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车停在路边，梅森被护送进了楼里。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带着友好的微笑迎上前来，向梅森伸出手。

    “是佩里-梅森？”

    “正是。”梅森说，走上去握住那个男人的手。

    “我是塔尔伯特-万德林，”他说，“夫勒斯诺郡的地方检查官，看起来我要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与您打这起官司了。”

    梅森打量着这个人。他的目光冷静、坚定，看上去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我想，”他说，“您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对手。”

    “我会尽量做到这一点，”万德林说，“现在说说您在巴特郡打开一封信是怎么回事吧？”

    “有人认为我打开过一封信吗？”梅森问。

    “那里的地方检查官认为是这样的。”

    “这是犯罪吗？”

    “噢，”万德林说，“那就要看你怎么看待这件事了。”

    梅森对他微笑着：“我想您在您的郡里也有自己的麻烦事吧？”

    “您说的真是再对不过了。”

    “那么我想您就没有必要把巴特郡的麻烦事也揽过来忙得自己团团转了。”

    万德林仰头哈哈大笑。

    梅森说：“据我所知您把爱德-代文浦夫人关押在这里，她是我的当事人，我想跟她谈谈，告诉她她所拥有的权利。”

    笑容从万德林的脸上消失了：“对这起案子有些地方我不能理解，梅森，我不想起诉任何无罪的人。按照她的说法她对此事一无所知，也就是说，她是无辜的。”

    梅森点点头。

    “不幸的是，”万德林说，“有些情况使我不能从表面上接受她的说法。”

    “那，尸体爬出窗户是怎么回事？”梅森问。

    “我正要说起这件事。”万德林说，“我把事情摆在桌面上，我希望你也把事情摆在桌面上。”

    “好的，”梅森说，“我们不要一下子全都说出来，你先说一件事我看我能不能跟上你。”

    “好吧，”万德林说，“警察犯了个大错，我绝对坦诚地告诉你这件事。”

    “怎么回事？”

    “有人说他看见一个穿着睡衣的身影爬出窗户，但这个证人从我们手里溜掉了。”

    “怎么会这样？”

    “他给警察的是个假地址，很可能名字也是假的。”

    “警察没有追查？”

    万德林说：“你自己想想看吧。他在那家旅馆登记住宿，他不是一个人，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登记的是夫妻关系。他告诉警察说他看见一个穿睡衣的人爬出窗户开车跑掉了。警察问他的姓名和地址，他给的是登记的名字和地址。警察也核对了，他们发现他前一天晚上确是在旅馆登记了，然后就那么算了。他们没有看他的驾驶执照，没核对他的车号，没要求任何身份证明。这简直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们这么马虎的惟一原因，就是当时他们很确定根本没有什么尸体，被锁在屋子里的人只是要逃离一个没有魅力的妻子。”

    梅森的目光冷峻起来，“请接着讲。”他说。

    “显然这个人开始意识到如果他成了证人，那么他的真实身份，可能还有他女伴的身份，就会暴露出来，所以他赶紧溜之大吉了。”

    “警察不知道他是谁吗？”

    “一点儿线索都没有。他们只有那个男人给他们的姓名，但我百分之百肯定那不是他的真实姓名。地址是虚拟的，他填在旅馆登记簿上的车牌号是错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已经查出了那个牌号的汽车的主人，他在本州的南部，已婚，有孩子，毫无疑问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还有，他在过去的48小时之内没有离开过家，他的车子也没离开过。他没有把车借给任何人，所以那部车不可能出现在州的北部。”

    梅森说：“汽车旅馆里的这个人是最重要的证人之一。”

    万德林点点头。“如果他是一个有利的证人，”梅森说，“我想他就不会从警察的手心里逃出去。”

    万德林说：“你说的话里旁敲侧击，这样的表达方式我可不大欣赏。”

    “发生过的事情里有一些方式我也不大欣赏。”

