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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西角楼大街。此时，时间已是熙宁十七年的八月下旬。田烈武如往常一样，约了几个朋友，在清风楼吃着酒。虽然又变成了翊麾副尉，但是宋朝禁军将士待遇一向优厚，翊麾副尉到底还是个从七品的武官，即使据新官制，没有了实际的差遣后，薪俸便几乎要锐减一半，可只要不过那种奢侈的生活，在汴京悠闲度日，依然不成问题。更何况，即使在田烈武“发达”起来之后，田家的女人们也还是保持着劳动的习惯，从家里的女主人到使唤婢女，都会接一些从大商人那里层层分包下来的针线活，以贴补家用。象这样的家庭，只要国家不发生大的动荡，是断不至于受穷的。只不过，对于戎马生涯，田烈武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向往与喜爱，虽然刚开始一段的时间，感觉竟是好久没有过的轻松与安定，但时间一长，心里便没来由的发起慌来。而这个时候，凡是与前线有关的消息，便格外能打动他的神经。
“田兄可曾听说了？——小阎王与慕容将军昨天下午到京师了。”赵时忠一面告着罪，一面迫不及待地说道。两人自从在刘楼邂逅相识，没几日间，便已称兄道弟。
“看来西南夷能平定了。”一旁的开封府巡检温大有一面吃着酒，一面接过话来笑道。温大有是个粗壮的西北汉子，穿着黑色绸缎做的袍子，看起来仪表堂堂、威风凛凛；而坐在他旁边默默吃酒的马绍，却是又矮又胖，长相十分的猥琐，其穿着打扮，便是做温大有的跟班，都有点提携不上的意思。但田烈武却知道二人家世大不一样，温大有是客户出身，斗大的字不认得几个，而马绍家却是当地的名门望族，也曾读过十几年的书。只是他颇吃了相貌的亏——宋朝在不成文的惯例上，依然保持着唐代的一些遗风，象马绍这样相貌有点影响市容的人，既考不上举子，想另谋出身，自“流外”做起，也不免受到歧视，只得被迫弃文学武。
这两人原本都是泾原人氏，石越在渭州受袭后，二人皆应募为石越帅府的亲兵。其后往来传递军情，护卫帅司安全，还参加了庆州之战，熙宁西讨末期，平定仁多澣之变，他二人也有点微功。虽然比不上战功累累的将士，但到底是所谓“宰相门前七品官”，兼之办事还算小心，又有点才能，石越拜为枢副之前，便以军功保荐他们转任为地方武职。几年之间，竟齐齐做到开封府巡检——便在一个多月前，石府大娘走失，石越仅仅一句口讯，二人便出动手下全部人马满城寻找……
他们与田烈武却也是老相识了。田烈武被降职闲置回家，二人是最先到田府来慰问的。
“我看未必。”马绍手里的筷子一面急速地夹起一块大肥肉，放到口咀嚼着，一面含混不清地说道。众人皆是望着他，等他继续说理由，但马绍却吞了这口肥肉后，端起杯子来又喝了口酒，眼珠子朝着桌上的菜肴溜了一遍，筷子又伸向一块野猪肉。竟是再也不提了。
三人见他这样，不由相顾一笑。赵时忠不再去理会马绍，只把目光投向田烈武，关切地问道：“田兄以为这回能定了么？”
田烈武笑着摇了摇头，只道：“小王将军是我在讲武学堂时的教官，带兵打仗都没得说。”
“那就好，那就好。”赵时忠连连说道，仿佛是放下一块大石头来。
田烈武与温大有见他这模样，都觉得好笑，温大有玩笑道：“赵兄怎的如此担心？莫不是有相好的在益州？”
“固所愿也。”赵时忠也开玩笑地掉了句书袋，旋即正容道：“许兄有所不知，这一个月来，我们那边有不少流言，说什么西南夷终不能平，益州要出大乱子。还有人说，契丹人要趁虚而入，便是在等这个时机……”
“辽狗也配？！”温大有啐了一口，打断了赵时忠，大声道：“他们不来，俺们还要北伐呢。休说幽州、大同，便是临潢府，拿下来也不过是举手之劳。西南夷能兴什么风浪，西军精锐一到，若非是太祖皇帝玉斧划界，便是将大理段氏擒来汴京，也非难事……”
赵时忠听他口沫横飞地说着大话，尴尬地望着田烈武。田烈武笑笑，给赵时忠满上酒，示意他喝酒吃菜。马绍见二人也开始下筷，一面更加飞快地往嘴里送着各类食物，一面含混不清地对赵时忠笑道：“温大有的话，便好比说媒人夸好女儿、和尚不吃酒肉……”
赵时忠方举著，闻言不由一怔，问道：“此话怎讲？”
马绍却忙着吃喝，又没空理他了。
