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找到维尔丁，跟他见了面，冷淡地说：

    “有个实业家对你感兴趣。我早就认识他——跟他一起在中学读过书，当时他是个无名小卒，但脑子一向十分机灵。我们一度打算邀他跟我们共事，但他太爱财了。”

    “请原谅，所有正常的人都爱财。”维尔丁更准确地补充了一句。

    “因此你自己考虑决定这个问题。现在你把这个帝国主义剥削者的名片拿去，他等着你的电话。我想，也许你在我们处里开始感到烦闷，对种种阴谋活动已经厌倦了？”

    这次会面维尔丁没有给将军留下好感，然而这位昔日的侦查员已开始觉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讨人喜欢的人越来越少，因此应该多关心自己的菜园，少开些电视机。

    希什科夫和维尔丁见面时彼此之间都小心翼翼，就像两只野兽在热带丛林里相遇一样。然而他们很快就确信他们俩是一个窝里飞出的鸟，尽管年龄相差悬殊，但对周围世界的看法实际上都一样。在怎样达到既定目的方面他们的观点有些差异，但是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实业家主要看重金钱和让人赚钱的机会。至于周围的人对他怎么看，是怕他、尊敬他还是认为他只不过称霸一时，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对希什科夫而言，重要的是他自己怎样评价自己，他今天价值几何。维尔丁则非常看重周围的人对他的态度，金钱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成功的途径，主要的是现实权力，它靠的是威慑。人自古以来就爱财，但对自己的生命则从来都更加珍惜。

    希什科夫靠车臣战争捞取钱财。事情干起来并不复杂，只消以重建被毁工程的名义取得贷款，然后列出建筑工程项目。几天以后，谁也不知道到底完成了多少，什么时候完成的，哪些工程被战火烧毁，还有哪些工程从来就不存在。

    维尔丁领导着一支侦查小分队，隶属于反贪污和有组织犯罪局。中校心里明白，贪污是不能碰的，它就像缠绕的藤蔓一样一直延伸到顶端，谁要是往那里钻，跌下来连尸首都无人收殓。必须装出一副积极的样子，这在目前局势混乱和多重领导的情况下不难做到。维尔丁中校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员联合起来，建立一支坚如磐石的队伍，因此他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精心挑选人员，认为一个人的忠诚比他的职业素养重要得多。然而毫无疑问，中校也不会把笨蛋和不学无术之徒留在自己的分队里。

    希什科夫首先要中校对运货物的人进行核查。必须清除两面派，一定要让每个人、直至扳道工心里明白，他为什么能得到这笔钱，哪一节车箱或平板车应当到达目的地，哪一些应当炸掉或是在途中丢失。

    “您检查您手下的人，我的眼睛则盯着您。过一阵咱们再认真谈一谈要干的事，”末了希什科夫说，“该花多少钱，请不必缩手缩脚。”

    还没过一个月，生意人跟反间谍人员又见面了。

    “中校先生，我的同学是个很独特的人，他迷上了种菜，人各有所好嘛。咱们就原谅他吧，更何况将军看人一向都看得很准，我感谢他让我结识了您。”

    维尔丁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笑出来。这番话讲得彬彬有礼，甚至文绉绉的，决不像出自生意人之口，中校明白了，让你尝了甜的，也得吃点苦的。

    “总统在竞选时曾经许诺在车臣实现和平。”生意人沉默了，仿佛不知道该怎么讲下去。

    “政治，见它的鬼去吧，”维尔丁心中暗想，“可我原先不知怎么以为希什科夫公民是刑事犯罪出身。”

    “他许诺了很多，但很少兑现。他说的事别的我都不放在心上，可是在车臣实现和平对我们没有一点好处。我说‘我们’并不是因为我自认为是个专横的独裁者，中校。绝对不是，我不是头儿，只不过是一台巨大的金融机构中的一只小轮子，一旦实现和平，这个机构就要蒙受重大亏损。”

    “可是这件事找我有什么用？”维尔丁对人极少相见以诚，这次却诚心诚意问道，“这个问题我无能为力。上层圈子里有您的人，一把手有病，眼下俄罗斯还有些更为紧迫的问题，要说服他相信这一点并不难。”

    “说服国王是可能的，可是他的安全委员会秘书是个极为固执的人，”希什科夫答道。

    “我没有这种层次的专门人材。”

    “这可不好，但我指的不是这种直统统的解决办法。”

    “俄罗斯的反战情绪很强。”

    “车臣的这种情绪也不弱。但高加索人总是容易上火，而且自尊心过于强烈。”

    “说得具体一点呢？”维尔丁问道。

    “要使和谈中断太难了，可是假如发生一个激怒车臣人的事件，局势就会变得无法控制。”

    “您能不能指点一下，是什么样的事件呢？”