    万德林那富于感染力的微笑又回到脸上，“你会一直这么难以相处吗？”他问。

    梅森嘴角微微挑起，对万德林微笑着，但是他的目光仍旧是冷峻的，“是的，”他说。

    “对此我很有些畏惧，”万德林对他说，“当然了，梅森，公平地说，如果这个人是控方的证人，那么他的证词就会表明曾经发生了一起谋杀，对吧？”

    “我想是这样。”

    “所以警察就应该意识到他们经手的是一起谋杀案，如果这个证人溜了他们就算是大海捞针也得把他找出来，当然他们也就会去核对他的身份，确保有办法把他找出来让他出庭作证。但事实是，这个男人的说法表明没有发生任何犯罪，这样警察就不那么细心了——至少我希望原因是这样的。这是一起调查中的失误，我非常不高兴，对此深感难以释怀。”

    “那可是个非常重要的证人，”梅森说，“警察应该保证能找出他来。”

    “我同意。”

    “那么现在是什么局面？”梅森问。

    “恐怕，”万德林说，“从现在开始你我彼此就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了。依据现在的情况我将起诉米日娜-代文浦，我不得不以谋杀罪起诉；如果代文浦确实从窗户里爬出去了，我当然是不想这么做的。然而，即便我们找到了那个证人，他所能证明的全部也只是他看到了一个影子，他估计是男人的身影，裹着睡衣，从窗户里爬出去，他注意到这个人光着脚，钻进一辆汽车开走了。他对那个身影的描述与爱德-代文浦大致相符。”

    “你们已经发现了尸体了？”梅森问。

    “发现了。”

    “毫无疑问是爱德-代文浦的尸体？”

    “毫无疑问。”

    “尸体穿着什么？”梅森问。

    “睡衣，光着脚，埋在一个两三天之前预选挖好的坑里。”

    “你是说尸体埋在一个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土坑里？”

    “噢，这是你的表达方式，”万德林说，“按我的理解它是一个两三天之前预先挖好的坟墓，目的就是为了填埋代文浦的尸体。”

    “他是怎么死的？”梅森问。

    “对此我们还不确定，”万德林说，“我们猜测是死于中毒。”

    “砷？”

    “氰化钾。我们尚未验尸。”

    “那么死亡是即刻发生的。”

    万德林点点头。

    “糖果呢？”梅森问。

    “他包里的糖果被注入了砷和氰氧化钾，大部分糖果里都有砷，有一些含有氰化钾。事情干得干净利索，一部分液体被抽出，显然是用针头吸出来的，然后注入了含有毒药的液体。”

    “为什么要使用两种毒药呢？”梅森问。

    万德林说：“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尤其是，”梅森说，“一种是慢性毒药，另一种是几乎立即致命的毒药。”

    “这的确是个疑问，”万德林说，“事实上，这起案子里有很多我无法解释的疑问。除非我知道确实发生了一起案件，我不愿意提起控诉。如果我请求陪审团对代文浦夫人判处死刑，那么我首先要自己肯定是她制造了残酷的、有预谋的一级谋杀。”

    梅森点点头。

    “我读过很多关于你的故事，”万德林接着说，“你是个强有力的人、经验丰富的斗士，你相信戏剧性。除非我自己相信这是一起铁证如山的案件，我可不希望与你对垒。”

    “还有呢？”梅森问。

    万德林又浮现出友好的微笑，“还有，”他说，“在目前我就只能对你说这么多了。”

    “都是什么？”

    “我重复一遍：除非我确定这是一起残酷的、有预谋的谋杀，我不愿意要求实施死刑；在这起案子里有一些细节我目前无法解释，似乎找不出答案。我要保持我作为控方律师的声誉。你是个重要人物，相当危险，一旦在一起案子里有一些控方无法解释的事实，你就得极力夸大那些事实，使它们看起来对整个案子至关重要。”

    “还有吗？”梅森问。

    “我目前就只能说这么多了。”

    “那么，我们稍微向前看一些吧。”

    “我不是算命先生，也不是预言家。”

    “让我们探讨一下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吧。”

