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色花白头发，外貌招人喜欢的中年男人”的神秘外表，是一种模糊不清、不可靠的说法。要弄清楚细节还不简单。

    哪些人能够相当详细地描述他？首先是马尔法小姐；其次是娜塔莎、奥尔加和巴甫利克-捷列辛所在医院的护士们；再次是孩子们自己。但是只好立即把孩子们排除：“萨沙叔叔”随时可能出现，而天真的巴甫利克、奥尔加、娜塔莎马上就会告诉他，警察对他感兴趣。如果跟17岁的娜塔莎尚能商量商量的话，那么这一招对未成年的奥尔加和小巴甫利克根本行不通。他们马上就会说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护士们也不是特别可靠。谁知道“萨沙叔叔”有没有买通她们之中的谁，保持沉默或者及时通风报信。

    不过，对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阿尼斯科维茨遇害的那幢楼的房客，倒是可以有条不紊地展开工作。被查找的男人未必会在那里出现，甚至肯定不会出现。如果出现，就说明他与谋杀无关。但糟糕的是，只有两个人见过并且记得他，而且还是在不同的时间，楼下的一位老太太记住了他，是老早以前他频繁进出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家的时候，这已经相当久远了。在谋杀发生前的一段时间，她没有见过他。另外一位女邻居在这楼里住的时间不长，谋杀发生前两天在阿尼斯科维茨的家门口看见过一个深色头发的男人，但是再往前却从来没有见过他。

    米沙-多岑科根据经验知道，调查这么两位证人不会有结果。不会有结果在这里指的是被侦寻的男人的本来面貌。这样想出了一个办法。

    因为多岑科已经认识了楼里的所有住户，所以他决定利用就住在阿尼斯科维茨楼上的一位艺术家的专长。费多尔在展览中心旁边给人画肖像速写，喜欢大量喝酒，但是他的眼睛仍然锐利，即便喝醉了手也不颤抖。

    多岑科先从年长的那位女证人开始。阿尼霞-卢基尼奇娜蛮有信心地指导费多尔工作，她极为满意，深谙所负任务的重要性。

    “太凸了，画得太凸了，”她指挥道，“是这样的。不对，眉毛不是这样的，再画浓一些……嘴唇嘛，嘴唇有点抿得太紧了。他的嘴唇多漂亮啊，大大的……”

    费多尔依照女人的话，顺从地修改画面。

    “嗯，你把他画得有点老气，”阿尼霞-卢基尼奇娜扫一眼画好的画，不以为然地说，“他根本不是这副模样。”

    他们又重新开始，长圆脸、发型、鼻子、嘴唇、眉毛、眼睛、下巴、皱纹。

    “看看，现在怎么样？”多岑科满怀希望地说。

    “现在好了。”很快将满94岁的女证人满意地说。

    他们带着肖像找到另一位女邻居，在阿尼斯科维茨死前不久看见过“萨沙叔叔”的那一位。

    “你们怎么搞的，”她看了一眼画，惊奇地说，“这根本不是他。”

    “这么说，”多岑科疲劳地叹口气，“他来过了。让我们从头开始。您说的‘根本不是他’怎么理解？”

    “怎么说呢，”女人有些慌乱地说，“不像。”

    “这不是一回事。”米哈伊尔耐心地开始解释，“你能好好想象一下演员皮埃尔-雷沙尔吗？”

    “这是他的肖像吗？淡黄头发，穿皮鞋的高个子男人？”

    “对，就是他的。”

    “当然，”女人微笑了一下，“他是这副外表，决不会把他同任何人弄混。”

    “现在请看。”他从皮夹子里抽出几张照片，把其中的一张拿给女证人看。“是他吗？”

    “根本不是他，”她立即回答，“这哪里是雷沙尔？是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

    “这一个呢？”

    他递给她另一张照片，照片上印着精心化装成雷沙尔的人，惟妙惟肖，但还是能看出来不是法国电影演员。多岑科走访证人时总是随身带着几套专门准备的照片，因为他早已学会：直观的范例总是比最详细的口头说明效果更好。

    “这一个呢？”

    女人一边仔细端详着照片上的脸，一边沉思着：“总的看来像雷沙尔。不过，我看这毕竟还不是他。”

    “很好。现在请看这张照片。”第三张照片上的人，只不过没有化妆，但是戴着假发，很像雷沙尔的发型。

    “不，”她摇摇头，“这个不像。”

    “为什么？”多岑科马上问，“您看，发型完全一样。”

    “但是脸型不一样。”

    “鼻子一样长。”米哈伊尔坚持道。

    “长鼻子，但是脸型不一样。”女人不让步。

    “现在理解‘根本不是他’同‘不像’的区别了吗？”

