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相寺感慈塔上的短暂交谈，没能带给石越什么积极的信号。反倒是小皇帝亲临吊祭王安石的事情，迅速的在汴京传开了。这虽然并不出乎石越的预料，而且他也料定这会大大鼓舞新党机器支持者的士气，但他原本是认为新党带来的切实烦恼,至少要等到高太后去世，小皇帝亲政那一天。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虽然高太后刻意低调的处理小皇帝亲临吊丧之事，论战却率先在汴京的一家叫《天下纸》上开始后，并且迅速的蔓延到《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等大报。

　　自熙宁以来，虽然汴京一直是『汴京新闻』独大，但也不断有其他的报纸出现，倒闭，少有能坚持下来的。但情况渐渐发生改变，慢慢的，从各州县陆陆续续出现的小报纸中，汴京的办报人们吸取了经验，他们发现，经营一家报纸，如果不去幻想做成《汴京新闻那样的规模的话，就会变的非常容易，而且非常有利可图。

　　成本是简单的。一份小报，以每期三至四万字计算，每份报纸在纸张上的成本还不到两文钱而印刷费用也极其低廉，选择雕版印刷，每期不过一贯，若交给活字印书坊，每期只要八百文。每份这样的报纸定价六文，由送报者送到订户手中，每份要给送报者一文钱，交给卖报者也是一样。只要能够保证一千份的订户，每期就有五贯的收入，除去三贯的成本，每期的利润有两贯。以五日刊一期计算，每月能刊发六期，则每个月的利润在十二贯。通常这样的报纸最多只会雇佣一个人，每月俸钱不超过三贯。

　　绍圣年间，就算在汴京，每个月九贯的收入，即使需要养活五口之家，也可以达到中等人家的水平了。更何况，实际收入比这多得多。

　　于是，绍圣以来，在汴京站稳脚跟并且活得有滋有味的小报纸越来越多。

　　这家《天下纸》就是其中之一。它始创于绍圣二年，五日一刊，发行量极小，从未超过2千份，但是读者稳固，以订阅读者为主，竟也从未跌下去一千份。因此，在汴京，尽管许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这家报纸，但它却也生存了五六年。

　　这家报纸只有两名固定成员，主笔叫卢之翰，是福建人，他的副手叫安原，是河北真定人。两人因为累试不中，遂办了这份报纸，在汴京某个生计。但『天下纸』原本并不关心政治，他每期报纸只有永恒不变的三个内容：其一，对汴京外城南城地区某个家庭的采访，内容不外于教子有方，贞洁烈女之类；其二，汴京外城南城地区之讣告，以及任何家庭之喜庆之事———这是需要收费的，这一类的服务，无论你花多少钱，《汴京新闻》之类的大报也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汴京市民的确有一种虚荣，他们愿意花上百十文钱，在某家报纸上登上《某某坊某府某子喜中进士……》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似乎也没有报纸读者会介意这些，相反，许多人很喜欢这些东西；其三，关于天下各地的奇趣之事，尤其是南海诸候的———《天下纸》的读者们特别关心这些赵氏子孙在海外的命运。

　　此外，《天下纸》还有个小栏目，就是读者投书，内容是读者对前一期报纸内容之评论。这样的内容能够增加订户的参与感，并且可以有效的减少卢之瀚与安原的工作量———虽然经常必须有他们自己揣测读者的心思，编造读者投书。这是一个比较的伎俩，根据卢之瀚与安原的经验，有时候刻意挑起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对于报纸的销量有显著的好处。

　　绍圣七年正月三十日，《天下纸》照例刊登了两篇《读者投书》，这两篇《读者投书》没有评论上一期报纸之内容，而是对于刚刚去逝的王安石一生的功绩进行了评论，一篇批评，一篇维护。但是批评的那篇文章用词非常刻薄，不仅对王安石的政绩极尽讥讽之能事，而且还恶毒的批评了太常寺谥王安石为“文”之事，讥笑王安石“文则文矣，然生平好谏诤，当加一献字”才能称得上『“者之尽也”。

　　连卢之瀚，安原也没有想到，这一篇骂王安石的《投书》，得到了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当期的一千五百份全部售罄，一天之内，他们前所未有的收到了近五十封真正的读者投书，而且大多是帮着痛骂王安石的。

　　二人欣喜若狂，于是决定连夜赶出一期增刊，除了尽量公正的介绍王安石的一生外———这当然只是为了避免麻烦———然后更是精挑细选了十封读者投书刊登。二月二日，他们如愿以偿的卖出了印发的全部一千份增刊。