    万德林说：“如果你这么说，我可以这样回答你：控方律师几乎总是发现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个人有罪，但是在案子里有一些事情他解释不了。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时，他有时就直接去要求被告认罪，或者提出做个交易。”

    “什么样的交易？”

    “噢，情形就不尽相同了。有时如果被告认罪服法的话，控方律师会同意不要求判处死刑。有时，在某些特殊的案子里，如果被告表现好的话，控方律师会同意接受过失杀人的罪名。”

    “但是在这起案子里呢？”梅森问。

    “在这起案子里，”万德林说，“我不便于再多说什么了，尤其是在目前。”

    “好吧，我觉得我们已经相互理解了。”梅森说。

    “您想见见被告吧，我想。”

    梅森点点头。

    万德林说：“我亲自来这里是因为我想见见你，想向你保证你会很容易地见到你的当事人。在这个郡里我们向来不搞下三流的小动作，我们不会阻止被告见他的律师。你会在会议室里见到米日娜-代文浦，我以个人的名义向你担保，房间里没有任何窃听装置，没有录音。你们彼此说的一切都是私人之间的、保密的。如果代文浦夫人想要同我谈话我会偶尔问她一些问题，如果她不愿意回答那是她的权利。而你是她的律师，在这个郡里你将享有一切你的职业所应该拥有的特权，同时我们也将像对待你一样保证被告的权利。”

    “非常感谢。”梅森说。

    “还有，”万德林接着说道，“如果证据表明她的确毒死了她的丈夫，我将要求判处死刑。”

    梅森点点头。

    “如果她在这里无罪开释，洛杉矶郡的地方检查官准备在当地起诉她谋杀赫坦斯-帕克斯顿。”

    梅森又点了点头。

    “我想你希望知道这些情况。”万德林说，“尤其是你想让你的当事人坦白自首的话。现在，考虑到辩方的重要证人从警察鼻子底下溜掉了，如果你想在法庭陈述这个事实并且让你的当事人认罪，我会建议法庭，控方将同意法庭对凶犯实施终身监禁而不是死刑。”

    “然后他们就会把她带到洛杉矶去，以谋杀赫坦斯-帕克斯顿的罪名开庭审判。”梅森说，“当她站在被告席上否认她犯有此罪行时，地方检查官就会对她进行质询，以责问的口气说：‘难道你没有承认过自己犯有谋杀罪行吗？’她就不得不说‘是的’，然后会说：‘难道在夫勒斯诺郡你没有承认过谋杀了你的丈夫吗？’她还得说‘是的’。那么，洛杉矶的陪审团就会认定她是个投毒惯犯，就会对可能有利于她的证据充耳不闻，从而认为她毒死了赫坦斯-帕克斯顿而判她死刑。”

    万德林用手摸着下巴，缓缓地点点头。良久，他说：“看得出来你也有自己的困难，律师。”

    “所以，”梅森说，“我要去和我的当事人谈谈。感谢你这么坦诚相见。我有一种感觉，与你站在相反的角度上打官司将是很困难的。”

    万德林紧握着梅森的手，“我会使出最大的力气使它变得困难。”他说，“发生在天堂的事是怎么回事？那封里面装着白纸的信和被水汽熏开的信封盖是怎么回事？你对此会发表什么声明吗？”

    梅森摇摇头。

    “我想你也不会，”万德林说，“那里的地方检查官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是一个好辩但却回避事实的人，他说你能说得天花乱坠而不说一句实话。”

    梅森说：“一个人的对策根据他所面对的人和所面对的情况而变化，想要对你饶舌而回避事实是很困难的。”

    “我会尽量保持这种威慑力。”万德林说，“好了，去看你的当事人吧，梅森，如果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尽管给我们来电话。我是扶轮社的社员，我希望能带你到我们的俱乐部去，把你介绍给大家。如果你喜欢打高尔夫球我们会给你安排。”

    “谢谢，”梅森说，“不过恐怕我会很忙。”

    “我当然会试图使你忙起来，”万德林说，“祝你好运，我相信你需要好运，也许我们两个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