    女证人大笑起来。

    “您说得对……真想不到这么有趣。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请把肖像递给我。”

    她重新审视着费多尔的创作，不过更仔细。

    “不错，您说得对，不能说这‘根本不是他’。还是有相似之处，但是那个男人的嘴唇要薄一些，干瘪一些，眼睛也没有这么大……”

    费多尔又画起来。结果他的铅笔画出来的一张脸，与在阿尼霞-卢基奇尼娜指导下制作出来的那张脸几无共同之处。

    米沙早就知道会是这样。阿尼霞-卢基奇尼娜见过这个男人多次，但是从那以后过去了好几年，他已经六年没有露面了。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她将近90岁，很自然，在她看来，他显得像个毛头小伙子，因为那时他比她年轻四十岁，如果不多的话。另一位女邻居看见他是在现在，他又长了六岁，而她才27岁，他大概显得像个龙钟老人了。这就是认识他的脸与描述面容的差别，不行，从这两个女人口中不会有任何结果。

    谢过年轻女人，多岑科在楼梯上同费多尔告别。

    “也许，到我那里坐坐？”好客的艺术家提议，“喝上五公升？”

    米沙不想喝酒，外面很热，必须回去工作，事情积得太多了。但是他坚决遵守一条戒律：必须和证人交朋友。和志愿助手尤其如此。费多尔，当然，如果米沙不去喝伏特加，未必会生气，但是下一次就别再指望他的理解和帮助了。而这个恼人的下一次可能就发生在明天。多岑科总是怀着单纯的羡慕注视着比他自己侦查经历长得多的同事们的工作，他们有句著名的口头禅：“我的小人儿悄悄说。”似乎他们在每条街、每个机关都有这样的“小人儿”。而米沙自己的“小人儿”暂时很少。怎能知道，有朝一日，费多尔不是呢……

    “喝上五公升——这个主意太好了，”他愉快地回答，“谢谢邀请，我去买点下酒菜。”

    “我有，”画家已经忙得疲惫不堪，“什么也不用买。”

    他们往上爬了两层楼。在费多尔住的那套房子里住了五家人。走廊又窄又长，照例，摆满了用具，从盆、桶，到自行车、滑雪板。

    “走这边，不过要小心，别蹭上油漆，”画家提醒道，“这里刚刚刷过门，油漆还没有干。”

    费多尔的房间宽敞明亮，天花板很高，第一眼就可以感觉到这里有女人。新洗的窗帘在擦得一尘不染的窗户上挂着，沙发旁边的小柜上放着一排漂亮的化妆品小瓶子。

    “我们不妨碍你的女主人么？”米哈伊尔以防万一地问，“如果她看见我们放纵自己酗酒，她回来会吵架的。”

    “她不回来，”费多尔不在乎地回答，“她今天昼夜上班，要到明天早晨才回来。”

    “那好吧。”

    趁费多尔摆桌子，从房间一角的冰箱里往外拿食物的工夫，多岑科浏览了一遍挂在墙上的画。

    “是你的作品？”

    “嗯，”画家闷声闷气地说，“喜欢吗？”

    “喜欢。我以为你只在街上作画，并且马上就卖给定货人。”

    “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候定货人不喜欢，拒绝取画，我就剩下了。一般是为了练手，不要丢生了。”

    “拿什么人来练手？”

    “要看碰上什么人，邻居、熟人，有时候只是头脑里的想象。你知道，冬天活少。天亮得晚，黑得早，谁都不情愿站在寒冷中，无论是我还是顾客。因此冬天我更多的是在出版社里干活，当然，不是大出版社，那里有自己的大师，而是挣几个零花钱，我在那里设计封面，或是广告招贴画。为了不丢生，只好什么都画。铅笔肖像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尤其是要快。为了突出容易辨认的面部线条，经常需要练习，要不顾客会说不像。你请坐吧，侦探，都弄好了。”

    米沙坐到桌边，怀疑地看一眼主人的下酒菜，举起高脚杯。

    “来，为了我们的相识。”他提议。

    “干杯。”费多尔赞同地点点头。

    他们就着鲱鱼罐头和西红柿片喝了第一杯，画家随即斟满了第二杯。

    “你经常去哪些地方？”多岑科坐到了对面。

    “但愿能到处跑跑，让子弹都追不上，”费多尔认真地解释，“为你，为你的成功干杯。你不能不成功。”

    “这话对。”多岑科承认，但是恐惧地想，子弹嘛，也许不至于在杯盏之间飞过。但是这样喝的结果绝不亚于枪伤，失去行为能力和意识。不，就让子弹横飞好了，子弹还可以躲避，渗进体内的酒精却没法躲。

