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为何艰难？

《民企江湖》的时代背景设定在1998年至2008年，这十年间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作者通过两位主要人物——钱宏明与柳钧——在这段时间的不同人生轨迹，展现了在时代洪流中个体的抉择如何引向不同的命运。同时，作品也揭示了经济高速发展背后隐藏的结构性问题，并借二人的婚姻关系，表达了作者对“什么才是良好婚姻”的深层思考。

主人公柳钧堪称“别人家的孩子”：学业优异、德国留学归来、拥有机械工程博士学位，父亲是本地颇有声望的民营企业主。然而，这样一个出身优越的青年，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创伤。他的母亲在丈夫婚内出轨后选择了自杀，而出轨对象，正是钱宏明的姐姐钱宏英。母亲的离世使得柳钧与父亲的关系彻底破裂，也促使他远走德国。多年后，在父亲“苦肉计”式的病重召唤下，柳钧回国探望，并惊讶地发现，父亲的企业这些年几无进步，依旧停留在粗放低效的经营模式中。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工程师，柳钧下定决心，答应留下来一年，试图将德国所学的先进管理理念应用到父亲的企业。这场“改革”之路注定充满荆棘：老员工的抵触、竞争对手的打压与抄袭、管理制度推行的艰难、市场的冷眼相待……而更令他头疼的，是企业在运营之外还要应对重重制度壁垒与政策干扰。所幸，他不仅能力出众、百折不挠，更有宋运辉与梁思申夫妇这样的贵人，以及妻子崔冰冰这样出色的贤内助相扶相持。

与此同时，钱宏明则走上了另一条轨迹。他出身寒微、早年家中重病缠身、家庭经济几近崩溃，靠姐姐“供养”艰难度日。这些背景造就了他对金钱的极度渴望。他在外贸领域起步，很快敏锐地察觉房地产的爆发式潜力，劝说姐姐合作成立房地产中介公司，并借此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通过信用证、民间集资、高杠杆操作，他快速滚大资本雪球，攒下令人咋舌的财富。

柳钧羡慕他的成功，也隐隐为他担忧。因为钱宏明的财富构筑于投机之上，缺乏可持续性。2008年金融危机如黑云压顶，美国“两房”倒塌，波及全球，信贷骤然紧缩。钱宏明一路狂奔的“金融列车”猝然失速，他不得不将妻儿送往海外，抛售所有资产换得现金投入业务，但这杯水车薪般的投入未能挽回颓势。他的债权人群起而攻之，有人甚至在他家门口刷上血红的“追债漆”。

在压力重重之际，嘉丽——那个他曾尽心呵护的妻子——从海外执意回国，却在国门被扣，不久便配合调查交代了钱宏明的藏身之处。这一行为直接终结了钱宏明的退路，他选择从高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短暂而波澜壮阔的一生。

讽刺的是，三个月后，国家出台了4万亿救市计划——如果他再多撑一段时间，或许就能转危为安，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全书读罢，令人感慨良多。柳钧无疑是幸运的，他有良好的出身、优质的教育背景，在危机四伏的实业创业路上，也总有贵人相助。父亲的回转、宋运辉夫妇的援手、崔冰冰的智慧与担当，都是他人生中的“光”。但归根结底，正是因为柳钧性格中的坚毅、乐观与诚恳，使得这些“好运气”愿意靠近他。

他的坚持，也是作者希望更多中国青年走的道路：在实业里、在制造业中、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里，用脚步丈量国家的未来。

与之对照的是钱宏明，他的故事充满了复杂与悲剧。他的野心、欲望、灵活与敏锐，足以让人佩服；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极大的心理阴影，也赋予他对底层的深刻共情。他的成功一度令人艳羡，他对傅阿姨的资助，也体现出一种“底层翻身者”的良善本能。

然而，他过于渴求认同与尊严，对财富近乎执迷。尤其在婚姻关系中，他将嘉丽“圈养”在家庭中，把“家庭”当作精神庇护所，却剥夺了嘉丽独立与成长的空间。最终这段关系也在误解与现实中双双崩塌。

如果说柳钧与崔冰冰的婚姻是“精神伴侣”的理想模本，那么钱宏明与嘉丽的结合，则是“压制型婚姻”悲剧的典范。嘉丽出于“爱”执意归国，却间接促成了丈夫的死亡，这其中，恐怕钱宏明本身也难辞其咎。

除了人物塑造本身，作者还借这段十年风云人生，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

一国的长期经济发展，取决于其生产力水平，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恰恰是提升生产力的核心所在。问题是，为什么真正能提升生产力的行业在中国发展如此艰难？为什么金融和房地产等不创造实质性价值的行业，却能轻易获得数倍于制造业的资本回报？资本总是逐利的，它流向哪里，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制度的引导与市场的倾向。

这些问题，是书中人物无力改变的现实，也是留给我们每一个读者深思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