田烈武知赵时忠到汴京不久，不知道这些市井俚语也不足为怪，因笑着解释道：“这是东京俗话，媒人夸好女儿、和尚不吃酒肉、醉汉隔宿请客，皆未得便信。若是轻信了他，难免吃亏上当。”
赵时忠听得明白，不由莞尔，笑道：“果真是未得便信。”一面还回味道：“和尚不吃酒肉……”越想越觉好笑。
温大有虽被众人取笑，却也并不生气，只是抓住马绍，定要和他打赌。
田烈武却到底还是记着流言之事，他知道赵时忠所说的“我们那边”，自是指在汴京的西夏旧人，不免更是担心。也不管马、温二人，又问道：“这流言大伙信还是不信？”
“自是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也有将信将疑的。”赵时忠道，“依我所知，到底还是不信的多。便是信的，也多是忧惧北人趁机南下，于大宋不利。”他说的却是实情，即使是心怀故国的党项人，也不曾抱有辽夏夹击宋朝，趁机恢复故土的幻想。他们反而担心如果契丹人果真大举南下，他们很可能被强征从军——但凡在汴京定居下来的西夏人，都不希望战争。那些习惯于战斗的人，还怀有建功立业的野心的人，十之八九，早已经加入到宋军当中，而留在汴京的，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的家属——没有人希望自己的亲人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丧命。
田烈武稍稍放心点头。却听赵时忠又笑道：“如今人人只关心两件事，一是早点平定西南夷，汴京物价能降下来——再这样乱下去，过日子可越发不易了。还好如今两位名将来了，大伙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另一件，便是看桑山长到底肯不肯受诏了……”
田烈武与温、马无言地对视一眼，没有人肯接赵时忠的话。三人都与石府渊源匪浅，对石越极是敬重，桑充国是石夫人的亲哥哥，他们自是不肯随便议论的。但是，三人也知道，这件事情，他们也只能管得住自己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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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向皇后与朱妃流露出来的支持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的态度，宛如在熊熊大火上又浇上了一桶石油，在很多人看来，这更加坐实了之前有关高太后属意二人的传说。兼之皇帝数日一病，药石似乎全无效力，进食又越来越少，健康堪忧，这又加重了许多大臣的忧惧。虽然不敢宣诸于口，但很多人在心里，却已经不指望皇帝能够给六哥赵佣主持冠礼了，让皇帝在健在之时，亲眼看到六哥出阁读书，便成为许多忠直的大臣的希望。从外廷到内廷，皇后、妃子、说得上话的押班、都知，还有两府学士院台谏诸部寺监，只要趁着皇帝病情稍稍好转，便催促着皇帝尽快让六哥出阁读书。为此，不少人甚至在皇帝面前痛哭流涕。
这个时候，几乎已经没有人再争议资善堂直讲的人选问题，人们仿佛已经默认桑充国与程颐便是当然的人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休说桑、程二人的确是各派系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单单是那个“皇太后属意”的传闻，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便更加让人无法反对——在皇帝崩驾后，高太后将对朝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几乎已是宋朝的传统——真宗崩驾后是刘太后听政，仁宗崩驾后，曹太后也曾经垂帘……
极为吊诡的是，这个时候，新党的官员反而远比旧党的官员要急切。原来反对桑、程二人的官员，也改变了口风，开始极力的支持这一任命。皇帝一旦崩驾，高太后倾向旧党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如果不在此之前把这事定下来，到时候新皇帝的老师，恐怕就是一个纯粹的旧党了。这显然于新党的政治利益是不合的。毕竟，桑充国再怎么样，也是王安石的爱婿，与新党到底有几分香火之情。这时，连之前一直不肯表态的吕惠卿，也姗姗来迟地上表，请求皇帝“为万世计”，尽早让六哥出阁读书。