    他又站起来走到挂在墙上的画前。

    “这是谁？”他指着一张袒胸露肩的漂亮姑娘的肖像问。

    “隔壁那家一个男人的女朋友。她早把他抛弃了，但是肖像还挂着。漂亮，是吗？我让邻居拿去做个纪念，可是他不拿。他说，我的眼睛再不看这个卑鄙小人。”

    “我拿去吧，”多岑科笑了，“我爱自己所有的女友，甚至是抛弃了我的女友。她们抛弃我不是因为她们是卑鄙小人，而是因为我不够好。为什么归罪于她们呢？”

    灌进肚子的酒精很快就发作了，米哈伊尔想停下来，以免喝得太多。他从桌上拿过一块厚面包和一块香肠，走到另一面墙边。一位男人的肖像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人依稀是他认识的一个人。

    “这是谁？”

    “鬼知道他是谁！是我虚构出来的。”

    “他像一个人……”

    “也许，”费多尔耸耸肩，点着一支烟抽起来，“所有的人彼此之间都有些相像，这是我作为一个画家对你说的，鼻子、嘴巴、眼睛等表面差异共有十五种，眉毛的线条要少一些。全部问题仅仅在于它们的搭配。呶，看见那边，窗户之间的那幅画像吗？这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和他曾经一起在博物馆搞装饰挣外快。现在你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吧。”

    米哈伊尔看那幅画：脸部真的很像他自己的脸。他又把眼光转向使他感兴趣的那幅肖像。这个男人让他清晰地想起一个人来。

    “你是什么时候画的这幅画？”

    “我也记不确切了，”费多尔两手一摊，“前不久。你放下来看看背面，我总是注上日期的。”

    多岑科从墙上取下画，翻转过来。标注的日期使他为难了，是5月24日，在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被害的前几天。他的头脑里虚构的！还用说吗，米哈伊尔迅速从文件夹里取出费多尔按照女证人口述作的几幅画。

    “你过来看，”他要求道，“好好看看。”

    费多尔趴在画上，接着把他虚构的男人摆在旁边。

    “是——啊，”他拉长声说，“像。怎么会呢，我的脑子里偶然虚构出来的男人到被害人的家里来过？听我说，莫非我有特异功能，啊？”

    “你没有特异功能。你不过是看见他并且记住了，但是没有注意罢了。坐下来画出来了，还以为是自己虚构的。也许，一半是想出来的，另一半是画出了不久以前看见过的。”

    “是这样的，”画家摇摇头，“真是没想到。”

    “现在你仔细看看，卢基尼奇娜老太太说过，他的嘴唇饱满，而年轻女人肯定他的嘴唇薄而瘪，你画的嘴唇适中，但是在所有三种情况下的形状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将认为，我们确定了口形。再看鼻子，老太太说他的鼻子有点凸起，年轻女人没有说鼻子。这么说来，她能看见的只是正面，因为她没有看出鼻子凸起，你画上这个人的鼻子也是鹰钩鼻。而这块胎记是哪来的？是真实如此还是你的虚构？”

    “谁认得他呀。我根本不记得他。只能想象。”

    “你认识的男人有颧骨上带胎记的吗？”

    “你等等，我得想一想。”

    费多尔沉思着喝下第三杯酒，不再坚持要侦探跟他对喝了。

    “有带胎记的。别季卡-马拉霍夫。可你问他干嘛？”

    “见鬼，我不需要他，”多岑科粗鲁地说，“你能马上把他画出来吗？大略，凭记忆。”

    几分钟后，一张干净的纸上出现了一张脸部素描，高颧骨，左面有一块胎记。与多岑科感兴趣的画上的男人的颧骨丝毫不差，胎记不偏不斜恰在同一部位。

    “原来，这个虚构的男人的颧骨是你从马拉霍夫的脸上借来的，”米哈伊尔做了结论，“那么说，他的颧骨应该是别样的。”

    “你看，”费多尔又吃了一惊，“是真的，我把别季卡的颧骨搬到他的脸上来了，自己却没有发现。你是个行家！”

    “你也是，”多岑科笑了笑，“现在找下巴上的小窝。”

    “在哪里找？”画家不解。

    “在自己的朋友、邻居中找。你还给他们中的谁画过肖像？”

    费多尔久久端详着自己的画，试图想起他从谁的下巴上借用了这个小窝，然而就是想不起来。

    “好了。我们将认为，他实际上就有这个小窝。行了，费佳，不要喝酒了，还要工作，坐下来再画一幅肖像。嘴唇、鼻子、下巴同这张画一样，长圆脸跟女证人们说的一样。行吗？总体上由你定，如果某些线条与前三张画吻合——要特别注意，尽量不要照自己的意愿添加，我需要你的想像力。作完这张画，再画下一张。”

    “什么下一张？”

