没显出吃惊的样子，但我却惊得目瞪口呆。

    “我只是有点想它，”他缓慢地、有点悲伤地说。

    他用双手托着下巴，重新向镜台上的小瓶望去。可卡因和注射器放在那儿，活像祭坛上的供品。

    他一把抓起小瓶和注射器，毫不在意地递给弗洛伊德（我始终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和怎样把它们搞来的），然后拿起他的黑色石南根烟斗，跟着我们走出房间，轻轻关上门。

    我们回到书房，弗洛伊德绝口不提刚才的事，开始讲起我们在毛姆堡俱乐部和小男爵的那段奇遇。福尔摩斯静静地听着，只是问：“不打反手球？真有意思。他发球怎么样？”

    我打断福尔摩斯一连串莫明其妙的询问，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得出了什么结论。

    “只有最显而易见的一些看法，”他回答说，“而且仅仅是假设，还需要进一步了解，需要证据。”

    “怎样才能证实呢？”弗洛伊德问。

    “恐怕要到法院才行。我们可以随意作出各种各样的结论，但如果无法证明它们是事实，那么我们只好睡大觉。”

    他格格笑起来，“他们很精明，非常精明。而且在他们偶尔失误的地方，老天爷又帮了他们的忙，给了我们这么个证人，她的证词不仅极其有限，而且到法庭上还会遭到怀疑，甚至被认为是完全无效的。”

    他静静地坐在那儿沉思，一口一口地吸着烟斗。

    “我对欧洲政治的了解恐怕还不够深刻，”他终于叹口气说。“弗洛伊德大夫，你能帮帮我吗？”

    “怎么个帮法？”

    “哦，只需告诉我一些一般性的情况。奥托-冯，俾斯麦公爵还活着，不是吗？”

    “我想他还活着。”

    “但不再是德国首相了吧？”

    弗洛伊德迷惑不解地望着他。

    “当然，他不作首相已经将近一年了。”

    “哦。”他又一次陷入沉思，弗洛伊德和我困惑地彼此望望。

    “可是，福尔摩斯先生，俾斯麦和这件事有什么——”

    “你怎么竟看不出来？”福尔摩斯猛地站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不，不会的。”然后回到椅子上坐好，“一场欧洲大战正在酝酿之中，这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惊愕地望着他。

    “一场欧洲大战？”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点点，转身寻找火柴。

    “而且规模巨大，如果我没把那些迹象理解错。”

    “可是你怎么能从今天所看见的推测到这一点呢？”

    “根据冯-莱恩斯多夫男爵夫人和她继子的关系。”

    “可是我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的声调也和弗洛伊德的差不多。

    “那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关系。”

    他把杯子放下，那双灰色的眼睛热切地望着我们。

    “弗洛伊德先生，维也纳有没有遗嘱登记处？”

    “遗嘱登记处？怎么，当然有。”

    “那么，我希望你明天上午抽一些时间去那儿，查一查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的产业现在由谁掌管。”

    “我十点钟还要去看一位病人，”医生不由抗议道。但福尔摩斯冷冷一笑，举起一只手。

    “难道你不相信吗？现在不是一个人，而是千百万人的生命在受到威胁。”

    “好吧。我照你的吩咐去作。那么你去作什么呢？”

    “在华生大夫的帮助之下，我要去寻找敌人铠甲上的一道裂痕，”福尔摩斯说着，把烟斗中的烟灰磕掉。“据你看，我们的委托人明天能出门吗？”

    “出门？走多远？”

    “哦，只在城里。我想让她去见一个人。”

    弗洛伊德考虑了一会儿：“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可以，”他犹豫地说。“她看上去身体很健康，只是精神状态不好，还有就是营养不良引起的虚弱。”

    “好极了！”福尔摩斯站起身，打个呵欠，一面用手背轻轻拍着背。“我们今天的时间够长了，恐怕以后还要干得更长，所以我想，该去休息了。”

    说着，他鞠个躬，离开了房间。

    “从这一切他究竟看出什么了？”我好奇地问。

    “我一无所知。”弗洛伊德叹息道。“无论如何，该睡觉了。”

    我也感到筋疲力尽，但是当我的身体纹丝不动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头脑仍在久久地飞速旋转着，试图解开这个谜。一场欧洲大战！千百万人的生命！我曾多少次为我朋友那种奇异的才能而惊愕，但从未见他以如此之少的根据作出如此之多的推论。而且，天哪，假如这一切最后竟被证实，又会是一番什么情景呢？

    第二天早晨，我们三人在出门之前一道匆匆吃了早餐。福尔摩斯胃口大开，这表明他的健康已经恢复。弗洛伊德严肃地吃着，但他沉默寡言和忧虑不安。他和我一样度过了一个不宁静的夜晚。

    我们走到门口正准备分手，邮差送来一份电报，是给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他撕开封套急切地读着，随后什么也没说，就把电报塞进口袋，向邮差摆摆手，示意不拍回电。

    “我们的不变，”他说着向弗洛伊德微微鞠个躬，对我们俩好奇的目光不予理睬。医生满脸不悦地走了，福尔摩斯向我转过身，“现在，华生，我们也走吧。”

