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国际刑警组织，魔鬼必与他们同在。”柯柏说。

    贝克一言不发，柯柏揽着他的肩膀。

    “那些垃圾还是用法文写吗？”

    “当然，这是土鲁斯警方转来的。他们有人失踪了。”贝克说。

    “法国警方？”柯柏说，“去年他们托我们寻人，国际刑警组织安排的，那是狄尔索尔摩的一个小姑娘。我们找了三个月，后来法国警方寄来一封长信，我一个字也不懂，只好交给别人翻译；谁知报纸第二天就登出消息，说一位瑞典游客找到她。找到她？狗屁！当时她正坐在那个举世闻名的咖啡店，瑞典嬉皮士最常去的那间，叫什么的……”

    “巨蛋族。”

    “她正和同居的几个阿拉伯人坐在那儿，而且已经待在那儿六个月了。那天下午信才翻译好。信上说法国警方已经找了三个多月，他们确认她已不在法国，甚至可能死了。‘正常的’失踪一般在两周内可以结案，但这次，他们说，可能是个大案子。”

    贝克把信折好放在抽屉里。

    “他们说些什么？”柯柏问。

    “你是说那个土鲁斯的女孩？一周前，西班牙警方在马荷卡岛找到她。”

    “真要命！这么多的官方手续，这么长的信，只为了说明一件这么小的事。”

    “正是如此。”贝克说。

    “无论如何，你那个女孩一定是瑞典人，每个人一开始都这么想。奇怪——”

    “什么？”

    “竟然没有人想念她，不管她是谁。就算是我，有时也会想起她啊！”

    柯柏的声调逐渐变了。

    “这令我愤怒。”他说，“真的很愤怒。你手上现在有多少无头公案了？”

    “连这一件共二十七件。”

    “这么多？”

    “没错。

    “别想太多了。”柯柏说。

    “不会的。”

    好的建议总是说得比做得容易，贝克边想边起身，踱步到窗边。

    “我得赶回去处理手上那个犯人。”柯柏说，“他可以一边笑，一边杀人，多可怕！起先他喝了瓶汽水，接着就拿斧头杀死自己一家老小；然后他想放火烧房子，再用锯子割自己的喉咙。幸好及时逮到他，妙的是他又在警局哭闹着食物难吃。今天下午我得押送他去疯人院。”柯柏补了一句，“人啊，多奇怪的动物！”

    然后他“砰”地一声关上门离开。

    警局和克里斯丁堡旅馆间的树木，已开始变色、落叶了天空仍然低霾，似乎即将下雨。今天是九月二十九日了，秋意袭人。

    贝克无聊地看着抽了一半的烟，想到自己对温度变化的敏感，想到六个月长的寒冬正直扑面来。

    “可邻的小朋友，不管你是谁。”他自言自语着。

    贝克了解，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破案的可能就愈来愈渺茫，他们很可能永远不知道受害者是谁，更别提捉拿凶手了除非他再犯一次案。曝尸于防波堤上的女人，至少还有张脸有个尸体和一个没刻上姓名的坟墓，靠这些线索还可以追查下去。但是凶手可能是谁却还没有个底，连轮廓都没有，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然而模糊的概念中看不出杀人动机，看不到锐利的武器，也显现不出勒毙者的双手。

    马丁·贝克整理一下思绪：

    “牢记你拥有警察最重要的三项美德。”他说服自己，“你坚守岗位，能作逻辑的思考，而且非常冷静。你不允许自己失去镇定，而且不管什么案子，你永远表现得很专业。‘不情愿的’、‘可怕的’、‘残忍的’这种种字眼只属于报纸，跟你的思考毫无关系，谋杀案凶手也是个普通人。”

    自从上次在莫塔拉的城市饭店分别后，他一直没再见过艾柏格，虽然两人电话联络不断。他记得上星期通话时，艾柏格最后说的是：

    “放假？这个案子没解决我就不放假。我很快会把所有资料搜集好，即使我得独力把伯伦市铲平，我也要继续下去。”

    最近艾柏格已经变得不是“固执”两个字可以形容了，马丁·贝克这样想。

    “该死，该死，该死！”

    他一边嘀咕，一边用拳头敲打前额。然后他回到桌前坐下，把椅子向左转九十度，失神地望着打字机上的纸。他试着回忆本来要写的东西，那是柯柏拿着那封信进来时打断的。

    过了六小时，下午四点五十八分了，他穿戴好大衣和帽子，准备开始诅咒那挤得要命的、往南开的地铁了。外面还下着雨，他开始闻到湿衣服发出的霉味，也开始对又要被一群陌生的躯体紧紧围住站着而感到恐慌。

    四点五十九分，史丹斯敦来了，他跟平常一样，没敲门就进来了。这令人有点生气，但还可以忍受，比起米兰德啄木鸟般的讯号或柯柏打雷似地猛敲好多了。

    “这是失踪女子组传来的消息。你最好寄一封感谢函给美国大使馆，是他们代为传话的。”他读着这张淡红色的电报。“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上次是什么地方？”

