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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在办公室。他的秘书给我接通了电话。我说：“你好，卡尔。”
“你好，保罗。”他说话仍然带点德国口音。
我们没有开玩笑，我直接告诉他：“这儿发生了一起强xx杀人案。”
“噢！”
“是坎贝尔将军的女儿，安-坎贝尔上尉。”
电话里一阵沉默。
我接着说：“可能是强xx杀人，但肯定是性虐待。”
“在基地里吗？”
“是的，在一个步枪射击场。”
“什么时候？”
我回答说：“凌晨2点17分到4点25分之间。”到此，我已经回答完了所有关于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问题。
“什么动机？”
“不知道。”
“有嫌疑犯吗？”
“没有。”
“案发时被害人在做什么？”
“她那天晚上值班，出去检查哨所。”我把肯特的任命、与森希尔小姐的相遇，还有我们对被害人住所搜查的具体情况向他一一作了汇报，只是没提在地下室发现的那些东西。我知道我们的谈话很可能被人录音，严格说来，这不是什么特别的情报，只是不想让卡尔感到很难为情。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等尸体搬走后，你再回犯罪现场，就用那些柱子把森希尔小姐绑在地上。”
“你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一个健康的女人为什么不能把那些桩子拔出来。”
“啊，我明白了。卡尔，那些桩子是按不同角度钉在地上的，与尸体有一定距离，所以她没有力量反抗，而且有人把一根绳子套在了她的脖子上，我想——我猜想他们开始可能是在玩游戏——”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她应该知道那不是游戏。我们凭过去的经验知道，当一个女人有生命危险时，她是会拼命的。也可能她是被麻醉了或是被镇定了，让毒物学家找找镇静剂。同时，你和森希尔小姐必须从头至尾把犯罪过程重演一遍。”
“我希望你说的是模仿。”
“是。但不要玩真的。”
“你变得温柔些了，卡尔。好吧，我会转达你的建议的。”
“不是建议，是命令。现在请你更详细地告诉我，你们在坎贝尔上尉的住所发现了什么？”
我告诉了他。关于我没通知地方当局一事，他不置可否。我问他：“我进入了她的住所并搬走了她的东西，你认为这对我今后的工作有影响吗？”
“你的记录上会写着，你已经通知了她最亲近的人，而且是他们同意，甚至建议你那么干的。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保罗。我不能老干这种事。”
“我知道。”
“很好。你需要联邦调查局的帮助吗？”
“不需要。”
“你需要从这儿再派一个调查员，还是从哈德雷堡分部找一个？”
“咱们别干了。我真不想按这个案子。”
“为什么？”
“卡尔，你知道，这个案子很微妙……很……”
“你和被害人之间有什么瓜葛吗？”
“没有。”
“今晚5点前给我电传一份初步报告来。迪纳会给案子编上号码的。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森希尔小姐最好退出本案。”
“你为什么不想让她参加此案的调查？”
“我们都不喜欢对方。”
“你们从未合作过。你们互相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卡尔，我记得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你保证过不把我们俩同时分配到一个案子中，那她现在为什么还要参加？”
“我从没做过这样的保证。部队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
“很好。你今天重新给她分配任务，就是最好地体现了军队的需要，因为她在这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等一下。”
我只好等着。卡尔这个人并不特别敏感，而且很难对付。我真希望他能变得更有人情味。
“保罗？”
“是我。”
“我刚才接了森希尔小姐的电话。”
我猜就是她。我说：“她的事情与我无关。”
“我告诉了她，你不愿和她一起工作。她说你是歧视她的性别、年龄和宗教信仰。”
“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她信仰什么宗教。”
“这可是对你的一次严厉指责。”
“我不是跟你说过嘛，这是个人的事情。我们两人合不来。”
“据我所知，你们在布鲁塞尔时不是相处得很好吗？”
见你的鬼，卡尔。“你想让我把事情都讲出来吗？”
“不必了。去年我已经听别人讲过了，而且一分钟前森希尔小姐也讲清楚了。我相信我们的军官都会恰当地处理自己的私生活。我并不要求你独身，只希望你能谨慎一点，不要做一些不利于你自己，也不利于部队和你的任务的事。”
“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
“很好。记住你是一名职业警官。我希望你能大度一些，和森希尔小组建立一种职业上的合作关系。就这样吧。”
“是，长官。”我又问他：“她结婚了吗？”
“这与你还有什么关系吗？”
“是有一些个人的考虑。”
“你们两人在这个案子了结之前都不许谈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把你那个怪诞的重演方案跟她讲了吗？”