    “你先作完这一张，然后我再告诉你下面怎么画。为了不干扰你，我暂时到外面去跑跑。给你买两瓶酒以示感谢。好吗？”

    “好吧。”费多尔高兴了。

    起先，工作前景不甚令他振奋，他本来打算利用女友昼夜值班的机会好好乐一乐的，与高脚杯、酒瓶、下酒菜为伍，如果走运，就找个好对手。但是白给两瓶酒的许诺使他换了一个角度，对这个难题刮目相看。

    过了半小时，多岑科回来了，用纸袋装着两瓶上好的伏特加。

    “画好了？”

    “画好了。”

    费多尔递给他一张新画，他身上有一种造作的、不自然的、生硬的感觉，就像平时画画没有灵感，生拉硬扯把一些线条与另一些线条牵强刻板地组合到一起，并且担心弄错那样。画上的人不生动，像一个机器人。米哈伊尔满意地指出，第一阶段实验进展顺利。就应该画成这样。

    “接下来干什么？”费多尔贪馋地把目光瞥向酒瓶问。

    “接下来你闭上眼睛，歇上几十分钟，然后把所有这些画收到一边，再拿一张白纸，凭印象给我把这个男人画出来。不是像你刚才画的那种瘦削样子，而是一个正常的栩栩如生的50岁的男人。长着一张讨人喜欢、给人好感，甚至是有魅力的脸，懂了吗？如果你能做到，我就不打扰你，这伏特加由你尽兴喝个够。”

    一个小时之后，米沙-多岑科从费多尔的家里出来时，公文夹里装着五幅画，彼此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他相信，至少有两幅画，画出了叶卡捷琳娜-维涅迪克托芙娜遇害前不久拜访过她的那个男人。只需要弄清楚到底是哪一幅。

    星期天下午一点半，奥列格-热斯杰罗夫给伊拉-捷列辛娜家里打电话。他已经去过小商品市场，从远处观察并且确证伊拉正忙得不可开交。她在挨得很紧的服装摊和鞋摊之间穿来穿去，身后用小拉车拉着一个大包，大声喊道：

    “香烟！饮料、矿泉水、果汁、不含瓦斯，‘贝贝尔大夫’，可乐！”

    “小吃！汉堡包，新鲜露馅小圆饼，烤羊肉串带配菜！”

    “热茶！热咖啡、黑咖啡、加奶咖啡！”

    买卖兴隆，生意红火，这里星期天顾客很多，包括外来人，他们到这里来一次，就想解决所有的穿着问题，因此整天从一排摊位走到另一排摊位，当然也需要吃喝。断定伊拉一时半会儿未必能从这里脱身，奥列格坐进自己的“大众”到她家去了。来到她的家门口，紧张地倾听勉强能区分开的沙沙声。房子很老，很结实，砖墙，隔音极好——远非现在的预制板快速建筑物所能比，楼下打个喷嚏，楼上的玻璃都震动。会给他开门吗？如果有人开门，会是谁？伊里亚斯？根据侦察情报，他外出已经回来了。或许是尚不了解的邻居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对他的了解跟对一只奶山羊差不多。最理想的情形是碰上伊里亚斯的朋友大聚会，装出张皇失措的神色，把同伊拉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会怎么样？是很可能的事，伊尔卡总是在固定时间上班，只有市场突然关闭时她才能提前五个小时回家，可要知道这个市场就在近旁，随时可以赴回家看看是否一切正常。只要市场上没有人制造爆炸，商贩们不会收拢自己的东西——屋子就能保证没有女主人在场。况且，根据伊拉的讲述判断，“喀山帮”在她的面前并不拘束，他们方便时就聚会，不论白天黑夜。第二位房客就不同了，别客气，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虽然还是如伊拉所说，他们也不是很注意他。他平和、寡言，不妨碍任何事。但是，好长时间没有人开门。也许，屋子里没有人？

    终于，听见快速有力的脚步声。

    “稍等，”门里大声说，“这就开。”

    门开了，奥列格看见一个中等个子穿一件深色毛巾长袍的结实的男人。头发还是湿的，奥列格明白了，刚才门铃响时，房客正在洗淋浴，所以这么久没有开门。

    “请您原谅，”热斯杰罗夫不好意思地说，“我找伊拉，她在家吗？”

    “请进来吧。”男子亲切地说着，把奥列格让进前厅。

    十分清楚，这不是伊里亚斯，这么说是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也行，好吧，用不着兜圈子，奥列格心想，碰到谁，就从谁开始工作。

    “伊罗奇卡不在家，她上班去了。如果您有什么急事，我告诉您怎么找她，就在附近，不远。”

    “私事……”奥列格打住话头，“最主要的我已经知道了。既然她在上班，就是说，一切正常。”

