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出来怎么分法。”

    “因为您想得还太复杂，我们可以成为平分秋色的伙伴。”

    “我看不出有这个必要。”

    “如果要改变市场状况，就有必要了。您根据不同实验室的条件，供应不同形状和成分的摇头丸，而我们则生产‘生态摇头丸’！不是药丸，而是无臭无味的药粉。这种生态摇头丸的成分属于非禁品，在美国的任何一家商店，在欧洲的药材店里都能买到。全是永远不会被禁止的纯天然产品，否则的话那些保健食品店得全部关门。”

    范-德-罗勒摇头说：“不可能有这种东西！”打电话的人是个骗子，只能这么解释，此人想利用这七起凶杀案引起的人们的恐惧心理，是典型的“搭车”行为，对此只有一笑了之。他冷嘲热讽地说：“您是在用李子干做摇头丸吧？别浪费我的时间了！”

    “关键在于配方，我们把药粉装在小小的、彩纸做的金字塔形的三角包里。”

    范-德-罗勒差一点笑出声来，纸做的金字塔！发疯了！“您把它叫做‘阿依达公主’或者‘拉美西斯法老’吧。我们的谈话是否可以结束了？”

    “我们才谈了一半。”客气的语调又变得软绵绵的，“我们设想了一种最简单的伙伴关系：你们负责销售一半我们的小三角包，我们负责销售一半你们那种很快就要过时的货色。所得利润两家平分。”

    罗勒嘲笑说：“有这么简单吗？我不是只有半个脑子，我有一整个脑子。您的胡说八道，真是滑稽透顶了。”

    罗勒把电话挂了，但他马上采取防卫措施，因为疯子是危险的，而亚洲的疯子更应视为现实的危险，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什么人发明了金字塔药粉，这些人具有强大的暗中破坏的能力。

    范-德-罗勒加强了他的保镖队伍，用最好、最先进的冲锋枪加以装备。对他来说，搞到这种武器是毫不困难的。但是布雷达这个地方却太平无事。全是吓唬人的吗？

    圣诞节前三星期，打电话的人终于说到做到：花菜出口公司的三辆卡车还没走到德国边界，就在荷兰境内爆炸了，司机们葬身火海。

    范-德-罗勒苦于无可奈何，只有等对方再给他打电话。

    他愿意谈判。

    在慕尼黑，弗兰茨-冯-格来欣弄不明白，为什么罗先生至今还让那个拿着乌丽克照片的哈比希博士逍遥自在？

    弗兰茨又一次打电话时问道：“您对乌拉不再感兴趣了？哈比希手里的那张照片始终是个危险，那是唯一一张有用的照片！”

    “在荷兰的行动更重要。乌丽克是次要的。”

    “我的看法不同，要是您……”

    “这就是您的思维错误，因为您害怕了。您不用怕，冯-格来欣先生，要是乌丽克想毁掉您的话，她在过去的五个月内早就这么做了。然而她却保持了沉默，而且还会继续沉默，我看她并不危险，就让哈比希到处去找吧。我们在监视哈比希，要是他真找到了乌丽克，我们的动作会比他更快。冯-格来欣先生，把乌丽克忘了吧，她在我们这儿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性了。”

    冯-格来欣说：“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不妙。”

    罗笑着说：“您应该改变您的感觉。”罗对过去几周的发展很满意，欧洲销售网的扩张取得了成绩。“我们不需要感觉，而是需要分析性的思维。”

    圣诞节前一周，在一个星期一，邮局给哈比希送来一封薄薄的信，装在便宜的浅蓝色信封里，没有发信人的名字，地址是用打字机打的，连邮票也没有贴，哈比希不得不补交邮费。盖的邮戳是慕尼黑一号邮局。这要是在以前，哈比希会把信退回去，在上面注明：拒绝收信。可现在他想知道：谁给我写信而不写上自己的姓名？

    他拆开信封，里面有一张小纸条，是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只写着短短几句话，也是用打字机打的：