到了最后，内廷中，甚至连一直服侍生病中的赵顼的王妃，也小心翼翼地劝谏了。
赵顼面对内外的压力与催促，再也坚持不住。
“天下之议皆许之！”在萧佑丹回国之前的最后一次召见时，赵顼忍不住在这位辽国卫王面前，无奈地发着牢骚。
萧佑丹这次使宋，在某种程度上算是空手而归。宋朝自然不会借款给辽国，而辽国也同样放不下这个面子。双方达成的唯一妥协是，宋廷谅解辽国单方面提高奢侈品税。但这只是杯水车薪。休说提高奢侈品税会在国内造成贵族的反弹，而且其执行效果也无法保证——很可能只会促使走私猖獗；即使是成功了，也只能略略缓解辽国在贸易上的窘境。因为在宋辽贸易结构中，奢侈品所占份额尚不到三成。
萧佑丹回国后，大辽迟早将面临抉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萧佑丹使宋，却也是满载而归。这自然不是指为了答谢大辽皇帝，彰显两国友好，由宋朝皇帝赠送给大辽皇帝的包括两头白象在内的海外奇珍。萧佑丹这次出使，对伐夏胜利后之南朝有了更直观的印象。至少，他知道宋朝现在的确是隐患重重。根据拖古烈的分析与萧佑丹的见闻，二人皆预测益州局势可能在年底左右，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局面。而且二人皆相信，宋朝财政状况已经在恶化之中。
南朝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
而且，二人之前亦曾有过共识，如果不是南朝被困于这些窘境之中，他们是极可能对辽国进行军事冒险的。南朝人“收复”幽蓟诸州的野心，从来没有今日这么强烈过。
但是，这种危险已经被确信越来越小。
南朝皇帝重病便是一个转机。若是幼主即位，高太后听政，必然重用旧党，那么在十至二十年内，南朝不太可能主动进攻辽国。他们急需休养生息的时间。而且旧党相对谨慎，更关注于国内的民生。但若万一是另立长君，情况便会大不相同，变得无法预估——如果新君得位的过程过于艰难，并且极不稳固，那么他很可能为了转移矛盾，而悍然发动战争，冀望于夺取幽蓟诸州，来巩固他的皇位；若是得位过程还算平稳，那他也可能一改赵顼四处征伐进取的作风，休养生息，笼络旧党，用时间来赢得民心。
所以，总体说来，这方面是对辽国有利的。萧佑丹至少已经可以确信，是否选择战争，选择权暂时还在辽国手中。
但也有让萧佑丹感到失望的事情。从耶律萌接触到的西夏贵族来看，降宋的西夏人，并没有如想象中的那样怀念故国，亦没有对宋朝有明显的仇恨情绪。与奔辽的西夏贵族一样，这些人绝大部分都安于现状，甚至开始死心塌地视自己为宋人。尽管他们在汴京难免受到歧视，但其中的佼佼者，却都在竭尽全力地融入这个新的祖国。只有极少数人还对秉常的西夏国还怀着强烈的忠诚之心，幻想有朝一日能渡过贺兰山，重新回到新的西夏国。但是，即使是这些人，对于帮助辽国也毫无兴趣。其实这种心态是极为正常的，毕竟辽夏之间的战争也没少过，而若这些西夏人成为辽国的俘虏，可不用指望他们还能有今日这样的生活。但是，萧佑丹总不免有点失望。他知道，有相当数量的西夏人加入了宋朝的禁军，帮助宋军提高其马步军的战斗力。为了展示信任的姿态，赵顼甚至下令组建了一支三百人的西夏班直——全部由西夏豪强贵族子弟组成的班直侍卫，由守义侯仁多保忠亲自担任指挥使——韦州知州则特许仁多保忠的弟弟袭任。
哪怕不能收买到西夏旧人为辽国卖命，只要能挑拨他们与宋人互相猜忌，于大辽就是大功一件。
然而这个设想似乎还没有实施，便破灭了。
这便是赵时忠所听到的流言的源头。
萧佑丹与拖古烈都无法预知益州的局势究竟会败坏到哪一步，究竟会拖进多少宋朝军队……仅仅凭着对益州局势的预估与宋朝财政恶化，是不足以打败南朝的——除非在益州全境暴发大规模的叛乱，至少十万宋军精锐入蜀平叛。否则，任何南征都是冒险。毕竟，财政再怎么样败坏，也不可能比五代更差，一但辽军南下，只怕反而是帮了南朝一把。
这一点，萧佑丹也清清楚楚。