    “纽约州阿斯托立雅市。”

    “就是他们寄了三页资料来，却忘了提她是黑人那次吗？”

    “没错。”马丁·贝克说。

    史丹斯敦把电报交给他说：

    “这个号码可以找大使馆里的一个人，你应该和他联络看看。”

    能将挤地铁的酷刑延后，马丁·贝克多少有点暗自高兴。他回座位拨电话，但是太晚了，大使馆下班了。

    第二天是星期三，天气更糟了。早报上登出一篇旧闻，提到应该是在瑞典南部，一个叫做瑞恩的地方，有个二十五岁的家庭主妇失踪了，她度假之后就未返回家中。

    中午以前他们就把柯柏的叙述内容和修饰过的照片，分送给瑞典南部的警局和一位叫做艾玛·卡夫卡的侦探队长，他服务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凶杀组。

    午餐之后，马丁·贝克觉得脖子上的淋巴腺开始肿起来了，以至于在傍晚回家前，他讲话、吞口水都有困难。

    “明天国家警署不需要你，我已经决定了。”他老婆说。

    他正打算张嘴反驳，不过望了望孩子之后，又把嘴闭了起来。

    她很快就乘胜追击。

    “你的鼻子完全塞住了，喘得好像鱼离开水一样。”

    他放下刀叉，咕哝着：

    “感谢主赐晚餐。”

    随后他迅速把想说的话带离餐桌。这个方法让他慢慢恢复理智。他缓慢但有条不紊地拼组那艘模型船，刚刚那些不愉快的感觉不见了，隔壁房间的电视声，他也能听若不闻。过好一会儿，他女儿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站在房门口，脸颊上还有泡泡糖渣。

    “有人打电话来。真讨厌，现在派瑞梅森探案刚演一半呢。”

    真该死，他早就该把电话移走的！真该死，他早就该跟孩子一起成长的！真该死，跟一个十二岁大、已经发育完全又喜欢披头饰的孩子应该聊些什么呢？

    他以一种畏缩的姿势走进客厅，偏偏他还是在梅森那张占满整个电视的狗脸上，投下一个愚蠢的暗影，他只好拿着电话走出客厅。

    “喂，”艾帕格说，“我想我有一些发现。”

    “是什么？”

    “这星期我都在查小船和货轮的航行记录。想把所有经过的船都查出来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一个小时前，有个一般勤务部门的小伙子说，今年夏天的某个晚上，有艘向西开的客轮在半夜经过普拉登。他说记不得是哪一天，而且是刚刚才想到的，他曾经好几个晚上在那个地区出任务。这似乎非常难以置信，但他发誓这是真的。这件事的第二天他就放假了，那之后他也忘了提。”

    “他记得是哪艘船吗？”

    “不记得。不过，我打电话去哥审堡和船务公司的人谈过这事。其中一个人说这应该是确实的，他说那艘船应该是‘黛安娜号’，还给我船长的地址。”

    一阵短暂的沉默，马丁·贝克可以听到艾柏格划了一根火柴。

    “我找到了船长，他说他当然记得，尽管他宁愿忘记。起先因为大雾，他们被迫停在哈夫林吉三个小时；接着马达的蒸汽管又坏了……”

    “引擎。”

    “你说什么？”

    “是引擎，不是马达。”

    “噢，对。但总之他们停在索德策平修理，花了超过八小时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们那次晚了几乎十二个小时，是在午夜通过伯伦夏特的。他们甚至没在莫塔拉或瓦兹特纳停留，直接开去哥审堡了。”

    “什么时候发生的？我是说，哪一天？”

    “船长说仲夏之后的第二趟，也就是七月四号。”

    他们至少停顿了十秒钟，然后艾柏格说：

    “就在我们发现她尸体的四天前。我还曾再打一次电话给那船长以确定时间，他想知道怎么回事，我则问他在哥审堡下船时，是否有点名。他回答：‘他们何必点名？’我说我不知道，他一定认为我疯了。”

    又是一段沉默。

    “你认为这是个新发现吗？”

    “我不知道。”马丁·贝克回答，“可能是。不管怎样，你做得很好。”

    “如果船上的每个人都确实抵达哥审堡，那就不值得追究了。”

    他的声音奇妙地混合了失望和若干胜利感。

    “我们得查出所有的资料。”艾柏格说。

    “当然啰。”

    “再见。”

    “我会和你联络，再见。”

    马丁·贝克手放在电话上呆站了一会儿，然后他皱起额头，像个梦游病患者一样穿过客厅。他小心地关上门，坐在模型船前面，举起右手想调整主桅，它却不听使唤马上掉下来。

    他又在那儿呆坐了一小时，直到他老婆进来撵他上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