　　同时，他们还明智的宣布，《天下纸》对任何话题的讨论都保持适可而止的态度，因此，他们从下一期开始，就不再接受这个话题的投书。就这样，他们成功的多赚了两贯钱的利润，然后全身而退。

　　但这件事却让王安石的支持者怒火中烧，无法就此罢休————毕竟《天下纸》也是一份报纸。而想骂王安石的人看见王安石死后被极哀荣，心中的不平也不是这么容易就消除的。

　　很快就有另外的小报抱着各种动机参与进来，接过了《天下纸》未完的争论。到了二月五日，就终于演变成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领头的两个阵营的大骂战。

　　朝堂上的旧党与新党还未决裂，但在野，两派的支持者已经迫不及待的撕破了脸皮。而这次的裂痕，连石越也不知道要如何弥合。因为新党已经没有了首领，他们一盘散沙，却因为相信皇帝站在自己的这边，而信心百倍，无所畏惧。更加头痛的是，他们论战的范围越来越大。

　　石越本能的察觉到，唐康带回来的辽主同意另立新约的许诺的真相，终究会被泄露出去。到时候，现在还只是隐隐约约的指责，就难免会变成喷泄而出的怒火！而另一方面，朝中旧党对这场论战的漠视态度，也让石越担心。旧党中主张禁绝报纸的声音从未停止，如果司马光收到影响，打算干点激烈出格的事情，那就将是石越不得不和司马光摊牌的时刻。

　　石越祈祷着不要出现那样的情形。因为如果是那样，就是前功尽弃。

　　石越心里很清楚，用所谓的“石党”来取代新党或者旧党，并不是成功。真正的成功，是要让新党与旧党学会，接受妥协与共存。他曾经以为自己成功了，而且看起来也似乎是成功了。但现在他才知道，这件事情比任何一件事都难，当他们互相妥协与共存时，那种状态看起来总是那么的脆弱。相比而言，“汉贼不两立”的处世之道可就容易多了。

　　难道，他所希望的成功，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说起来真是奇怪，这个文明按理说是最应该懂得这些的——他们的文化图腾难道不是那个阴阳太极图么？宋儒难道不应该极重视“中庸”么？但为什么在政治上，反而充满了非百计黑，非友即敌，非君子即小人这样的激烈的线性思维，要改变起来竟然是如此难之又难？！

　　这种文化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让石越如此的迷惘。

　　他曾经因为王安石的终于愿意妥协而振奋不已，但王安石一死，他有悲观起来，仿佛自己一无所成。他只能尽力安慰自己，旧党未必会让他失望，他至少还可以信任范纯仁。他的眼睛应该看到全局，不能被一部分顽固的旧党所影响。石越要烦恼的还远不止这场报纸上的大骂战。

　　二月五日的早晨，两府收到了两份从辽国送回来的报告。一份是宋朝君臣期盼已久的朴彦成的奏折，这封奏折说辽主已经同意前约立即废止，但新约仍有细节没有敲定，辽主已令韩拖古烈亲自与他谈判，一旦谈妥，则可择期签署，在雄州边界交换誓书。这看起来是个好消息——但除此以外，朴彦成又提到，辽国现在实际主政的，是耶律信与萧岚。北枢密使萧禧长期告病，辽国有流言说他很快要出任上京留守。朴彦成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耶律信深得辽主宠信，而他对大宋态度强硬，以后辽宋关系将难免出现摩擦。

　　另一份报告是职方馆河北房送回的例行报告。河北房通过阻卜的亲善部落，探明去年十二月，契丹从阻卜各部征调了大量的马匹，现已不知这些马匹被送往何处。此外还探明，一月下旬，辽国东京道有五千左右的渤海军不知被调往何处。

　　这两份报告让石越心头更加沉重。

　　连石越自己都必须承认，契丹的军事调动，很可能只是寻常的行动，这样的报告以前他也看过。而朴彦成的奏折，基本上也是报告好消息。

　　石越手里还有另一份报告，一份稍显过日的《海事商报》，上面刊登了一条消息——日本国硫磺价格持续上涨，价格超过了南海各国的硫磺价格。这在几年前也许不奇怪，因为南海诸候与高丽国装备火药武器，需要制造大量的火药，而南海各国的硫磺开采有刚刚开始。但在绍圣六年以后，当南海各国已经能向大宋出口硫磺之后，日本的硫磺价格还在上涨，摆明了又有一个大买家加入了进去。