    “中校，我要是能指点，就不会耗费巨资雇您了！”生意人气冲冲地说。

    维尔丁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他乘飞机去了车臣，冒着生命危险会见一些战地指挥员；他被关在地下室里，一个星期没吃一片面包，闻到的是自己的粪便；他两次被押出去，说是执行枪决，无数次平白无故挨打，打他的既有车臣人，也有俄罗斯人，但他终于活了下来，回到了莫斯科。他弄清楚了什么是家庭、什么是家族，它们怎样相互影响，哪些人富一些、哪些人穷一些，这些孔武有力、高傲而又粗野的人身上最大的痛处在什么地方。

    维尔丁成功地诱使铁木尔·扬季耶夫来到莫斯科，在他周围布置了眼线，随后用蒙骗手段利用他在莫斯科市中心爆炸了一辆公共汽车。

    余下的事尽人皆知。执行死刑的日期无情地一天天迫近，似乎什么都无法阻止既定方案的实施。没想到证人身边却冒出几个陌生人，查找并不存在的犯罪团伙。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维尔丁得知，有个镇里的管段民警信口开河，说是那个恐怖分子的活动是由反间谍机关的人“引导”的，其实本来有很多机会防止爆炸和死人事件。维尔丁下令火速查明真相。

    前天跟格里戈利·柯托夫谈过话的两个侦查员坐在维尔丁中校的办公室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镶木地板。

    “这么说，花匠伊夫列夫星期三夜里离开他的老婆，再也没有回家？”维尔丁总结了一句，“而在花匠正对面的地里则有个文弱书生，把整个菜园的地挖了一遍？”

    “一点不错，我试图挑逗他出手打斗，给了他一下，他倒在地上哭了起来，”中尉答道，“没错，是个讨厌的知识分子”。

    “可是伊夫列夫并未回家，尽管他离开了他老婆。你们两个笨蛋知不知道，那天早晨有人在离他家最近的铁道口栏木那儿见过伊夫列夫？”

    “我们就在离那儿十俄里的地方等他呀，”第二个侦查员嘟囔道。这人是个上尉，中校的话音尽管比较平静，也没有瞒过他。

    “而且没有任何路可以绕过去，”中尉插嘴说。他没有领悟到这么说恰恰是火上浇油。

    “那么连人带车躲到哪儿去了呢？”维尔丁问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觉得脚底的地板正在往下陷落，而他这位中校竟担心窗子上的插销没有插紧。“这件事是星期四凌晨发生的，可是你们直到星期五才报告。你们怎么搞的，在火车站工作，竟然不在乎火车是马上还是过两昼夜到达？热心给别人挖菜地的那个人姓什么？他也不见了，是不是？”

    “是个犹太人，姓名倒像个俄罗斯人，”上尉挨个儿搜着口袋说，“我记下来了，让我找找……”

    维尔丁从桌子里取出一个信封，从里面抖出几张照片。

    “你们认一认。”

    维尔丁从来不使用“糟透了”这个词。他总是说“感到不舒服”，要么就用别的词。但当下属从一叠照片里挑出格里戈利·柯托夫的照片时，中校的感觉恰恰是糟透了。

    照片上柯托夫坐在谢列梅季耶沃机场小吃部的一张桌旁，他当时正在向见过福金的一位女服务员耐心作调查，后来他爱上了女服务员，跟她结了婚，眼下正盼着孩子出生。当时拍照并没有具体疑点，只不过有备无患，因为他逛那个小吃部太频繁了。后来才得知他是古罗夫上校的人。格里戈利·柯托夫的外表确实不像个好斗之徒，直到查清了他的有关材料和当民警侦查员的经历才知道，他是个经验极为丰富的侦查员和出色的拳击手。

    维尔丁拿起照片，仔细端详着这个黑发头、大鼻子、身型瘦削的男人，他承认就连自己也可能被这个人瞒过，但他还是忍不住说：

    “你们说他是个讨厌的书生，可是只要他想出手，就会缴下你们的枪，打得你们无力还手。他当时觉得不能暴露，因此你们才能回到这里而不是躺在医院里、花匠失踪了，必须查一查其他几个人。不过。根据我对古罗夫的了解，我们已经迟了。”

    维尔丁对自己已故的上司福金中校和他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记忆犹新。尽人皆知，福金极为忌惮民警上校古罗夫，但维尔丁怎么都无法把上司的死跟这位民警侦查员联系在一起。然而福金头脑聪明，早就了解古罗夫，因而维尔丁充分考虑了已故上司对这位民警的态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

    “请原谅，头儿，”上尉鼓起勇气说道。“也许我们是疏忽了，可是案子已经判下来，根本不可能赦免。最高当局目前的状况……”

    “住嘴！”维尔丁吼道。“我们不管最高当局，只干自己的工作，就为这个人家才付钱给我们。把人召集起来，挨个儿去找证人。我相信你们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我们晚了一天半。查清他们的社会关系，姘头、兄弟、所有沾亲带故的人，找到证人并把他们干掉。动作要快，出手要狠，决不让证人再到检察机关露面。”