    “前些日子您来过我们这儿，给我们看了一张照片。我们骗了您。我们认识那个女人，她名叫乌丽克-施佩琳。她已不在慕尼黑了，如今她在汉堡，我们对您表示同情。”

    没有署名……可是哈比希马上知道，信上写的是真话。乌丽克-施佩琳，现在到了汉堡。海梅斯大夫的猜测，即那个女人早已不在慕尼黑，终于得到证实。

    好啊，去了汉堡，躲在大城市的丛林里。可是丛林也是可以闯的，在自然界人们要用砍刀开路……而哈比希将用一张照片。他把纸条装进衣袋，给海梅斯打了个电话，就开车去了诊所。在那里，哈比希耐心地等到最后一个病人看完病，才走进诊室，海梅斯大夫正在写字台上填写病历卡，哈比希进来时他只是抬眼看了一下，接着写他的卡片。

    海梅斯说：“您不用脱衣服，您的毛病长在脑子里。”

    哈比希坐了下来，不吭声。海梅斯把写好的卡片放到一边，对他说：“左半脑开始发痒了吧？我建议用凉水浇几遍。”

    “尤利乌斯，我是来告诉你，我要出门旅行去了。”

    “这是你最近几个月来最好的想法。”

    “也许时间比较长。”

    “离开慕尼黑越远越好。”

    “比较远，我去汉堡。”

    “汉堡？什么意思？”

    “我现在知道那个害死罗伯特和盖尔达的女人是谁了，她如今在汉堡。”

    “你又要在那儿一家一家地造访夜总会，给人看照片？”

    “是的，我会找到她。”

    “你知道在圣保利或者圣格奥根这些娱乐区转一圈要花多少时间吗？那儿可真是个大世界，相比之下慕尼黑是穷乡僻壤，你要跟那些红灯区的种种组织打交道。他们不会把你当做一名穷鳏夫来对待，而会把你看成是一只讨厌的虱子。那女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告诉你。”

    “你算什么好朋友！”

    “我怀疑你会马上把名字告诉刑警。”

    “我发现，你毕竟还没有丢掉逻辑思维。”

    “我们彼此最了解，尤利乌斯，我只是请你不时地去看看我的房子，你的女佣人可以去开开窗，透透气，打扫打扫，看看暖气，取取信件……”

    “让我再转到你住的旅馆……”

    “我不住旅馆，太贵了。我在圣保利区租一套带家具的住房。”

    海梅斯举起双手，伸向哈比希，央求地说：“胡伯特，你坐着别动，把手放在膝盖上……你的妄想症又发作了……”

    “你的挖苦让我受不了！”哈比希跳起身来走向门口，“我要说的都说了，我把你当朋友，可你是一只有毒的蛤蟆！”

    “你说得不对！”海梅斯纠正哈比希道，“没有有毒的蛤蟆，只有有毒的青蛙……”

    随着门砰的一声，哈比希离开了诊所。海梅斯在犹豫，要不要打电话给警察，告诉他们哈比希知道了那女人的名字，据说那女人去了汉堡……

    海梅斯考虑了好久，还是没打电话。他在做决定时感到自己很可怜。为了摆脱内疚，他找了个借口：哈比希是作为病人来找他的，向他说了知心话，而医生跟神甫和律师一样，都有责任保密。人们可以坦白：我是吸毒者，我打海洛因针，我犯了罪……可这是供词，应当保密才是。我作为一名医生，同时也是听取病人忏悔的神甫。

    这样一想，海梅斯大夫也就安心了，他保持了沉默。

    第二天，哈比希的别墅人去楼空，他坐了头班飞机从慕尼黑飞往汉堡。

    他成了闯丛林的勇士。

    罗先生来电话，冯-格来欣吓了一跳。

    罗说：“哈比希昨天飞往汉堡了，看来他有了线索。”

    “您认为乌丽克逃到汉堡去了？”