　　石越绝对不相信辽国买进这么多的硫磺只是为了造鞭炮。

　　然而，这些蛛丝马迹同样也是不足以说服司马光的。所谓的辽人将要南侵，对于司马光，便如狼来了一般，他一生之中，尽力过不知多少次，以往每次宋辽两国的国力对比都不如现在来的乐观，过去辽国国力稍强时都没成真的事，在如今大宋国力稍强时如何会发生？尤其是几年前辽国都没有南犯，更加坚定了司马光的这种信心。除非有确实的证据，否则，司马光一定会将此视为大惊小怪，或者干脆是某些人企图生事的阴谋。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办法。但是石越并不想用那个方法。只要他足够坚持，不管司马光愿不愿意，石越能够让国家进入战前状态。但他不像冒这个政治风险。特别现在是一个敏感的时期，如果他表现出与司马光过于明显的分歧，一定会被人利用。况且，他还有别的更加温和的牌可以打，只不过他有点拿不准能否成功。

　　他也许可以找一个人帮忙。这六七年来，一直小心谨慎，低调行事的清河郡主，在高太后面前有巨大的影响力。高太后不会容忍一个上官婉儿，但是清河郡主生性谦退恬淡，平素从不主动发表意见，偶尔高太后见询，却常一语中的，这么着跟了高太后六七年，石越知道，高太后实际上已经越来越重视他的意见，许多的决策都会咨询他。

　　而石越与清河郡主的关系非常密切——两家过往的交谊不说，清河郡主的独子狄环订下的亲事，便是石起的第三女。原本清河是想让石蕤嫁入他狄家，是议婚之时，卜吉祷签，皆不如意，只能作罢。除此以外，清河的父亲赵仲全与绍圣十年封建于歧国，石越也是极尽礼遇。

　　自绍圣二年春诸路旱灾，同年冬京师雪灾，三年秋京西路，陕西路大旱，四年春又有小规模的旱灾……连续三年的灾害频发，虽然不是全国范围的大灾害，而且宋廷也竭力救济，但仍然免不了出现大量流离失所的灾民。其时还处在恢复期的宋廷，一方面为了避免出现大乱子，一方面为了支持南海诸候，于是派遣官吏在发生灾害的地区招募流民出海，三年之内，先后总计赏赐给南海诸候近十万人口。但这自然不是公平分配的，其中雍国与曹国因为最亲贵，各得到两万人，邺国也分配到了一万人。但是，绍圣四年才就封的歧国，在石越的有意关照下，竟也得到了近两万人——也就是说，石越把当时还在杭州，广州等港口停留的灾民，几乎一股脑全部给了赵仲全带到了他的封国。

　　绍圣五年，因为歧国公传回水土不服染病的消息，石越又向高太后请旨，从翰林院挑选了十名医官，整整装了两船的医书，草药，赏赐给了歧国。又因传言歧国所在的婆罗洲有食人蛮夷，同年，石越又以此为借口，赐给同一年封建，同在婆罗洲的歧国，洋国，英国各一个指挥的东南禁军，以及足够装备千人的武器盔甲。

　　石越甚至还暗中差使唐家协助赵仲全，仅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筑起了一座坚固的东歧城。

　　若以立国形式而言，南海诸候中，再也没有比歧国公赵仲全来的更加轻松的了。

　　石越与赵仲全没有什么交情，他如此关照，清河郡主自然也是心中有数的。与石蕤的婚事不协，她仍然坚持联姻石家，便已经是一种投桃报李之举。

　　如果请清河郡主在这件事上设法说服高太后，清河郡主一定不会拒绝。但是，如果让人知道是他石越请清河代为游说，那么对他和清河，都会是灭顶之灾。只不过这种风险是很小的，石越深知清河郡主是极聪明的人。

　　让石越犹豫的是，清河虽然对高太后很有影响力，但却不是一定能说服高太后。他拿不准成功的几率有多大，若是不够大，他觉得轻易不该找清河帮忙。

　　就在石越还在为是不是要找清河帮忙而犹豫不定的时候，唐康也在心事重重。他在太皇太后面前力陈辽人即将南侵，接过出了换回石越的一顿臭骂以外，竟然是什么作用也没有。他喵了一眼书架上的历书，今日已是二月十日!