    两个侦查员走了。维尔丁往口里塞了一块口香糖，靠在安乐椅背上沉思起来。

    很简单的一次行动，可是某个地方出了差错。主要的是：怎么又是古罗夫，难道民警局再没有别的大案侦查员不成？眼下十分清楚，密探路领导争吵，离职度假——这一切都是假的，只不过是让他放开手脚去干。至于查找恐怖分子的同谋，那不过是一种托词。不论哪位将军，甚至部长也无法禁止一个人利用业余时间去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能不能试一试让他停止休假，把他召回来，派他去出差？愚蠢的想法。得扯上沃洛金将军，迫使他同巴尔金见面。什么理由？最高当局中的严重斗争已日益迫近，谁也顾不上鸡毛蒜皮的小事。公共汽车爆炸了，恐怖分子抓到了，判决了。那么没有不予赦免的批示能不能枪毙他呢？典狱长不会负这个责。一方面，这是小事一桩，而另一方面，既然有一纸公文，上面就得有批示。

    他想到几个证人，即令古罗夫抓到他们，让他们省悟过来，那么这种举动也没有法律效力。发现新的情节以后重新提起上诉？这可不妙！一拖就是好几个月，维尔丁中校就会威信扫地。

    必须制止古罗夫捣乱，因为眼前发生的一切正是他发动的。维尔丁拿起电话听筒，拨了号码。

    “喂？”答话的是个熟悉的声音。

    “你好，刚巧碰上你，”维尔丁说。“咱们得恢复工作，得开始行动了。”

    古罗夫上校和维尔丁中校都专干这一行，因此他们的想法实际上都一样。

    爱德华·伊夫列夫拿了钱就动身去找他那位戒了酒的哥儿们。那人把酒一戒，觉得十分孤独，便开始干活。他年轻时帮父亲做过木工。老爸斗不过“该死的伏特加”，一命呜呼，干活的工具却留了下来。儿子伊万也是巴克科斯①的忠实信徒，却奇迹般活了下来。他用颤抖的手拖出老爸的工具箱，干的头一件活便是修理自家的台阶。全镇子有一半人跑来观看这个酒鬼的杰作。两个星期以后伊万已经会修理栅栏乃至大门了，不久人们就请他帮忙盖屋顶，干活的男人在这一带是很珍贵的。

    ①罗马神话中的酒神。

    当伊夫列夫来到这里，说他想在野外大自然环境里住一阵时，伊万只是气鼓鼓地嘟囔了一句：

    “你住吧，可是我家里没有比牛奶更烈性的饮料。”他断定用不了多久“哥儿们”就会走掉。

    可是伊夫列夫在他的菜地里转了一圈，抓起一把泥土用手揉了一揉，又闻了一闻，随后鄙夷地用皮鞋踢了踢蔫蔫的黄瓜，说道：

    “伊万，你修几间温室，我来种花，准能让你发财。”

    伊夫列夫这里总算没有什么麻烦，用不着为他担心，可是其他证人一听说要他们当天离开莫斯科，都表示反对。只有瓦西里·加夫里洛维奇·科诺瓦洛夫不用别人多费口舌，也无需为他操心。就是这个人当时在证人坐的房间里说过，这件事儿可不妙，必须把嘴巴封紧。看来他后悔自己失言，开庭以后就从跟他同居的女人的住处开了溜。去哪儿了，干吗要溜掉——谁也不知道。古罗夫作过一些推测，但当他把两名证人召到他认识的一位民警分局局长办公室时，对伊夫列夫和科诺瓦洛夫的事并没有多说，只说他们两人很明智，眼下暂时离开了莫斯科。至于第五个证人，即跟“恐怖分子”一起下车的那个人，上校只字未提，确切地说，只是顺便讲了一句，说是没有找到那个人。

    古罗夫并无绝对把握，但他怀疑最后一个证人是个眼线，正是他奉命把嫌疑犯交给“碰巧”近在咫尺的两个特警队员。密探指令伙计们尽可能详尽地搜集有关最后一个证人的情报。此人名叫谢苗·西多罗维奇·捷列霍夫，二十七岁，身强力壮，在一家规模不大的商业银行工作。假如古罗夫的估计不错，捷列霍夫正是眼线的话，便可盯住他往上顺藤摸瓜。得注意观察这个人，因为维尔丁很聪明，一旦他得知所有证人中只剩下一个，他决不会保住这个眼线。开枪打死他没有理由，因为这个人微不足道，可是用砖头砸烂他的脑袋或是往腋下捅一刀，那就再合适不过。

