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风过后，沥沥的细雨渐渐停了，风在安德烈身上吹来吹去，试图吹掉他头上的礼帽，喝醉的多里夫悲伤地坐在他那个破沙发上。他极其痛苦地和自己的每一幅作品—一告别，眼含热泪，慢慢地从墙上摘下～幅幅杰作，把它们放到一旁，在这悲痛欲绝的时刻，只有一件事能使他感到安慰，那就是让克先生没死，而且钱也抽出来用于周转了。尽管现金周转的情况也很糟。

    安德烈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以后怎么处理这些风景画，还得找个机会，使这种紧张的气氛缓和一下。他一瘸一拐慢慢地走到出租汽车跟前，使劲拍打了一下出租汽车的车窗，手中的一幅风景画差点儿被风吹跑。茹科夫按了一下联系按钮，通知其他人自己回来了。

    “现在就把这些下贱东西从我身上拖下去，”安德烈想。他说的下贱东西指的是淋湿的雨衣和鞋。“然后弄点小菜来瓶小酒，坐在小壁炉旁慢慢欣赏一下艺术大师的作品。真见鬼，这个南叨鬼上哪去了？”

    门被小心地拉开了一条缝，透过黑黑的门缝看见一只眼睛。

    “你偷看什么呢？我要被人送到美洲还是怎么的！打开门！”

    半扇门慢慢地被打开了，但并没有女人。一只手把茹科夫拉到大厅里，由于速度快，安德烈脚底一滑，差点摔倒。站稳定睛一看，基里尔微笑地站在自己的面前。在申明半暗的大厅里，在基里尔面前还有一个人，他穿得很单薄，留着胡子，白脸。整个过程都是由一个长着麻子的人悄无声息地完成的。

    “我一切都明白了，你这个粗野的家伙！”那胆怯的目光和那九十多度的鞠躬已表明他是个惟命是从的胆小鬼。

    “到墙那边去！”陌生人用任何一个白痴都能明白的俄语说道，而且不容对方有半点反抗。安德烈猛地往前一探身，企图把一卷东西藏到某个地方，但最终也没确定下来，这多余的举动是否还值得。

    “这是什么？”

    “这，没什么，一些破烂儿……”安德烈用僵直的舌头吐出一句。

    “放到地板上！”茹科夫弯下腰，把手支在自己的画上，停留了片刻。

    陌生人拿走了他所有的东西，坐进汽车开走了。

    茹科夫目测了一下自己和已驶向另一方的汽车间的距离，就转过头来：因为再跑着去追已来不及了，对方早就跑了。

    “你怎么回事，蠢猪！拿着机关枪满屋瞎溜达！你应当清楚，这里住的是妇女和孩子！”男人并没有和他争论，只是举起了枪。

    不过没等他扣动扳机，安德烈已打出了快速的勾拳，给了那个男的两眼以重重一击。

    “你应该好好想想。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可不是什么破烂儿，而是二十四克拉。”他擦了擦珠光闪闪的钻石戒指，微微低下头，试图摸一下自己的脉搏。过一会儿，他们向出口走去。那个男人一动不动地躺着，他已经永远也不能站起来了。

    安德烈扎上腰带快步走到自己的地下室，到那里好好喘口气，仔细地思考一下发生过的一切。

    男人的头讨厌地“砰砰”地磕着窄窄的走廊那粗糙的墙壁。

    茹科夫真想把他扔在半路上，但发现，这个死人开始流尿液，还有其他的什么东西，一下子把尸体扔到了楼梯下边。

    “真可惜，你不是个胖子。”安德烈抱怨那个顺着楼梯慢慢上来的人。茹科夫把尸体拖到地下室，第一件事就是赶快脱下雨衣和西服上衣。

    在信号系统控制台上，一个可怕的红灯在闪烁，安德烈把带子倒一倒，迅速把记录器调到复录状态。系统工作很好，摄像机摄到了三个人，他们有的藏在云杉后，有的藏在岩石的缝隙中，还有的向设在对面楼的山墙处的工作人口跑去。

    他们花了不大工夫把基里尔设置的锁打开，一闪，消失在别墅中。“干错了！应该一开始就把声音警报系统接上。”安德烈把带子往回倒，然后按下暂停按钮，在有点颤动的录像中可以看到人口处有三个身材魁梧、动作轻盈的男子。这个行动一定很有意思。第一个念头是叫警察，最后抛弃了这个想法。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基里尔必然对发生的一切负责，让那个只会顺着山坡滑雪的安德烈做警察真是一丁点儿根据也没有，尽管承认已被茹科夫揽到身上的一切责任不那么令人愉快。但是他拉开弹匣的卡弹板确认子弹还很满，于是以他所特有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顺着楼梯快速向上跑起来，沿途他查看路经的每一所房子。