“那是你的事。”卡尔-古斯塔尔挂断了电话。我坐了一会儿，考虑起自己的选择来。我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继续执行任务，二是辞职。实际上我从事这个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可以随时提出辞职，仍可得到一半的薪水，而且从此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结束军事生涯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大多数人在最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拣一些比较安全的案子去办，慢慢地自然也就隐退了。也有一些军官在军队里工作得时间过长，又没自动隐退，就被悄悄地辞退了。只有少数人能带着一身荣耀隐退。再就是那些为了最后时刻的那份荣耀而奔命的人，结果却不小心闯进了火海。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抓住时机。
抛开事业上的考虑，我如果从这个案子中退出来，那它会永远使我不得安宁。现在真是进退两难，其实如果卡尔让我放弃此案的侦破工作，我还不知道自己会说或者会做什么呢。卡尔就是这样一个专门和人对着干的家伙，因为我说不接这个案子，结果这个案子还是归了我。我说了不要辛西娅参加，辛西娅也成了我的搭档。卡尔并不像他自己想象的那么聪明。
我的新办公桌上放着安-坎贝尔上尉的个人简历和病历。我先翻看了一下个人简历，因为它包括了一个战士的军事生涯，肯定很有意思，很有启发性。简历是按年代顺序写的，安-坎贝尔是12年前进西点军校学习的，毕业时属于班级前10％的学生，所以按规定她能享受30天的假期。之后，接她自己的要求，她被分配到了亚利桑纳州的瓦兵卡堡，担任军事情报官员训练课程，后来又在乔治城读了研究生，取得了心理学硕士学位。之后，她申请读了实用性课程心理战术。她先在布莱格堡的肯尼迪特种战术学校完成了所有必修课，参加了第4心理训练队，又从那儿去了德国，后来又回到布莱格堡，再后来去了海湾，进了五角大楼，最后到了哈德雷堡。
她的工作效率报告一看就非同一般，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我找到她的智商测验结果，她是属于军队里的2％的天才之列。从我过去的经历中得知，这2％的天才一般都是杀人案中的嫌疑犯，一般说来，天才对那些招惹了自己或者妨碍自己的人都不能容忍，而且总以为他们不必遵守那些人们都遵守的法规。这些人经常不愉快而且缺乏耐心，他们甚至可能成为反社会的人，有时候还可能心理变态。心理变态者常把自己看成法官或者陪审团成员，或者刽子手。他们到了这一步也就到了和我打交道的时候了。
可是现在，我正研究的这个天才不是杀人犯，却是被害者，也许这个事实在本案中毫无意义。但是直觉告诉我，安-坎贝尔被害之前肯定伤害过别人。
我直接把她的病历翻到了最后一面，因为如果有精神方面的记录，肯定会写在那儿。我果然找到了一份心理分析报告，是她进西点军校体检时的记录。报告上写着：
此人目的性很明确，很聪明，适应力强。从两小时的面谈和测试结果中看不出有专横的表现，也没有幻觉紊乱、情绪紊乱、渴望紊乱、性格紊乱和性紊乱的迹象。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写着，没有明显的心理问题会妨碍她完成美国军事学院的课程。安-坎贝尔是个很正常的18岁美国姑娘。不管这话在20世纪后期的美国意味着什么，总之，一切正常。
但心理病历中还有几页报告，写得很短，时间是在她上军校三年级下半学年期间。当时，她被命令去做心理检查。是谁下的命令和命令的原因都没有记录。心理医生韦尔斯写道：
军校学员坎贝尔被推荐来此进行心理治疗或者心理分析。她说：“我什么问题都没有。”她不合作，但还没达到要我向她的上司报告的程度。在每次大约两小时的四次谈话中，她都反复强调说她只是太累了，体力训练和学术训练压力太大，又担心考试成绩，总之是疲劳过度。这些对于一二年级的军校学员来说，是很普通的事，但对三年级的学员来说就很少见了。我问她，有没有别的事情，比如说爱情纠葛或家庭问题，那也会导致这种疲劳和压力感。她向我保证，家里都很好，她本人在本地或其他地方也没有爱情纠葛。
我看得出她的体重明显偏低，而且注意力明显不集中。总而言之，一副很压抑、很忧虑的样子。在谈话期间，她哭过几次，但每一次都很快地控制住了，并向我道了歉。
有好几次，她差点说出一些超越了一般军校学生所能说出的抱怨词语，但每次没等讲出就停住了。有一次，她说：“我去不去上课都无所谓，我在这儿干什么都无所谓。反正他们总得让我毕业。”我问她那是不是因为她是将军的女儿。她回答说：“不是的。因为我帮了他们的忙。”
我问她帮了什么忙？“他们”又是谁？她只回答说：“那些老家伙。”其他问题都没有回答。
我相信我们的谈话到该出结果的时候了，可是她的上司却给她安排了另外的约见，我们的谈话则无缘无故地被取消了。我不知道这位上司的名字。
我认为，坎贝尔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治疗，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强制性的。不然，应该由一个精神分析小组，来诊断是否需要对她进行隔离治疗。我是认为应该对她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和分析。
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报告，有些纳闷，为什么一个很正常的18岁妙龄少女到了20岁就变得忧郁低沉？当然可以用军队生活的纪律森严去解释，但韦尔斯医生显然是不同意这个说法，我也有同样的看法。
我从头到尾翻阅了这些档案，正准备合上时，忽然看到一张小纸条夹在里面，上面有几行手写的字：与魔鬼搏斗的人应当留心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不要变成魔鬼。当你长久地看着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看着你——尼采。
这张纸条放在这儿做什么，我不清楚。但它放在一个战争心理学军官的档案里是非常合适的。在犯罪调查处官员的档案中也该放上一张这样的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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