但是，即使是萧佑丹与拖古烈乐观地预计益州会败坏到“不可收拾之境地”，却也不敢指望出现宋军不得不抽调十万精锐入蜀平叛的局面。
因此，说到底，机会不是没有，但是风险也同样很大。
是否能利用好南朝的这些内患，这些内患能够利用到何种程度，是萧佑丹需要带回辽国的烦恼。
但表面上的告别却是友好而伤感的。
萧佑丹再三致意，吹捧了一番赵顼在位期间的丰功伟绩，动情地表示辽国上下将为赵顼祈福，盼望他早日康望，继续宋辽兄弟之谊。
只是病魔缠身的赵顼却似乎承受不了过大的压力，竟然忍不住向萧佑丹询问起为太子择师之事，并且委婉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然而，“天下之议皆许之！”——这牢骚后面，也显示了皇帝的动摇。如果身边亲近的人都在说这两个人的好话，而赵顼自己其实也找不出他们多少毛病来，那即使是意志坚定的人，也难免会动摇。况且，皇帝心里也明白，是该让六哥出阁读书的时候了。
也许，皇帝在萧佑丹面前说这句话，在潜意识中，只是想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而萧佑丹也的确给了他这个台阶。他以一个辽国人的直率，告诉了赵顼白水潭学院在辽国的影响。辽国当今皇帝即位后，创办的第一所学院，便是以白水潭学院为榜样设立的，连教材都一模一样。辽国的贵族士人，无人不知桑充国的大名。
萧佑丹回国后，赵顼又抽暇再次一一询问了两府大臣与石越等重臣的意见，在无人明确反对的情况下，赵顼的态度终于出现大转变。
他下令以安车之礼征召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
这一天，距离景城郡公赵仲璲上表被斥，只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但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对此，桑充国与程颐的态度迥异。后者欣然接受了皇帝的任命，而桑充国，却委婉地写了一封长达数千言的谢表，拒绝了皇帝的征召！
整个汴京都处在猜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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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桑充国究竟是什么意思？”桑充国的拒绝，让皇帝也感觉非常的惊讶。他再一次望着那份措辞诚恳、谦卑，但语气却十分坚决的谢表，忍不住向王贤妃问道。
王贤妃轻轻地给赵顼加上一件薄薄的披风。殿中除了她以外，便只有几个亲近的内侍宫女，赵顼的发问不问可知是向她提出的，但她却只是笑着抿了抿嘴，并没有回答。她面前的男子，是这个伟大的帝国的最高主宰，而这个最高主宰正在重病之中——在这种时刻，能够经常接近他的人，往往便在无形中拥有了巨大的权力。自古以来，那些权力欲望强烈的后妃与内侍，往往便是利用这样的时刻，通过自己的手腕，建立起无上的权威。再怎么样英明的伟大人物，也始终只是人类，在其生命最后的阶段，尤其是被疾病缠身之时，他们总是会被削弱，有时候甚至会昏暗得让人不敢置信。
但是王贤妃却始终非常地谨慎，她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有利位置，谋求日后的地位的举动。她几乎从不干预政治，哪怕是涉及到她的祖国，亦是如此。
后宫的女人与内侍们，往往费尽心机，才能博得君主的宠信，在这过程中，一定会得罪许多的人，而当大树将倾之时，不甘于一生的投资就这么白白耗掉，利用最后的机会，为自己的未来谋求一条道路，也是人之常情。
毕竟，大概绝大多数能够在后宫中脱颖而出，受到皇帝赏识的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毫无才能，会甘心在皇帝后死再过平淡、不再受人重视，甚至被人报复的生活。
王贤妃并非是心地纯良得近乎天使的人，她也不缺少智慧与手腕。即使她的确爱着面前的这个男子，但她也不是没有想过为自己的儿子考虑。
但是她终究是什么也没有做。
