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十七年十月下旬，皇帝召见王安石后，很快便正式颁布敕令，拜王安石为侍中、平章军国重事，虽然没有郊迎之礼，没有选定黄道吉日，照样轰动天下。吕惠卿罢相后惶恐不安的新党，总算安下心来。石越与司马光其后又分别上了一封札子，不约而同地回顾唐代历史，痛斥党争误国，肯定只有宰相同心协力，才能致国家太平。二人皆闭口不谈王安石主政时引起的纷争，只赞扬王安石的德望、才学。石越更是在札子中暗示是司马光推荐王安石为相。

　　这两封札子很快被公开登载在《新义报》上，引起巨大震动。对新党与王安石成见已深的人，难免要忧心忡忡，一面担心司马光与石越重蹈覆辙，一面大翻王安石的老底，过激者甚至因此对司马光、石越也破口大骂；但更多的人，虽然对王安石依然将信将疑，但却很肯定石越与司马光的态度。对党争的厌恶与担忧，在很多人的心中，已经压倒了对王安石的不信任——尤其是在这个宋朝再次陷入危机中的时候。

　　一方面是石越与司马光的表态，一方面是十几年的变法的确收到了效果，总之，这一次，没有出现熙宁初年王安石第一次拜相时的那种反对浪潮。

　　这着实让石越与司马光都长出了一口气。

　　紧接着，几天后资善堂直讲桑充国以亲嫌辞官，皇帝下诏“慰留”不成，于是赐金“以全其志”，同时在诏书中肯定了桑充国的才学德行，堪为师表。程颐由此成为惟一的资善堂直讲。

　　这也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桑充国体面的辞职，朝野间对桑充国的不满与批评，还没来得及大爆发，便即随之消弥，皇帝不仅将他的继承者交到了一个他相对更信任的老师手中，也避免了矛盾激化后波及到赵佣的危险——任何对太子老师的批评，迟早都会延及到太子本人身上——这让皇帝和石越都大大松了一口气；而程颐的支持者们，则可以看到未来的皇帝能够受到他们所希望的教育，这个小小的胜利，也可以让他们暂时心满意足。

　　不过，显然没有人考虑过赵佣与赵俟的喜好；也没有人关心桑充国的学生们心里暗藏的不满……

　　总之，即使是汴京的市井小民，在熙宁十七年的十月，也都是充满希望的，尽管在这乐观之中，也同样夹杂着许多的抱怨。开封府的百姓手中拥有的交钞，平均可能是其他地区百姓的十倍，甚至是数十倍，可他们每天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拥有的交钞被商家以各种名目拒收，或者变相地贬值。他们当然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地将自己拥有的交钞变成铜钱，但越是这样，人们便越会发现，市面上铜钱极度的短缺，于是铜钱对交钞的比价就越来越高。在民间，到处都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这些谣言，大多暗示相同的事情，朝廷征税可能不再接受交钞，甚至可能会正式废除交钞。

　　很多人都相信，交钞是下台的吕相公发明的，如今吕相公既然下台了，司马相公和石学士做了赵官家的宰相，那么吕相公的“发明”被废除，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汴京的市民从心里是赞成司马相公与石学士的。中下士绅阶层的意见，往往便影响着普通民众的意见，哪个宰相要是恰恰得到了这个阶层的广泛称赞，在这些人的舆论影响下，普通民众便也会认为那个宰相是好的。而司马相公与石学士，不仅仅得到了这种间接的舆论影响的称赞，这两个人本身，也直接得到了普通市民的认可。每个汴京市民，都会敬服于司马光高尚的品格；同样，每个汴京市民，都要佩服石越出将入相的才干。

　　倘若去问汴京的普通老百姓，他们都会说，赵官家早就该让司马相公和石学士当宰相了。他们相信司马光与石越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而相对来说，王安石得到的支持，却比较局限于有见识的读书人，或者是那些一心想要激进改革的官员之中。