    “哈比希去汉堡可以证明，他肯定得到了信息。我们要问：是谁给的？警察发表的那张彻底画错的模拟图，对乌丽克来说是最好的保护，它不可能提供信息，冯-格来欣先生，信息恐怕来自您的酒吧间吧！”

    “不可能！我的姑娘们跟鱼一样从不说话。”

    “跟鱼一样可是不好。”罗的声音还那么客气，“根据最新研究，鱼类能够彼此表达意思，通过一种人类听不到的声音，通过鳍和尾的动作……您瞧，这世界上充满了奇迹和未被发现的事实。我劝您别那么相信您的姑娘们。”

    “我马上找她们问个明白！”罗怀疑他的姑娘中间有人出卖了他，这使他感到沉重和忿恨，同时也使他不安，还有这么个问题：为什么有人告诉了哈比希，而不向警察报告？不能想象托斯卡纳酒吧内部会有人泄密。

    冯-格来欣请对方不要急于下结论：“哈比希也可能出于无关紧要的原因去了汉堡，要在那儿度假。”

    “为什么偏偏去汉堡？”

    “为什么不能？有人愿意去马约卡岛或特纳里夫岛，有人愿意去大都市。”

    “那他满可以留在慕尼黑。”

    “呆在他那个人去楼空、不堪回首的家里？我要是他，我也会逃走，逃离寂寞，我们要设身处地想一想。”

    罗先生看来对心理分析不以为然，他说：“我们会日夜跟踪哈比希。要是他真的找到乌丽克，我们会赶在他前头下手。你放心了吧，冯-格来欣先生？”

    “我从来不会不放心，罗先生，我干吗不放心？跟您相反，我说过了，我不认为乌丽克会出卖我们，她绝对不会！”

    “女人就像一朵花，花开花落要有时间的，您懂吗？”

    “不懂。”

    “女人做决定要比男人花的时间更多，女人心里积累的东西也更多，往外倾吐的时候则一点不留。”冯-格来欣承认，罗说话很形象，有说服力。“我要等她全吐出来。”

    在圣诞节前一周，赖伯探长又做了一个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

    赖伯现在出了名了，他不遗余力地搜集资料来证明警察的工作受到阻碍，已是尽人皆知。警察总局、州刑侦局还是联邦刑侦局的办案业绩有力地驳斥了种种没有根据的指责，说什么德国警察是一帮半瞎的残废，是凶暴的打手，或一个总是走调的合唱团，各种媒体对德国警察的批评实在是到了不像话的地步，而正是它们对民众的情绪和判断力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们散布的歪曲性言论使警察的威信大大降低，以致在老百姓眼里警察只是些可笑的“壮汉”。

    赖伯搜集所有这些资料，目的是要编成一部言之有据的文件，以证明德国的司法工作，特别是法制，正处于危机之中。赖伯可以说是承担了一项危险的任务。不光新闻界要向他扑来，还有政治家，主要是波恩的政治家也会不高兴，并会记住赖伯这个名字，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最招人恨的莫过于对一名选举出来的民众代表指出他的工作违反了人民的意志，可确实有不少政治家提出的决策和提案是愚蠢的。

    因此，每当赖伯邀请人们去听他的报告时，警察总局都很关切，赖伯说的许多情况是人所共知的，但他的提法和结论总是令人耳目一新，能够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愤慨。听了报告以后人们会有足够的谈论话题，从心底深处痛骂当前的政府！

    这么做有道理吗？

    每一个听了赖伯报告的人都能回答这个问题。

    沃特克把哈比希案件作为未了案件放到了一边，对摄政王游泳池工作人员的询问也没有什么新的结果，他们虽然回忆起了那个女人，但没有谁能提供详细情况。而令沃特克恼火的是，所有的人都认为那张按照救生员普尔弗的描述所制成的模拟图是对的。

    “对，她就是这个样，没错！”

    沃特克向赖伯发牢骚说：“真没想到，像我这样的傻瓜也能当上警官！”