    星期四这一天，古罗夫把卡西亚诺夫和费季索夫找来做工作。这两个人自然各不相同，跟他们谈话应该分头进行，可是时间太紧。古罗夫尚不知那两个克格勃侦查员马虎懒散，还在等着伊夫列夫回家，因此他认为决不能等到明天，再说还得跟捷列霍夫见面。

    费季索夫是个慢性子，态度不冷不热，听古罗夫说要他离开莫斯科，冬天再回来，他只嘟囔了一句：

    “行啊，女人哪个地方都多的是。”随即厚着脸皮问道：“有差旅费吗？照我的理解，我离开本地是社会需要。”

    古罗夫还没来得及回答，卡西亚诺夫就炸开了：

    “不行，长官，我有生意！本来你们的苛捐杂税就叫人喘不过气来，在海关也是纠缠不休，现在又要我离开莫斯科。没有这样的法律，我们这儿可是个民主国家。”

    古罗夫呆在别人的办公室里觉得不自在，再说时间也很紧迫。最正确的办法是在捷列霍夫从银行出来时把他截住，否则这家伙也许上了汽车不回家，不知会去哪儿，比如说去看朋友或是找女人。古罗夫看了看表，随后望了望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斯坦尼斯拉夫漠不关心地坐在一旁浏览杂志，头也不抬，似乎看也没看朋友一眼，这时猛然站起身来，说道：

    “您太专心，把时间都忘了，列夫·伊凡诺维奇，您该走了，”他几乎把古罗夫从桌子边上推开，随后转身对卡西亚诺夫和费季索夫说：“你们知道吧，两个密探一起找人谈话时，有一种司空见惯的手段。一个诚恳亲切，另一个不讲情面。那么，我就是毫不留情的。尤里·尤里耶维奇，我这就给你讲清楚，您立即离开莫斯科会得到什么样的补偿。你呢，阿列克谢·费奥多罗维奇，我来跟你讲讲生意、纳税、海关，还有你这傻瓜在民主国家享有的权利。”

    “您用这种语气我可不想跟您谈话！我干脆走得了！”卡西亚诺夫跳了起来。

    “你当然可以走，那么你藏到哪儿去？在你走出这扇门之前请你注意，即使在最民主的社会里也只有活人才能做生意。死人则只能下葬，当然啰，假如能找到尸首的话。”

    “您这话什么意思？”卡西亚诺夫不知所措地问道。

    克里亚奇科并不答话，挽起古罗夫的手，跟他一起走到门口。

    “你别白费精力，你还要艰难地费一番口舌，”斯坦尼斯拉夫说着把门打开，喊道：“喂，中士，请把这个年轻人带出去，”他指了指卡西亚诺夫，“跟他切磋一下足球。向他领教一番，看看我们为什么在世界冠军赛上踢得那样差劲。”

    谢苗·西多罗维奇·捷列霍夫除非万不得已，下班是从不磨蹭的——他从银行出来是六点过两分。他中等身材，相貌平平，体格壮实，但衣着精雅，右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闪闪发亮的硕大的宝石戒指。捷列霍夫显然想模仿中层领导的派头。他握了握门卫的手，又看了一眼金表，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会儿是几点钟。

    古罗夫把自己的“雷诺”车跟捷列霍夫的“奥迪”车并排停在一起，一面观察他一面盘算怎样开始跟他谈话，怎么个谈法。密探随即看出捷列霍夫并未喝醉，只不过略有醉意而已。他脸上挂着毫无顾忌的笑意，举动也显得过分夸张。银行门卫也来到楼梯上，一边微笑一边看着捷列霍夫，看来门卫对他这种神态并不感到意外。

    密探本想坐进捷列霍夫的车里，可是门卫就在现场，让他看见了毫无好处。古罗夫坐在自己的驾驶室里，开动汽车，尾随在银色“奥迪”车后面。还没驶上市中心干线，古罗夫的车就赶上去跟捷列霍夫并排行驶，他简短地亮了一下信号，从座位底下取出警棍，敲了敲车窗玻璃。捷列霍夫的嘴唇动了一动，看得出他是在骂娘，可是“雷诺”车正把他挤向人行道，未来的银行家只得顺从地把车停住。他没有从车里出来，只是掏出钱夹。

    “怎么回事，长官？”

    “坐下，别冲着我呼气，我这儿可没有下酒的菜。”

    “长官，每个人都偶尔喝两杯，要是所有的人都不喝酒，您就只好乘电车逛大街了。”捷列霍夫在他身边坐下，打开钱夹，伸手递过驾驶证、汽车执照和五十美元。“您是哪个检查站的？顺便问问，您的上司是不是列昂尼德·谢苗诺维奇？”

    “谢苗·西多罗维奇，真不凑巧，我的上司跟你说的毫不相干。”古罗夫掏出证件，把他打开，让他把证件内容全部看完。

    “明白了，明白了，”捷列霍夫收起钱夹。“这么说，您不是汽车检查员，咱们都是男子汉，因此您能够理解我。”

