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瓦尔特-科德医生约定在上午9点会晤。我一早就赶到了医院，等了一个小时。这有很大的好处，我可以阅读唐尼-雷的病历，尽管我已经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候诊室里挤满了癌症病人，我尽量不看他们。

    10点钟，一位护士奉命前来找我。我跟着她走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检查室。医学的行当那么多，有人为何偏偏选中肿瘤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呢？我想是因为这一行总得有人干。

    人们为何偏偏选中法律作为自己的职业呢？

    我拿着卷宗坐在椅子上，又等了一刻钟。随着大厅里传来的人声，门被拉开了，一个大约35岁的年轻人快步走了进来。“贝勒先生吗？”他边问边伸出右手。我站起来和他握手。

    “是的。”

    “瓦尔特-科德。我很忙。5分钟谈得完吗？”

    “我想够了。”

    “那我们就快一点儿。我有许多病人在等着呐，”他边说边勉强一笑。我非常清楚医生对律师讨厌极了。但由于某种原因，我并不为此而责怪他们。

    “谢谢你开的证明。作用很大。我们已经取过唐尼-雷的证词了。”

    “好极了。”他比我高了大概足有4英寸。他俯视我的那副模样，仿佛我是个十足的傻瓜。

    我咬牙切齿地说：“我们需要你作证。”

    他作出的是医生们典型的反应。他们厌恶法庭。为了避免出庭，他们有时会同意让律师录取证词，在庭审时使用。他们自然也可以拒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往往不得不打出最后的一张牌：传票。律师有权要求法院向包括医生在内的几乎所有人发出传票。因此，律师的权力稍稍大于医生。但也正是因此，医生们对律师更为鄙视。

    “我很忙。”他又一次说。

    “我知道。你不是为我作证，而是为唐尼-雷作证。”

    他眉头紧锁，呼吸沉重，仿佛这句话他听了很不舒服。“我作证1小时，收费500美元。”

    这我早就料到，所以并不感到惊慌。念法学院时，我就听人说过类似的事，有的医生收费甚至比这还要贵。我来此是向他恳求。“500美元我付不起，科德医生。我的事务所6周前刚刚开业，而我现在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案子是我手头唯一一桩像样的案子。”

    讲真话产生的作用，有时候大得着实令人吃惊。我面前的这个家伙一年的收入可能会达到100万美元，面对我的坦率真诚，却立即束手就擒。我看见他的双目中流露出同情的眼光。他迟疑了片刻。也许他想到了唐尼-雷，想到了自己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沮丧；也许他在为我难过。谁知道呢？

    “我给你寄去一张账单。你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付，好吗？”

    “谢谢你，医生。”

    “你去找我的秘书确定一个日期。在这儿取证行吗？”

    “当然行。”

    “再见。我得走了。”

    我回到事务所的时候，戴克正在和一个委托人谈话。她是一个中年妇女，身材粗壮，穿着考究。我走过他门口时，他朝我招了招手。他为我作了介绍：这位梅基-德雷塞太太想要离婚。她一直在不停地哭。我倚在戴克旁边的桌上时，他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递给我：“她有钞票。”

    我们和梅基谈了一小时。她的遭遇很悲惨。酗酒，殴打，别的女人插足，赌博，忤逆的儿女，而她并没有任何过错。她在两年前起诉离婚，她的丈夫却开枪打坏了她的律师办公室的前窗。他舞刀弄枪，是个十足的危险分子。她讲完她的故事后，我瞧着戴克，戴克却不愿瞧我。

    她付了600美元现钞，并且答应以后还会付得更多。我们明天为她提出离婚起诉。她找到鲁迪-贝勒事务所，真是找对了地方啦，戴克让她放心。

    她走了几分钟，电话铃响了。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要找我。我接过电话，报了姓名。

    “喂，鲁迪，我是罗杰-莱斯律师。我想咱们还没有见过面。”

    几个月前沿街寻找工作时，孟菲斯的律师我几乎全都见过，但我不记得有谁叫罗杰-莱斯。“对，是没有见过。我是个新手。”

    “是呀，我打电话给查号台，才找到了你的电话号码。听着，我正在会见朗道夫和德尔伯特兄弟，还有他们的母亲包娣。我想你一定认识他们。”

    我仿佛可以看见，她正坐在两个儿子中间，傻乎乎地咧着嘴巴说：“好极了！”

    “对，我很熟悉包娣小姐，”我说得十分自然轻松，好像这一整天一直在等着这个电话。

    “事实上，他们目前在隔壁我的办公室里。我是悄悄溜到会议室，给你打电话来着。我在负责起草她的遗嘱，而她的遗嘱，呃，涉及到了老鼻子的钱，据他们说，你一直在替她起草。”

    “确实如此。我几个月前早就准备好了一份草稿，可是，坦白地说，她一直不愿签字。”

    “那是为什么？”他的态度十分友好，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母子在他那里，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因此我简明扼要地告诉他：包娣小姐想把财产遗赠给肯尼思-钱德勒牧师。

    “她真有这么多钱吗？”他问。

    我当然不能把真情实况告诉他。不得到包娣小姐的同意，我若是透露与她有关的任何信息，都是严重违犯职业道德的。再说，莱斯极想得到的这个信息，我当初搞到手的时候，使用的手段虽然不能说不合法，但并不一定非常可靠。我的双手捆着，自由度十分有限。

    “她对你是怎么说的？”我问。

    “说得不多。说是在亚特兰大有笔财产，她的第二个丈夫给她留下了一笔钱。可是我一刨根问底，她马上又前言不搭后语。”

    这种情况听起来很耳熟。“她干吗要重立一份遗嘱呢？”我问。

    “她想把一切都留给自己家里的人，儿子和孙子。我只想弄弄明白，她究竟有没有这笔钱。”

    “这我可说不准。在亚特兰大，有个遗嘱验证法庭，有关的案卷就封存在那里。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啦。”

    他仍旧不太满意，可我已无话可说。我答应将亚特兰大那位律师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用传真机传给他。

    我9点钟以后到家时，发现车道上停着的从出租公司租来的汽车，数量又有所增加。我只好把车停在街边上，这使我非常恼火。我在黑暗中悄悄走着，以免让后院中的那群人看见。

    一定是孙子们赶来了。我坐在没有开灯的屋中，吃着汤团烩鸡，听着窗外的人声。我可以辨别出德尔伯特和朗道夫的声音。包娣小姐偶尔发出的咯咯笑声，通过潮湿的空气，传送到我的耳鼓。别的都是年轻人的声音。

    这件事办得准是像拨打911报警电话一样疯狂。快来啊！她这儿有金山银山呢！咱们从前只以为这个古怪的老太婆有几个铜板，谁会想到她居然腰缠万贯！这个人接到电话，马上又打给另一个。快来啊！遗嘱上有你的名字呢，可以得到将近100万哪。快把老寿星围起来。现在时候已到，该对老奶奶又亲又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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