　　绍圣以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汴京的天气一年比一年冷，绍圣二年的冬天，汴京竟然整整下了一个月的雪，黄河冰冻，载满了粮食的牛车也能通行无阻。此后几年，虽然没有那样的暴雪成灾，但是如今已是二月，已经算是春天，但一大早起来，唐康就能感觉一股寒流直钻进脖子里。

　　这日仍是旬休，不用上朝，也不用去枢密院当班。唐康自出师辽国回来后，恰巧又赶上王安石去世，忙了一通，他又因为被石越训斥，自己的主张又不被朝廷采纳，心中不快，因此这一阵都是闭门谢客，每日自枢密院回来，便只是在书房读书。

　　今日文氏因许了几个孩子去动物园，早早便出了门。金兰因为是逢十——太皇太后特别恩许，凡是假日，特许金兰进宫陪王贤妃说说话。大宋法令，逢十旬休，因此金兰一大早便进宫去了。唐康在家读了一会儿书，心里翻来覆去的却只是念着辽人要南犯的事，也没什么心思。他性子如此，当日石越与他说的，不论有理没理，反正他也没如何往心里去。毕竟，不管石越高兴不高兴，他也承认了辽主是很可能要南犯的。对于唐康来说，知道这个就够了。况且，石越所说的，也许有理，但唐康觉得，总归是保守了一点——以今日之形势而言，如若真的恢复了幽蓟故地，大宋控制着云州，幽州，管他契丹南下不南下，哪用的着这么风声鹤唳。

　　想着这些烦心之事，唐康便觉索然，干脆把书给丢了。无论如何要想个办法。唐康在心里想道。司马君实不愿意面对现实，那就逼他面对现实。

　　他一面心理谋划着，一面随手翻弄着摆在书桌上的一对名刺，札子，这都是这十多日收到的，迟早都要一一回访。其中有几分名帖放在显眼处，这些都是金兰替他打理的——自从唐康回京任职后，他们夫妻关系好了许多，虽然他心里仍有芥蒂，但是有金兰替他打理这些事情，唐康心里也知道，他找不到第二个人能比金兰处理的更好如这些名帖，即是放在显眼处的，那必是金兰认为重要的。

　　他一张张拿起来看，摆在最上面的，是武成候杨士芳与信阳侯田武烈送来的札子。那是上次他们访唐康不遇，唐康着人送了封札子去谢罪，这是二人的回书，约唐康在方便时小聚的。他知道杨士芳的心思，笑着摇了摇头，将札子丢到一边，拿起了第二封。

　　第二封却是永丰张叔夜的名刺。唐康看到这个名字，不由愣了一下。这些天来，这个张叔夜的名字他已经听了不过十次了，举荐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来枢密院替他说项的人不计其数，甚至密院内部也有不少人称赞他。唐康虽然知道他的背景，却原也不以为意，但金兰将他的名刺方在这显眼指出，看来又是个麻烦人，这张家的故旧，一定比他想象的还要多，还要重要。

　　既然如此，将这个叫张叔夜的家伙调到广信军去做通判好了。辽人如果南下，十之**要过遂城，不是将门之后么？那就看看他有没有他祖上的本领。不过，唐康也只能想想而已。他既决定不了一个六品官的任用，而且也知道这个张叔夜想要的，是枢密院某房的同知事，或者是兵部的员外郎这样的职位。

　　他哼了一声，将这名帖扔进废纸篓里，又翻了几张名刺札子，却都是些没意思的人和事，心中所谋之事，更无半点头绪，他心间烦恼，不由站起身来，大喝一声“来人！”

　　一个门外伺候的亲随连忙跑了进来，欠身问道：“官人有何吩咐？”

　　“备马，去杭州正店。”

　　“是。”那亲随忙哈着腰答应了，退出去准备。

　　这杭州正店，坐落与熙宁蕃坊惠民河畔。店主不是旁人，姓楚，名沅——真是楚云儿当年的侍婢啊沅，这楚姓，乃是她为纪念故主而改姓。她在楚云儿时候不久，负气出逃，饱经沧桑，后来被陈元凤偶遇，先是送至现任太府寺丞的李敦敏府上安置了一年多，后来才禀明石越。石越虽然对此大喜过望，但是他知道阿沅的性情，深悔当年之粗暴，因阿沅既不想回石府，又不愿嫁人——以她的身份经历，即使有石越作伐，也是嫁不了什么好人家，除非她愿意当妾——因此，干脆便顺了她的意，在熙宁蕃坊觅了好处地方，重金买下，送给她，开了这么家杭州正店。所有这些，石越怕惹弹劾，不便出面，且阿沅也不愿意领石越的情，故全是唐康与李敦敏经手办的。