    “那倒未必，”古罗夫继续审视坐在身旁的这个人，只觉得每过一分钟这家伙都令人更加憎恶。

    古罗夫可以对这个花花公子讲许多话，但他此时心里不是在冷静盘算，而是越来越恼怒，恨不得把捷列霍夫扔出车外，任人把他揍个半死。密探完全想象得出，这个昧着良心让一个无辜者去送死的家伙到时候会怎样在地上翻来滚去、左躲右闪。

    “他们总会给你付几个小钱吧？”古罗夫问道。“也许您现在到手的都是美元？”

    “您说的什么呀，上校先生？我想您认错人了吧？”

    “女儿十二岁了，她该上几年级啦？妻子有工作吗？您认为她们离了您会怎么活下去？”古罗夫口里说的跟原先想的完全不一样，这场谈话一开始就乱了套。

    他违背了一条神圣的戒律——不对被别人招募的情报人员谈及知道他被招募的事。可是古罗夫不需要这个臭狗屎一样的家伙，他必须了解的恰恰是招募此人的那个军官，那才是直接参与其事的罪犯。眼下已经迟了，得敲开这个败类的嘴，冲出迷雾，不能让他喘气。

    “民间有个说法：中等机灵胜过高等教育。谢苗·西多罗维奇，你连九九乘法表都不懂。你以为给那小伙子栽个罪名，判处死刑以后，人家还会留你一条活命？你实际上已经是个死人。目前人家没有碰你，是等着判决执行。你比铁木尔·扬季耶夫最多能多活一天。”

    “您说的什么呀？您说的什么呀？”捷列霍夫嘟囔道，他被这劈头盖脑的一大堆话完全搞蒙了。

    “我不管人家抓住什么招募你，也不管你提供了什么情报。我只要你讲出在紧急情况下你跟他联系的那个特工人员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什么特工人员，您说些什——什么呀，上校先——先生？”捷列霍夫吓得张口结舌。

    “他们会杀死你的。你想让你的妻子女儿失去生活来源么？等我抽完一支烟你就得答复我，你只有这点时问。”古罗夫放下玻璃，点燃香烟。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死定了，”捷列霍夫结结巴巴地说。

    “听我的话你就能活下来，对法庭声明你这样做是被迫的。”古罗夫熄灭了烟头，关上烟灰缸。“现在开始坦白吧，从头至尾详细说。”他打开录音机。

    捷列霍夫讲得结结巴巴，颠三倒四，古罗夫不时间些简短的问题。原来这个眼线并不知道有炸弹，这一点密探相信了。然而特工人员知道炸药的事，这一点不容置疑，抓住铁木尔的特警队员本来以为这个车臣人身上有武器，但对即将发生爆炸则一无所知。然而两个自动枪手安置在公共汽车站并非偶然，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就这些，”捷列霍夫叹了一口气说。

    “给您付了多少钱？”

    “五千美元。”

    “现在真的是讲完了。”古罗夫把手伸进口袋，关上录音机。“现在听我说，您今天晚上离开莫斯科，把汽车留下。您跟妻子、跟单位怎么撒谎，这我不管。等您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就给我来个电话，”他慢慢念了个电话号码，“告诉我您在什么地方。您要是想彻底溜掉，我会设法以同谋罪起诉您，对您进行通缉。凭您的这点经验您跑不了多久。家里的人不用担心，没有人会去碰女人，她们对任何人都没有危险。”

    傍晚玛丽亚得意洋洋地说：

    “我找到了两个极好的别墅，那里很乐意雇用靠得住而又不喝酒的人看房子。”

    “我从不怀疑你是个乖孩子。”古罗夫本想亲一亲玛丽亚的脸颊，但心里想着别的事，因此只是很不自然地用鼻子碰了一下。

    “这样的脸神只配系鞋带，不配吻心爱的女人！”玛丽亚气冲冲地推开古罗夫。

    “唔，对不起，是我的错。”

    “你今天睡觉到沙发上睡去！”

    “那当然，”古罗夫叹了一口气。

    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对的，可是有什么结果呢？这几个证人上哪儿去提供证词？有谁会听他们的呢？必须重写一份上诉状呈交俄罗斯最高法院。古罗夫以为维尔丁已经知道证人都不见了，这一点他估计错了，中校直到第二天才得知这一切。因案情有了新发现而向上诉法院提出申诉，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开。维尔丁下令干的头一件事准是策划一次不幸事故对付辩护律师。律师可不能锁进地下室，因为他必须逐级出庭。派警卫去保护他，那就意味着彻底暴露，报纸和电视就会大声疾呼……俄罗斯的小伙子们在为祖国流血牺牲，可是民警古罗夫，这个后方机关的芝麻官却在策划为杀害儿童的恐怖分子辩护……他们还会把士兵母亲联合会扯进来。到头来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怎么回事？你怎么啦？”玛丽亚抓住古罗夫的肩膀拼命摇晃。“别撕你身上的海魂衫！你一个人堵不了所有的枪眼！你只有一条命！只有一条！”