    “您指的什么？”房客严肃地问，“什么正常？”

    “您知道吗，我同她昨晚一起吃晚饭了……我觉得，她不太习惯我们吃的那些东西。但是这一点，我后来回到家里才想到。看在上帝面上，您别以为我管闲事，但是我觉得，伊拉经常吃不饱，如果这样的话，那顿晚饭后她可能难受。这种情况很常见。因此我才来问问，是不是一切正常。您是她父亲吗？”

    “不是，年轻人。伊罗奇卡的父亲早就去世了。我在她这里租了一个房间。如果您不着急，我想同您聊一聊。”

    那还用说吗！不是他自己缠上这位房客的，也不是他自己钻进来谈话提问的，而是房客自己主动接触他的。

    “那就到我的房间里去，我们在那里要方便一些。”

    的确，与伊拉留给自己的那个小房间相比，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的房间像是沙皇的寝宫。是这套房子中最大的，有二十五平米。带一套软座家具，沙发边的角上有一盏漂亮的落地灯，彩色电视机，两个窗户朝向公园。这不是房间，是一个梦想。

    “我叫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房客一边自我介绍，一边把客人安置在安乐椅上，自己挨着他坐在沙发上。“您呢？”

    “奥列格。或者奥利克，随您的便。”

    “您早就认识伊拉吗？”

    “也是也不是，我观察她已经两个月了，但是直到几天前才决定跟她说话。”

    “什么叫‘我观察’？”房客皱起眉头，“您是不是跟踪她？”

    “上帝保佑您！”奥列格快活地笑起来，感到体内冒起一股不舒服的凉气。这个不多说话、不起眼的房客，眼光真厉害，“我在伊拉上班的餐馆里看见她，就注意上她了，因为她特别像我的母亲。为了看她，我开始专程到那里去。就是这样。”

    “年轻人，你是干什么的？做什么工作？”

    “一家私营公司的警卫。保镖，大概，在您的眼里这不太体面，是吗？”热斯杰罗夫笑了笑。

    “听我说，奥列格，”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伤感地说，“我不想对人们评头品足，或者对谁宣讲道德。这不是我的专业。我是个最普通的会计员，不知道什么是私营公司的警卫。我不知道，这不好还是好。我有几个成年的孩子，我只懂得一点：现在的生活我不懂，我不理解自己的孩子，听不懂他们同自己的朋友在电话上聊天时挂在嘴上的那些字眼，我不理解伊罗奇基娜的那些房客，所有那些沙米尔们、伊里亚斯们。这是另一种生活，显然是我已经无法适应的另一个星球的生活。但是，就是在这外星生活中也有牢固不变的东西，而我想您能知道这一点。不可以让伊拉受委屈。您懂我的意思吗，奥列格？您最好现在就想一想，并且决定您有没有信心不使她受委屈。如果您没有信心，我就把您关在门外，从此以后，您永远别再出现在伊拉身边。”

    热斯杰罗夫仔细地看看房客。

    “我不懂您的意思，”他平静地说，“您说什么？我为什么一定要使她受委屈？怎么，她向您抱怨过我吗？她告诉您我欺负她、委屈她了？请您解释清楚，尊敬的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

    “别发火，年轻人，平心静气听我说完。我不知道，伊拉对您说过她的身世没有。如果说过，那么您应该能够全部明白。如果没有，就请相信我一句话：她的生活非常非常艰难。您甚至不能想象，她的生活有多难。不错，您说得对，她经常吃不饱饭，她一天只睡四个小时，有时还要少。她喝茶不放糖，吃黑面包，抹廉价的劣质人造奶油。她病得很重，虽然，从全部情形看，她毫无察觉。您看到她的脸吗？请相信我，这不是由于健康过剩。她穿得很差，因为要节省每一个卢布。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姑娘，几乎从不接收款待。虽然我，上帝作证，经常想给她些吃的，塞给她一块好一些的、新鲜一些的。我不是她的什么人，一个旁人，萍水相逢的人，等我的前妻一解决换房问题，我就要马上从这里搬走。但是我想警告您，如果当我还在这里时，我看见伊拉因为您而痛苦，我会采取措施。”

    “有意思，什么措施？”热斯杰罗夫嘲笑地问。

    他喜欢这个房客。谈话本身让奥列格得到了大量必需的信息。只需从容不迫地把谈话引向另一个房客，即“喀山帮”上。

    “可是您知道，还有谁住在这套房子里吗？”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以问答问。

    “我不知道，是谁住这里？”

