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下有关旧上海的名人、财阀的书很多，他们的人生经历被今天的人做不同的解读。但多数是满足于读者猎奇心理和成名发财之梦想。冯筱才先生的新著《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是一本卓尔不俗的著作。他以虞洽卿这个第一商人为切入点，分析他所处的时代，国内外政治势力和以上海的资本家为代表的金融、工商势力如何汇聚在一起相互运动，构筑成一个“政商中国”。
笔者读中学的时候，虞洽卿是学生们最为熟悉的一个旧上海的商人，原因无他，此人写进教科书，是“买办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同时他又和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是反动政客的帮凶。
进入二十世纪后，“买办”不再是一个贬义词，当年上海滩的富豪发财的故事在拜金时代，被人津津乐道。作为出身宁波府镇海县一个穷人家，后成为上海第一富商的虞洽卿，他的经历更是被演绎为一个励志故事。传说清朝末年15岁的虞洽卿经族叔虞庆尧的帮助，只身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当学徒。快到目的地时天下起了雨，于是他把母亲精心缝制的一双布鞋揣在怀里，赤脚敲门。老板前一天晚上梦见有人告诉他将有“赤脚财神”来找他。看赤脚扣扉的小伙子，心想梦境应验了，于是很器重虞洽卿。虞发迹后，便有“赤脚财神”之绰号。
这当然和刘邦斩蛇那样的故事一样，大人物发达后总有人会附会一些“神迹”，当不得真的。但虞洽卿出生于“赤脚”阶层却是千真万确。他和流浪到上海后发大财的犹太人哈同一样，是那个年代“上海梦”最好的诠释。
自秦汉以降，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社会，政治权力独大，对社会资源具有无与伦比的支配能力，因商品流通可能带来信息的流通、人员的流动以及思想的活跃，商业一直是“末”业，商人也是“士农工商”之末，对商人，统治者只是不得已而利用之。因为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商人要发大财，必须依附政治权力，找官员做靠山，几乎是不二法门。因为这种畸形的政商关系，中国历史上多少巨商最后的命运总是悲剧性的，原因无他，商人再有钱，因为无法平等地与官僚阶层博弈，其荣辱得失，全系于自己依附的政治势力之成败。晚清巨商、曾是左宗棠等督抚座上宾的胡雪岩便是典型例子。2009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论述中国商人为何总走不出“胡雪岩宿命”。（《中国商人的“胡雪岩宿命”》)
但虞洽卿所处的时代背景毕竟和胡雪岩不一样了，用传统而简单的官商勾结已无法概括虞洽卿为代表的资本家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生存状况。冯先生这本书用“政商中国”概括，我以为更为传神和精准，其分析也是有理有据让人信服。
读完冯先生这本书，我觉得虞洽卿比他的前辈胡雪岩幸运的原因之一是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比胡雪岩所处的时代已有较大的变化。其更为直接的原因乃是：虞洽卿得益于当时中国的政治未一统。
从1900年左右开始，虞洽卿开始充当租界的华商领袖，在清朝官员、各国租界的管理者、华商、洋商以及上海其他华人阶层之间折冲，充当协调人。也从这时候开始，他成为不同时代各派政治势力需要借重的角色。一直到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逝世于重庆。近半个世纪内，无论是洋人还是袁世凯、北洋时期的军阀，抑或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左派力量，乃至以后当国的蒋委员长，一直对他尊重有加。原因还不是因为这些政治势力尚未能一统天下，要凑集钱财，必须仰仗神通广大的虞财神。换句话说：虞洽卿直到死，对执政者来说，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虞洽卿是做买办起家的，洋行买办，换成今天的词，就是外资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因此他熟悉西方国家商业贸易那一套规则，他的发达也得利于这一套在租界运行的规则。一方面，他依靠外商在上海的势力而避免中国官府对商人予取予夺的侵害，可以说他这种“挟洋自重”是针对中国传统官府不讲规则的自保；另一方面他又利用宁波同乡会首领地位以及和官府的密切关系，在外商和租界当局面前，有一种“华人代表”的民意支撑。清朝逊位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更是走马灯地频繁更换，无人取得绝对的优势，包括虞的小同乡、获得国民政府最高军政权力的蒋委员长亦是如此。在这种彼此争夺、无人能大一统的情况下，谁也需要虞洽卿这样的商人，于是在混乱时代，虞洽卿这样深谙政治的高明商人，多头下注，审时度势，构建了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政商关系。在这种政商关系中，作为商人的虞洽卿获得了着胡雪岩时代难以想象的、与政客军人相对平等的地位。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上海的租界，某派政治势力对中国获得了绝对的控制权，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和商业活动的宪政构架与法律体系又不具备，虞洽卿还能取得与政治权力相对平等的对话权么？
在《中国商人的“胡雪岩宿命”》中，笔者说过：“历代统治者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难题：既要利用商人生财，流通货物，来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运转，又得防止商人阶层崛起带来的管制难题。于是，历代统治者的基本思路就是对商人的‘控制使用’，允许商人在一定范围内追逐利益，但绝对要打压其政治上的诉求。”在非民主法治的前现代社会，政治不统一的时代，商人倒能有相当的地位，因为角逐政治权力的政客们之间有一种竞争关系——包括竞争筹集钱财的能力。而一旦某人或某派势力一统天下，几乎所有的资源他都可以支配，那么商人只能是鱼肉了。
即使在现代的法治国家，商人和政治之间依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商人为了或许更多的利益，也会想办法对掌握公权力的人施加影响。官商勾结的丑闻也不可能杜绝。但因为在宪政构架下，商人的合法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而权力运行相对透明，非正常的政商关系对政客和商人而言风险很大，理性的商人，更多地是在游戏规则下来影响政治，比如在大选中为自己意中的竞选人捐款。
“商人需不需要远离政治”，近期是互联网上不大不小的一个话题。这是个伪问题，商业和商人怎么可能远离政治？那些说“商人在商言商不谈政治”的中国商人，无非是对政治权力进行输诚效忠的一种委婉表态。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说明中国当下的政商关系并不正常，如作者在“后记”所言：“今日中国正处在前所未有之过度转型期，政商问题对整个国家发展路径的影响在当下也越来越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