    空无一人的大厅，入口处堆放着一卷卷割下的草，非常宽敞，把入口处的门栓插上，安德烈有点冷，耸耸肩，然后向那雕满稀奇古怪图案的橡树楼梯走去。这个楼梯通向卧室所在的楼层，奶奶和冯林卡曾住在那里，那里还有她们用过的一些小玩意和小饰物，后来设置的厨房也在那里。无论安德烈怎样小心，他的脚步声还是透过高高的天花板传了出去。那些早已干枯的苍蝇尸体因落在扫帚和拖把无法可及的地方而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人们不必睁大眼睛就能确定悄悄溜进的人来自何处。

    楼梯不太高，一共二十五阶，安德烈老想着上去看一看墙上突出部分后面的秘密，看一看那挂满侠士画像的、那铺着地毯的、那在自己的房间门后环绕整个楼的幽长的走廊。

    他登上了楼梯的最后一阶，在一个并不很宽的柱形栏杆前停下。这是走廊的人口。寂静的大厅，好像一举手就能碰着它的天花板，他印象最深的是几位骑上骑在马上，马的前蹄抬起，好像骑士们要跳跃过黑黑的小路奔驰向前。

    “冲进这神秘可怕的走廊，进去就打它一梭子子弹，让它充满那连续不断的枪声，僻僻啪啪的子弹壳声和浓重的火药味……”但是，不知什么东西抑制了他这种仓促的决定，“我的位置不会有影子呀！”他突然异常清醒地推理说，这里还有人，安德烈摸了摸自己的枪，隐藏在墙的凸起后面。毫无疑问，这里还有人。

    “亲爱的，来吧！”安德烈背对着墙，以同样的间隔时间做了三次布谷鸟的叫声，黑影踉跄着远去了。

    “他上去拿什么呢，是好奇还是某种阴谋？”根据影子的行动，似乎可以看出，他是想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逐渐控制过道里隐藏的人。

    阴雨天气使伤了风的公鸡叫声充满了忧郁，他一跳，跳到了楼梯的缓步台上，走过过道。

    茹科夫抓到引爆药筒，面对雕刻精美的栏杆真觉得有点儿可惜，但还是引爆了炸药，把它扔到了远处，许多栏杆在轰隆声中塌陷。人影在轰隆声中只挥动了几下四肢，就掉落在晦暗平坦的桌面上。安德烈用手指捂住耳朵，这一次地球引力和那些倒霉想学飞的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身体完成了被迫降落，脑袋磕在桌角上，安德烈的记忆中永远保留着旅游皮鞋那黄色鞋掌的样子和颅骨无声的折断状。茹科夫精神抖擞地抡起拳头，冲入走廊。走廊空无一人，必须得找第三种突破办法，因为类似的勘察办法会引起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他向一个挂着盔甲的衣架走去，想着钢盔带在头上总比卡普纶长袜舒服得多。头盔正好，尽管脑袋在里面有点晃，就像罐头瓶里咬剩的半个苹果。厨房里一片空虚。

    基里尔住在隔壁，房门钥匙通常总是插在门锁上，这次也是一样。用头偶然撞了一下墙，安德烈发现，头上戴的这个东西的功能一点也不比听诊器差，这个东西能通过墙捕捉到走廊里头放小孩子的那个房间的声音。基里尔向门走去，又实验了一下这个头盔的特异功能，树叶的沙沙声，隐隐约约的小孩的啼哭声，一清二楚，“怎么，我是傻子怎么着？”安德烈自己问自己。而后抓住门把手，下定决心似的拉开门，因为戴上头盔阻挡视线，因此只得不停地转动头部，头盔的边卡着肩部很不舒报，但还可以忍受。安德烈叉开腿，步子迈得尽量大些，好像很久都没有从马上下来了，他一步一步挪着向房间的深处走去。因为安德烈很清楚，此时此刻他就可能被乱枪射成筛子。

    他朝那个胳膊支着窗台的人用力一击，说了声“该睡觉了！”

    那个男人就重重的向前倒下，瞄准茹科夫的人也被干掉了。

    “你，真行！”