    “绝对是一帮犯罪分子。伊罗奇卡大概不知道这一点，她很少在家，但是我看见听见的很多，特别是晚上，当她在‘格洛利亚’上班的时候。不过至今我们年轻的女主人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可侵犯的人物，因为她从来不给他们打自己主意的借口……总之，您理解我指的是什么。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多么奇怪，他们也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如果您使伊拉受委屈，您将不得不面对我还有他们。我吗？是个不年轻，也不十分健壮的独身会计员，您不必怕我什么。可这些沙米尔、托菲克、拉菲克、伊里亚斯们，完全是另一种人，我可以向您保证，为了自己的女主人，他们会咬断您的脖子。”

    原来，托菲克和拉菲克们都来过。好极了。沙米尔和伊里亚斯是房客，一个是过去的，一个是现在的。托菲克很可能是多梅绍夫，这家伙。拉菲克呢？这是个新的。在研究有关捉摸不定的阿里亚斯团伙的资料时，还不为人知。必须趁机好好问问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

    “天哪，他们有这么多人！”奥列格开玩笑地举起双手，“他们都住在这里吗？”

    “不，只有一个住在这里。伊里亚斯。其余的人都是朋友，但是经常到这里来。带来点什么，又拿走点什么，把一些纸转来转去，一句话，不是正经人。我不认为您会喜欢和他们打交道。”

    “好的，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也想请您相信，我不想对伊拉做任何坏事，相反，我很希望您能给我出出主意。”

    “主意？”房客惊奇了，“关于什么？”

    “关于我怎么帮助伊拉，又不刺伤她的自豪感和自尊心。我已经发现，她对任何帮助她的建议都很警觉，甚至怀有敌意。但是您更了解她，大概能指点我，如何和以哪种方式为她做点什么好的或是有益的事情。”

    “您真的想帮助她？”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不相信地再问一遍。

    “当然。我，确实不太富有，但是我有一点积蓄，如果您指点我……”

    “给她买套衣服。您亲眼看见她穿的什么。要知道她还只有20岁。她也想看上去不比别的姑娘差。”

    “也许，给她钱买食品更好？您亲口说过，她老是吃不饱。”

    “这无济于事。如果给她过日子的钱，她马上就会跑去给弟弟妹妹买东西了。”

    “那么，干脆给她带食品来？”

    “您忘了，奥列格，她吃不惯丰盛高档的饭食？如果她像小孩子般贪嘴吃下所有您带给她的东西，事情可能真的要由医院来收场了。总的看，换一种方式，都会彻底地无可挽回地坏事。”

    “我还是不明白，既然她吃不饱，她怎么能干这么多的活？她早就应该因为虚弱而病倒了。”

    “还有精神力量呢？意志、明确的目标？您对伊罗奇卡估计不足，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人。她有着战胜困难的钢铁般的意志，这种必胜的意志是支撑她的力量，不使她彻底倒下。我再对您说一遍，奥列格，您能为她做的惟一有益的事情就是买一套漂亮衣服。主要是要暖和。她冬天在挨冻，一双好鞋——一双暖和的防水鞋。相信我，这比做其他的事情都要好。但是我再次警告您：如果您打算向她行两三天善，然后就消失，最好现在就走开。我希望您睁开眼睛看清形势，年轻人，伊拉在我住在这里期间一个男人也没有领回来过。我以为，她没有遇见过男人，在她的生活方式下，她没有这方面的精力，没有时间，没有可能。如果您现在哪怕只伸出手抚摸她一下，她马上就会迷恋上您，爱上您。她会感到幸福。而您呢？您为什么要这样？您不会让我相信，她漂亮，您想了她一辈子，是吗？她是个贫穷有病又不漂亮的姑娘，背着四个残疾人的沉重负担，他们瘫痪的身躯还要压在她的身上许多年。这些话听起来多么吓人，让人不寒而栗，她无比正派、清白。然而同时她又没有文化，粗俗，缺乏教养，她的性格令人难以忍受。这些会很快使你厌倦，往后怎么办？您会伤她的心。自然，我那些特别的邻居会找到您，对您说，您不对。他们是些容易激动的人，但是他们的男女贞洁观发育健全。所以，我认为，在他们解释之后您就会安息了。这对谁有好处？对伊拉？对您？不。因此，我再次坚决地恳求您，奥列格，趁还可以抽身时，不要走出这轻率的一步。我希望，还可以抽身！”

    他的两眼直盯着奥列格，连热斯杰罗夫都在他灼热的目光下变得不自在了。

    “当然，”他小声说，“我会考虑您的话。”

    “转告伊拉你来过？也许不必？”

    “不必。我已经答应了您要考虑考虑。”

    “这就好，”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微微一笑，“我很高兴，您理解了我的意思，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我送送您。”

