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湖中的野蛮生长 《民企江湖》+《野蛮生长》读书笔记
冯仑的《野蛮生长》大致可以如下概括，我也会按照这个逻辑来思考《民企江湖》中的描述
第一章 原罪；第三章 流变 第八章 关系（外在环境）
从历史的角度介绍了民企处于的时代背景以及某些必然的逻辑
从社会学角度看待中国的人情社会
第六章 钱；第四章 投资（金融环境）
这两个章节是和资本密不可分的
第二章 合伙人；第五章 管理 第九章 伟大 第十章 企业公民 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企业家（组织内部环境） 第七章 政商关系
外在环境：
冯仑：我坚持认为所谓的“原罪”是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难和悖论造成的源法性疾病。原罪的表现现象有初始时期资本原始积累带来的，如德隆；制度性腐败，贿赂官员，如大连实德；侵吞国有资产。
在《民企江湖》这本书中，展现的不只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变迁，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家企业的成长轨迹，呈现了民企所面临的原罪、金融环境、公司治理、企业战略、人事变革与政商关系等多重复杂问题。
首先谈到的是民企的“原罪”问题。冯仑认为，所谓“原罪”本质上源于制度转型初期的悖论和困难，是一种制度性的“源发性疾病”。在早期民企发展的过程中，原罪的表现包括：原始资本积累的灰色操作（如德隆）、制度性腐败与官员贿赂（如大连实德）、以及对国有资产的侵吞等。
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是中国从“等级制度”向“私有产权”过渡过程中的制度真空，以及当时民企普遍资本匮乏、正规金融体系支持不足，只能依赖民间高利贷和非正规手段。同时，改革初期的冒险主义心理、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如《公司法》《合同法》等）也进一步助长了这种不规范的发展路径。
张维迎对此持“宽容论”，认为对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应以理解和引导为主。民营企业自身的解决路径，则是实现资本社会化、公司专业化、经理职业化、发展本土化。
《民企江湖》中的“腾飞”企业，就是一个带有鲜明原罪痕迹的典型案例。其前身是一家街道农机厂，第一代创业者从政府手中收购这家亏损企业，依靠低端机械加工起家，利润极低。在第二代接班时，腾飞面临严重的资金困境，于是通过购买旧厂土地、依赖民间高利贷起步，并逐渐习惯了向各级官员行贿的“潜规则”。
书中关于“原罪”的精彩一笔，是第二代柳总在承接东北某国企订单的过程中，被对方高层安总暗示“资助其子出国留学”作为行贿形式。而这位安总，其实早就筹划以侵吞国有资产的方式实现“内部收购”——通过转移资产、故意降低企业效益，迫使政府将其视为负担，并最终低价转让给管理层。柳总因卷入此事几乎身败名裂，所幸国家在宏观层面“抓大放小”，才得以脱身。
在金融环境方面，冯仑讨论了企业投资的三个维度：时间、人、未来（趋势与投机）。他指出，投资的最高境界是发现价值、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在企业运作中，现金资产、信用杠杆和资本化是三种不同类型的金钱概念。金钱既是保障企业财产流动与生存的工具，也与道德判断之间充满张力。
“腾飞”背后隐藏着一条暗线——柳总的发小钱总。出身贫寒的他，从房地产二手市场切入，利用外贸信用证从事民间金融业务，在资本运作中获得初步成功。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未能熬过流动性危机，最终选择自杀。钱总与柳总的对比极具象征意义：一个视金钱为唯一目标，勇于冒险但教育水平有限；另一个视金钱为实现理想的手段，始终坚持“科研兴国”的信念。
在内部管理方面，冯仑借“万通分家”反思中国商业伦理的缺失。分家和退出本是商业规则，但在中国却常被人情与面子所裹挟。他还引用土匪、梁山泊、太平天国、美国军队等组织结构的案例，指出组织设计在人事管理中的重要性。
“腾飞”从第一代街道商贩型企业转型为第二代制造业公司时，首先面临的是接班带来的震荡。如何安置老员工、招聘培训新员工、推进精益生产，是初期最棘手的问题。
更严峻的，是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是否要上马大型生产基地？是否要进入房地产行业以缓解制造业资金紧张？是否要坚持自主科研，还是随波逐流搞粗放型生产？这些战略选择，几乎决定了企业的命运。
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柳总从国企出身的失败经验中吸取教训。他曾目睹过国企中人浮于事、劳资对立、科研体系形同虚设的局面，因此在腾飞坚持尊重科研人员、推广精益生产，希望把德国“小而精”的工程理念复制到中国。
市场营销层面，腾飞遭遇“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高端路线市场狭小，中端路线则会削弱内部对质量的坚持。最终采取了“腾达”品牌作为子品牌，在异地工厂放宽精益标准，专攻中低端市场，兼顾生存与理想。
在人事方面，企业也面临工程师跳槽、图纸泄露、工人流失、工伤事故、老员工创业形成竞争、职业经理人引入、股权激励等系列难题。
政商关系更是复杂难解。“腾飞”需应对园区管委会借产业升级之名敛财，税务、电力、工商、环保、劳动、公安、法院等各类政府部门的政策干扰，以及对民企产品的普遍歧视。他们甚至不得不注册为德资企业，以获取更宽松的政策待遇；为了评上高新技术企业，还“供养”一批科研能力不足的高校教授，来“凑科研”。
故事的结尾颇具戏剧性。国家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后，柳总在飞机上遇到一位草莽企业家——这人白手起家，涉足房地产、煤矿、镍矿、酒店等领域。他坦言自己逐利、好赌、短视，对科研和长期发展毫无兴趣。而柳总也终于承认，自己长期苦撑制造业，眼下在现金流和研发投入压力下，也动摇过是否要“下海”搞房地产，借此反哺主业。
一个是投机暴富的草莽派，一个是理想主义的实业派，两人的对话，恰是民企困境与诱惑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