    “当然了！”安德烈突然感到危险：一梭子子弹怒射而出，窗玻璃在破窗而入扑向他的人那巨大压力下粉碎，枪中的最后两发子弹打光了，偷袭安德烈的人被击毙，一切又都静下来。

    “呶，这就是一切，古斯佐夫先生。”茹科夫从头上摘下那顶金属头盔，静静地等待着雷鸣般的喝彩，但事与愿违，老妇人们用无神的眼睛打量了一下他，无人做声。被绳子和布条绑在圈椅上的让克林娜痛苦地挣扎着。安德烈突然觉得可怕，揣测着，但愿不要当一切都安排好了的时候，再遭到让克林娜的袭击。他把那几个轻飘飘的老妇人安置在椅子上，沙发床上，给一个傻乎乎的小孩一个小山羊玩具。安排好一切后，安德烈朝让克林娜走过去，走到她跟前停住了，一边挠后脑勺，一边下决心。报仇的时候到了。他满脸堆笑，拽住封嘴的橡皮膏的边，使劲一拽，把让克林娜上下嘴唇上的那层密密的汗毛连根拔起。

    “混蛋！”这是让克林娜在她和安德烈使彼此恼火的相处过程中说出的第一个俄语单词，这个单词说的是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自然，以至于茹科夫的眼中差点涌出感动的泪水。他一边从让克林娜那由于愤怒而涨红的面颊上拽下橡皮膏的残留物，一边说：“这很公正。”接着说，“在我们部队，在司务排，也曾有一个乌兹别克人，很聪明，一年半过去了，他还是不想承认，他俄语说得很好，打仗也很勇敢。但是当部队偶然得知，他是在塔什干师范学院毕业后参军的……我的上帝，差点没把他打成残废。”

    让克林娜终于被松绑了，她被放到了地上。“现在，我亲爱的小牧羊女，你该说出自己的同伴和组织了吧。”安德烈一边严厉地看着让克林娜，仿佛是在看一堆脂肪，一堆肥肉，一边继续说道，仿佛又是在自我责备，“我真是个傻瓜，我怎么就相信了这个用正常人的语言连两个体面的词都说不出来的笨蛋呢！”让克林挪用同样的语调重复了一遍，然后以她特有的迅速，顺着走廊跑去。

    格里布曼大发雷霆，保证八点钟我们一定到达目的地。我们刚拐上连接莫斯科和基辅的公路，行程就变得艰难起来，它足以使你联想到“千湖”汽车拉力赛。到处是水洼，深不见底的大坑。

    只是在一个叫奥尔斯克的小村我们才有幸拐上了平坦大道，半小时后我们进了城，绕过加油站那绕来绕去的大软管和已被破坏的莫斯科电话网，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了。因为道路分成两条。

    应该往哪里开，我们不知道，我们找到一个喝得半醉的农夫，他伸着两只粗糙的手比划着，嘴里嘟囔着含糊不清的话语，给我们比划出一个大致方位。二十分钟后我们到了区中心的医院。

    问讯处里很静，没睡觉的大概只有苍蝇了。我们对着关闭的窗户敲了很长时间，才有一个老太太磨磨蹈蹭从半明半暗的走廊里走出来。

    “你们敲什么？不能让人歇一会儿呀？”

    “我们怎么才能到索果里斯基。菲德罗维奇那儿？”

    “是去那个工程师家吗？要去那儿，大家向左看，那儿有个大姐，一问就知道了。”我们找到了那个所谓的大姐，大约有七十岁左右，不慌不忙的像个大瓢虫，她带领我们去找工程师。

    工程师瘦瘦的，黑黑的大眼睛，他的眼神告诉人们，他的心中有很多隐秘。他躺在一个单独的病房里，看得出这个工程师并不富有。他周围的一切很整洁，但很简陋，在床旁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大摞杂志和一大堆瓶瓶罐罐。

    “您在自己治疗啊？”

    工程师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想坐起来。

    “您躺着，尼古拉。菲得罗维奇先生，我们只待一小会儿。”

    “您感觉怎么样？”

    “对不起，请问您们是……”

    “我们是民警机关刑事调查局的工作人员，是从莫斯科来的，请问您是否曾递交过一份有关寻找失踪女儿的申请？”

    “是的。有消息吗？”他满怀希望地问。

    “怎么说呢！这样吧，您先回答我们几个问题，然后我们再答复，可以吗？”

    “请问吧。”

    “您的女儿叫因加。尼古拉耶夫娜。索果里斯基，七一年出生，一直和您住在波尔霍夫，是这样吗？”

    “是的。”

    “从出生之时就是这样吗？”