    接着他把档案扔进了文件柜。

    当赖伯走上讲台时，警察总局会议室里座无虚席。他看见了各个部门的头面人物，州刑侦局局长，市警察总局局长，一些部里的局长，慕尼黑市市长，州议会议员。赖伯可以有的放矢，他很高兴。除此之外，还有经济界人士，各工会的书记，各党的代表，总而言之，各负责部门都来了人，只是他们之中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责任。

    赖伯开始报告以前再次看了一遍会场，他想，我的报告将会像鸡蛋大小的冰雹砸下来，你们缩起脑袋吧。

    “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给你们说说刑警工作当前的情况，首先我要说，情况很糟糕！请别害怕，你们将看到一些你们原本认为不可能的事实。先谈谈我们近年来最担心的、也是我的工作直接面临的问题，那就是形形色色的黑手党在德国的活动。最近我们还看到，越南的香烟黑手党如何威胁着柏林，他们通过最残忍的凶杀——就是枪击后颈——和别的黑手党帮派争夺市场。这样，柏林就成了新闻报道的焦点，然而在几乎所有的大城市情况都跟柏林差不多，只是人们不说而已，为什么要这么讳莫如深呢？原来这涉及到令政治家们坐立不安却又忌讳谈论的外国人犯罪问题，或者用缓和的德国官腔来说：非德国人的犯罪问题。”

    赖伯这时看了看座中的政治家们，他们的表情不以为然，好像不是针对他们说的。

    “请允许我用具体数字来说明黑手党问题，黑手党，不论是干什么勾当的，正日益渗透着整个经济生活。根据联邦情报局的一份秘密报告，世界经济已有一大部分被黑手党所控制。单单在俄罗斯，黑手党已控制了四千多家银行和工厂。黑手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亿万利润就在这些银行里洗钱，根本不需要拿到瑞士和卢森堡去洗。大家也知道，俄罗斯黑手党已经向西班牙阳光海岸的项目投资了数十亿马克，他们通过假商号牢牢控制着度假村、夜总会、超级市场、公寓楼、旅馆和野营地。这就是说，谁去阳光海岸晒太阳，谁就是向俄罗斯人付钱。意大利黑手党发现了东欧，他们在波兰拥有旅馆，参与工厂和赌场的股份，参加人口贩卖、卖淫、生产毒品，在最近又参加生产摇头丸！眼下我和我领导的那个科正在与此作斗争，但成效不大，这以后我再向你们解释。黑手党在前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也站住了脚，罗马尼亚人还把他们的团伙发展到德国来。例如专抢加油站的团伙，杀人害命也在所不惜。据最近了解，最大的危险是黑手党和其他恐怖组织互相勾结。可以肯定，爱沙尼亚的黑手党向英国的爱尔兰共和军提供武器和恐怖活动器材。毒品市场的老巢哥伦比亚有好几个黑手党集团。秘鲁的恐怖组织‘光辉道路’在生产和输送毒品，我引用联邦情报局报告里的一句话：‘有组织犯罪已经发展成为对全世界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一种应予重视的威胁。’你门也许会想，秘鲁、哥伦比亚，这跟我们有何关系？那是美国人门口的事，应由美国人来对付。女士们，先生们！这样推卸责任下去会要我们的命的！”

    赖伯拿出新的统计数字，喝了一口水，看了一眼沃特克。沃特克坐在头一排最靠左边，他握紧拳头，好像在说：伙计，给他们几下子，使劲揍！让这些坐享其成准备领养老金的家伙尝尝挨打屁股的滋味！肯定要给那些搞政治的胆小鬼几个耳光，可不知道他们过后听觉会变得更灵敏还是更迟钝。