她没有料到的是，因为这样，反而让她赢得了意料之外的东西。宫内的高太后，宫外的两府大臣，无一不在冷眼旁观着她的表现。这些皇帝以外最有权力的人物，自然不愿意在这个时刻，皇帝身边突然多出一个充满权力欲望的女人，这会成为本来就不稳定的政局中的一大变数。所幸地是，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做为补偿，原本在心里还存在猜忌的高太后与司马光等人，在心里的石头落下一半之后，倒也没有吝啬自己的好感。在王贤妃入宫以来第一次，高太后单独赐了她一幅亲笔画。
这几乎让王贤妃受宠若惊——她自进入这汴京的皇宫，行事不能不说不小心，处处讨好，事事忍让，好不容易才让向皇后与朱妃这两个最重要的后妃接纳自己，但是，在高太后那里，她是从来没有讨到过好的。想不到，多年想要得到的东西，竟在这个时候不经意地得到了。从此，她更加谨慎了。她知道如今宫里到处都是嫉妒自己的后妃，现时皇帝还在，自然也不用害怕，但是看着皇帝进食日少，身子销瘦得几乎不成人形，她心里也早就有了心理准备。到那时，宫里唯一能庇护自己的，便只有高太后了。
“桑充国不是那种出世的隐士……”赵顼似乎习惯了王贤妃的反应，又继续说道：“他是待价而沽？还是沽名钓誉？亦抑或是心怀怨怼？”
王贤妃愣了一下，方似玩笑地柔声道：“若是待价而沽，资善堂直讲这个价码可不低了。”桑充国到底与她还是沾亲带故的，皇帝三个猜测，都没安着好心，她不能不委婉地替桑充国开脱一下。
赵顼不由点点头，自失地一笑，道：“这倒是。”
“若是沽名钓誉，程颐一召而起，桑充国已经拒绝第三次了。便算是做样子，也做足了。”王贤妃又笑道，“听说桑、程二人一向交好，他若果真是沽名钓誉，可叫程颐的脸面往哪搁？二人弟子众多，将来白水潭岂不要内哄？”
这话引得赵顼又是失声笑了出来，他想想确是这么回事，桑充国就算装腔作势，做到第三次上，便是摆足了姿态了，所谓“过犹不及”，他若想和石越当年相提并论，那未免也过于不知好歹了。但看他这谢表写的，却是个极聪明的人。
却王贤妃又道：“只是心怀怨怼，臣妾却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了？按理这是不世之恩，感激还来不及的。”
赵顼笑了笑，看了王贤妃一眼，道：“你有所不知，桑充国十余年前便成名了，据说还与石越齐名，朕重用石越，但以往举荐桑充国的奏折，从未准过，甚至连正式的官职都不曾赐予。若说心里有点想法，亦是人之常情。”
王贤妃听到这里，暗里已是为桑充国捏了一把冷汗。皇帝这么说，分明是疑他怨望了。人的偏见是如此可怕，一但心里头有了成见，无论怎么做，都是动辄得咎。但她却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不露痕迹地替桑充国开脱了。
却听皇帝又淡淡说道：“朕本来也未必想让桑充国做这个资善堂直讲的，不过他既然拒绝了三次，这份谢表又写得如此文采飞扬，朕得想想看看他究竟能给六哥教些什么东西，竟可以令得天下之人如此称许，而他竟还不稀罕朕这个资善堂直讲？明日朕便再给他下一封诏书……”
“官家……”王贤妃听到皇帝语气不善，欲待再劝几句，却听赵顼摆了摆手，笑道：“今日见了王厚、慕容谦。当年朕还颇忧国家无将帅之材，如今却可以放心了……”说着话，又凝神看起奏折来。她默默望着赵顼的背影，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皇帝如此，这可绝不是什么长寿之道。她又瞥了一眼旁边的屏风，上面皇帝用朱笔写着的“桑充国”三字赫赫入目。她迟疑了一会，终于还是悄悄走出殿外，唤过一个心腹的内侍，低声嘱咐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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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都在揣测着，不知道桑充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善意的、恶意的，讽刺、流言，满城流传着，但身为当事人的桑充国，却恍如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一般。每天，白水潭，报社，稍有空闲，便构思他的新著《学校论》……在他看来，有很多事比“资善堂直讲”更重要。