    “不，她是在莫斯科出生的。”

    “她的母亲还活着吗？”

    “不，大概三年前去世了。”

    格里布曼在自己的便条本里记下了一些信息。

    “她叫什么？”

    “叶琳娜。谢尔盖耶夫娜。”

    “索果里斯基？”

    “不，离婚后她用娘家的姓——尼卡诺娃。”

    “明白了。叫叶林琳娜。谢尔盖耶夫娜。尼卡诺娃。”格里布曼记下，然后抬起头，专注地看着工程师的眼睛说：“请回答我，您和拉丽萨。尼古拉耶夫娜。尼卡诺娃是什么关系？”

    “她是我女儿。”

    “是小女儿吗？”

    “是大女儿，她比因加早出生十五分钟。”

    格里布曼张着嘴，但没说出话来。

    “您的意思是说，您和尼卡诺娃公民的婚姻结局是你们共生两个女儿，分别叫因加、拉丽萨？”

    “非常正确。她们是双胞胎。”

    “因加和您生活在波尔霍夫，那拉丽萨呢？”

    “和她母亲在莫斯科。”

    “您和您以前的妻子还保持联系吗？”

    “不，我们一刀两断了。”

    “也许，我的问题有的不太合适，但我还是想问一下，为什么？”

    “对不起，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好吧，那我们换个角度提问，您最后一次见到因加是在什么时候？”

    “新年后，过圣诞节，在我第二次到工地上去时。”

    “什么工地？”

    “是建筑工地。不太远，五十公里左右，但每天回家时都去……”

    “她没给您留下什么留言条，或者给您发封电报？”

    索果里斯基犹豫了一下，垂下眼帘说：“没有，什么也没有。”

    “您最后一次看见您的女儿拉丽萨是什么时候？”

    “在一九七八年，我们约定好的。”

    “是和因加一起吗？”

    “是的。我和琳娜一人一个孩子。”

    “您参加您妻子的葬礼了吗？”

    “没有。”

    “因加跟自己姐姐和母亲保持联系吗？”

    “是啊，这我倒是没有想到。我暗自有点得意。”

    “您女儿身上是否有一些个人特征，比如说，伤疤或胎记？”

    “有的特征我都说了。”

    我看着格里布曼，而他否定地摇了摇头，说：“把出国护照的照片拿出来看看。”

    格里布曼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放大的拉丽萨的照片。

    “您能认出这个姑娘吗？”

    索果里斯基自信地笑了笑，说：“当然能认出来！这是因加。”

    格里布文把照片翻过来，说：“读一下。”工程师读了起来。

    “真没想到。不，这不可能！”

    “但事实就是这样。”谢尔盖把照片放回公文包，向我走来，问道：“你没事了？”

    “再好好想想吧，索果里斯基！再挖掘一下自己的记忆力。能否再想起点什么，哪怕是再想个什么伤口，或肿瘤什么的……”

    “伤口，伤口……”工程师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说道：“是有个伤口。那是很久以前，她在家附近摔了一下把胳膊肘磕伤了。

    但是缝合得非常仔细，基本上看不出来，只是在夏天，阳光一照，皮肤被晒得发黑，才能显出一条细细的白线。“

    “请您拿自己的胳膊为例，明示一下大致在什么部位。”

    “就从这儿，”索果里斯基用手指着右胳膊的肘关节部位，“往下来。”

    “有六七厘米？”

    “是的，差不多。”

    “好，您女儿就诊的那所医院在哪儿？”

    “在少先队员村。在距这里五公里远的地方。”

    “谢谢。”格里布曼从椅子上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怎么能这样呢……您答应要回答我的问题的。”

    格里布曼狡黠地笑了一下，走向工程师，嘟嚷了一句：“我骗您呢！”

    在距新区不远的一个学校，找到了那个给因加看病的牙科医生。他回忆了一些有关因加的事，但怎么也记不起那个伤疤，格里布曼做了记录。

    已经是夜里两点了。吃饭是个问题，在商店二楼有个小餐馆，饭菜也不好。事先我要是知道这顿饭这样倒胃口，我宁愿吃斋两天，省得回去遭罪。回城时我们的车开得飞快，我的目标是饺子和电话，还抱着一线希望找到彼得，但我的幻想破灭了。格里布曼根本没想饺子的事，心灰意冷地“扑通”一声栽倒在我父母的卧室里，睡着了。而我躺在自己那张珍贵的沙发上，被子暖暖的，给人希望，而深夜预示着新一天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