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贯之,在读完《大江大河》之后,我顺势看完了《艰难的制造》。整体打分上我会给4星到4.5星之间,考虑到目前大多为五星评价,我打了4星。一方面是借着前作的余威,延续了改革开放30年中关键的10年历史节点,人物设定上延用前作,颇有承接之感;另一方面,作品本身相对仍算优秀,但相比《大江大河》,我觉得略有不及。
首先,在篇幅与立意上,《艰难的制造》不再沿用三主角的叙述架构,而是以柳钧为唯一主角(钱宏明顶多算是重要配角)。作者试图通过柳钧这位实业家的经历,阐述改革进入深水区后,社会生产方式转型的艰难,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这种视角选择无可厚非,但整部作品中,柳钧的主线始终围绕“创新信念”与“制造业投入产出比极低”的矛盾展开,虽然不同阶段有所变形,但读到后期难免显得略显重复。
这种局限很大程度上源于叙事始终停留在“企业主视角”,而缺乏对更宏观层面的升华。例如在《大江大河》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对于技术革新的顶层考量、动乱初期对政局稳定的顾虑、外交关系恢复过程中的挣扎等等。但在《艰难的制造》中,主要矛盾始终在一个小圈子内打转,使得冲突显得有些内化、封闭。
同时,尽管本作聚焦制造业,但在具体产业内部机制的展开上仍显不足。整本书大量谈创新、谈研发、谈市场开拓,却对制造业“怎么制造”“如何打磨产品壁垒”缺乏深度描写。就像一个金融产品分析,只讲销售和市场,却避开了交易结构、风控逻辑、产品原理,难免让人觉得“意犹未尽”。
其次,在表现手法上,《大江大河》采用三主角设定,将知识分子、个体户与农民三种典型置于时代大潮中,形成多维度交织的立体叙述。但这一点在《艰难的制造》中没能延续。尤其是后半段,涉及政策、制度、经济环境的论述,很多通过大段对话展开,显得过于直接。比如对税务、环保、ISO认证、行贿受贿、劳动法等议题的表现,几乎都是直白陈述,缺乏“含而不露”的文学美感,难以与前作那种含蓄内敛、润物无声的风格比肩。
第三,感情戏部分占据了不小篇幅。也许阿耐想通过感情描写反映物质生活提升后社会结构与人性关系的变化,但这部分不是我的审美偏好。柳钧与余珊珊之间的过往,与嘉丽之间若有若无的牵扯,钱宏明的出轨、柳父的风流,笔墨之多,某种程度上分散了主线的张力。若能将这些内容稍作收敛,也许更能凸显制造业之“艰难”。
第四点,也是我较为认同的部分,是对制造业之外行业的描写,尤其是金融与房地产。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离不开这两大支柱。《艰难的制造》借钱宏明的金融生涯,肯定了民间借贷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作用,但也毫不掩饰地揭示了其中的高风险。金融体系的排斥、正规融资渠道的缺失、金融工具的滞后,使得民间金融蓬勃发展几乎是必然。然而,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导致的连环崩盘,也让“钱宏明”式的悲剧无法避免。
到了结尾几章,书中又引出了房地产。即便如柳钧这样的实业家,也不得不涉足地产,以地产收益来反哺制造主业。这反映出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地产、制造业自身难以自我造血的结构性问题。十年前依赖“四万亿”救市,用“铁公基+地产”拉动经济;而十年后,当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三驾马车再失其二,中国是否仍将重复老路?如今2024年,再次面对楼市调控松绑、鼓励创新创业的浪潮,我们是否真的准备好迎接新一轮结构性调整?这是作品之外,也留给读者的现实拷问。
最后,关于人物的延续。宋运辉与梁思申依然是“封神”般的存在,对柳钧的支持全方位且关键;杨巡的命运则充满唏嘘,从前作里的奋斗者,到本作开篇的“恶人”,最终又回归成现实主义商人,反映出一代草根企业家的困境与衰落;柳父作为老一代产业人的代表,也逐渐被时代淘汰;雷东宝仅惊鸿一瞥,却也与前作结尾形成呼应,象征那个“草莽时代”的终结。
整体而言,《艰难的制造》延续了阿耐对现实社会、经济制度与人物命运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虽不如《大江大河》那样立体丰满,但依然是一部值得阅读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关心技术、关心制度、关心理想与现实之间那一线之隔,也关心人性在重压下的扭曲与坚守。
如果你关注中国制造业的真实生态、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人性与制度博弈,那么这本书,值得一读。
暂时想到这些吧,有几点归纳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
1、地产无论何时何地,总是有其投资价值;
2、贤妻如宝;
3、风险和收益永远要同步考虑,不能寄希望于外部环境的变化,比如政策的倾斜;
4、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活着永远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