    我们坐上出租马车径直向医院驶去，在那里他们见了弗洛伊德的亲笔字条，便把病人交到我们手上。她的体力明显恢复了，顺从地跟着我们出来，迈进停在大门外的马车。福尔摩斯事先已将我们的目的地写在衬衫袖口上，我们开始穿过城市去完成一项神秘的使命。关于这项使命，当我询问时他只说：“时机快到了，华生，别着急。”

    “你估计弗洛伊德医生会在登记处发现什么？”我问。

    “他会发现我已经了解的东西。”

    他转过脸向委托人温和地笑笑，但她直瞪瞪地望着前面。

    马车越过多瑙运河，进入一片居民区。我们在瓦伦斯泰因大街停了一下，然后驶进一条宽宽的车道，这条车道通向一幢有点阴森的房子，房前有一个精心修整的花园。一辆马车停在门前的停车处，就在我们搀扶着委托人下车时，房子的大门开了，走出一位中等身材、腰板笔直的男人。虽然他身穿普通大衣和便服，但姿态却使人感到他不仅是个军人，而且受过最严格的普鲁士军队的训练。

    他向我们，或者不如说向我搀扶的女子鞠了个躬，文雅地脱帽致意，然后钻进马车，马车随即启动了。

    福尔摩斯凝望着远去的马车，皱着眉头。

    “你见没见过那个人，华生？”

    “见过，但怎么也想不起在哪儿见的。福尔摩斯，这是谁的房子？”

    他微笑着按按门铃。

    “这是冯-菜恩斯多夫男爵在维也纳的府邪，”他答道。

    “福尔摩斯，这太荒唐了！”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怎么呢？”他轻轻挣脱胳膊，“男爵这会儿不在。”

    “可万一他回来呢！你不知道那会给她带来什么后果，”我暗暗指了指那个沉默不语的同伴。“你应该事先和医生——”

    “亲爱的华生，”他心平气和地打断我的话，“你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在时间就是一切，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必须逼迫对手摊牌。无论如何，她看到这房子时并没有任何反应。谁知道事情会怎么样呢？如果她能有所反应，说不定正好就此痊愈呢。”

    他的话音刚落，宽大的房门打开了。一个表情冷漠的穿号衣的管家问我们有何贵干。福尔摩斯把名片递过去。这人毫无表情地接过名片，把我们三个引进一问拱顶的前厅，然后退了下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旁边那间宽敞的长方形门厅，既华丽又阴森，象房子的外表一样。地板是橡木的，墙上挂着壁毯，装饰着中世纪的兵器，还有镶着镀金画框的油画。

    “你见过比这更可怕的地方吗？”福尔摩斯在我身边悄悄说道，“瞧瞧天花板吧！”

    “福尔摩斯，我真要对你的作法提出抗议了。至少应该告诉我即将发生的事。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敌人是谁？”

    “恐怕我也一无所知，”他无精打采地答道，一面仍旧用不赞成的目光望着头顶上那些洛可可式木雕。

    “那么，你究竟根据什么说一场——”

    “好吧，”他有点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我们面临着一笔产业的争夺，这笔产业是一大批军火工厂。如果我们推测——”他见那个仆人走进门，就闭住了嘴。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随我来，”那人作个手势说，“我带你们去见男爵夫人。”

    这幢大房子简直象座迷宫，假如没有向导，简直就找不到那个女人的客厅。

    这个房间比我们一路走来时瞥见的其他房间较为多了点现代的色调，所有家具都罩着华丽的粉红色罩布，下面拖着长长的穗子。

    在一片粉红色正中的一张沙发上坐着我们昨晚看见的那个美人，她一见我们进去，便站立起来，操着一口美国口音的英语说：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有幸——”她突然停住，惊喜地发出一声叫喊，一只手不觉按在胸口上，眼睛在惊愕中瞪得大大的。

    “天哪！”她高喊道。“是诺拉吗？”

    她冲上前去，把福尔摩斯和我撇在一边，拉起我们委托人的手，轻轻把她领到光亮处，热切地端详着她的脸。而我们的委托人，仍象以往那样顺从、冷漠、无动于衷，任凭男爵夫人的摆布。

    “怎么回事？”这位太太嚷起来，“她完全变了。”

    “你认识她？”福尔摩斯温和地问道，紧紧盯着男爵夫人，这时男爵夫人把头转向被称作诺拉的女人。

    “怎么，我当然认识她。这是我的贴身女仆，诺拉-西蒙斯。她几个星期前失踪了，一点音讯也没有。天哪，诺拉，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来维也纳的？”

    她的脸上布满疑惑的神情，然后又关切地审视着那个苍白倦怠的面孔。

    “恐怕你会发现她无法回答你了，”福尔摩斯郑重其事地说，一面轻轻把两个女人分开，搀着诺拉-西蒙斯（假如这确是她的名字）坐下。然后他向男爵夫人扼要叙述了我们碰到她女仆的经过。

    “这太可怕了！”她听完之后惊恐地说。“她被人绑架了吗？”

