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制造：再看十年，命运又几何

因《大江大河》电视剧入坑，读完了《大江东去》和《艰难的制造》。改革开放再过十年，许多曾被预料的事情发生了，也有不少意料之外的演变也真实上演。

这一阶段对柳钧来说，是痛并快乐的十年。如果他能熬过2008年之后的市场洗礼，那么在智能制造、科技创新等政策引导下，他的企业很可能脱颖而出。但资金荒始终是现实桎梏，小说结尾柳钧涉足炒地皮，已经让人替他捏一把汗。过去十年，房地产起起落落，政策宽松又收紧，小地产商早就凋零殆尽，即便梁思申拿出十亿资金，也未必能招架节节攀升的土拍战火。在国资主导的局面下，没有人能永远是赢家。

至今，制造业仍处在艰难求存中。尽管政务流程简化、乱收费现象减少，但社保改革、税改导致的用工成本、财务成本居高不下，压力并未减轻。传统制造业生存艰难，依赖出口的企业又面临贸易壁垒与关税压力。制造业转型仍是老话题，柳钧是否坚持至今，已难以预料。

如果钱宏明活到了今天，大概率还得再跳一次楼。除了曾经的房地产、金融投机，如今还有4000点的股市动荡、P2P骗局、非法集资花样翻新。国家持续整顿金融秩序，打击地下钱庄、小贷平台，想要“一夜暴富”几乎不可能，反而更容易“爆雷”。

至于杨巡这一代的“暴发户”，到现在还能活得滋润的早是凤毛麟角。知识层次的限制、结构性变化的迟滞，注定他们无法长期站稳风口。按杨巡的性格，他不会放弃“炒钢材”“搞资源”这些快钱生意，而如今，这些生意也难逃一败涂地的结局。

至于申华东、宋运辉这样的大国企高管，其命运在如今反腐高压的背景下也很难说。宋运辉家属为外籍，是否存在梁家资本的关联交易，难以自证清白。坐镇超大型央企二十年还能安然无恙？未必。不说牵连，调职挪窝恐怕在所难免。

阿耐一向偏爱精英角色。不论是《欢乐颂》中的安迪，还是《大江东去》里的梁思申、《艰难的制造》中的柳钧，他们都有海外留学背景，思想西化、理性克制、高智商、讲原则。对比之下，那些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普通人，命运多半坎坷。除了宋运辉勉强在仕途上站稳，更多的人如钱宏明、樊胜美之流，不是被原生家庭拖累，就是在现实中艰难挣扎。

而出身底层、知识积累不足、凭努力打拼出头的人物，如雷东宝、杨巡，则更难逃被时代淘汰的命运。雷东宝的雷霆帝国崩塌、杨巡的浮躁投机，注定难有善终。他们的原型如华西村这样的集体经济样板，虽曾风光一时，如今也终究敌不过社会结构调整的冲刷。

当然，也不能将问题简单归咎于企业主的“好大喜功”。一位金融教授曾说：“中国企业的路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风向。”政策鼓励哪儿，资金和资源就往哪儿去，企业也跟着奔跑。有时企业并不是“作死”，而是被“喂死”。政策红利来了，企业膨胀过快，反而引发系统性风险。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一切都以GDP为中心，企业自然也浮躁急功，如今时代回归理性，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沉下心来“补课”，回归产品和品质本身。

所以，也不必对中国制造失去信心。别总以“怒其不争”的眼光批判中国企业家。本土确实存在一批“柳钧”式企业家——他们没有海外教育背景，但心怀技术梦想，执着于一件事，心无旁骛。正是这些人，在支撑着“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让“大飞机”之梦成为现实。

总之，牢骚虽多，心中仍有希望。书写“艰难的制造”，也是书写一代人的信念与时代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