    “我跟民间童话里的火龙一样，总是很走运①！”古罗夫顺手抓住玛丽亚的两臂，朝卧室走去。“你这个坏东西，我马上让你看看谁该在哪儿睡觉！你打我耳光，我得惩罚你！”

    ①俄罗斯民间童话中的火龙有三个头，砍掉一个头仍然不死。

    第二天，星期五傍晚，维尔丁中校暴跳如雷，因为所有的证人都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个眼线，即捷列霍夫那个奴才。维尔丁无法理解，为什么迄今为止古罗夫没有碰捷列霍夫，这人最容易出乱子。假如古罗夫能成功的话，那么他只消再努一把力，便可当众查明，把已经暴露的恐怖分子交给特警队员的那个人是个充当眼线的情报员。“是的，上校先生，您在这儿出了一点小小的差错，”维尔丁心里盘算道，“您心想要这四个证人招供已经够难的了，第五个就算了，让他见鬼去吧。没想到这一个才是主要的，因为那四个人对具体情况一无所知。”

    跟上校谈话以后，捷列霍夫吓得心里作呕，回到家里时醉意全消，满身大汗，妻子断定丈夫生病了。他在沙发床上躺下来，脸朝着墙默不作声，心里盘算着眼下该往哪儿去，主要的是怎么跟妻子说。工作单位倒是简单一些，很快就可办好休假。

    他躺在心爱的沙发床上，像安泰①一样，一接触大地就恢复了力量。上校的话也许是对的，最好是躲一阵，躲过这场倒霉的事。可是也不能草木皆兵，现在可不是贝利亚②当权的时代，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

    ①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的母亲是大地。

    ②前苏联内务部首脑，五十年代中期被处决。

    他翻身仰面躺着，两手枕在脑后，伸了个懒腰。

    “你吃晚饭不吃？”妻子疑惑地看着他问道。“回得这么早，而且没有喝醉，真是奇迹。”

    “你这是冤枉我。孩子他妈。”他坐起来，稍稍打起一点精神。“我可是一门心思顾家，我跟某些人可不一样。我明天得外出几天，碰上了一件赚钱的买卖。说不定能庆祝一件新的裘皮大衣。”

    “乡巴佬，”妻子的眼神柔和一些了，但仍然显出不信任的神情。“节日才说庆祝，裘皮大衣得说买。”

    “你文化水平高，比我更有眼光，”谢苗·西多罗维奇显得百依百顺，又使妻子警觉起来。

    “你要去很远的地方吗？是出差吗？”

    “银行里我办个休假手续，事情跟他们不相干，不让他们知道，”他说话时竭力显得泰然自若，可是妻子马上听出这是假话。

    “那么，不是出差，在单位里办休假，你还要编些什么话来哄我？我明天就给你那位尼基福罗维奇打电话，问问他：自己这样掏钱往外地跑是怎么回事？跟谁一块儿去？莫不是你们俩打算结伴而去？那么我再给他那口子打电话，告诉她……”

    “别说了，亲爱的！”他吓得喉咙都噎住了，嗓音由粗重变得尖细。“我跟头儿说我乘飞机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呸，去叶卡捷琳堡③看望母亲。休假期间工资照付，我一个子儿也不留，全交给你，免得你这娘儿们脑子里胡思乱想。”

    ③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苏联解体后恢复旧名。

    第二天他办好休假手续，领导没有异议，可是手续也不是一下子办好的，左一个签字，有一个批准，得花时间等待。

    到了傍晚，同事们按老规矩要他请客，得喝一杯。可是在俄罗斯，谁也不会计较休假酒宴闹了多长时间，因此捷列霍夫直到八点多钟才离开宴席出门。这一下该他走运了，他刚把手举起来，有个“揽私活”的司机就开始刹车，随后突然加大油门，飞速冲上人行道，把捷列霍夫撞到楼房墙上，压得粉身碎骨。

    维尔丁听了圆满完成任务的报告，感到心满意足，但随即陷入沉思。为什么那民警藏起四个证人，但对他最重要的一个却不去加以掩护呢？密探肯定找捷列霍夫谈过话，当然是逼他招供，他可以把那个下流东西的口供用磁带录下来。捷列霍夫已经死了，对他的声音无法加以验证，然而任何疑点都只会对被告有利。万一辩护律师那个傻瓜达到目的，让最高法院上诉法庭重新审理这个案件，那么不论怎样对那民警进行诽谤，车臣人的死刑都会撤销，一切都将化为泡影。