    这个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是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看他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女主人的！可笑又可悲。但是奥列格-热斯杰罗夫对见面的结果相当满意。第一，他为自己取得了在伊拉-捷列辛娜的房子里出现的合法地位；第二，他发现了“喀山帮”中还有一个未曾掌握的拉菲克，对他的侦查必须马上着手；第三，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自己给了奥列格同伊里亚斯认识的理由。理由正当，绝无风险，并且易于操作。

    “听我说，我同你的女主人有点……那个……可是你的那个邻居真怪，吓唬我说，如果有什么不对，他就叫你和你的朋友们来找我的麻烦。让我们现在就谈一谈，男人跟男人，免得以后难受。”

    别吹毛求疵了。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随时可以证实，奥列格同他谈的正是这件事。伊拉也可以证实，他照顾她。如果这场谈话战术对头的话，那么最多两个小时，他同伊里亚斯就会成为好朋友，这样认识托菲克——拉菲克们就为期不远了。

    星期一排满了学术和组织活动，他只好把薇拉的来访挪到晚上。一天之中她给他的诊室打了好几次电话，任性地问他什么时候能来。糟糕的是，例行程序只能空腹做。所以为了不让她挨饿，他一般尽量在上午接待薇拉。但是今天怎么都排不开。诚然，研讨会与办公会之间有两个小时的间隔，但是在这段时间实验室的工作计划安排得满满的。

    大约7点左右，技术员往他的诊室探探头。

    “瓦列里-瓦西里耶维奇，我关上机器还是您继续用？”

    “关上吧，”他点点头，但是没有抬起来，“只是把钥匙给我留下，我明天早晨提前来。”

    十分钟后，技术员送来实验室的钥匙，道过别走了。稍等片刻，他从保险柜中取出组合箱，走出诊室，打开实验室的门，重新开开机器，把组合箱放进仪器格。他不愿意让周围的人知道他在非工作时间接待病人。这不受领导赞赏。

    薇拉浑身怒气闯进他的办公室。

    “终于可以做事了？”她几乎是在喊叫，“我现在都饿晕了！”

    “请别喊叫，”他平静地指责她，“我可是建议你把检查改到明天早晨的。我亲爱的，我是在班上工作，而不是在奶奶家里做客，并不是随时都能支配自己的时间的。”

    “怎么能拖到明天？”薇拉生气地说，“你自己说的，所有的医嘱都必须准确认真地遵循。既然预约今天，就应该是今天。万一我的病情突然有什么发展怎么办？今天你能发现它，等到明天就已经晚了。得了，我们赶快去实验室。完了我吃点东西，要不我都迷糊了。”

    “薇罗奇卡，”他柔声地说，“我赞赏你能听我的劝告，但是凡事都有限度。我经常给你检查，你要相信，暂时不存在任何担心的依据。”

    他们已经进了实验室，薇拉在躺上能自动把她送进观察舱的两轮车之前，迅速地脱衣服。

    “我听说，有些病发作起来……怎么说……啊，想起来了，极猛，像飓风一样。万一我碰上了呢？今天你能看出来，采取措施。等到明天，也许，就回天乏术了。”

    “请放心，”他开始为她的愚蠢恼怒了，“如果病就像飓凤一般降临到你身上，那么这也只能等第二天检查后才能诊断。别惊慌，脱衣服，躺到轮车上去。”

    “她的确会是一个没有理智的母亲，”他一面习惯地换好衣服，放下保护屏，打开仪器，一面想，“行，不错，将生下一个好孩子。”

    回到诊室，薇拉立即从挎包里拿出面包夹干酪和一个大红苹果，极有兴趣地用洁白的牙齿咬了一大口果肉。

    “对了，小兔子，我想跟你说说，不过你别害怕。”

    “我应该怕什么？”他莫名其妙地转向她，停下正在一本杂志上作的笔记。

    “奥列格，我的丈夫，想让你给他认识的一个姑娘咨询咨询，你同意吗？”

    “你怎么啦，疯了？”他恶狠狠地说，把笔扔到一边，啪地合上杂志，“你的丈夫怎么会请我？难道我们的事他都知道了？”

    “你别神经紧张。”薇拉安详地说，津津有味地啃着面包片。“他非常清楚我经常来找医生，不是马马虎虎的，而是最好的，他只给莫斯科有名望的人看病，你怎么想？我连这一点也要向他隐瞒吗？相反，我想方设法向他说明，找你很难，你很难接收新病人，所以我只能在你给我约定的时间去找你，哪怕是我或者我的丈夫不方便，否则你就把我从病号登记册上除名了。你是个忙人，如果你指定我晚上7点或8点钟来，我必须毫无怨言地来。你怎么，以为我是轻易跑到你这里来赴晚间约会的？”

    “你肯定他对我们的事情一无所知？”他稍微平和地问。

    “绝对，奥列格相信孩子是他的。”