　　但是，尽管大多数百姓们信任司马光与石越，他们的乐观之中，却依然有着忐忑。而且这种心态，甚至弥漫于汴京的每一个阶层。交钞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人们不能不关心它的存废。在汴京，人们已经开始将交钞当成一种烫手的山芋，想方设法要把它变成铜钱或者别的实物，而商家却不肯接纳，钱庄前面每天都排着长队兑换，以至于许多钱庄为了降低风险，开始限制兑换的额度，并且以比正常情况快得多的频率，向交钞局申请兑换铜钱。

　　国库也越来越窘迫了。

　　更糟糕的是，在开封府界出现的假交钞，让交钞的信任度雪上加霜。

　　也许在这个时候，只有少数的投机者，才认为这是天堂。

　　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历史上，当朝廷发行一种新货币失败后，便草率地全面废除，将负担转嫁给百姓的事情，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但这一次，如果宋廷采取了同样的办法，显然将会是最恶劣的一次。因为历史上的那些新货币，即使被废除，货币本身可能还能折点钱，但这次，被废除的交钞，拿回家糊墙都嫌太硬。

　　恐慌在静悄悄地蔓延，并且从民间开始烧到了庙堂。

　　国库的铜钱储备越来越少，让很多官员开始沉不住气。有一部分官员与汴京的普通百姓一样，认为交钞是吕惠卿的“发明”，与熙宁归化一样，都值得重新检讨。并且，这在政治上是打落水狗，毫无风险。他们将交钞与熙宁归化放在一起进行攻击，以一种事后诸葛的优越感，历数它造成的危害，大声呼吁朝廷予以废除。

　　事实也证明，这种攻击，绝非是没有市场的。在大宋朝廷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士出身的官员缺少专业知识，又不习惯于对现实的问题进行调查与分析，他们很容易被表面的现象迷惑，甚至于就是听信传闻，便自以为是站在为百姓利益着想、为国家利益着想的立场，开始附合这种攻击。

　　仿佛交钞与熙宁归化便是万恶之源，只要废除此二政，一切就会好转。

　　更复杂地是，还有一部分有财政经验与吏治名声的官员，也开始讨论是否应当采取废除交钞、停止熙宁归化政策的断然措施。

　　有着曾经长期在北方担任地方官背景的官员，率先对纸币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们认为必须采取断然手段，在事情还没有恶化到不可挽救的地步的时候，彻底废除交钞，恢复原有的币制……

　　而一些从东南诸路出身的官员，以及许多曾经支持新法的官员则反对废除纸币。他们相信宋朝需要纸币，但他们却也普遍认为宋朝发行了太多的无本交钞，因此悲观地认为交钞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宋廷继续支撑下去，只会让国家的财政也随之崩溃……所以，他们也主张断然放弃交钞，并重新建立一个更加谨慎的纸币体系，也就是说，重新发行一种有足够金银铜储备的新纸币！

　　于是，废除交钞的声音，俨然成为宋廷中最大最响的声音。更糟糕的是，这些讨论是完全不受控制的。奏折、报纸、私人的聚会、耳语……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声音越大越好！

　　而民众对交钞的信心，便在这些声音中，迅速跌去谷底。

　　仅仅在数日之内，汴京城内几乎所有的钱庄，便都陆续停止兑换交钞；大小商店作坊，也拒绝接受任何交钞；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蜂涌上街，想用自己的交钞换取一切可以换到的东西。太府寺前更是挤满了拿着成箱成箱的交钞来兑换的大商人……虽然因为信息传递速度的限制，暂时还没有波及到其他的地区，但这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而这一切，却又反过来成为那些主张废除交钞的官员的证据，仿佛不是他们造成了这一切，仿佛他们是有着先见之明的，汴京主张废除交钞的声音，越来越大。

　　于是，拜相不到一个月，新麻烦大麻烦便接踵而来，石越陷入焦头烂额中。

　　但老天爷好象是认为宋朝的局势还不够混乱，十一月初，两名重要的新党成员薛向、常秩竟然又相继在汴京病逝，生老病死本是正常的事情，但在这个时候新党连损干将，却不免让汴京城中的新党，都生出兔死狐悲之感。而薛向素以理财闻名，他的去逝，在人们的心中造成一种极坏的心理暗示，更是给人心惶惶的汴京，又平空增添了许多不祥的气息。

　　汴京的这个冬天，阴霾、压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