    维克多尔·奥列戈维奇·维尔丁虽然年轻，性格却沉着镇静，而且办事锲而不舍。他拥有足以对付古罗夫的强有力的手段，但子弹只有一颗，那是最后一颗，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开枪。维尔丁决定眼下先处理证人。把人藏起来是很难的，古罗夫来不及为他们准备长久安身之处，他像限时比赛中的棋手一样时间紧迫，可见他这一着下得必定不合常规。一个人能想出某种招数，另一个人也就能破解它。

    科诺瓦洛夫的情况很清楚，总的看来是一步和棋。维尔丁手下的侦查员早就在形形色色的罪犯中物色适于招募的人选。大约五个月以前他们碰上了表面看来规规矩矩的公民瓦西里·加夫里洛维奇·科诺瓦洛夫。那人刚刚四十出头，行为规矩，已婚，有两个孩子，在阿富汗服过役。但当克格勃人员对这个堪称顾家模范的人深入进行调查时，很快就查明这人并来在阿富汗服役，而是在坐牢，两个孩子不是他的，而是跟他同居的那个女人的，科诺瓦洛夫并未跟她登记结婚，他在莫斯科也没有户口。

    维尔丁开始对这个人进行招募前的培训。就在这时他开始策划车臣“恐怖分子”事件，他们一伙人认定科诺瓦洛夫完全合适，便把他塞进来当证人。然而这些昔日专门在知识界猎杀世界各国情报机关帮凶及其他异端分子的人却未能好好揣度这个刑事犯的心理，工作一开始就对他进行压服，令他怀恨在心，致使他后来一时冲动走了嘴，说整个案件都是编造的，是彻头彻尾的虚构。

    瓦西里·科诺瓦洛夫消失得无影无踪，但维尔丁毫不怀疑这个刑事犯是藏起来了，他再不会为任何人工作，首先是民警。要找他得上某个犯罪集团去找，多半是在高加索，受人雇用。总之这人已经跟案子脱离关系，该把他忘掉了。

    捷列霍夫已经顺利解决了，还剩下三个人。秋天日益临近，这些人需要有个家，他们是城里人，娇生惯养，在乡下无事可做，再说还少不了电话。给暴发户看守别墅？有点像。古罗夫跟这些人有些什么联系呢？再说那些“俄罗斯新贵”自己也能找到看守别墅的人。多半是某个像佩列杰尔基诺一类人们住惯了的舒适的家园，财富不多，传统倒不少。要民警上校自己推荐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的。那么民警跟这种人有什么关系呢？

    要是维尔丁更易于动感情的话，他准会拍一拍自己的额头——他突然想到了女演员，一个密探是决不能娶个女演员的！戏剧！电影！但主要的当然是女演员。噢，警官，你手上既然捧着这么一件精美的瓷器，就不该卷进一场打斗。随便碰一碰不就打得粉碎么。

    莫斯科刑侦局拒不让步，不肯泄漏自己的机密，这是多年以来定下的规矩。部里可以把详细的案卷要来，没完没了地进行检查，可是情报工作是一件神圣的事业。侦查员要是寸步不让的话，部长从他那里也会一无所获。当然啰，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似乎也算自己人，可是熟悉他的侦查员几乎都已离开了莫斯科刑侦局。一些人不堪疲累退了休，另一些人受金钱引诱投奔了商人，还有几个人则已不在人世。

    作为特别重大案件侦查员和总局的一名上校，斯坦尼斯拉夫在目前的案件中没有成功的希望。他需要的不是一个仅仅听说过他克里亚奇科、跟他有点头之交的人，而是一个可以与之坦诚相见的朋友。困难还在于，有个眼线当时对铁木尔·扬季耶夫作过详细了解、并对这个车臣小伙子小声讲出他的亲属的名字，那么跟这个眼线联系的无疑不是一个一般的侦查员，而是一名长官。这个眼线受到贿买，讲得通俗一些，就是被人彻底收买了，再不就是被克格勃人员恐吓得魂不附体。

    斯坦尼斯拉夫不认识莫斯科刑侦局局长本人，在将军看来，他不过是部里来的人，派头十足，虚有其表，在办公室之间转来转去，妨碍别人工作而已。古罗夫催朋友抓紧一点，一心指望通过查出的叛徒获取重要的侦查情报，不过他几乎毫不怀疑，查出的人最多只能到维尔丁这一级，再往上就此路不通了。

    “列夫·伊凡诺维奇，我认输了，能力不够，咱们还是去求求将军。”

    “你在休假，不要打搅朋友的正事儿，”古罗夫答道。

    “今天星期天，彼得兴许在家里，你打个电话，邀他来吃午饭，告诉他我也来。”

    “你以为这是实话么？”古罗夫执拗地表示反对，但他心里十分清楚：要是斯坦尼斯拉夫提请帮助，那就是说非帮他一把不可。

    完全出乎意料，彼得·尼古位耶维奇来到古罗夫的寓所时兴致勃勃。原来将军夫人去看一位偶染小恙的女友去了，一整天不在家，将军无所事事，正感到苦闷不堪。

    “唔，两个捣蛋鬼，”奥尔洛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面搓着宽大的手掌，一面得意洋洋地笑着说，“很高兴见到你们，你们把自己锁在茅房里不知怎么出来，真是活该。”

