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制造：春秋与战国

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没能弄清楚春秋与战国的关系。前些年读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时，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激烈程度而言，战国一年，可相当于春秋十年。”如今看来，这个比喻同样适用于《大江东去》和《民企江湖》。

《大江东去》描绘的是改革开放前20年的社会变革，以及三位出身各异的主人公在制度松绑、民间活力逐步释放中艰难成长的历程。而《民企江湖》则聚焦于留德归来、继承父业并投身机械制造业的柳钧的创业之路。正如春秋时代制度尚在松动、百家争鸣；而到了战国，各种矛盾激化、竞争残酷。在《大江东去》中，旧制度的束缚正慢慢解开，但到了《民企江湖》，旧体制几近解体，新的体制却迟迟未能建立，深层矛盾和顽固问题依旧存在，官方称之为“改革进入深水期”。在这样的环境中，芸芸众生只能在乱世丛林中搏杀。

《民企江湖》中，主人公柳钧——一位留德归来、家境富裕且逻辑严谨的机械博士，习惯了在契约精神下行事，回国后依然希望通过“重视研发、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保护”的道路做好企业。然而，现实并不尽如人意：创业伊始，他就遭遇到合作工厂抄袭自己研究成果的种种“卑劣行为”；申请的专利、签订的合同竟然毫无约束力。愤而将对方告上法庭，正当法院受理之际，又因税务部门的介入而不得不撤诉，且付出沉重代价——专利约束外方的采购，最终换来的却是业务上遭受重大损失，甚至付出了身体上的代价（被打断一根手指）。在《民企江湖》中，类似这种“无关本业”的麻烦不断涌现，从采购、销售、人事、银行到资本运作，再加上人民币升值、楼市起步、股市暴涨、民间借贷蔚然成风等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如同密集的鼓点，时时震撼着读者的内心。

正如文艺评论所言：平庸的作品只反映了生活的局部，伟大的作品则还原了生活的全貌。《大江东去》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它关注了个体成长的同时，全景式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而《民企江湖》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投入更多笔墨描写那“江湖”般错综复杂的小社会。尽管柳钧创办的只是机械制造企业，但读者看到的绝不仅限于狭隘的生产制造，书中他的好友、一心从商的钱宏明不断出场，各种生意模式纷纷“踩点”，而妻子、银行工作的崔冰冰又为放贷、融资等手段提供了解析，整个故事如同一面万花筒，将当下社会的各种规则、潜规则和生存法则一一展现。

阿耐在小说中塑造柳钧这一形象时，采用了一个“海归”典型的反差设定：原本由国外积淀下来的资本主义规矩在国内实践时处处碰壁，不得不转而追求一种“不讲规矩才是自由”的现实处世之道。这样强烈的对比，给了读者一个广阔视角去观察和理解这个社会。当代民营企业家的处境可以说正处于“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之间的尖锐冲突中——柳钧经历的艰辛与妥协，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一尴尬境地。

回想起初读《大江东去》时，那还是在2009年，很多情节只能远观而不可及，而如今，作为一名技术负责人，亲身经历了草根民企的成长，营业额在短短两年内暴涨二十倍，面对问题时不得不在原则与业绩中做出妥协，因此阅读《民企江湖》时更能感同身受。与柳钧同为技术出身，我深信技术自有其价值和规律，最终必然走向“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康庄大道——这并非所谓“西方道路”，而是西方人先行探索出来的模式。然而，如何以何种方式走上这条路，正是我们需要不断解答的问题。

按照历史的轨迹，春秋战国大乱之后，天下终归统一；我也希望，《大江东去》和《民企江湖》所展现的那个时代早日走向规范。乱世虽然刺激，但更适合作为遥想和怀念；而天下太平，才是普罗大众真正向往的生活状态。

这两部作品血脉相通——《大江东去》记录了旧制度瓦解前的希望与艰辛，而《民企江湖》则描绘了在深水期背景下企业家在灰色生存法则中不断摸索前行的真实写照。柳钧的故事告诉我们，面对社会规则的矛盾与僵化，只有在煎熬中不断解开心结、练就一身本领，才有可能在严峻竞争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同时，这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景式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及民营企业家生存现状的视角。在失落与希望、残酷与善意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既要保持理智，也应充满信心，因为最终规范和长治久安总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