    赖伯继续说：“我这儿有关于德国的黑手党统计数字，摘自联邦刑侦局的一份报告。从1991年以来，黑手党团伙通过犯罪活动，在德国造成了105亿马克的损失，获得了41亿马克的利润！联邦刑侦局说这是一种应认真对待的犯罪现象。说得好，这确实是一种严重的现象，可我们对此几乎是束手无策。我们再看一些数字：到今天为止，也就是接近年底的时候，我们根据787起案件对黑手党做了调查。结果表明，来自87个国家——请注意，87个国家——的7，922名作案嫌疑人犯下了52，181桩罪行。作案人有36.4％是德国人，14.6％是土耳其人，7.5％是前南斯拉夫人，5.7％是意大利人，5.7％是波兰人。还没有统计多少罪行是俄国和亚洲黑手党干的，因为我们还是两眼一抹黑。这方面几乎从未得到过信息，所有的人都吓得不敢说话，谁要是招供了，那么等待他的是什么就不用我说了。尽管如此，今年还是有128名弃暗投明的证人，警察给了他们新的身份和人身保护。只是由于他们的协助，我们才得以打开少数几扇门，要想派秘密侦察员打入亚洲人的圈子，那是几乎不可能的。除此以外，国际黑手党还给自己披上了难以看穿的伪装，越来越多的罪行是通过正常的商号干的，例如餐馆、公司、计算机营业部、房地产公司、廉价珠宝店、理发店，甚至面包房和蔬菜店，谁也弄不清。联邦情报局有关人士说：‘合法的商业结构为非法的生意提供了理想的基础。’女士们，先生们！我从你们的眼光里看到了你们的问题：那怎么办？多年以来我也问我自己：怎么办？用新闻媒体的话来说，警察是在打瞌睡。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警察老是背后挨人揍，我们警察成了国家的贱民，法律和规章捆住了我们的手脚，使我们无法采取强有力的打击措施。那些政治家害怕世界上又有人说：看哪，德国是个警察国家！这样，德国就成了有组织犯罪的乐园，我们在歹徒们的眼里成了笑料。”赖伯缓了一口气。“下面我再给你们举一些例子，这些例子会引起各位对德国司法工作的效率表示怀疑，大部分国民已经在怀疑了。”

    会议室里出现了骚动，州议员们发出喃喃的抗议，刑警官员们发出赞同的嘘声，警察总局局长对自己这位勇敢的探长频频点头，州刑侦局长满意地靠在椅子背上，好像在说：这人真是在玩命……好样的，伙计！就得这么指名道姓地说。明天报纸上一登，看波恩的那些老爷难受不难受。

    慕尼黑市的市长是所有在座人之中最了解民情的人，他不得不承认赖伯说得在理，尽管下面还要提到的某些事情可能对自己的党不利，例如电话监听，他的党就坚决反对，因为反对党就该提反对意见。