例如学院的头号学术工程——编撰《博物全书》。白水潭格物院的学者们，提出了一个令人心潮澎湃的设想，他们要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物种、矿产，制作标本，进行细致的观察、分类；在先期大范围考察之后（见第一卷《十字》），学者们已经不再信任《山海经》与《博物志》，《水经注》、《地理初步》也不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准备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但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工程，桑充国与教授联席会议都没有想过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它的完成，但即便如此，没有朝廷的支持也是不可想象的，但到目前为止，只有《矿物卷》得到了一笔经费，数十名学者带着他们的学生、随从，已经离开白水潭学院，去往全国各地探险，寻找、记录各地的矿产。但其他几乎所有的门类，都没能得到一文钱的资助。原因很简单，官府虽然也需要各种木材，但是他们的要求还没达到需要细分树木种类的地步；军队也大量使用牲畜，但是无论是马、牛、骡、驴，还是信鸽与战犬，都是人工训养之物。他们不会为“无用之事”掏一文钱。唯有金、银、铜、铁、锡，才会令他们感兴趣。
与此同时，承担东南与海外卷的西湖学院与新兴起的金陵书院，却远比白水潭更有效率。这也是出于极现实的理由——根据法律，国内的一切矿产，都属于皇帝陛下本人（或者说属于国家，但这对商人们来说，毫无分别）。所以，在国内开采矿产，不仅较难得到许可，而且税赋极重、管制极多。但在海外却大不相同，曾经就出现过某人在海外某岛发现大量的硫磺而一夜暴富的传奇。若能发现金、银、铜矿，无论是巧取还是豪夺，其利润简直不可想象。为了得到预期的高额回报，商人们并不吝啬向西湖学院提供巨额资助，条件也很现实——西湖学院必须签订某种契约，保证受他们资助的勘探所发现的一切矿物，在最多十年之内，必须得到他们同意才能上报朝廷或者公之于众。而另一方面，海商们对植物的兴趣也很大，名贵的木材，还有制造海船需要的树木，在市场上都是稀缺而走俏的商品。
虽然东南这两所学校对他们是如何获得赞助的三缄其口，但是桑充国却不能没有忧患意识。东南是人文荟萃之地，而且农、工、商业都高度发达——而在中原与北方，却主要只有汴京与益州比较富裕。这两所学院的发展迅猛，也在意料当中。其中西湖学院自我标榜是石学的正宗嫡系，大有与白水潭一较高下之意。而金陵书院，因为在学术上倾向于王安石、吕惠卿的“新学”，得到了他岳父与吕惠卿的暗中支持，许多在学术上赞成“新学”或者政治上支持新党的学者云集其间，又有朝廷的或明或暗的照顾，几年之间便与所谓的“六大学院”并驾齐驱了。更让白水潭学院不满的是，朝廷一向禁止私自教授、学习天文星象之学，白水潭学院拥有全国闻名的天文学家，却始终未获准设置观星台。反倒是金陵书院，不仅被获准建筑观星台，而且翰林院司天台还派官员进驻金陵学院，极有可能成为在太学之外，第一家获准开设天文学的学院。
这一点意义极大，要知道，此时几乎所有的算术名家，其最终的志向，都在天文星象。假若金陵书院拔到先筹，格物院就很可能会面临人材大量流失的危机。
除此之外，桑充国在几个月前探望病中的前明理院院长程颢之时，大程向他提出过一个设想，建议在白水潭成立一个“契丹、西夏研究院”，专门研究有关辽国、西夏的一切事情，不仅可帮助国内的士大夫更深刻全面地了解两北长期的敌人，其长期目标，更是力图寻求一种全面解决两北边患的方案。程颢一针见血的指出，即使汉唐强盛之时，北边的边患也始终存在，而武力征服的方法，也始终不能长久，北边胡人所以能为患一千余年，全在于中原在兴盛之时，便自高自大，盲目轻视胡人，士大夫偏见极深，缺少对胡人的了解，肉食者没有真正消除隐患的良策，偶有善策，亦无法持久，一旦中原衰落，便易被胡人趁虚而入。而今大宋有中兴之势，刚刚恢复灵夏，上至士大夫，下至市井小民，便开始自高自大，将来即使北伐收复幽蓟，若不能居安思危，知己知彼，亦难免重蹈覆辙。