    “别那么刻薄！”斯坦尼斯拉夫冲口说，脸色也红了。

    将军呵呵大笑，环视了一下摆好的餐桌，拿起一瓶蒙上一层水汽的酒，看了看外国商标，把它放回原位。

    “我很喜欢受贿，可惜的是除你们两人以外，谁也不给我半个子儿。列瓦，我想你还没有变得懵懵懂懂，你不用跟我胡说八道，马上坦白告诉我，是哪只烤鸡啄了你的屁股？”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被啄的不是古罗夫，而是我，”斯坦尼斯拉夫说。

    “你得了名家通病，亲爱的。”奥尔洛夫从桌上拿起另一瓶酒，也没有看懂商标。“烤鸡不会区分是谁的屁股。好吧，咱们一人喝上一杯，我再听你们说。”

    将军听汇报时跟往常一样闭着眼睛，等古罗夫住了嘴，说道：

    “我看这都是白忙。莫斯科刑侦局长这人我认识，可是他对我来说是个外人，我不能去找他，要他答应你们的请求。你们的请求说白了就是：‘我们掌握了情报，证明您身边有个人已被联邦调查委员会招募，请讲出他的姓名。’于是那人心想：‘好家伙，你想得倒美！谢谢你提供情报，可是自己家里的事我们自己会搞清楚。’”

    “那怎么办呢？”斯坦尼斯拉夫问道。“要是我手下的伙计，我决不会对任何人讲出来。”

    “那么对我呢？”奥尔洛夫狡黠地眯起眼睛。

    “唔，瞧您说的，”斯坦尼斯拉夫窘住了。

    “正是这样。”奥尔洛夫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坐下来，移过电话机。“必须在我的同事中找一找，看谁是莫斯科刑侦局现任局长的首长或老师。假如他确信情报不会泄漏出去，他会帮忙的。一个机关的声誉固然不容玷污，可是谁也不愿意跟见利忘义的叛徒在一起共事。你们两个小家伙到厨房去，把门关紧。我跟谁打电话，谈些什么，可不能让你们听。”

    两个朋友把自己关进厨房，听见并联电话丁当响了一阵，沉寂下来，随后又响了起来。奥尔洛夫将军在电话里谈了大约两小时。

    “咱们喝点酒吧，列夫·伊凡诺维奇，今天我反正不工作了，”斯坦尼斯拉夫说。

    “你喝吧，”古罗夫耸了耸肩，“你呼吸短促啊，斯坦尼斯拉夫。”

    克里亚奇科转过脸去，突然说道：

    “那么给我一支烟。”

    “你这个年龄开始抽烟有害无益。”

    “你自己戒了又抽，已经上十次了。”

    “我这人意志薄弱，我可以这样。”古罗夫答道。就在这时门打开了，奥尔洛夫走进了厨房。

    他不是朝两个侦探、而是朝桌子看了一眼，估量了一下几个酒瓶里酒的高度，随后满意地嘿嘿一笑。

    “小伙子们，你们还不错，跟你们可以共事。”

    “要是我把一瓶酒喝光了，那就不能跟我共事不成？”斯坦尼斯拉夫冒火了。

    “我总得找个话开口呀！我也是个大活人。列瓦，你打不打算请我吃一顿？”

    他们在桌边坐下来，也不碰杯，每人喝了一杯，随后开始吃东西，却是食而无味。奥尔洛夫放下叉子，气忿地说：

    “见鬼！假如我帮你们干的事由列瓦来干，那么他会漠不关心地看上一眼，耸耸肩说，这一切都微不足道，你们尽管使用，我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可是收到古罗夫这件‘礼物’的人一辈子会觉得欠他的债，一心想着要为他献出生命。比如斯坦尼斯拉夫，他会恭恭敬敬低下头来，说他这个受够了折腾的侦查员就爱建立赫拉克勒斯①式的功勋，唯独我不会像列瓦这样露脸。”

    ①希腊神话中最有名的英雄，曾建立许多著名功勋，如击毙巨人安泰、解救普罗米修斯等。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喜欢你，将军。”古罗夫对斯坦尼斯拉夫使了个眼色，低下头来。

    “列夫·伊凡诺维奇，明天十点钟莫斯科刑侦局长等着你。将军了解你面临的问题，他答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助。”

    几个朋友再也没谈工作。他们在一起从来不谈体育和政治，斯坦尼斯拉夫则把所有的趣闻和他爱讲的俏皮话一下子忘得一干二净。几个朋友不想吃也不想喝，默默坐在那里，各想各的心事，也许三个人想的是同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