    “可是万一这是个狡猾的手腕呢？”他又不安了。

    “什么手腕？亏你想得出来！”

    “万一他怀疑什么，或者看见我同你在一起，现在正在寻找认识情敌的理由呢？”

    “哦，正好！”薇拉哈哈大笑起来，“他需要理由，又怎么样？如果他有一点点怀疑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了。没有任何理由，在这种机构里规矩严峻，跟斯大林时代一样。现在全俄罗斯都在改革，可是他们那里不是俄罗斯，而是一个独立王国，类似罗马的梵蒂冈，他们那里没有任何改革，你可以相信我。”

    “那姑娘是什么人？亲戚？”

    “不是，只是一个熟悉的人。”

    “薇罗奇卡，你把我吓了一跳，”他已经能克制住自己，也能微笑了，“对一个不到三个月就要当父亲的已婚男人而言，这怎么可能只是熟人？你的丈夫开始撇下你寻欢作乐去了，啊？”

    “你得了，”她精明地把吃剩的苹果用餐巾包起来放回挎包里，“没有，真的，给她咨询一下吧。你怎么啦，为难了？奥列什卡说，她很不幸，贫穷，是个扫街女工。我不知道，他是在哪里碰上她的，但是他绝对不会跟她寻欢作乐。”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她满脸粉刺，看着可怕。”

    “至于吗？你看见过她了？”

    “没有，奥列格说的。这么说你接受她了？”

    “我不明白，薇拉，你为什么如此卖力地安排这件事情。比如我，一点也不想同你的丈夫面对面相见。我也不害臊地告诉你，我害怕这件事。我感兴趣的只是，你对此为什么不担心？或许，观察丈夫同情人约会，你会得到一种特殊的满足？我知道，许多女人有这个特点，这能愉悦她们的神经。告诉你的奥列格，我拒绝了，就说我忙。”

    薇拉马上从她坐的椅子上站起来，坐到他的膝上。把手指插进他脑后的头发里，另一只手抚摸着他的面颊。

    “你真笨，你什么都不懂，”她低声而亲切地说起来，“很好，如果他同你认识的话反而会更好。第一，他会确信我的确经常访问的正是医生，而不是情人。第二，他将认识你是我的医生，因此，如果他在什么地方偶然看见我们，我随时能理直气壮地说是碰到了你。如果女人在街上或是在地铁里碰到自己的医生，比如跟他要张处方，这有什么可怕的？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再有，别忘了患者同这些医生保持着事务联系。患者为了感谢治疗，开始为自己的医生办事，所以约会理由也不再仅仅同疾病相联系。而且以后我同你用电话通话也不用再提心吊胆了，一切都应当合法、公开，这是最好的。你自己想一想，我同你认识不到一年，可由于老是愉偷摸摸、躲躲藏藏，受了多少折磨！我希望近几年我们不分手，因为我和你将有孩子，难道你希望我们往后的生活还这样不安定吗？你正式成为我和我们的孩子的医生之后，你也会有权随时来看我们，而不需要什么虚假编造的解释。”

    “好吧，”他同意了，“说好了，我接受她。但是你说她是一个扫街女工。我收费很贵，这一点你想清楚。莫非你的丈夫以为因为认识我会免费咨询吗？”

    “这个你别担心，全部费用都会付清。”

    “不，亲爱的，这对我不合适。你知道，我对自己的顾客非常认真，尽力不同可疑的人打交道。这个年轻姑娘身后有支付能力保证的是什么人？我对此感兴趣。我不希望与黑手党有联系的人跨进诊室的门槛。”

    “噢，她同任何黑手党都没有关系！”薇拉懊丧地叫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不幸姑娘，奥列格的同事中什么人的亲戚。他们单位的工资都是光明正大的，用这钱付给你治疗费。接受她吗？”

    “好吧，”他叹了口气，“让他们来吧。”

    “什么时候？”

    “先看看我的日程安排。”

    他轻轻地推开薇拉，拿过日程表，上边详细登着所有预约的门诊、约会、咨询和接待的病人。

    “星期五12点半。只是告诉他们别迟到。我每天有一个小时会诊时间，即便在此期间咨询刚刚开始，我也必须离开。让他们早点来，哪怕在走廊上等一会儿。”

    “谢谢你，小兔子。”

    薇拉热烈地吻了他的嘴唇，急忙回家去了。

    门在她的身后关上好久了，而他却一动不动地坐着，双眼茫然地盯着一点。过了一段时间，他感到手掌一阵刺痛，把困惑不解的目光转向手掌，他明白了，在手指间转动的铅笔一下子折断了，骤然出现的断面尖刺扎进了手掌皮肤。他什么时候折断了铅笔？他居然没有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