五十多岁的大程因种种事务，操劳过度，眼见活得过今年，也未必活得过明年。桑充国早就下定决心要让程颢亲眼看到这事成功，但事涉契丹、西夏，国子监接到申请，便拖了半年，然后回复要上报政事堂，便没了下文。为了促成此事，桑充国已是心力交瘁。
他并非没有虚荣感，并非对“资善堂直讲”的职位毫不动心——对所有的儒生来说，这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是人总是在不同的诱惑间做选择的。他知道自己无法兼得鱼与熊掌，因此冷静地按照自己的能力做出了选择。
但是，人并非总能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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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急急忙忙赶来传话的金兰后，王昉终于坐不住了。金兰的传话非常委婉，近似于一种暗示，但是异常敏感的王昉马上意识到了其中的危险。她再三犹豫之后，终于走进了桑充国的书房。
“桑郎。”王昉极少这么直接干预桑充国的决定，虽然她内心是非常渴望桑充国出任资善堂直讲的——她毕竟是宰相的女儿，这是一个能让她从心底里感到荣耀，并且有可能在将来发挥巨大影响的职位。但在桑充国真正决定拒绝之后，她也保持了沉默。她不想让自己的丈夫有一种误会，以为她需要他获得一官半职。当她开口的时候，她依然有几分迟疑。
“娘子有事么？”桑充国搁下了手中的毛笔，他正在给国子监的祭酒写信。
“嗯。”王昉微微点头，轻声道：“朝廷可能再次征召桑郎……”
桑充国笑着摇了摇头，“是讹传吧。”他还没把自己看得那么了不起。
王昉默然摇头，神色严肃。
桑充国也感觉到了她神情的异常，笑容僵在了脸上，又反问了一句：“是真的？”
“嗯。”王昉郑重地点了点头。
桑充国不自觉地站起身来，与王昉这么多年的夫妻，他们彼此早已熟知对方的脾气，王昉如此郑重其事来找自己说这件事，那么这件事不仅是真的，而且只怕也不会是什么好消息。果然，便听王昉轻声道：“这次征召，桑郎万不可再拒绝。”
桑充国没有询问原因，只是背着手默默地踱着步。
夫妻二人沉默了好久，桑充国才似自言自语地低声说道：“你知道我的性子其实不适合当官的。”
“只是给太子当老师，算是经筵官。”王昉劝道。
“都一样。”桑充国涩声笑起来，“那里和白水潭可不一样。自古伴君如伴虎，资善堂直讲，也不是个好差遣。”
“桑郎这么大的学校都管得过来，我相信你。”王昉柔声道。
桑充国感激地看了她一眼，低声道：“我原只想做个白衣御史，想不到这点心愿都不能满足。”他缓缓走到王昉身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膀，自嘲地笑道：“太子师，人人羡慕，我却避之惟恐不急。不晓得多少人要骂我假清高罢。”
“别人要怎么想，可理会不过来。”
“我也是这么想法。”桑充国笑道：“其实我不过是有自知之明罢了。当官这码事，子明做得，我却未必做得。只怕碰个头破血流，也未可知。但只怕也不能拒绝了……”他回头看了一眼书桌上的书信，“到时候，只怕写再多的信，也无济于事。”
“从长远来看，是有好处的。”王昉抬头注视着桑充国，低声道：“桑郎要想扩大白水潭的影响力，要想提高识字率，这是天赐良机。把希望寄托在十年之后……”
“不过我还是舍不得。”
“舍不得？”王昉奇怪地望着桑充国。
桑充国看着她的眼睛，淡淡笑道：“无论是白水潭学院的山长，还是《汴京新闻》的社长，都不应当有官职在身。尤其是报社之职，否则我当年所说，便成天下之笑柄。”
王昉呆住了。
“若然要做资善堂直讲，我便理当要辞掉学院、报社之职务。”桑充国无限眷恋地说道。说罢，他忽然笑了笑，道：“我当山长的确太久了，或许也该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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