    赖伯继续说：“有一个问题本来应该对公众保密的，现在由联邦刑侦局在一份内部材料中披露出来了，那就是德国官员犯罪这一可悲的事实，德国官员犯罪越来越多，据联邦刑侦局统计，今年一共发生8，500起，比去年增加1，300起，犯罪行为包括：贪污、枉法、人身伤害、迫害无辜、持械抢劫——不久前一名抢劫加油站的人被认出来是名警察——尤其是破坏对黑手党罪行的侦缉。还有‘其他不法行为’计5，600起，比去年多一半，主要是逼供、伪证、腐化、泄露调查情况、阻挠惩处罪犯等。各位可能会说：这家伙在往自己脸上抹黑。不对！这些话非说不可，目的是要说明警察的处境，因为队伍内部的犯罪往往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困难。回过头来说柏林吧，各位请别得意，一会儿我还要谈慕尼黑的情况。在柏林有过这样的事：‘罗马尼亚’调查组对罗马尼亚人团伙的巢穴——柏林市威丁区奥塔维大街上的一所房子——已经观察了好几个星期。5月11日，星期六，下午4点30分，刑警的一个特别行动队对该楼发起攻击，队员们装备有防弹背心、钢盔和冲锋枪，冲上二楼，扔出手榴弹。受到突然袭击的罪犯们无法拿起武器，但他们顽强抵抗，什么空手道、功夫、拳打脚踢都使上了。一名会空手道的彪形大汉好不容易被武力制服。整个过程历时20分钟，抓获16名团伙成员，是所谓‘近卫队’的队员，警方通知了法院值班的主管拘捕的法官。由于那个大汉不断挣扎，刑警队员信花了20分钟才把这些黑手党分子押送到了法院。特别行动队的人要法官下拘捕令。可是居然没有能下拘捕令的法官，因为那天是星期六，主管拘捕的法官不愿多等而准时下班了。结果是：没有拘捕令就不能抓人，不得不释放这些罗马尼亚犯人！特别行动队的一名队员评论说：‘我有时候想，司法部门不是在帮助我们，而是在阻碍我们。’这话说得多苦啊！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别把这件事看成是个别情况！德累斯顿的州法院曾审理过一起案子，一个家伙用棒球棍把两名无辜的行人打得半死，没有什么原因，就因为他喜欢打人。检察官要求判三年徒刑，单是这点就有点可笑。在辩护发言以后到了午休时间。法官肚子饿了，宣布：‘午间休息！’，自己就走了出去，要求派两名警察来看守这名被告，但是法院里找不出两名警察，以致在法官享用午餐时被告处于无人看守的状况，他便利用这机会不慌不忙地离开了法院，从而逃脱了估计要判三年的铁窗生涯。最后只好缺席审判：三年半徒刑，现在德累斯顿的警察正在缉拿此人。这段故事不是可以编人某本‘笑话大全’吗？”

    赖伯望了望沃特克，他的确笑了，而且笑得那么响，许多人都吃惊地看着他。警察总局局长直摇头，好像是说：这种事在我们这儿不可能发生！赖伯脸上露出微笑，心想：亲爱的局长先生，你等着，我还没有讲完呢。

    赖伯接着说：“还是柏林的事。这件案子其实应该归检察官办的。在柏林的州法院，上午11点。站在法官面前的是一名哆哆嗦嗦的年轻越南女子，被告罪名是行窃。法官不断问她后台老板是谁，因为人们知道这姑娘不过是奉命行窃而已，可是这越南女子不吭声，到最后才结结巴巴地说：‘请你们别逼我，外面有个杀手在等我。’法官当即下令封锁法院大楼，警察抓到一名越南男子，此人躲在一个角落里，裤腿里藏着一枝手枪。经过不断审讯，在法院保证对他进行保护之后，他招供了。根据他的口供，‘越南’调查组的特别侦缉员冲进一所住宅，破获了两个窝藏点，抓获了九名越南人，起获了武器、手枪和两支俄式冲锋枪。人们断定，他们就是用这些冲锋枪在柏林的一座高层建筑里处死六名越南人的。侦缉人员和检察官一致肯定：终于抓到了这个杀手团伙！经过好几小时的审讯，人们把凶杀嫌疑人带到主管拘捕的法官面前，可那是一名年轻的试用法官，他怀疑事情并非这些被捕者所为，对他来说证据还不充分！检察官、主要调查人和特别行动队队长试图说服他，简直是恳求他，再三地说：‘所有的人都跟5月10日的屠杀案有关！’可是怎么说也没用，试用法官称证据不足，拒绝对六名黑手党分子下拘捕令，只有三人因非法拥有武器而被拘留。警察不得不释放其余六名歹徒！由于主要调查人的抗议和检察院的投诉，三天以后另一名法官才下了拘捕令，可是歹徒们早已逃之夭夭。这就是说，柏林的侦缉人员又得从头干起，面对这样的司法状况，我得问：我们还要不要费那工夫去缉拿罪犯？如果我们不得不奉命释放杀人犯的话，警察岂不成了傀儡？这有多丢人！刚才说的事发生在5月，现在都12月底了，我还没听说那个偏要准时下班的法官和那名试用法官受到什么追究，蒙着眼睛的司法女神真是两眼一片漆黑！还是老百姓说得好，这叫做官官相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