　　这阿沅虽尽力很多苦楚，对旁人性子似改了不少，但对石府，却仍旧如初，甚至是有更多的怨气。她回到了汴京，与石府并不太亲近，唯独只与唐康说的上话，只是唐府的两位夫人，都是名门出身，去比不得石府的桑梓儿出身较低，能折节下交——二人虽说对人和气，但那种“和气”，是骨子里高高在上的“和气”若真让他们与阿沅这等侍婢出身的女子来往，那却是万万不可能的事，二人便是与阿沅多说的一句话，都似乎时候玷污了自己一般。因此，阿沅也几乎从不去唐府，反倒是将住了一年多的李敦敏家当成自己的娘家一般。

　　但唐康却会经常主动来这杭州正店，尽管阿沅也不如何对他假以辞色。

　　在唐康的心里，少有什么儿女之情。但不知为何，对这个阿沅，唐康却似乎怀抱着一种愧疚，同情，也许还有他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的……无论如何，当年楚云儿之事，唐康知道自己是有责任的。而这个女孩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一手改变的——原本，她应该与她那美丽的主人一道，在杭州过着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除了这些愧疚，这家杭州正店，也是唐康很喜欢的地方。

　　这家店店如其名，店里的侍女，小二，茶博士，都是杭州人，说的都是带着杭州口音的官话——杭州可以说是唐康的第二故乡，如今甚至可以说是第一故乡，因为他的父母兄弟，大多定居与杭州。来到这里，让唐康有一种回到故乡的亲切感。

　　而阿沅虽然对他爱理不理，但反而更让他觉得舒服自在。礼貌周到，有时让人舒服，但有时候其实一种距离，把人隔的远远的。唐康觉得自己也许是有点贱骨头，但是，他的确觉得这里更像是家。

　　因此，这几年间，逢有大喜大悲，或者是稍有闲暇，他都会来杭州正店。不仅仅是他，这里也是许多新党，石党官员爱来的地方，并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家店子的女主人与石越的渊源，很多人是因为李敦敏来的——李敦敏经常带着同僚前来聚会，而大凡有过东南为官经历的人，来过之后，都会喜欢上这里。

　　唐康在店门前下了马后，马上又店里的马夫来牵马照料。他是熟客了，进了店，一个小厮马上笑着迎他上了楼。他比不得李敦敏的待遇，杭州正店留了一间雅静的小院子给李敦敏，留给唐康的，却只有主楼楼上的一个清净座位。他也不挑剔，由着小厮上了茶水果子点心，一面端起杯子，喝了口茶，笑道：“这几日可曾见着李大人？”

　　“李大人却不曾见。”那小厮摇摇头，一面麻利的摆放点心，一面笑着回答：“倒是范都司来过几回。”

　　“哦？”唐康心不在焉的应了一声，“他倒是会偷闲。”

　　小厮口中的“范都司”，自是指范翔，他现任尚书省右司员外郎，故有此称。尚书省右司掌尚书省兵，刑，工等诸房文书，凡是尚书省与兵，刑，工等部寺来往之文书，都要经过尚书省右司，并有纠察职责，可以说品秩虽低，职权甚重。但唐康却也没太放心上，他与范翔虽然很熟，而且关系还算不错，可到底却是范翔与他亲近的多，他与范翔亲近的少。

　　那小厮哪知这些，见唐康有兴趣，又笑道：“是啊，范都司可比都承闲多了，都承都有多少日子没来了，范都司前日晚上，还与阳信侯一道来喝酒呢。”

　　他说这，忽然伸头探出窗外，往楼下看了一眼，缩回头便笑道：“都承，瞧瞧，说曹操曹操就到。”

　　“嗯？”唐康一惊，不觉到：“阳信侯来了?”一面说着，一面也探头朝楼下望去——来的却不是田武烈，而是范翔和潘照临，小厮还在絮絮叨叨所到：“那位官人却是面生，想是生客……”唐康已连忙起身，一面吩咐：“休要聒噪，快，找间雅静的小院。”说着话，已经大步下楼去了。

　　『1』注：若以家产而论，据学者研究，真实之历史上，北宋中期汴京十万贯家产者比比皆是，家产至少要有一万贯，才算“小康。

　　在整个北方地区，当时中户之家产大约是城镇居民千贯左右，农村居民两千贯左右。