    “看来是这样，”福尔摩斯平淡地答道。“从你风才的话来看，我想，她是随夫人到巴伐利亚去的？”

    “从上船起，她就没离开过我一步——除了休息的日子。”公爵夫人的面容显出一种尊贵的气派。“她正是在大约三星期前那个休息日失踪的。”

    “男爵去世的那天？”

    这个女人眼圈红了，双手紧紧绞在一起。

    “嗯，是的。发生不幸时诺拉不在别墅里。她在镇上，那个镇子我记得叫艾尔戈德已赫。在混乱中，谁也没注意她。而且，我刚才说过，那天她休息。第二天没见她回来，我觉得可能发生了什么意外，于是通知了警察局。如果不是我丈夫突然去世，我心里乱成一团，也许可以早一点通知警察。”

    “你推测发生了‘意外’，难道你没想到可能是某种罪行吗？”

    “我当时并不知道怎样想。她走了——”男爵夫人不知说什么好，两手摊开作了个无可奈何的表示。

    “警方没能发现你女仆的踪迹？”

    她摇摇头，然后激动地抓起那双毫无生气的手，“亲爱的，总算找到你了！”

    “能否问一下，你丈夫是怎样死的？”福尔摩斯紧紧盯住她问道。

    男爵夫人的眼圈又一次红了，“他的心脏，”她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用咳嗽掩饰我自己的慌乱，福尔摩斯却站了起来。

    “我深表同情。好的，我们的事情办完了，华生。”他轻松地说，我觉得他的语调里没什么感情。“我们已经揭开了我们的小谜。”他把手伸向诺拉-西蒙斯。“太太，很抱歉，耽误了你的时间，还勾起了你的伤心事。”

    “可是你们不能把她带走！”男爵夫人喊道。

    “她现在这副样子对你不会有任何用处，”福尔摩斯冷冷地说。“她自己还需要别人来照料。”说着又把手伸过去。

    “哦，我会照顾她的，”这个女人坚持道。

    “在目前情况下这样作是完全不可能的，你的仆人正在综合医院接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治疗，我们把她带到这儿来并没得到他本人的允许。如果不是为了搞清她的身分，我不会把她带出来的。”

    “得是——”

    “不过，我可以劝说医生把她交给你照顾。在普罗维登斯的时候，你一定帮助教会照顾过缺衣少食无家可归的穷人吧？”

    “那时我常常做这类教会的慈善工作。”男爵夫人急忙答道。

    “我也这样想。你尽管放心，我一定会向弗洛伊德医生反映这一情况，等到他要对病人作出处理的时候，一定会考虑你的要求的。”

    她还想说什么，但福尔摩斯一摆手，我们便告辞了，带着不幸的女仆一同出来。

    马车在原地等候我们，我们钻进去，随即福尔摩斯不出声地大笑起来。

    “一个极为出色的表演，华生。光凭她的勇气和机智就可以和最杰出的艺术技巧相媲美。当然，他们事先有所准备。这个女人受过很不错的训练。”

    “那么说，她是个冒名顶替的？”简直很难想象那个天姿国色的女人竟是个骗子。福尔摩斯不耐烦地点点头，把烟斗中的烟灰摆掉，随后向旁边那个乘客偏偏脑袋。

    “这个可怜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冯-莱恩斯多夫男爵夫人，”他严肃地说。“不过在了结这件事之前，我们可以恢复她的一部分权利，即使还不能恢复她的理智。”

    “你怎么知道另外那个女人是在撒谎？”

    “你是问她在什么地方露了马脚——除了关于女仆失踪的那段荒诞不经的故事之外？”

    我点点头，并坦率地说我不认为她的话完全不可信。

    “也许她的话包含着我们还不了解的事实，它们会帮助我们搞清楚这件事的原委，”我继续说，越来越觉得我头脑中渐渐形成的想法是不错的。“也许——”

    “也许是这样，”他微笑着表示同意。“然而有一些事实却证明了我的结论。”

    这位珠围翠绕华贵雍容的女子太象个男爵夫人了，我们那位神经错乱的病人却与这个角色不大相配。然而福尔摩斯的态度又那么自信，自信得令人气恼（不到一星期之前，他自己还几乎是个满口谵语狂言的疯子），他那副表面谦恭实则傲慢的样子真叫人难以忍受。

    “那么是些什么事实呢？”我愤愤地问。

    “你也许想知道，”他说着，递过来早上收到的电报，对我话音中的愤慨不予理会，“罗得岛州的斯莱特家族二百年来一直属于贵格教派。贵格教派轻视教会，举行礼拜的时候是不去教堂的。他们自然不搞慈善事业。是这样，当然是这样。”说着，他把头转向车窗外面。

    我愕然了，正想开口，他又继续说起来，“而且，巧得很，我刚刚想起在哪儿见过冯-施利芬伯爵。”

    “什么伯爵？”

    “冯-施利芬。我们在门口碰到的那个人，他的肖像几个月前曾上过《泰晤士报》。你见过吗？如果我没记锗，那时他刚刚被任命为德国的总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